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chael Hobbes 虎嗅編譯 原載於 Huffington Post
來源：世界華人周刊（ID：wcweekly）
作者自白
有件事兒，我覺得說破無毒。
十年了，我巴望著能自立門戶十年了。可自從大學畢業後，我一直沒有穩定工作。房租是節節高升，如今已幾乎佔到了我收入的一半；存款卻層層縮減，比北極冰帽融化的速度還要快。
對了，我今年35，是千禧代中的老梆子了。
有關我和我同類的統計數據鋪天蓋地。“他們”說我們當中越來越多人都常年蹭住在父母家；說我們不斷推遲著結婚、買房和要孩子這三件人生大事，表現得比任何一代人都拖拉；還說我們的問題都是自己造成的——我們的學問名不副實；我們亂花錢；我們不學編碼；我們生活與消費習慣不良，結果“合力”毀滅了糧食產業、百貨公司、高爾夫球場和那些正經餐館……還有，只要跟年過40的人提及“千禧代”，你馬上就會聽到“特權階級”這一評價。
身為年輕人真不痛快。不但要時刻繃緊弦應付生活，還要在那幫親自給我們上弦的人那兒洗耳恭聽諸般教訓。
但實際上，只要稍加審視就能發現，對千禧代的上述定義武斷而偏頗。那些刻板印象隻該投射到我們中一小撮最不像樣，或者最富有、最白的年輕人身上。要知道，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沒上過大學、沒有舒適體面的工作，當然，也拚不起爹媽。而我們所處的真實環境，又比大多數人意識到的更可怕。
我們背負的學貸比父母輩至少高出三倍；相較於1975年的年輕人，我們擁有住房的幾率僅為他們的一半；1/5的千禧代身處貧困；按現在的走勢，我們中許多人必須工作到75歲才能退休，這還只是表面症狀。
我們同前代年輕人之間素質上的差異並不大，但所處環境與前代環境之間的差異卻大得很：工資停滯不前，所有行業千瘡百孔。但與此同時，教育、住房和醫療等生存必需服務的“售價”卻高入天際。
是，我們是擁有社保及福利系統，但所有原先能保我們免於破產的系統都在遭受鏽蝕。嬰兒潮世代尚有運氣殺入中產，而我們卻連這點運氣都夠不著。種種原因累加到一起，就難怪我們“榮幸地”成為史上第一代比父母輩窮困的人了。
所以，真正能定義千禧代的只有四個字：不確定性。“有時我是直喘氣，直覺得有什麽東西要從胸膛裡蹦出來。”吉米·馬特星戈說，“我已經25了。當初來上班時我拿的是全美最低工資，如今，我還待在這老地方。”
每周的周一到周四，吉米都來牙科診所上班；周五她去當保姆；周末她給人看孩子。即便如此，她的腳步還是攆不上房租、車租和學貸的上漲。於是幾個月前，她不得不申請破產，可就連申請所需的錢，也是借來的。
她當然不是獨一個。從底特律的收銀員到西雅圖的護士，類似的故事我聽得多了。日益緊逼的焦慮已席卷了美國分布於各收入階層的千禧代。
我們很容易把經濟衰退看成是導致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因此可能仍寄望於所謂的復甦。但實際上，今天的窘況是幾十年來各種經濟弊政添磚加瓦、日積月累、最後又萬箭齊發才導致的結果，所謂經濟衰退，隻不過是加速了這一進程而已。如今，對年輕人而言，美國經濟早已變成一台巨型增壓機，除非發生轉機，否則年輕人的災難將變成全美國的災難。
要想理解這冰凍三尺的過程相當不易。別急，咱們跟著下文一步步來。
生錯了年代
至今斯科特都記得那次集體面試的場景。
十來個人西裝革履地圍坐在一圈折疊椅裡，面對著一位心情愉悅的HR助理。一個接一個地，這些人爭相向她“表白”：為啥自己才是這份時薪高達11美元的工作——銀行櫃員——的最佳人選。
那是2010年，斯科特剛從大學畢業，隻拿著副修科目經濟學的學士學位（此外還背著3萬美元的學貸）。從某些方面看，他是這次面試中最不合格的人選——其他申請者不但有研究生學歷，還有工作經驗。不過，有些人看上去已50多歲了。“期間那位助理告訴我們，這種面試每周都進行三次。”斯科特說，“當時我就知道我沒戲了。”
