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普通人，我們最應該記住的是，方向性、歷史性、時代性的錯誤不能犯
撰文|孔金旺（成都市醫務工作者，在蓉工作生活七年）
巴菲特曾說：“時間是優質企業的朋友”，我認為時間也是優質城市的朋友。
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決定了不同類型城市的興衰沉浮。進入工業化後期的中國，城市發展會經歷怎樣的分化與聚集呢？
1、美國等主要國家城市格局變遷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城市發展的過程。
（1）美國城市格局變遷
1930年前後，美國大體上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工業化。
而之前的一年，爆發了資本主義史上最大的經濟危機。之後，歐美主要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摩擦頻繁，歐美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受阻。
與英法這種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美國是後發資本主義工業強國，而且是製造業第一大國，但因為歷史原因，卻沒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作為工業品的傾銷市場。
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形勢下，其經濟也不得不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消費型轉變，美國逐步進入後工業化時期。
而隨著美國經濟轉型及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發生變化，1930年到2016年的大半個世紀裡，美國的城市格局也因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西方社會學之父孔德曾斷言“人口即命運”，人口也確實是反映城市興衰的關鍵性指標，下面我們就用人口指標來觀察美國從1930年到2016年主要城市都市區（注意，非單體城市）人口興衰變遷情況。
圖1.美國1930-2016年TOP20城市人口變化情況 圖表來源|網絡
通過圖1可知，排名大幅下滑的城市主要分為兩類：
環五大湖工業城市：以底特律、克里夫蘭等為代表的環五大湖老工業區。我們通過新聞了解到，汽車城底特律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瀕臨破產狀態，甚至出現1美元拋售房產的情況。
而作為詹姆士的球迷我當然知道現在的克里夫蘭是一個衰落的中等城市，令我感到吃驚的是1930年它居然是全美第8大城市。
內河水運樞紐：以聖路易斯為代表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水運樞紐城市。
排名大幅提升的城市則主要為：
首都、內陸中心城市、州府：華盛頓、達拉斯、休斯敦、亞特蘭大、鳳凰城、丹佛、邁阿密等。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工業化的後期，尤其是後工業化時期，美國那些高度依賴工業和貿易（無論是出口加工貿易、內陸水/陸樞紐城市）的城市，慢慢走向衰落。
而行政、科教文衛資源豐富、服務業發達、異塵餘生地區及人口廣博的首都和內陸行政中心城市則逐步崛起，替代了那些工業化時代的翹楚。
以華盛頓為例，20世紀初期，它還是一個不入流的小城市。如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直接管轄人口70來萬，整體大都市區人口600多萬，成為了全美排第六的都市區。並且有報導顯示華盛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是全美第一。
這樣的變化帶來了直接後果是什麽呢？
圖2.數年前美國部分城市房屋價格情況 圖表來源|網絡
很多在美國工作或者旅美人士都反映，美國的很多老工業城市人口外流、老齡化加劇，房價低迷，而新興的服務業及商業城市則正好相反。
如上圖2所示，從1930年代到現在，環五大湖老工業區那些曾經的全美top20大都市，中位數房價幾乎都在15萬美元及以下，也就是說基本都低於全美均價。
而那些曾經不夠強大的內陸行政中心城市和首都，在80年以後，房價達到了全美均價的2-5倍。
為什麽會這樣？直接原因就是這些新興城市有更多高附加值的產業體系，為優秀的人力資源提供更多的成長性機會，導致這些人願意為高溢價的房子或房租買單。
（2）其他主要國家的城市格局變遷
再來看看我們的鄰居，聯邦製大國——印度。
令我們感到吃驚的是，印度首都德裡都市區，目前已經擁有2600萬左右人口，超過了2300萬人口的孟買都市區。
在我們的印象裡，擁有寶萊塢的孟買就是印度的象徵，就是印度的“上海”，而且孟買這些年也一直在對標上海，但現在它最大的對手是德裡。
同樣作為上億人口的聯邦製大國，巴西在1960年從無到有新建了首都巴西利亞。1970年時，巴西利亞擁有62.9萬人，全巴西第11。
而到2016年，巴西利亞已成為428萬餘人的巴西第4大都市，並且其人口仍在快速膨脹，有望在10-20年內成為僅次於聖保羅和裡約的第3大都市。
我們發現，全球4個人口超過1億的大型聯邦製國家：印度和俄羅斯的首都人口全國第一，美國和巴西從無到有新建的首都，也已經發展成為所在國家的都市區。
至於佔全球大多數的單一製國家，基本都是首都人口全國第一，且絕大多數遙遙領先於其他城市——典型的如日本、韓國、法國、英國、土耳其、埃及等。
2、近二十年中國主要城市格局變遷
2008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在此之前，中國基本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並且就在這一年，中國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達到了70%的歷史峰值。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隨後逐步降低，歷史總是會出現驚人的相似，大家發現是不是和美國的1929年有很多相似之處？
