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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林乾:曾國藩家教之法

【編者按】

近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專家林乾做客北大博雅講壇、新華大講堂,圍繞曾國藩家訓中有關“勸學”的方法,為我們分享了曾國藩指導子女讀書的“看讀寫作”等多個面向,對今天具有頗多啟示。以下講座內容摘編自現場錄音整理稿,經主辦方以及林乾教授本人校核並授權發布。

林乾教授在講座現場

早年毛澤東在他的《講堂錄》裡提出:“幾千年中國歷史中,辦事兼傳教之人,只有兩位,一位是宋朝的范仲淹,一位是清朝的曾國藩。”曾國藩踐行儒家“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的思想理念,一生以克己為體,嚴於治家,無論是對待自己的家人,包括幾個弟弟和子女,還是對待自己的官長和同僚,特別是他所供職的清朝政府,都極盡心力。他的家書多達1500多封,一百餘萬言。每一封家書,都婉言勸善,用心良苦。其中一部分提升為曾門家訓,世代相守,他的後代也人才濟濟。“勸學”是曾國藩家書中最為重要乃至核心的部分。

曾國藩的讀書之法

曾國藩的讀書之法可以概括為四個字:“速、熟、恆、思”。“速”就是博覽群書,“熟”就是背誦經典,“恆”就是堅持不懈,“思”就是要有個人見解。後來,他把曾家的男子必須作的功課,概括為“看、讀、寫、作“四個字,提出只要是曾家子弟,斷斷不能缺了這四個字。互聯網時代對學校教育提出了很多挑戰。我至今仍然認為,真正讀進去的書,一定要經過曾國藩所說的“三到”,即眼到、手到、心到,通過自己的閱讀,把重要的段落、語句,抄寫下來,記憶就會非常深刻。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抄》,就是讀書後抄寫、編輯而成。他所說的“讀”,就是“誦讀”,對經典、名篇,不但要熟練地誦讀,還要背誦,特別要在誦讀的過程中,體會古人文章的精義,像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的名篇,不涵詠、誦讀,就無法體會文章的意境。只有在廣泛閱讀、對名篇的精讀的基礎上,才會有古人所說的“出口成章”、“下筆如有神”,進而到達“作”即寫作的層面。

曾國藩說:人生是一個“常”字,因而“恆”對勸學讀書,極為重要。普通人大多有懶惰的心理,厭倦的時候,不耐煩的時光。曾國藩的小兒子曾紀鴻有一段時光,不願意讀書。曾國藩沒有逼,更沒有勉強,而是針對兒童的心理,給曾紀鴻放了一個月的假,讓他痛痛快快地玩耍,讓他玩耍到了“厭煩”,有強烈讀書欲望的時候,因勢利導,讓他回到書本,回到課堂。這是他在教育中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中國傳統的教育,兼顧科舉考試與文化素養多個方面。而通常的做法都是以經史為軸心。張居正在培養萬歷小皇帝時,上午基本學的都是經學,即儒家的經典教義,到清朝為十三經做注疏,就是便於理解經義。下午讀的基本都是史書,也是印證歷史興衰的過程。自宋朝以後,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鑒》,成為歷史教育特別是帝王必讀的“教科書”。

曾國藩強調讀書要經世致用。他在給弟弟、兒子寫的家書中,反覆強調讀書立志,要“志大人之學”,即不為己寒己饑而憂,而要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追求的不是個人、家族的發達,而是要培養一代代有家國情懷的人。在曾國藩五兄弟中,曾國荃資質最高,曾國藩在翰林院時,收入微薄,還是把曾國荃接到京城,親自課讀,一篇文章要他讀五十遍,並以蜀漢馬良相期許。後來曾國荃位至封疆大吏,他多次寫信告誡這位“沅弟”:精力雖有八分,卻可用到十分,權勢雖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每天晚上歷數為國家勞心的事情做了幾件,勞力的事情又做了幾件。

按照孔夫子所說的,“十五而至於學,三十而立”,曾國藩由於家庭等原因,治學的時間顯然較晚,讀他的早年日記,他對“三十而立”充滿自責和惶恐,他加入由倭仁主持的“修身俱樂部”,每天都在批評自己:今天做了什麽,哪些地方沒有做好,明天又該怎麽做,真正下苦工夫不斷改正自己的缺點來完善自己。曾國藩後來做了高官,擔任兩江總督,興辦洋務,每天有大量的公務需要處理,但他每天都要“舟次不廢學”,讀幾卷詩書。桐城的方宗誠頗為不解,曾國藩回答說:我身在名利場,如果不讀幾卷聖賢書,理不能明,心不能養,何以知人,何以應事,古往今來大人物,中途栽了大跟頭,都是不學之過啊!後來家屬來到身邊,在安慶、金陵、保定,每天晚上做的最多的,就是燈下課子讀書。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是夜與紀澤論為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詠,而不妄加評隙,斯可矣。(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曾國藩長子曾紀澤的日記中,留下非常多的庭前聞訓,隨大人課讀的記載。曾國藩把儒家的主要經典,整部講解。據曾紀澤日記:“自(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二更後聽大人講孟子,每日如此。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大人忽患艱於言語之病,侍奉良久。”此時距離曾國藩去世僅有一年,曾紀澤每夜陪著自己風燭殘年的老父親,聽他講孟子。因為曾家的家運漸漸不順了,曾國藩擔心家道衰落,為長子講解孟子,就是要養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氣。