經過半年毫無結果的應聘、面試、應聘、面試後，斯科特終於返回了他中學
時就打過工的餐館，從此開始東奔西走。當服務生、賣衣服、洗地毯……直到他獲悉：當公交司機每小時能掙22美元，還能拿到全額福利——這是他能賺到的最多的錢了。如今他乾這行已有一年，但還蹭住在家裡。當然，每個月他都會劈出幾百美元和他媽媽共擔房租。
理論上斯科特可以再去申請銀行工作。但一來，他仍沒有任何工作經驗，二來他的學歷也太老了。他不是沒考慮過去讀個碩士學位，但這就意味著他要再次背上五位數的債務，並且兩年內無工資無福利可拿。再說，就算讀成了，他也30“高齡”了。30歲的人再去幹一份收入還不如現在的低價工作嗎？好歹他現在乾得好好的，再過半年就能搬出母親家，並且再過20年（對，20年）學貸就能換完了呀。
現如今的美國有成千上萬個斯科特。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似乎真有些“時運不濟”。
因為據統計，2007年的高校畢業生尚有一半多走出校門後就能就業，可到了 2009 年，這樣的“幸運兒”就只有不到 20% 了。此外，2010 年的某份報告還顯示，失業率每上升1%，當年畢業之人的就業起薪就要下降6%——8%，而這種頹勢將延續數十年之久。同時該報告還表明，那些在1981年前後大衰退期間畢業的人們，跟十年後才畢業的人們相比，幾十年來的平均收入一直處於下風，直到2010年還是如此。“每次經濟衰退都會坑得一批人再也爬不起來。”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斯普裡格斯如是說。
2007年畢業生與2009年畢業生收入對比圖
千禧代當然不會獨蒙恩寵。那些畢業時趕上“年景不好”的苦孩子們，大都經歷了“一落千丈”的日子。據估計，有48%持有學士學位的人都已被“大材小用”。但這就是他們的現實：哪怕是最低薪水的工作也要求一紙文憑，而這紙文憑只會在一個快餐店經理的眼前一飛而過。
當然，他們並不是最底層的受害者。三分之二連大學校門都沒進過的千禧代才是。從2010年至今美國增加了116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1150萬個都要求應聘者至少受過大學教育。而2016年，高中畢業生的失業率是大學畢業生的三倍，貧困率則是後者的三倍半。
如果你肯追根溯源，你就會發現：經濟衰退並不是所謂的“暫時受挫”，而是各類弊病長久累積後導致的集中爆發。哈，真虧了那些旁觀者了！四十年來他們——不管是政客、父母還是那些神氣活現的雜誌——都在不斷叮囑我們要刻苦學習、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可他們沒看見嗎？整個經濟已經全變了。
幾十年來，美國的就業市場增加的大都是些低薪、低技能、臨時性和短期性工作，想從事我們父母輩曾從事的工作，幾率是越來越低了。因此，其實早在經濟衰退開始前，高中及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就開始逐年“穩步”提升了。難怪《風險大轉移》的作者、耶魯大學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要說了：“國家經濟有波動是不假，但在波動之外，那股大潮早已從遠處趕來了。”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好工作（注：相對低薪、低技能、臨時性和短期性等工作而言）的招聘率就開始下降了，而嬰兒潮一代們幾乎無人注意到這一變化。美聯儲壓製了通貨膨脹；各企業開始向高管支付優先認股權；養老基金開始被投向高風險資產……這些作為疊加到一起後，終於導致了大量資金湧入股市。從1960到2013，投資人們持股不拋的平均時間從8年縮短到了4個月。同時差不多也就是在這些年間，金融業逐漸變成了“沙拉克之坑”（注：沙拉克，《星戰》中的怪物。它深藏地表下，靠陷阱捕獲獵物）。它吸走了全美企業約1/4的利潤，並完全扭曲了企業的激勵制度。
