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印象中的民國，是舊製與新法交替，流亡與革命並存的亂世，同時也造就出一批意氣風發的文人大師，上演著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再生運動。多元思想的碰撞與爭鳴，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融，催生出“民國之後再無大師”的時代風采。在這些大師中，已經去世80周年的錢玄同，是繞不過的一位。
“該死的錢玄同”，“死”了三次
1927年9月12日，錢玄同四十周歲生日，但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人在緊鑼密鼓地為錢玄同準備“後事”，計劃要在《語絲周刊》上發一期《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由此來看，“被去世”這種惡作劇的確是有淵源可溯的。
胡適等人之所以要給健在的錢玄同“辦理後事”，還是源於十年前的一次口無遮攔。錢玄同在三十歲時，曾憤慨於中年人大多固執而專製的毛病，有感而發說了一句給自己挖坑的名言：“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在他四十歲生日這一天，十年期限已至，做朋友的總得出手幫一把，完成好友的“夙願”。
於是，一場在世人的後事悄然籌備，訃告、挽聯、挽詩和悼念文章一應俱全，只差天時。正是這個“天時”，讓錢玄同幸免於難。當時，恰逢張作霖進京自稱大元帥，大搞“白色恐怖”，人們忌諱談“死”。為了避免引起麻煩，這個精心籌備的《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並沒有及時刊出。
不過，幫朋友完成“夙願”這種事情，總要發揮點迎難而上的精神。《語絲周刊》與南方某刊物以交換廣告的形式，將這個專刊登了出來。錢玄同不明內情的朋友、學生信以為真，紛紛致信悼念故友亡師，上演了一場悼念活人的鬧劇。
錢玄同的這幫“損友”中，其中以胡適和魯迅最皮。一年後的1928年9月12日，胡適又作了一首《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紀念歌》，其中罵到：
該死的錢玄同，怎會至今未死！
一生專殺古人，去年輪著自己。
……
年年九月十二，到處念經拜懺，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獄搗亂。
魯迅也不甘示弱，作了四首《教授雜詠》，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
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
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
後來，錢玄同為了擺脫這個梗，索性把姓改掉，廢“錢”姓而以“疑古玄同”為名。
這是錢玄同的第一次“被死亡”，但不是最後一次。第二次發生在1938年的夏天。當時，北平漢奸文人、偽古物陳列所所長錢桐病故，一家名為《楚報》的媒體誤將“錢桐”寫成了“錢玄同”。看到新聞發布的訃告後，有不少師友學生送來挽聯，都被家人瞞著他燒掉了。據說，原因是錢玄同對接受日偽聘任的人有切齒之恨。
雖然歷史容不得假設，但如果錢玄同不那麽早逝，或許尚能影響到周作人1939年以後的人生軌跡。1939年1月，錢玄同為解決李大釗子女生活困窘的問題，抱病四處奔波變賣李大釗的藏書，最終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去世；同樣是1939年1月，經歷過槍擊案身心衝擊的周作人，最終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由此，另一面的周作人和一如終始的錢玄同擦肩而過，往日的志趣相投，變成了天人永隔後的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
點醒周樹人，促成第一篇白話文
如果沒有錢玄同和周樹人的對話，或許在文學史上就不會出現“魯迅”這個於無聲處驚雷響徹文壇的名字。
1917年，錢玄同為《新青年》供稿，同時也經常宣說周氏兄弟加入其中。周作人如約交稿，但周樹人卻一拖再拖。於是，就有了錢周二人在補樹書屋的對話。
那是一個風雨如晦的年代。溥儀再次登基，張勳辮子軍北上進京複辟，馮國璋宣布就任代理大總統，孫中山開始護法運動……，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亂世時局之下，讓36歲的周樹人很是失望，每天抄寫古碑、校對古籍、輯錄金石碑帖作為消遣。
