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 | 讀書君 · 編輯 | 綠豆
晚清名臣，世人耳熟能詳的很多，但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看，真正實現儒家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唯有曾國藩一人而已。
清朝之氣數，實際上在太平天國勃然興盛之時，就已到了行將就木的時候。
之所以在氣數已盡的邊緣又勉強維持了半個多世紀，既是因為太平天國自身弱點很多，難以實現徹底的革命，也是因為漢族地主階級，湧現了一批在當時而言相當出色的人才，曾國藩則是這一群人才之中的魁首。
晚清朝局，風氣漸開，為人臣者，幾乎無一人不毀譽參半，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今時今日之鍵盤俠或者意見領袖，在當時也不乏其人。
李鴻章被斥為漢奸，袁世凱被斥為奸雄，唯獨曾國藩，受到的尊崇獨多而非議最少。這既是因為他作為平定太平天國動亂的中流砥柱，立下了清朝開國以來最為彪炳的功勳，也因為他為人深明憂讒畏譏，時時思量培植後輩，急流勇退。
曾國潘
但就是這樣一位幾乎“聖人”一般的存在，在臨死前一年，卻因為一件事，受到了來自朝堂和民間一致的詰責，甚至可以說時瀕臨身敗名裂，這便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事件。
基督教在清朝初年並不鮮見，孝莊太后即是教徒，但在雍正帝時，國門漸漸封閉，西洋教士也被盡數驅逐，自此銷聲匿跡。自從鴉片戰爭戰敗，清朝閉關鎖國的國策被迫打破。
此後二三十年，世界各國不斷有人來華，來的目的主要有二，一為通商獲利，一為傳教布道。宗教信仰，原本是個人自由，只是在當時，因為屢屢有不平等條約，民間排外的氣氛尤為濃厚，所以中國百姓與外國傳教士的衝突也是屢禁不止。
天津教案就是在如此時代背景發生的一件事，天津百姓以為法國教堂拐賣孩童，甚至挖去孩童眼睛作為藥材。此種說法，在今人看來當然荒謬，在當時亦是聳人聽聞。
後來在調查之下，證明教堂只是收留孤兒，並無拐賣虐殺之事，只可惜民眾已有了先入為主的成見，而且鴉片戰爭以來的國仇家恨，使得在面對此種謠言時，明顯缺乏理智和判斷力，導致了混亂。
法國派駐天津的領事也不夠冷靜，依仗不平等條約，頤指氣使，最終雙發爆發衝突，天津民眾殺死了數名領事館人員和外國人，並且焚毀了法國領事館和數座教堂。
就國際公法而言，焚毀領事館，殺死領事和官員，無異於宣戰行為。所以在1870年6月，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以法國為首的外國領事也正式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議，可以說這同數十年之後的八國聯軍侵華頗為相似，但此次事件之所以沒有演變成庚子年間的戰亂，便是因為負責處理此事的曾國藩選擇了委屈求全。
作為曾國藩學生的李鴻章，在辦外交時，用到最多的也是這委曲求全四個字，師徒二人在這一點上，遭遇相同，因為這四個字一旦提了出來，下場往往只有口誅筆伐。
在這方面，身為老師的曾國藩人緣要好一些，但因為天津教案的對外交涉仍在身後留下了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個字，一直到臨死前，都還念念不忘。
天津教案，在當時已難分辨對錯，弱國無外交，積弱的清廷在這一點上已是天然的劣勢，何況是在焚毀領館、教堂，殺傷領事、僑民的情況下來進行交涉。
就是因為國勢貧弱，其曲在我，所以曾國藩接手此案時，定下的宗旨就是不給外國以開戰的口實，嚴懲凶手，賠償損失。平心而論，這是相當公平的處置，但因為長久以來的成見，尤其割地賠款，予人的印象更差。
此番曾國藩當然不曾割地，但除了嚴懲涉案的官員和民眾以外，的確也允諾了賠償銀兩。真要說“屈辱”，也的確有一番道理，但就事論事，實在也是自取其辱。
