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臨危受命處理 “天津教案”，費力不討好

本文摘自《晚清外交七十年》，李書緯著，東方出版社出版

曾國藩接到諭旨後，很有些犯難。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位不同尋常的人物。他以一名漢族官員的身份躋身統治集團的上層，這中間的歷程不用說，眾人也知道，經歷了怎樣的困難。

曾國藩1811 年生於湖南湘鄉縣一個財主家庭。曾國藩年輕時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他19 歲那年，與10 歲的弟弟國潢一起去衡陽授業於唐氏私塾，跟隨塾師汪覺庵學習。弟弟伶俐，喜歡表現，學習之中，逢問必答， 因而汪覺庵對他十分喜歡。而曾國藩年輕時卻是一個悶葫蘆，平日裡沉默寡言，不問他時，便一言不發。對曾國藩的課業，汪覺庵總是一句“還好” 應付了事。

有一次，汪覺庵讓曾國藩背誦詩文，曾國藩背不上來，汪覺庵大罵道： 你這個蠢貨真是一副天生的戳牛屁股的相！要是你將來有點出息，我就是給你背傘的人。這番侮辱性的話大大地傷了曾國藩的自尊，也使他牢牢地記在了心間。後來，曾國藩參加會試，不想竟中了進士，從此進入仕途。他還鄉拜謝汪覺庵時，故意拿了一把傘去，進門便將傘放在汪家祭祀的神龕旁邊。後來，他告辭回家，走出汪家的大門時，故意折回來對汪覺庵說：“我忘了帶傘。”汪覺庵說：“大人在此等候，我去給您取來。”當汪覺庵取來傘遞給曾國藩的時候，曾國藩便調侃說：“謝謝汪師，您終於有機會做給我背傘的人了！”這使汪覺庵想到自己過去曾經說過的話，很是尷尬。

曾國藩科舉入仕後，職務為翰林院檢討，後又擔任國史館協修官，這些都是沒有話語權且名不見經傳的低級官員。因而，他無緣把自己的見解和主張送達統治上層。後來，他憑著鎮壓太平天國獲得戰功，一步步得到朝廷的賞識，可以說，他的仕途是靠拚殺打出來的。因而，他對自己的前程也十分珍惜。

曾國藩原本是希望踏踏實實地搞洋務的，他的洋務思想也得到了恭親王等人的賞識。但是，有時候命運往往喜歡作弄人。正當曾國藩大力興辦洋務之時，朝廷一紙諭令將他從兩江總督任上調到了直隸總督任上。

有清一朝，直隸總督在地方官中最為朝廷重視，因為直隸有負責拱衛京師的重任，因此除了特殊的情形，比如對西北用兵、鎮壓太平天國等等， 直隸總督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地方官，曾國藩被調到直隸後，當然感到了一種榮耀。可是他剛剛從兩江總督任上調任直隸不到兩年，就遇上了“天津教案”這樣的煩心事。1868 年他在處理“揚州教案”時，就落下了不少的罵名，說他漢奸啊，洋人的走狗啊，說什麽的都有，什麽難聽罵什麽，現在，朝廷又讓他處理這樁棘手的“天津教案”。

曾國藩雖然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可是這一次他真有些被架到火爐上烤的感覺。因為他知道這一次和上一次處理“揚州教案”不同，雖然兩個事件的起因有些類似。“揚州教案”的發生，也是因為揚州有一個法國傳教士開的育嬰堂，送去的嬰兒接二連三地死亡，引起了公憤。雖然事後查明嬰兒的死亡是中國乳娘虐待所致，但揚州的百姓還是把這筆账算在了洋人頭上。1868 年8 月22 日，揚州發生了暴動，傳教士被揍，育嬰堂被關閉，英國教堂被燒毀。

“揚州教案”發生時，曾國藩本可以一推二六五地放手不管，因為當時他已經接到朝廷的諭令，要他去擔任炙手可熱、很多人都垂涎的直隸總督， 但是他的繼任者新任兩江總督馬新貽還沒有到任，英國人氣勢洶洶地前來交涉，他沒有辦法，只有硬著頭皮與威妥瑪談判。

說老實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橫行，曾國藩也很看不慣，也想和外國人叫板，國內百姓反對洋教士的呼聲很大。可是，英國人的軍艦卻不打招呼就開到了揚州，打又打不過，只有息事寧人了。況且，京城那邊，慈禧太后、恭親王奕都在向曾國藩施壓。曾國藩心裡很糾結，他也認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橫行慣了，百姓燒毀他們的教堂是咎由自取。可是，現在威妥瑪要求曾國藩懲凶，他知道清軍打不過洋人，又怕事情再鬧大，軟磨硬泡地拖了三個月，答應了威妥瑪的要求，將揚州的知府、知縣等一乾官員革職治罪，被損財物按價賠償；教堂前樹石碑，說明政府保護西方傳教。