因為，想獲取即時回報的心勁兒讓企業投資人們變得無情起來。當股票尚是長期投資時，股東們會讓CEO把財力投向諸如員工福利之類的事上，因為他們那時尚承認：員工是確保公司長治久安的重要人力因素。可一旦股東們在即時回報的衝擊和利誘下失去了這等遠見，他們就會過分關心財報上的數字，以至認為：任何不追求短期利益的行為都是對他們的背叛。
這種心態蔓延開來不久後，新的“模式”便統領了全美企業。私募股權公司和商業銀行先是將企業撤出市場，然後便裁員或將工人外包，最後再把這些企業回售給投資人——此之謂：重組。據悉，僅在上世紀80年代，財富500強企業中就有1/4被以上述或其他方式“重組”。於是終於，企業不再是那個要對工人、退休人員或社區負責的“家長”了。
再後來，這副理念的貫徹越來越徹底。取悅股東的戲碼在各企業依次上演，而高管們則紛紛挑起大梁。工會成了他們的眼中釘；高薪支付成了亟待削減的奢侈品；乃至到後來，乾脆連員工都成了負累。對此，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露絲瑪麗·巴特評價說：“企業認為提高股價的最快方法是：雇傭兼職工、降低工資並全面使用勞務工。”
按照她的說法，30年前不管走進美國哪家酒店，你都會發現：從清潔工到保安再到調酒師，所有員工都是該酒店自主招聘的，每人都遵循同樣的薪資標準、享受同樣的待遇。如今，酒店可能還是那家酒店，員工卻是來自五花八門的勞務公司了。
2015年，據政府問責局估計，有40%的雇員都受雇於某種臨時合約。自經濟下行以來，增加就業崗位最多的行業不是科技業、零售業或護理業，而是各種“臨時幫工”，包括理發師、助產士、核廢料檢查員等。什麽Laundry，什麽 Rent-A-Guard、Watery Margarita……各種沒名頭的小勞務公司遍地開花，他們到處吸納就業者，然後再將其派往各大企業。
此類外包造成的後果——或者乾脆說，其真正目的——就是讓雇員只能拿到比過去低得多的薪資。為此巴特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出：就業者被迫成為勞務派遣工後，薪資最高會下降40%。譬如2013年，孟菲斯市解雇了所有的校車司機。當某些司機通過勞務公司重新上崗後，卻發現薪資已從15美元/小時陡降到了10美元/小時。還有沃爾瑪的那些裝卸工，他們也是勞務派遣工。每天早上他們都會上工，但如果無工可做，他們當天就分文沒有。
“這是導致薪資不平等的真正原因。”美國勞工部工資與工時部前主管大衛·韋伊說，“通過將業務轉移給勞務公司，企業就只需支付服務費而不需支付薪資了。同時這還意味著，從此企業就不需培訓員工、為其提供福利並幫助其實現職業晉升了。”
這種轉變影響的是整個經濟，但首當其衝的卻是千禧代。在舊世代，我們的父輩總能扎根一處以換取多年的經驗和硬錚錚的收入；如今到了新世代，我們卻多半要“放一槍換一個地方”，打零工一樣地度過整個職業生涯。我們沒多少機會受訓，也不太可能指望工會幫我們爭取福利。還有，優步等“零工經濟”的鼻祖們會不斷優化他們那該死的算法。他們會被優化得越來越精明，精明到掐表給我們計算薪資（只要探測到我們停止乾活，就馬上中止薪資追加，遲一秒都不行），而我們卻要日益受其擺布了。
但這並不能都賴企業。那些五花八門的行業協會也功不可沒。過去三十年來，這幫人成功地說服了諸多州政府，致使成百上千個傳統職業都陸續頒布了一條前所未有的規定：持證上崗。對那些既存從業者而言，協會長官們的這局算盤打得非常漂亮。因為行業門檻高了，能擠進來的新人就少，而他們這些既存者能賺的也就更多（A級水管工每小時最高能掙67美元，2016年數據）。
多麽大的差別啊。橫比結果是：對大多數發達國家而言，人們不需獲得官方許可就能從事理發、侍酒等行業，但在美國不行；縱比結果是：六十多年前，美國還只有5%的就業者需要持證上崗，如今這個比例卻漲到了30%。
