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不少人被蒙在鼓裡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江濡山

　　儘管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市場化配置資源最公平最有效，但這個原理的有效性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這對於改革發展“初級階段”的中國而言，尚屬於奢侈品。

　　國內外有不少大牌牛人，每每在關鍵時刻，都會對中國經濟發展走勢及重大事件做出分析和預判，但頻頻“看走眼”，不是他們的學識和分析方法有問題，而是因為中國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與西方發達國家、甚至與世界上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一樣；即便是你擁有了大量經濟數據，很多時候也無法從這些數據中獲知真相。就像那首流行歌：我們不一樣、不一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們在這裡在這裡等你……

　　那麽，中國經濟運行的真實邏輯到底有什麽神秘之處，竟搞得西方很多屢屢看衰中國的人很沒有面子，甚至中國有些官員和經濟學家也被蒙在鼓裡。仔細琢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徵：

　　1、中國經濟運行有個大前提：中國不是一個準市場經濟循環體，完全市場化的分析邏輯，面對中國市場必然大打折扣。

　　觀察和研究中國經濟運行，不容忽視的大前提是：中國並非一個準市場經濟循環體，行政權力優先主導核心經濟資源的配置，市場對經濟資源的配置只能在有限的太空發揮著有限的作用，而且很多情況下，市場只能跟在政府後頭，對資源進行二次配置。中國這個獨一無二的經濟體，對純市場規律的很多元素有“抗氧化”功能，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中生成的經濟學規律及很多規則，在中國會失效很多。

　　儘管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市場化配置資源最公平最有效，但這個原理的有效性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公正透明的法律制度體系和成熟的民主化的國家治理機制，而這兩點對於改革發展“初級階段”的中國而言，尚屬於“暢想階段”的奢侈品，因此，中國經濟體運行的首要特徵是：行政權力主導的半市場化的經濟體，優先保護保障國有經濟體系，並協同其他各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以此推動國家財富快速增長。

　　有人可能會這樣想：索性去掉對國有經濟的政策及資本保護，讓國有非國有經濟一視同仁地展開競爭，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增長或許會更快更好。十多年前我也曾這樣想過，但現在看來，這樣的想法的確太過幼稚，嘗試的代價和機會成本會很大。試想想，在缺乏公正透明的法律制度體系和半生鏽的行政體制環境中，實施完全的自由競爭制度，其結果必然是一場大混亂——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廝殺。

　　從根本上講，中國改革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早已經不是經濟運行層面的問題，而是如何優化國家治理層面的問題——而且是確保中國共產黨長官下的國家治理體制的創新發展問題，這個問題破解到位了，經濟運行問題就順利成章；這個問題若是畸形的，國民經濟結構及運行軌跡也是畸形的。然而，畸形不代表不發展，甚至發展不會太慢，生產力被壓抑幾百年之久所積蓄的能量，總是要釋放的——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釋放的最大的動能。

　　正是上述原因，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增速才創造了世界奇跡，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一舉結束了長期以來存在的短缺經濟；但經濟增長的品質和經濟結構確實有問題。也正因如此，中央才調整了經濟發展的風向：由追求增長速度轉向追求增長品質。

　　2、中國經濟運行，存在“相生相克”的兩種循環。

　　若要準確把脈中國經濟運行的當下與未來，就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經濟運行存在兩種循環：一種是民間資本及民營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經濟循環”，主要靠嚴酷的競爭生存發展；另一種則是以國有資本及國有企業為主導力量的“非市場經濟循環”，主要靠體制保護生存發展。這兩種經濟循環的體量都很強大，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二者之間共生共克、缺一不可。不妨打個比方：假如明天早上，國家發一道命令，把所有民營及私營經濟成分全部關閉，隻保留國有經濟成分，那結果會是怎樣呢？肯定會天下大亂，因為民營經濟體主要承載著十幾億民眾的吃喝拉撒睡、龐大的就業和大規模的出口創匯；相反，假若明天早上讓所有國有經濟成分休克，而民營經濟體依然循環，結果又會怎樣呢？國家治理層面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但還不至於亂到“崩潰”的境況，不至於整個國民經濟停止運轉，與民眾衣食住行息息相關的各個行業會依然運行順暢，隻不過體制內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人群的利益大大受損。