為了讓大家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城市格局變遷，我將比較的起點定位於加入世貿的前一年，就能發現更多有趣的現象：中國經濟發展的驅動邏輯一直在變化，而且變化的速度遠較美國為快。
在不到20年裡，分別經歷了出口拉動、投資拉動、消費拉動三部曲，而每一部曲，又分別締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城市格局。具體變遷情況如下圖3所示：
圖3.2000-2017年中國TOP20城市GDP排名變化情況 製圖|孔金旺
如上圖3所示，過去接近20年的中國城市格局變遷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0到2008年。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一年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是繼中國宣布改革開放之後，又一個重大歷史性時刻。
自此之後，中國開始在全球經濟鏈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貿組織讓中國人民的勤奮和智慧，在全球貿易體系裡得到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定價。
正是因為將勤勞、聰明、廉價的中國人民納入全球化經濟發展與治理體系，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工業大國、第一出口大國，全球經濟發展開始了雙引擎時代。
這個時期，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由1998年的31.8%快速拉升到到2008年的70%，受大環境影響，出口型城市成了站在風口上的豬。
蘇州、東莞、無錫、佛山、寧波、泉州、溫州等外貿城市開始逆襲。頂峰時期的無錫、佛山、寧波GDP甚至超過武漢、成都等省會城市。
第二階段，2008到2015年。2008年是全球經濟深刻變革的一年，也是中國經濟脫胎換骨的一年。
這一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國際訂單銳減，我國的出口業受到了劇烈地打擊。這一年，中國GDP增速大幅下滑了4.5個百分點。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推出史無前例的4兆投資計劃，海量的信貸進入到鐵公基項目，高鐵等大基建轟轟烈烈乾起來。
重慶、天津、武漢、鄭州等城市成為這個時期的明星城市，蘇州、無錫、東莞等以外貿見長的城市經濟增速相對放緩。
第三階段，2015到2018年。2015對中國經濟來說又是一個的至關重要的時間，在正視4兆投資留下的各種後遺症之後，中國政府開啟了去庫存、去杠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大動作。
就在中國經濟增長陷入暫時的瓶頸期，“消費升級”開始蛟龍出海，消費接棒投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驅動力。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進入“新時代”，即以出口驅動、投資驅動轉變為越來越依靠消費。
這一轉變再次影響中國城市的格局。
3、中美主要城市格局變遷異同點
通過對比我們發現，進入工業化後期或者後工業化時期，由出口驅動、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的過程中，中美的城市格局變遷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
那就是大區中心城市與人口大省（州）省會（州府）城市成為最大贏家，因為省會城市天然是一個省的現代服務業及消費中心，而像廣州、成都、南京等大區中心城市，甚至還扮演著多個省份的現代服務業及消費中心。
這種獨特的地位，往往讓同省或周邊的高級別城市受到一定影響。
與之對比的是，沿海那些加工貿易型的非省會城市在中國經濟版圖上面越來越黯淡，這裡我們將佛山與武漢、成都進行對比。
2010年的時候佛山GDP還略高於武漢、成都，不過短短8年，成都和武漢GDP都已經1.5兆左右，而佛山才無限接近1兆，這8年的增速對比著實嚇人。當然，佛山在民營經濟、民富程度、城市化水準上有優勢。
這個差距，恰恰也是強省會或內陸區域性中心城市增長的潛力之一。
如果說中美主要城市格局變遷還有不同的話，那就是美國大半個世紀走過的路，中國只要10-20年就會完成。
是什麽原因讓中國能夠迅速走完發達國家走過的漫漫長路？筆者認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歐美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了三次工業革命，而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
正是這種落差結合中國的規模優勢（數量龐大且能夠吃苦耐勞的廉價勞動力和龐大且層次豐富的低成本大一統國內市場）讓中國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勢能，能夠迅速地吸收歐美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迅速的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進；
二是中國擁有古老並且燦爛的文明，具有能夠迅速複興的文化基因。研究歷史發現只要將壓在中國人民追求物質財富的巨大束縛解除，中國會馬上成為全球性經濟大國，甚至是執牛耳者。
另外我們周邊與我們文化同源的東亞國家或地區，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台灣、香港，都在近現代進入發達國家或地區行列，這也是筆者近些年逐步恢復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無論是工業化還是產業升級，我們都是漸進的，都是自下而上的。
在工業化方面我們是從原始工業化到逐步完成前兩次工業革命，甚至部分領域和歐美一起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
產業升級方面我們是由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由高儲蓄到高消費，其經濟發展歷程非常符合“胚胎發育”規律。