這並不是說持證上崗就一定是無理要求。但關鍵是：一證難求。為了換取一紙證書，申請人不但要支付高達兩三萬美元的學費，還要接受三五年的培訓及無薪（或低薪）實習。
總之在美國，任何一條通往穩定收入的路都是用錢鋪成的；但反過來說，有時你使錢也鋪不成一條康莊大道。“我可真是在花錢買工作”，29歲的營養師艾琳娜（化名）如是說。為了拿到碩士學位，她不得不去德州某醫院“實習”一年。名為“實習”，她卻要跟該院的員工承擔同樣的工作、付出同等的時間。可是，就這樣一個長達一年、附帶免費培（gong）訓（zuo）的“實習”機會，還是她額外又掏了2萬美元的學生貸款才換來的。
教育成本的不斷上升、技術職業壁壘的不斷增厚，以及成為派遣工之幾率的不斷提高……這一切疊加在一起，終於不動聲色地將經濟衰退引發的風險從企業身上轉移到了個人身上。對父母輩而言，工作是生活無虞的保證，但對我們而言卻是場賭博。中途但凡有閃失，我們幾乎就會百分之百地陷入災難。
變窮不是突發，而是漸進
就像飛機失事一樣，窮困鮮有是一樁不幸造成的。它往往是一連串不幸——譬如失業加上車禍，再加上被趕出房門——前後疊加、彼此催化後才產生的最終惡果。
這惡果的蔓延速度極快。對此，杜克大學的教授安尼路德·克裡舒那給出了十分令人驚心的描述。過去15年來，他採訪了1000多位掉入窮坑後又成功出坑的人。結果發現，不管是在印度、肯亞還是美國，情況都如出一轍。
我們常常認為貧困在美國就像一個死水塘，每年在裡頭掙扎的都是同一群人。可實際上，克裡舒那說，美國的貧困跟別國一樣，就是一個活水湖，時刻都有新的流進與流出。並且，“有貧困之危的人口要遠遠多於已致貧的人口。”他說。
所有人都生活在永無穩定的狀態。
從1970到2002，短短三十來年間，一位美國成年人意外失去至少一半家庭收入的可能性翻了一番還多。而在年輕人身上，這種危險顯得尤為殘酷。上世紀70年代，當父母輩還處於我們如今的年齡段時，他們有24%的可能性跌到貧困線以下；到了90年代，這一幾率就上升到了37%。這一趨勢看來只會愈演愈烈。譬如，從1979到2014，只有高中文憑的年輕人的致貧率就翻了兩番多，達到了22%。“千禧代覺得他們隨時都可能一無所有。”哈克說，“而這種可能性的確在日益提高。”
下面這個事例就很能說明問題。加百利今年19歲，住在俄勒岡的一個小鎮。為了上藝術學院學習音樂，他攢起了錢。去年夏天，他前往一家保健品公司打工，給人家搬箱子、配材料。這自然不是什麽光鮮活兒，但起碼一小時能掙十二塊半。他就指望靠這個攢夠本錢，然後去證明自己呢！
可不久，他妹妹就遭遇了車禍。由於母親不敢請假，加百利便挑起了這個擔子。他給老闆打電話說自己得請假一天，好把妹妹從醫院拉回家。
結果第二天，勞務公司便致電說：他被解雇了。原來，該公司有條規定是：凡因意外及突發事件缺勤滿三次者，都要被開除。之前他已經因生病請過兩次假，所以現在……只能認了。
如今，加百利轉戰快餐店Taco Time，並跟母親、姐妹們一起擠在拖車裡過日子。母親的錢都用來支付妹妹的醫藥費了，他只能把大部分薪水掏出來負擔家裡的柴米油鹽。當然，他還想進藝術學院，但現在既然只能勉強維持溫飽，他就只能暫（wu）時（xian）性（qi）地妥協了。
目前，他正在考慮是否參加當地一家非營利組織辦的電工補習班。唔~從音樂到電工……對此他隻說了一句話：“我不明白為什麽想做點事就那麽難。”
答案簡單到殘酷。在一個薪資不穩、保障網絡已被撕碎的環境中，一次霉運就能將人打入長年的掙扎。
漸行漸遠的社保與福利
過去四十年來，政府與民眾的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政治理論家Yascha Mounk曾在《責任時代》中寫道：上世紀80年代前，美國人認為自己對周遭之人皆有責任，而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更是整個國家的責任。可後來，在裡根和克林頓兩位總統的長官下，“責任”的涵義變了。它變成了“各人自掃門前雪”，同時也變成了：那些原先由國家無償賦予你的，現在你要自己削尖腦袋去爭取了。