因為在清廷保守派官員和相當數量的民眾心中，外國人無一不是仗勢欺人，一心來中國劫掠的蠻夷，這就使得曾國藩的做法顯得不是委屈求全而是喪權辱國了。
鴉片戰爭
自鴉片戰爭以來，清廷喪權辱國的事情做的不少，不過春秋責備賢者，卻也不能不說曾國藩這一次，實在算不得喪權辱國。
因為形勢是很明白的，洋務運動興起不過十年，雖有效果並不十分明顯，北洋水師更是子虛烏有，國家方從戰亂之中解脫，以清朝的國家實力，面對以法國為首的多國聯軍毫無勝算。
即便是最保守的大臣，也只是無法同外國開戰，但卻不言避戰，隻不斷抨擊曾國藩求和的態度。在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的記述中，曾國藩從接手處理教案的一刻起，就抱定宗旨，拋卻聲名和性命不要，也要顧全大局，確保不給外國以開啟戰端的借口。
古代讀書人，也許可以看輕性命，卻很少不看重聲名，曾國藩有此決心，足見承受著多大的壓力。
天津教案因為曾國藩的一意忍讓的堅定不移，最終大事化小，法國也因為陷於普法戰爭之中，自顧不暇，無法再繼續對清政府窮追猛打，戰爭的陰雲最終散去，而國內的風波卻才剛剛開始。筆者始終認為，沒有所謂好戰爭與壞和平，就此一點而言，曾國藩功大於過。
在天津案中，狙殺外國教士和僑民的凶手雖然得到了懲戒，但朝堂和民間，很多人都覺得曾國藩這件事辦得有失國格，詰責甚囂塵上，最終在輿論和民意的強大壓力下，曾國藩被調離天津，而接替他職務的正是他的學生，以及後來清政府辦理對外交涉的主要實權人物，李鴻章。
天津一案，使得李鴻章從中領悟了很多，至於其後對他辦理外家形成了多大的影響，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在調離天津一年後，曾國藩病逝於金陵，清政府仍舊給予了他極大的哀榮，不過當時人提起天津教案，都認為是曾國藩一生的一大遺憾。但在筆者看來，倘若沒有曾國藩的這一番處置，庚子事變也許就會提前數十年發生，屆時整個近代史的進程或許又是另外一番面目。
晚清政局，外交是一大關鍵要素，因為在當時外國政府對清政府的影響舉足輕重，但中國畢竟不是完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造就了外交、輿論、民意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
政府的外交極易成為輿論的焦點，而各方的輿論，有往往成為不同政見者相互攻擊的武器，最終糾纏在一起的力量，又再度影響整個國家的外交決策，如此周而複始，使得整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搖擺不定，朝秦暮楚。
晚清政府的一大失誤或者說困境，就是既缺乏一個長遠、持續的外交戰略和必要的外交人才。
曾國藩死後，他的長子曾紀澤曾經短暫地主持過中國外交，頗有乃父之風，對外不卑不亢，在許多交涉中，據理力爭為中國挽回了相當可觀的利益，只可惜在盛年去世。
倘若曾紀澤能得天年，清政府之外交，或許能有相當樂觀的發展。以子觀父，從曾紀澤的許多事跡和成就來看，曾國藩與賣國二字實在難有關聯。
至於李鴻章，處處以承接曾國藩的衣缽自居，但就外交水準而言，實則遠遠不如他的老師，李鴻章喜好小聰明，也許能佔一時的便宜，終究是要吃虧的，從他日後同日本、俄國的交涉來看，吃得虧著實不輕，喪權辱國四個字，用在李鴻章的身上，雖不免替人受過，但也不算過分。
外交之核心，仍舊是國家實力，輿論和民意，總不免有先入為主和意氣用事的時候，今時今日的國際形勢相比百年前，無意更加複雜，而反映輿論和民意的渠道和速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一方面，尋求真相變得更加便捷，一方面各方意見的影響也成指數增長，曾國藩作為前人，對今人而言，未必能稱楷模，但以史為鑒，能夠做一面銅鏡，卻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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