　　我要闡述的核心觀點是：這兩種循環既相生又相克，會浪費很多經濟資源和拖累經濟增長品質，我們要探討的一個命題是：既然我們無法、也不可能消滅任何一個經濟循環，那麽如何通過體制及制度改革，劃清二者的“地盤”，按照各自的規則和軌跡去有效運行。“混合所有製”改革路徑顯然很難行通，因為這兩種肌體的基因和血脈具有天然的不可融合性。

　　現在，十多億民眾的消費需求主要拉動著非國有經濟的市場化經濟循環；而航空航天、交通、城鄉公共服務、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及建設等領域，主要支撐著國有經濟循環。這兩者在有些領域的發展有明顯的重合，特別是地產、高科技、大消費、大旅遊、大健康領域的重合度較高。二者如何真正協同發展，互為依存，需要從國家戰略及政策層面審慎對待。

　　3、中國市場有兩股力量在“暗裡較勁”，搞不好有一天會撕裂國家經濟體，應及早應對。

　　自古至今，只要有商品交易，市場內在的動能就會發揮作用，最基本的供求規律必然“引導並左右著”資源要素的配置；但是，在非完全自由市場制度下的國家，政府隨時可以任性地超越市場直接配置資源。即亞當斯密所謂的“有形之手”隨時可以戲謔“無形之手”。但值得特別關注和思考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由於行政配置資源和管控市場的力量在不斷強化，主導並把控著國民經濟的運行，因此導致市場內在的能量被嚴重壓抑。儘管中國現階段經濟增長品質很差，但行政力量對市場的管控能量依然很強大。

　　在這種情形下，人們能夠看到的是，從國家的頂層設計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各種行政手段及政策對經濟運行狀況發揮著主導作用；但人們看不到的則是：被壓製的市場的力量並沒有因此而變弱，反而積蓄的能量越來越大，反彈力也在不斷坐大，只是被更強大的行政力量所壓製而已。這也是國家治理成本不斷加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種狀況的可怕之處在於：行政主導的力量的邊際效益不斷減弱，要維持乾預力量所付出的代價會越來越大，總有一天失去把控力，而市場能量的邊際效益不斷增加，當積蓄到一定程度會快速迸發，很有可能一下子撕裂中國經濟體。到那時，不用川普搗亂，就可能導致經濟及社會亂局。

　　因此，無論行政力量多麽強大，也不能無視於基於市場規律自身產生的市場能量。這股力量一旦強大到一定程度產生反彈，整個國有經濟體系可能會瞬間崩潰。

　　然而，防患於未然的策略決然不是簡單的“混合所有製”，更不能是資源配置的過度傾斜，而是建立公平合理的資產交易機制，且資產價格由市場決定，實現不同所有製屬性的資產公平交易。

　　4、體制壁壘導致城鄉經濟結構嚴重畸形，整個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深陷泥潭。

　　很顯然，十九大後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都表明：國家改革發展之重心，明顯由城市向農村轉移，振興鄉村戰略被推置到最前沿。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形態，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家庭聯產承包政策框架下的小農經濟業態。值得高度關注的是，全國很多欠發達的地域，鄉村被垃圾汙水包圍、農田被農藥化肥侵蝕、假冒偽劣產品無所不在、癌症發病率明顯提升、公共配套及服務基本缺失。可以說，多數農村的發展已經深陷無知無奈無所適從的泥潭，曾經古樸素雅的田園村落，早已消失，生硬雜亂的磚混建築被臭氣和垃圾包圍。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就是：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而治的體制壁壘，導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扭曲畸形。很多地域農村的建設發展可以歸納為三個“基本落空”：城市反哺農村構想基本落空、一系列農村改革及助農惠農政策兌現基本落空、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諸多舉措基本落空。不少鄉鎮一級政府，把村級行政印鑒收存於鄉鎮，然後以村裡名義申報項目，但爭取到的項目款，基本由鎮上自由支配。

　　儘管農村人均經濟收入與上世紀比已有大幅提升，但農村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及人居環境的嚴重惡化，已經威脅到農民的健康生活。當下農村經濟發展現狀特徵可以歸結為六點：

　　一是有效勞動力普遍外出打工，很多優秀勞動力離開窮困的鄉村到城鎮生活居住，農村建設發展缺乏主力軍；

　　二是駐守農村的勞動力平均年齡偏高、生產力水準低下，道德滑坡，而剩餘勞動時間增多，打麻將、賭博、村霸橫行鄉裡的現象比比皆是；

　　三是鄉鎮一級政權的工作重心“高高在上”，鄉鎮機構幹部的工作狀態：不是坐在機構應付上級的派活，就是到包片村溜達一圈，心神及重心很難下移到農村，基本沒有形成健康的村民自治機制；