從1996年起，能接受政府現金資助之貧困家庭的比例就從68%下降到了23%。主因之一是：申請標準已經嚴苛古怪到需要申請人“削足適履”了。就拿“貧困家庭臨時救助計劃”（下文簡稱TANF）來說吧。它是為家有幼童的貧困家長而設立的，原先的資助方式很簡單，就是直接給現金。可現在，在該計劃的執行上，許多州都對申請人提出了一條非分之求：孩子的母親要盡快就業。甚至有些州還規定：母親必須在生產後的第二天就申請工作或登記受訓。
孩子尚在繈褓，母親就要離開他們，這樣的要求只會令相關貧困家庭雪上加霜。
當然，這還只是冰山一角。援助的日益稀缺與苛吝真是不勝枚舉。譬如住房援助。對許多人而言，這是失業後唯一的救命稻草，但現在早已無人提及（啊不是完全沒有，2014年時，巴爾的摩還有7萬5000人爭搶1500張廉租券哪）。譬如食品券，雖仍能普惠眾生，但每頓飯只能補貼我們一塊四毛錢了。再譬如……
再譬如性命攸關的醫保。
1980年，全美有五分之四的員工能享受醫保。現在，只有一半多雇員有此“殊榮”。尤為扎眼的是，26到34這個年齡段的人——也就是千禧代的“中堅力量”，其未參保比例竟然是各年齡段中最高的！是，美國有奧巴馬醫改，它罕有地拓寬了美國醫保的庇佑範圍，但上述年輕人仍與此無緣。因為如果買奧巴馬的账，他們就要面對高昂的月度保費和自付額，如無人資助，他們根本無力負擔。所以，他們只好“望保興歎”。
距離破產之差一場事故
沒有醫保幾乎就相當於裸奔。一個意外事故就能把你打入貧病交加的惡性循環。
“我們距離一無所有只差一場意外”，西雅圖一位專打破產官司的律師艾希莉·勞勃對我說。據她所言，大部分35歲以下的客戶都是從一場車禍或一紙醫療账單起滑向破產的。“你付不起錢了嘛，所以就去Moneytree申請貸款咯。結果又還不起，於是要債人就專揀你上班時打電話給你，讓你老闆知道這一切。最後老闆就煩了，把你一開了事，你就更沒轍了。”她這樣總結說。照她的看法，這類客戶若要免遭破產，十有八九只有一條路——啃老。
可是抱歉，不是人人都有老可啃。最明顯的證據莫過於：白人家庭與非白人家庭之間貧富差距大得很。不知從何時起，通向財富的路——包括優質教育、獲得信貸等——已永遠向少數族裔關閉，所以自從經濟衰退以來，貧富差距是有增無減。譬如，從2007到2010年，黑人家庭的退休金收入縮水了35%，而白人家庭，因為來錢管道更多，其退休金收入則增長了9%。
這樣累積下來，千禧代中的有色族裔就成了倒霉鬼中的倒霉鬼。白人年輕人雖也不輕鬆，但好歹，他們獲得遺產的可能性是黑人年輕人的五倍（數據源自資產與社會政策研究所）。因此，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還能接受無薪實習、償還學生貸款以及支付房子首付。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足有67%的黑人家庭和71%的拉丁裔家庭活得捉襟見肘，不但沒有遺產，就連三個月的生活費他們也掏不出來。
這種情況下，有色千禧代們還能指望家人資助嗎？他們反過來供養家人還差不多。但等著他們的無疑是個無底洞。
每一分加薪、每多打一份工所增加的收入，以及每次跳槽增加的薪資，似乎都會被新的账單和債務吞噬，這就是他們的現實。難怪有數據顯示：畢業四年後，黑人的平均學貸償還額只有白人的一半，而拖欠的可能性卻是白人的三倍。拋開其他因素不談，二者之間財富再生能力的不均等是不容忽視的。有數據顯示，中產階級白人家庭每多賺一美元，就能增加5.19美元的財富，而黑人家庭卻只能增加區區69美分。
黑白之間的財富差異逐年加大
老無所依去啃誰
覺得還不夠沮喪嗎？那就好好想想我們老來的命運吧。
根據員工福利研究所的分析，股市回報率只要下降2個百分點，年輕人就得想辦法大幅增加退休金儲蓄，否則他未來能領到的養老錢將少得可憐。此外，我們還得“自作自受”，承擔因自己不願多生孩子而必會導致的老無所依。2016年，美國生育率繼續走低，每1000名育齡婦女中僅有62.3名新生兒降生，知道這樣下去意味著什麽嗎？