在處理這一事件中，經曾國藩力爭，英國不再過多地追究肇事者的責任， 總算是保護了百姓。可對於曾國藩的處理結果，全國卻是一片責難之聲， 曾國藩有口難辯，真是費力不討好。

現在曾國藩又遇到了這樣的事，因有前車之鑒，所以不能不讓他感到頭疼。“天津教案”不僅死了人，而且還涉及多個國家。曾國藩知道“天津教案”比“揚州教案”更棘手，按照洋人的要求去做吧，自己被世人唾罵為漢奸的罵名算是又要背下去了。

曾國藩不想去天津，6 月29 日，他嘗試著給慈禧太后寫了個奏折，推說自己身體有病，實際上他當時的身體狀況確實很差。他說，“臣之目疾，系屬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a 只是目前臣下的脾胃還很虛弱，飲食上飯量也漸少， 活動還需要有人扶持。郎中也一再叮囑臣下，說臣有眩暈之症，擔心跌倒而造成半身不遂。現在，朝廷讓臣下處理“天津教案”，如果是堅持數日臣下還可以勉力維持，但是“天津教案”中，法國領事被毆斃，致使列強陳兵天津揚威，武力要挾。按說，臣當立即奔赴天津為朝廷分憂，可是案情重大，臣實在不敢誤國誤民。

慈禧太后看過曾國藩的奏折，仍然堅持讓他前往天津處理教案，並將曾國藩的奏折抄錄一份讓人寄給崇厚看，意思當然很明了，是希望崇厚多多配合。慈禧太后降了懿旨，曾國藩知道不能回避、無法推諉了。因此， 他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去的。

1870 年7 月2 日，曾國藩前往天津履行他的使命之前，給妻妾及兒子們寫了封家書，實際上這也是個遺囑，這是曾國藩第四次立遺囑了。看來曾國藩也是個性情中人，每一次攤上大事，他都會給自己的家人寫封信， 交代身後事，因此他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前三次都與太平天國有關。

曾國藩第一次立遺囑是在1854 年，他根據鹹豐帝的指令，率湘軍出征，當時太平天國鬧騰得正歡，可謂如日中天，曾國藩不知敵情，在靖港與太平天國軍隊發生遭遇戰，第一戰失敗了，他感到有負鹹豐帝的重托， 也擔心皇上會降罪。他先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給朝廷寫了個奏折。奏折中， 曾國藩一五一十地把他帶領湘軍水師前往靖港討伐太平天國軍隊，不料開戰既全軍潰敗的情況作了描述，說自己很慚愧，自感罪孽深重，實在是愧對皇上的期待，所以“謹北向九叩首，恭折闕廷，即於今日殉難。論臣貽誤之事，則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則萬古不肯瞑目。謹具折，伏乞聖慈垂鑒”。

寫完這個奏折，曾國藩的心裡反倒踏實了，很有一種視死如歸的坦然， 但是他覺得還有身後事要給家人交代。於是他又給自己的弟弟曾國荃寫了封遺書：“吾死後，趕緊送靈柩回家，愈速愈妙。”告誡弟弟自己為官的余錢除了辦喪事外都要交回糧台，不留一文錢。寫完了奏折和遺書，曾國藩本想用投河自盡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他還為自己準備了一口棺材， 可是他的這個舉動被左宗棠發現了。左宗棠將他一通臭罵。當時，左宗棠為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僚，曾國藩與他是同鄉，正在辦練湘軍，二人多有交往還沒有什麽矛盾，在左宗棠的勸說下，曾國藩改變了赴死的想法。

第二年初，湘軍在湖口、九江與石達開交手，石達開燒毀湘軍戰船百餘艘。曾國藩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這讓他萬分惱火，打算策馬赴敵以死，再次寫下了遺書，部將羅澤南、劉蓉好說歹說，苦苦相勸，曾國藩才改變了赴死的想法。

曾國藩第三次立遺囑是在1860 年，當時他已經官至兩江總督，位高權重。此時，太平天國的勢力主要在長江流域，曾國藩在治理一方的同時， 主要的責任仍然是與太平天國軍隊作戰。雖然說此時的太平天國軍隊經過內訌，勢力已經大不如前，但是實力仍然不可小覷，畢竟當時太平天國軍隊青年將領李秀成等人已經脫穎而出。在安慶，曾國藩領導的湘軍與李秀成發生了爭奪戰，由於兵力單薄，勉強應戰，驚險萬狀。他再次寫下遺書給兒子曾紀澤和曾紀鴻，告誡兒子萬不可再從軍，殷殷教導他們如何讀書、立身、養親、持家等。