當時，魯迅住在紹興會館，怕狗的錢玄同每次登門拜訪，總要和會館前的看門狗在心理上較量幾個回合，等到進門坐定，還需要半晌來平複自己緊張的喘息。這一天，錢玄同一邊喝茶，一邊胡亂翻看著周樹人抄寫的古碑抄本，對話由此展開。
錢：“你抄了這些有什麽用？”答：“沒有什麽用處。”錢又追問：“那麽，你抄他是什麽意思呢？”“沒有什麽意思。”錢玄同再一次建議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周樹人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並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
此時，錢玄同正色相告：“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恰恰是錢玄同的這句話，讓周樹人走出隱默，最終決定加入《新青年》的供稿之列。次年1月，周樹人成為《新青年》編委；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出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署名魯迅。
自此，魯迅這個名字，成為同舊世界鬥爭的標誌性符號。
如果沒有錢玄同，或許中國文學史上甚至都找不到周樹人的名字，更不要說魯迅。因為補樹書屋的對話以及之後的合作，兩人關係甚密，錢玄同稱愛抽煙的魯迅為“煙鬼”，魯迅叫喜歡在榻榻米上爬來爬去的錢玄同為“爬翁”。
後來，錢玄同給兒子錢三強的課外讀物，除了《水滸》《西遊》等“四大名著”，新小說就有《呐喊》、《彷徨》等魯迅的作品。他曾對林語堂說：“八九年來，我最佩服吳（稚暉）、魯（迅）、陳（獨秀）三位先生的話。”
不過，這種相互認可的關係並沒有得到善終，由於在文學觀和世界觀的南轅北轍，兩人的關係最終決裂。
我們的書寫方式，都拜這位胖子所賜
錢玄同是個胖子，所以魯迅曾在《教授雜詠》中打趣他說“何妨賭肥頭”。雖然胖，但性子卻猴急，這一點，從他和陳獨秀的往來中就可窺見一二。
錢玄同曾書信陳獨秀，提出《應用文之改革大綱十三事》，其中就包括了對我們現在使用的標點符號、語法詞序、公元紀年，以及“變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書寫方式的改革。
“變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的書寫改革可以說是錢玄同《應用文之改革大綱十三事》中最具革命意義的一項，該項提議得到陳獨秀的極力讚成。在他的應用文改革建議提出一個月後，看到《新青年》出街的雜誌仍然是“右行直下”的排版。於是急忙去信質問：
你既然讚成“左行橫迤”,為什麽《新青年》還沒有改用橫式呢?《新青年》雜誌拿除舊布新作宗旨，則自己便須除舊布新。所有認作“合理”的新法，說了就做得到的，總宜趕緊實行去做，以為社會先導才是。
陳獨秀周旋於《新青年》發行部和其他社友之間，霸紙幾千年“右行直下”的書寫方式，最終發生了根本變革，“左行橫迤”這種華夏讀書人的全新書寫方式由此開啟了嶄新的文風。那一年，錢玄同年僅30歲。
從現實意義上來看，錢玄同最大的成就並不在於文學創作方面，而是包括簡化漢字和推廣拚音字母在內的語言文字學領域。
錢玄同曾歷時10年審定了國音常用字匯合計12220字，創建了以白話文編輯的國語教科書，起草了共計2300余字的《第一批簡體字表》，擬定國語羅馬字拚音方案。
可以說，沒有錢玄同等前輩鍥而不捨的追求，也許我們今天還無緣享用漢語拚音和標點符號之恩澤。
錢玄同早年積極宣傳漢語改用拚音文字，曾採用國際音標制定漢語拚音字母。1923年,向教育部提出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的議案；1925年,他又放棄了國語字母採用國際音標式的觀點，主張採用26個羅馬字母。
他極力提倡白話文，甚至提出“打倒古文！打倒漢字！” 的極端口號，代之以白話文和世界語。後來，在陳獨秀的建議下放棄了廢除漢字、推廣世界語的主張，但依然堅持“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
在不斷的提出主張和審勢妥協之下，錢玄同深入研究了包括語文改革活動、文字、音韻等諸多方面的語言文字學，為我國近現代史研究、國學研究、語言學和音韻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如果把民國時代的這些大師，放置在當時的時代語境之下，他們其實只是一群風華正茂的有志青年。或許，連他們自己也不會想到，當年那些付諸行動的想法，正在驅動著時代的巨輪，悄然改變著歷史，改變著社會，改變著一個民族對文明記載和傳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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