答：意味著當千禧代退休時，平均每人只能得到兩位美國工人的供養。而在1950年，這個數字是17。
遙不可及的晚年尊嚴
聽說許多老輩人都是用老辦法為自己堆聚起一個幸福晚年的。我們自然也不會放過這個目標，可有人恐怕就是做不到。
泰龍每搬進一棟新公寓，就會把自己脫得一絲不掛，然後躺在客廳地板上。
這是一種儀式，用來紀念那些幕天席地的日子。在佐治亞州，他曾無家可歸長達四年。每天他就在長椅上過夜；熱天要去面試時，他就騎單車提前一小時到地方，好趕在握手前把渾身上下晾乾。後來他終於找到了活兒，可又被同事撞見在加油站的洗手間裡洗澡。再後來，同事說他“聞起來一股‘無家可歸’的味兒”，倍感難受的他便辭職了。
23歲時情況有所“改觀”——他有地方住了。只是仍然居無定所，飄來蕩去。從西雅圖到柯克蘭，再從塔科馬到萊克伍德，六年了。中途他有過女友和兒子，只是都散了。
如今他就在萊克伍德的一處建築工地當保安，薪資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準：17美元/小時。不過，由於是勞務工（當然了），他不能請病假也沒有健康保險。還有，他那間一居室的出租屋每月都要價1100美元……這不是他自己充闊氣，而是因為：當初找房時只有這家主人不要求他一次性付清定金，他別無選擇而已。
按照合約，他每月1號就要付租金，可工資都是7號才發，於是房東又讓他每月多交100美元的“滯納金”。這樣，刨去房租和車費，每月他只有200美元糊口了。跟他初次見面是11月27日，當時他就告訴我說：他账戶裡空空如也，為了支付汽油錢，他昨晚已經把滑板典當了。
說不出的悲哀啊。
對千禧代的負面報導一直是鋪天蓋地，可誰又知道，有多少人都像泰龍一樣，拿著不到3萬美元的年薪卻堅持自食其力呢？
我的房子在哪裡？
我們這代人的悲哀都是房子惹的禍。
先說說買房。在寫此文時我碰到的最令人憤怒的對話竟然發生在我跟父親之間。那天他老人家輕描淡寫地告訴我說，他29歲就買下了人生第一棟房子。那是在1973年，他搬到西雅圖擔任大學教授，年薪約7.6萬美元，而那房子售價是12.4萬美元。
如今，我比當年的父親年長六歲，可賺得卻沒他多。西雅圖的房價當然比我爭氣多了，其中位數已經躥到73萬美元上下了。哈，老少兩代，老子用20個月的薪水就換來了一個窩，兒子卻要十多年不吃不喝才能得償所願！
再說說租房——對於沒受過高等或足夠職業教育的年輕人而言，這個話題可能尤為殘酷。
從大蕭條後，優質工作越來越往大城市集中。剛開始時，大城市還顯得傲嬌但友好：租金雖高，但也隻到薪資的膝蓋骨。可進入八十年代後，前者就開始猛躥個子，其速度快到什麽程度呢？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1970年，若一位非熟練工搬到高薪資地區，他只要用21%的薪資繳納房租；可得到了2010年，他就得掏出64%的薪資了！按照該研究的參與者之一丹尼爾·舒格的說法，美國第一次向非熟練工表態：不，你別想著從猶他州搬到紐約就能過上好日子，這是不現實的。
千禧代也是分階層的。大城市的房價之高，把一部分三無人員（無遺產、無高等教育履歷、無甚過人之處）死死釘在了兩難之境：到底是蝸居小鎮，還是去大城市受罪？“兩害相權取其輕”，在這裡仿佛就是一句笑話。
寫到這裡終於可以下個結論了。我們的確十有八九成不了父母輩所期許的人中龍鳳，但原因卻在於：我們是在一個病入膏肓的體系中掙扎求成。移民和買房曾一度被我們視作通向繁榮的門戶，因為父母輩年輕時親身驗證過。但現在，規則已變，我們卻被撇在原地，繼續玩著不可能贏的遊戲。
我， 一個苦逼青年的建言獻策
首先要申明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任何想要重建嬰兒潮世代之經濟條件的嘗試，都會是不合時宜而只能導致雪上加霜。