　　四是農村經濟發展仍然具有濃重的“小農經濟”特色，而且小型機械化讓農民的剩餘勞動時間更充裕，農村的“懶惰”之風越來越嚴重；

　　五是貧困“有理”、貧困“光榮”的不良習氣仍然嚴重，從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懶惰和愚昧；目前的政策及市場環境下，只要身體健康、勤勞持家，是不大容易陷入貧困的，少數身殘、智障家庭，政府可以直接統一兜底，而一些地方政府未來爭取大量扶貧項目和扶貧資金，故意誇大事實；

　　六是城市產業力量及產業資本，缺乏投資農村的合適路徑和基本保障，名曰限制城裡人搶走穩定農民的土地，實際上限制了城市資本、技術及人才的流入。沒有城市產業資本及產業力量的進入，單靠農民自身及政府扶持，短時期內很難振興農村經濟。

　　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十九大後中央的重大決策開始側重於農村發展，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全面實施振興鄉村戰略。但對於早已經習慣於體制內傳統遊戲規則的地方市縣區鎮黨政長官而言，多數人卻困惑於不知道如何讓中央的決策落地生根，缺乏具體可行的落地模式，有些地方政府未來盡快出政績，卻被不法商人欺騙，損失慘重。

　　5、“全球化”動了美國的奶酪，川普為何把账記在中國頭上。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必然強大的核心邏輯是：在三百餘年的閉關鎖國和對生產力長期束縛的背景下，一旦實施尺度漸大的改革開放，必然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潛能。進入21世紀後，適逢全球化加速，二戰以後美國主導形成的全球利益格局，受到全球化的無情衝擊，以中國為首的“欠發達”經濟體，向發達國家大規模輸出日用生活產品。因此，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而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

　　在這樣的全球利益格局大調整的背景下，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有力推動了全球各大經濟體進入新的發展周期。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中美之間出現巨大的貿易逆差，是一種必然趨勢。若從部門勞動力價值貢獻的角度來講，中國的經濟實力會更強大，根本不用怕任何強國。假如中美同等技能水準的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在同等勞動時間內，中國生產出的日用品賣給美國，可以賣出120美元，而美國同等條件下生產出的芯片等科技類產品賣給中國，售價高達3600美元，價格高出中幾十倍，其巨大的“價值”落差，主要得益於知識產權保護下的科技含量。這種“極不對等”的貿易，意味著美國用少量的科技產品就可以換得大規模的中國日用消費品，可以說美國佔盡了便宜。儘管如此，中美貿易逆差還那麽大，可見美國日用品市場消納了中國多少產品，可以說，整個美國的中低端消費人口，對中國製造產品已經產生嚴重依賴。

　　由此可見，真正傷害美國利益的是“全球化”潮流。川普之所以跟中國過意不去，根本原因還在於太過逞能，以顯示他比其他美國總統牛逼，也暗含一種冷戰思維：“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及制度體系相衝突的中國，一旦崛起，令人後怕，不得不防”，我川普擔任總統，就敢於跟中國玩真的。但是，川普政府選擇對中國大打貿易戰的做法，卻犯了一個與全球化趨勢為敵的方向性的錯誤，注定最終會自己把自己玩的沒趣。

　　中國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決定了，中美貿易戰打的時間越久，美國越是輸不起，而中國卻輸得起。因為：中國國內經濟的生產——交易——物流——消費，有十幾億消費人口支撐，已經形成獨立自主的閉環，中美貿易戰不會對廣大民眾切身生活造成多大影響，也不會影響絕大多數內向型企業，受影響的主要是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少數企業，以及那些本來可以掙1000萬，結果隻掙了100萬的少數群體。

　　因此，對於川普的自說自話和時不時來幾句恭維示好，沒有必要搭理。中國只要心理上扛得住、不怯陣、不認慫，川普自然會撤退。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了，要不要重新思考一下面向未來的更清晰可鑒的改革方向、終極目標及發展軌跡？合適才能結束“改革總是在路上”，轉入常態化的發展運營呢？中國改革如何“不忘初心，砥礪前行”，這既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命題，更是嚴肅的政治命題。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中財國信產業數據技術研究院院長，中財國遠（北京）財經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