太平天國覆亡後，曾國藩本來想可以過幾年安生日子了，可是沒想到1870 年卻發生了“天津教案”，沒有硝煙的戰場更凶險。對外交涉時，任何一個不當的決定，都可能使自己身處風口浪尖。為此，他在前往天津之前，再次給家人寫了遺囑。曾國藩的這篇遺書有一千多字，他先給兒子們說明了他前往天津是沒有辦法，皇命在身，身不由己，擔心事情處理不好， 因而抱定了赴死的決心。

他在遺書中說：“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人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鹹豐三年（1853）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說明了自己的處境之後，他在遺書中開始安排自己的身後事，希望自己死後，兒孫們可以將他的靈柩護送到湖南老家入土為安。當然，他更多的是對兒子們的擔憂，希望他們能夠振作起來，好好做人。

曾國藩是一個飽讀詩書的人，有著良好的道德情操，很重視家庭的子孝孫賢。他以歷代先賢為榜樣身體力行，總結出兩個“秘籍”，即“去忮去求”。曾國藩說：“餘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

曾國藩擔心兒子們不理解其中的真義，就對“忮、求”的表現、危害作了深刻的解釋。曾國藩說：“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

曾國藩總結認為：“忮”就是嫉妒，這樣的人往往不計親情、友情，對事業、成果上與自己功業相同的人想方設法地予以排斥，也因為自己心理的不平衡而生出陷害、打擊之心。“求”，就是一個人的貪念、欲求，為了自己的利益得失，不計後果，對於不擇手段得到的東西，又害怕失去。因此，曾國藩在遺書中告誡後人，一定要“去忮去求”。正所謂“將欲造福，

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 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

曾國藩是想以此告訴後人，要做一個造福社會、德譽千秋的人，必須去掉嫉妒、排斥他人的狹隘之心，用“仁”“德”來充實自己的心靈世界。

寫完了遺書，曾國藩又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寫了封信，希望向他了解一些“天津教案”的情況，他知道崇厚是比較了解教案發生時的情況的， 況且，朝廷的諭旨是讓他到天津後，向崇厚多了解案情，二人妥為辦理。在此之前，與洋人的交涉多是由崇厚進行的。

這裡我們需要提一提崇厚為什麽推薦曾國藩來處理“天津教案”。

對於崇厚這個人，曾國藩還是比較熟悉的。崇厚是滿族鑲黃旗人，他本來是一個在直隸主管水利的官員，英法聯軍侵佔北京的時候，他奉命跟隨恭親王辦理“撫局”，雖然他處理事情的能力並不怎麽樣，但是有恭親王這棵大樹遮陰擋陽，別人也是拿他沒有辦法。

崇厚這個人官運亨通，就因為他出生在當時那個動蕩的時代，恭親王奏請設立總理衙門之時，提出分設南北通商口岸，崇厚被舉薦為三口通商大臣，從此一乾就是十年。雖常年處理洋務，但他對外交涉並不在行。美國人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說：“崇厚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有和藹可親的品德，但卻不是一個外交家。”此評價大體不差，崇厚處理外交問題，尤其是爭議糾紛的態度與奕亦步亦趨，忍讓、妥協、冷處理、拖字訣，就是其慣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對外示弱的表現早已令津門百姓不滿。

崇厚知道，處理“天津教案”是一個出力不討好的苦差事，他很想找一個替自己擦屁股的人。想金蟬脫殼，就必須找人分擔責任。崇厚便想到了曾國藩這個老實人。這個滑頭便給總理衙門寫了一份報告，交代事變原委經過，同時說明自己的尷尬之處，雖身為欽差處理外交，但軍權在直隸總督手中，行政權在道台、知府、知縣那裡，因此“負責管理通商事務，並無維持治安之責”，必須請直隸一把手曾國藩來主持大局。於是便有了朝廷要曾國藩主持，崇厚配合處理“天津教案”的決定

曾國藩手書

崇厚作為“天津教案”的知情人，曾國藩不可能不向他了解情況。曾國藩給他寫了信，表示到天津將協助崇厚處理教案。他也談了自己的想法， 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國既斃多命，吾輩亦宜渾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指出坐實挖眼剖心謠言之虛實，實乃“此案樞紐”。表示願協助崇厚，與其“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不敢有所諉耳”。曾國藩本不想接手這個案子，因而，信中很有些推卸責任地表示願意配合崇厚，共同處理“天津教案”。

給崇厚寫完信，曾國藩長歎了一口氣，感到很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前往天津。7 月8 日，曾國藩抵達天津，正式開始了“天津教案”的處理工作。

本文摘自《晚清外交七十年》，李書緯著，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出版社授權刊發，未經授權不許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