所以只能另找角度了。首先政府服務要徹底地推陳出新。
像“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就該盡快推廣開來，讓每位公民都能無條件領取一份收入。有數據顯示，這類扶貧理念擁護者甚多，從學術界到跟扶貧不沾邊的科技界都有。甚至後者還出了位先於政府的行動派——孵化器Y Combinator。它正籌劃每月向1000位中低收入者發放1000美元呢。我又想到像食品券、TANF、公租屋和有政府補貼的日托服務等補助措施還各有各的用處，因此，如果Y Combinator等先行者們願意“多走一裡路”，在開拓新服務的同時能多騰出一隻手來改善下舊服務，那就更好了。
還有就是，“可移動福利”喊了這些年，也可以落地開花了。
這種福利靈活機動，能隨著勞務工從一份工跳到另一份工，讓他們不再無依無靠。落實的辦法也很簡單，譬如啟動專項基金，規定所有用工企業都要有所投入，然後讓基金跟著工人跑就行了。其實這不是什麽新發明，而是早有先例。譬如有些建築工人就能享受Hour Bank這項計劃，讓福利隨身而動。再譬如好萊塢的演員和技術人員，他們的健康及退休基金也是“跟著戲走”。此外，這兩類人都不需要自己去跟資方談福利，只要派工會上就可以了。
再有就是要增加就業了。
在這方面政府幾十年來的態度多是：隻暗示公民不夠努力，自身卻長期不采取有力措施以大規模增加就業。好在也不是沒有反例。像密西西比州，它2010年就實施了一項激勵計劃：凡新增員工（以低收入母親和長期失業者為主）並為其發放薪資的企業，都能從該州州政府領取一定比例的補貼。據悉，該項目取得的成果頗為驚人，譬如有數據表明，項目結束後的當年，長期失業者的平均薪資較前一年增加了9倍。
密西西比州的成功並非個案。喬治城的貧困與不平等研究中心研究了40年來的15個增加就業項目，結果發現：在改善弱勢勞動者命運、降低長期失業率方面，這類項目行之有效、很有前途。
用投票權當砝碼
美國並非無藥可救，辦法仍然有的是。可在繼續絮叨之前，我們先想想另一樁事實吧：我們在試圖說服誰？是川普那一乾對我們計劃毫不感興趣的人。他們是政客，隻關心能左右其政治生涯的角色們，因此，雖然近年來各地方政府的良心人士都在“小打小敲”地幫助我們，但還遠遠不夠。
這裡給大家提個醒：在美國11個最大城市中，租房者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有房者。這意味著什麽？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又窮又酸的我們有潛力成為強大的政治群體。沒錯，投票權。無論如何，重視和亮出手裡的投票權，迫使政客們傾聽我們的聲音，這是我們重建新生的唯一機會。
或者，正如作家肖恩·斯科特所說的那樣：“我們要麽參與政治，要麽讓政治對我們為所欲為。”
結語
就是這樣。我們所繼承的這個“宜老不宜少”的時代並非必然，也並非不可逆轉。
對前輩而言，他們要回答的問題是：到底要把些機會留給後代，還是繼續囤為己用。要知道從1989年至今，以62歲以上之人為“戶主”的家庭，其財富中值增長了40%；而以40歲以下之人為“長官”的家庭，其財富中值卻下降了28%。所以嬰兒潮世代們，這真的取決於你們了：你們是想要更低的稅收、更多的車位呢，還是想讓子孫後代活得體面點、老得從容點？
至於我們，當然也不必坐以待斃。雖然常常受製於不可控制的巨大力量並因此而慣於無助，但別忘了：很快我們就能成為實際的掌控者。問題是，在我們年紀漸長、權力在握後，我們的後代會否有一天也寫下同樣的文章？我們既可以任憑經濟基礎瓦解，看自己會否受到現世報，也可以幫助建立公平的未來。或許這話聽起來很天真，但我仍覺得：我們有底氣這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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