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疚和不斷的自責，是一個極端利己主義者的標誌

∞《獵人的一年》，2019

米沃什 著 李以亮 譯

上海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87年8月2日

“我不知道伯克利的群山會是我的終點，”我曾在詩裡寫道。也許不是，因為只要人還活著，一切就不確定，但看來很可能是我的終點。維爾諾已是亞特蘭蒂斯。我也不能想象生活在波蘭，即便團結工會贏得大選後，在那個相對自由的時期我重訪過那裡。

巴黎的熟人越來越少，朋友一個一個離世：齊格蒙特·赫茲、神父約瑟夫·薩齊克、科特·耶倫斯基。不管怎樣，無論在哪，我都是一種離群索居的狀態，如同在這裡，我找不到屈尊下到城市裡生活的理由。

扎加耶夫斯基，Maja Zagajewski和米沃什

巴黎，1988

書和字典。我的人生裡有足夠寫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但我高興於我不寫小說。也許，這是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自負，我認為我的名聲是有限的，僅限於詩的讀者。當然，我不拒絕名聲，如果我的書印數更大；但我珍視鐫刻於我命運裡的這份幸運的寧靜：聲名從不巨大，我隻擁有恰當的一份。

小說的優點在於描述我們與他人關係的可能性，無須拿手指指著他們；換言之，可以給他們提供足夠的保護。而在寫日記或日誌時，你沒有那種特權；寫日記時，仿佛可以拋開一切顧慮，正如今天很多人所做的那樣。

未經許可，原因只有他們自己知道，華沙的報紙《政治》(Polityka)發掘並重印了我的《挽歌》，那是我四十年代後期的一篇文章。甚至為《紐約時報》撰稿的華沙記者邁克爾·考夫曼也提到了這篇文章，因為我的文章描述了華沙猶太人聚居區牆壁旁的旋轉飛椅，當然不只這些。

於是，該文被看作是由楊·布沃尼斯基的文章發起的一個討論的延續，布沃尼斯基發表了批評波蘭人冷漠的文章。考夫曼從字面上翻譯了“karuzela”這個詞，譯為“旋轉木馬”，意思成了孩子們騎著用來兜圈的木馬，實際上，這個詞應譯為“旋轉飛椅”，它是指夫妻或情侶蕩秋千的飛椅。但“旋轉飛椅”不太為人所知。

我已經完全忘了這篇文章的存在，重讀它時，好像是別人寫的。另一個證明是，我們對自己行為的好或壞，往往沒有意識，就是說，我們對自己知道得太少，假如沒有最後審判日，無論我們還是別人，都不會知道。在這篇我不特別喜歡的文章中，我所流露出的同情是真實的。

假裝我是自己行為的評判者，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因為我總在思考我的自我意識究竟到達了一個什麽程度。不然，我們如何區分真實的自我評價與癡迷、幻覺、象徵性的行為？

我只是確切地知道，內疚的感覺和不斷的自責，是一個極端利己主義者的標誌，而一個基本原則是，我們應最大限度地意識到它的誘惑，從而武裝起自己以反對極端的自我中心。

我的人生裡有足夠寫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但我高興於我不寫小說。也許，這是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自負，我認為我的名聲是有限的，僅限於詩的讀者。

——米沃什｜李以亮 譯

—Reading and Rereading—

《獵人的一年》，2019

米沃什 著 李以亮 譯

上海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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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米沃什在wilno，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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