曾氏不是長壽家族,他的小兒子曾紀鴻34歲就去世了。曾紀鴻是非常有名的數學家,他翻譯了歐洲經典的數學研究著作。在他與長兄曾紀澤的“青蔥歲月”,曾國藩為他們請外國人教習英文。曾國藩浸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但他不固守傳統,又與時俱進的把西學納入子女教育中來。曾紀鴻雖英年早逝,但他有四子,他的妻子郭筠是曾國藩的同年進士郭沛霖的女兒,曾國藩早年在京城寫的家書中,稱讚郭家“家教勤儉可風”,曾紀鴻一家隨侍父親後,曾國藩指導兒媳婦郭筠讀了幾部大部頭的書,包括《十三經注疏》《禦批通鑒》。一個老公公指導兒媳婦讀書,即便今天都不可思議,曾家確在郭筠這裡光大門戶。

《百年家族的秘密:林乾講曾國藩家訓》

曾國藩讀書治學有兩個字最為重要,一個是“專”,一個是“耐”。他提出,藝多不養身,人只有做到專,才有可能成為某個方面的專家,如果“龐雜”,什麽都懂,就會什麽都不懂。他還引用荀子“梧鼠五技而窮”的典故,說明人如果要有成就,讀經要專守一經,讀史要專熟一代。立志成為古文大家,也必須專門在一家上下功夫。要學王安石的文風,必須看熟、背誦臨川文集。如果兼營多物,肯定是“四不像”。所謂“耐”字訣,就是讀經書、讀經典跟讀史不一樣,一開始會覺得索然無味,但這些書籍卻是經過了中國幾千年的錘煉,因此一定要讀透,一句不通,不看下一句,今天不通,明天再看,今年不通,明年再讀。錢穆先生說他就是受到曾國藩的專字訣和耐字訣,才走上治學之道有成就的。清朝康熙教育皇子讀書,都是每書讀到120遍。

曾國藩為子女們開的書單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積澱太多,所以擇書非常重要。曾國藩提出一個人做事、讀書、治學,先要擇善而從,然後是“守約”。這裡都涉及擇書。他特別重視從文化的源頭上擇書。曾國藩謙遜地說,他終其一生,有的書還沒有讀透。

“我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可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鑒》、《文選》及姚惜抱(姚鼐)所選《古文辭類纂》,自編《經史百家雜抄》。早歲篤志為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穿精通,略作劄記,仿顧炎武、王念孫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與紀澤

四書五經,最遲從宋朝起,是傳統士大夫知識架構中的主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符合儒家的義理,所以從兒童啟蒙後,幾乎相伴終生。這跟我們今天學校的教育有很大不同。除四書五經外,曾國藩最推崇的還有《史記》,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史書中難以超越的里程碑,因為《史記》不是官方史學,寫得又惟妙惟肖,現在中學的課本,採用了史記的不少名篇。諸子百家中曾國藩最推崇的是莊子。莊子有一種灑脫的氣質,明朝張居正告病假居鄉六年,看的最多的就是莊子。一個人心靈無法安放,最應讀的就是莊子。曾國藩還特別推崇“韓文”——韓愈的文章。他在家書和日記中,至少幾十次談到韓愈的文章。韓愈是唐朝古文運動的先驅,八大家之首,有“百代文宗”之盛譽,他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曾國藩對曾紀澤詳細解釋曾家男子的“看、讀、寫、作”四字必修課:

“看指你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愈文、近思錄之類書。讀是指像四書、詩經、書經、易經、左傳等經書和《昭明文選》、李白、杜甫、韓愈、蘇軾詩作,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文章等,如果不高聲朗讀,就無法體會到它們雄偉氣概,如果不細心、認真地低聲詠吟,就不能探究到它們深遠意韻。譬如兵家戰爭,看書就像是將帥攻城略地,開拓疆土;讀書就像是將帥壁壘森嚴、固若金湯,得到土地便能保守住。看書與子夏所說的“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缺一不可。”——與紀澤

古代讀書與我們現在不同。互聯網時代衝擊我們的閱讀習慣,現在閱讀大多沒有做筆記的習慣,但曾國藩強調,看的時候一定要做劄記,要筆筆劃劃,核心的還要抄下來,博覽群書、由博到專;其次,曾國藩特別強調誦讀,一定要出聲,把文章的靈魂、韻律讀出來,像李白、杜甫的詩,你不高聲朗讀,就無法體會那種雄偉的狀態。

他又解釋“寫、作”二字:“餘生平因作字(寫)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彌不肯為矣。”——諭紀澤(鹹豐八年)

看、讀之後最為重要的是“寫”和“作”。“寫“就是”書寫“。唐代公務人員進入職場,要經過“身、言、書、判”之類考試,可見書寫的重要性。曾國藩的“寫”主要是指書法,要臨摹很多大家,寫的熟練,才能提升速度。最後是“作”,是指“寫作”,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書讀多了才有了寫作的資本。許多文章失之於空泛,就是沒有“看”、“讀”的基礎。對於寫作,曾國藩強調不能只會一種體裁,而是文章的各種體裁都要熟練,但有一種體裁,你是最精通的。他談的是一種綜合性的寫作。曾國藩鼓勵他的兒子“少年不可怕醜”,少年人有些狂妄,應該肯定。

曾國藩還提出,年輕人的文字,應該蓬勃向上。他說:

“少年文字,總貴天氣崢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皆有最盛之氣勢。”——諭紀澤、紀鴻(同治四年)

他在家訓中強調,年輕人做文章,最重要的不在於熟練,不在於字句用語,而在於天氣崢嶸、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意氣風發。他列出了長長的“蓬勃之氣”的篇目。他給青年人打氣,告誡不要看《紅樓夢》《三國演義》,如果人在年輕的時候就變得世故圓滑,後來的成就就很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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