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作者 | 張棗
8月22日，棗莊市市中區永安鄉居民周先生的女兒哲哲和另外一個女孩在鄰居家玩耍，模仿網絡短視頻，用酒精燈加熱易拉罐，在易拉罐中炸爆米花，結果點燃後發生爆燃，兩人都被燒傷。
9月5日媒體獲悉，因感染過重，小女孩哲哲不幸離世。一條朝氣蓬勃的生命離去，讓人扼腕歎息，此次事件也再次讓外界聚焦短視頻引發的危險模仿問題。
危險模仿引發的傷亡事件頻發
根據報導，小女孩用易拉罐自製爆米花的想法，正是來源於短視頻平台，類似“創意”內容相信不少用戶都曾看過。不過那些製作短視頻的博主們，通常是成年人，他們使用的也是安全系數更有保證的酒精燈。
而在本次事件中，小女孩未成年，且監護人不在場，在缺少風險判斷能力的前提下，直接點燃了高了的酒精燈，進而引發了悲劇。因此很多網友將矛頭指向了短視頻，認為它“毒害了不少青少年”，甚至覺得類似的直播、短視頻平台就該關掉。
這種擔憂並非多餘。
比如去年3月，武漢一位父親在模仿風靡短視頻平台的“拉起孩子翻轉180度”這一高難度動作時，不慎失手，導致兩歲的女兒骨髓嚴重受損，上半身處於無法動彈的狀態。
去年5月，一位陝西西安的8歲男孩，模仿“膠帶粘門”的整蠱視頻，用此來惡搞自己6歲的弟弟，導致弟弟絆倒摔傷，下巴縫了10針。
可見，危險模仿不只是在未成年人身上上演，成年用戶同樣可能失去對危險的警覺，在跟風模仿中受傷；一些主播、博主，甚至刻意拍攝危險挑戰的視頻內容，將它作為吸引眼球、獲取流量的手段，比如此前高空極限挑戰第一人吳詠寧，就曾在攀爬高樓中墜亡。
無論是主動發起一些安全風險評估不足的全民挑戰，還是讓類似視頻上熱門，平台對此當然難辭其咎。因此隨著類似爭議事件的發生，各短視頻平台迫於壓力，目前都逐漸加強了風險提示，同時上線了“青少年模式”，對成人化的危險信息進行過濾。
但它並不能完全阻止那些網感極強的00後，去接觸到不該接觸的信息，並跟風模仿。家長的不在場，則放大了危險系數。就像此次事件中，沒有任何使用常識的小女孩，能夠輕易接觸到酒精，這本身就是監護責任缺位的體現。
短視頻降低了危險模仿的門檻
類似傷害事件發生後，輿論都會聚焦短視頻、直播等新的媒介形態，認為它帶來了錯誤的示範和引導，但事實上，危險模仿並不只是短視頻走紅後才有的問題。
最典型的是，2013年江蘇的幾位小男孩模仿《喜羊羊與灰太狼》情節，玩“綁架烤羊”的遊戲，將兩位小朋友綁在樹上點火燒成重傷。事後，受害者就家長，將動畫片的製作者廣東原創動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也告上法庭，引發廣泛討論。
而就在兩年前，新疆烏魯木齊一位母親把5歲女兒鎖在家裡，女兒模仿動畫片情景，撐開一把傘從11樓跳下摔成重傷。
甚至當媒介的主要形式還是報紙時，同樣會造成危險模仿。在社會學領域，有“極端情緒傳染”的說法，它會導致維特（《少年維特的煩惱》）效應，又稱為自殺模仿。一些研究表明，自殺新聞和隨後的自殺行為存在一定的因果關係。這也是現在業界普遍將減少對血腥案件的細節描寫當做重要報導倫理的原因。
不過儘管沒有數據統計，我們似乎能直觀地感受到，越來越多類似“易拉罐自製爆米花”致害的案例上演，危險模仿的發生概率，比以往有增加的趨勢。
這的確跟接觸信息越來越便利有關。一方面，極端事件能夠一傳十、十傳百。另一方面，正如這兩天發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7.59億，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6.48億。用戶基數不斷增加，極端案例增長也就不用奇怪了。
排開用戶基數的因素，短視頻這類新的媒介傳播形式，是否帶來了更高的危險性，目前並沒有相關的研究。不過短視頻火爆的關鍵之一就是行為模仿，這點是無可辯駁的。模仿降低了參與的門檻，為各種各樣的創意複製提供了方便，其中自然包括那些危險的創意。
另外，無論是沉浸式的觀看體現，還是相對圖文來說更具現場感的內容呈現，都更容易讓用戶具有代入意識，去模仿那些有一定危險性的挑戰。所以，說短視頻讓危險模仿的用戶門檻更低了，這個結論倒也站得住腳。
防範危險模仿，還需平台、家長合力
危險模仿事件衍生出的信息治理責任，對平台來說，不只是抽象意義上的。比如可以簡單的設問下，本次事件中，如果小女孩的家屬向短視頻平台起訴，它的訴求是否一定會被拒絕？
答案當然沒有那麽絕對。比如，前面提到的《喜羊羊與灰太狼》案例，引發廣泛討論，原因在於，它的判決支持了受害者家屬的部分賠償請求——除了點火孩子的父母要承擔60%的責任外，動畫片製作公司同樣得承擔15%的責任。
根據法院的判決理由，動畫片雖然通過了審查並公開放映，並沒有直接的違規內容，不過作為動畫片的製作者，依然需要盡到“注意義務”。換句話說，在觀看動畫片和模仿動畫情節導致傷害之間，如果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係，製作者就得為沒有盡到風險提示而負責。
這層邏輯可以套用過來。不過視頻平台的內容製作者，並非平台本身，那些博主、主播未必需要為自己的短視頻被模仿發生傷害而擔責，“注意義務”就轉移到了平台方。
因為拋開有明確危險的挑戰不談，即便是那些在成年人看起來相當安全的視頻內容，對未成年人來說未必會毫無危險。那麽，只要有絲毫的隱患，平台就應該有提示風險、警示模仿的責任，將相關內容盡可能地隔絕開來。
當然在具體的案例中，短視頻平台該不該擔責，該擔多大的責任，依舊會充滿爭議。如果拋開法律責任，從社會責任的角度看，平台顯然也需要完善內容審核機制，比如對有安全隱患的視頻內容降權處理，至少僅僅像“抽煙有害健康”那樣，提示“模仿有危險”遠遠不夠。
本次悲劇事件還提醒我們，視頻領域的分級傳播機制相當必要。針對不同年齡段，不同行為能力的群體，實現梯度的信息過濾和分發，在國外的電影行業被證明行之有效。如今隨著互聯網用戶向短視頻、直播領域轉移，讓這種全新的信息流實現分級傳播，同樣尤為重要。
此外，千萬不要忘了監護人的職責。電視時代，客廳是接觸信息的重要場景，家長可以及時乾預，讓他們意識到模仿電視情節的危險。如今，接觸信息門檻大幅降低，孩子接收資訊的過程，很容易逃離家長視線，在此前提下，安全教育弦更得時刻緊繃。
第45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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