並且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與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還有一個重要的相似之處，那就是采納了英國式的，由強政府引領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來培育自己的企業家階層，並為本國製造業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場。
因為沒有強政府，則國內不可能形成統一且低成本的大市場，也無法集中優勢資源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大批量民族企業。
沒有重商主義則不可能為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提供原始積累。
凡是采取了這種發展模式，比如美國、法國、德國和亞洲的日本，都成功了，而沒有走這條道路的，比如拉美、南非以及很多自然資源及能源豐富的國家都失敗了。這個分析不一定完全正確，但很大程度上如此。
關於經濟上的“胚胎發育”規律，我就拿蘇聯來舉例，其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不徹底的情況下，強行進行第二次工業革命，重點發展重化工業，導致事關民生的農產品及輕工業產品供給嚴重不足。
最後引來國內劇烈的通貨膨脹，這充分說明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違背了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和一條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供給不可能自動創造它自身的需求。”
4、為什麽中國城市化的下半場是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句名言，“21世紀將會有兩件大事影響人類的進程：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城市化”。
中國城市化所影響的不只是中國，它已成為影響全球的大事。
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後期，並且正以較快的速度提高城市化率。目前中國已經走完了城市化的上半場，下半場是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那它背後的推手是什麽呢？
我們觀察到主導中國城市化的資本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即由工商業資本向金融資本，再向科技資本轉變。
以深圳舉例，為什麽深圳會成為中國創新之都？說白了就是其逐漸將早期的政策利好轉化為生產要素聚集優勢，即資本、科技、人才等生產要素，高度集中在深圳20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
而越集中，各生產要素交流、組合的速度就越快，由思想變成創意，創意找到資本，資本通過適宜的技術找到應用場景，然後在東莞的生產車間裡面變成產品，甚至是精品的速度就越快。
這是中國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最成功的典範，通過優秀的生產要素的高度集中、頻繁互動，才有資格去參加全球競爭，才能佔據全球高新技術產業鏈條的頂端位置。
這裡我要引出一個概念，在信息社會，決定一個互聯網公司成敗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信息交流的廣度、深度和速度。而在全球化時代，決定一個城市興衰的密碼，則是優秀生產要素交流的廣度、深度和速度。
在現代城市中，伴隨著各種思想、創意、資源相互交融和影響，能夠產生更多有價值的新生事物，現代城市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引擎。
在現有科技條件下，適度的規模化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比如現在中國大城市正在如火如荼實施的都市區軌道交通、城際鐵路及國際機場建設。
如果說互聯網讓BAT實現了線上流量的集散，而軌道交通則讓大城市實現了線下流量的集散，二者都是規模經濟的遊戲。
根本上講，有地鐵的城市和沒地鐵的城市，就像是火車時代和馬車時代的區別，前者對後者是降緯打擊，因為經濟層面取得的所有進步，基本都可以歸結為效率的提高。
而都市區軌道交通體系需要龐大的投資，也只有經濟足夠活躍，且人流量足夠大的城市才能視之為標配。
同時，都市區軌道交通體系又極大地拓展了城市的經濟邊界，提高了城市的發展上限。
總之，在市場化的驅動下，大城市始終是人類不斷追求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國這樣仍然在大規模推進城市化的國家，必然表現為人口繼續尋求進入大城市。
根據發達國家經驗，人口都是從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無論是美國的主要都市圈、英國的倫敦都市圈、法國的巴黎都市圈，還是日本的東京都市圈，人口、資金等的聚集效應均在進一步增強。
5、中國的城市化政策變遷及對城市化方向的影響
回顧中國過去41年來的城市化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政策導向與市場動力之間存在明顯偏離態勢。
中國城市化的主要政策導向是：嚴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布局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然而從城市化的實際發展情況看，恰恰與政策導向相反。
1980年到2015年，中國的大城市在全國700余個城市中發展最快，目前300萬總人口以上的城市達到180個，500萬以上的城市88個，800萬以上的城市30個，1000萬以上的城市13個。
這些大城市不但其城市人口佔全國城市人口的60%以上，而且創造的GDP超過70%，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絕對中流砥柱。
但是，由於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及福利制度，進入大城市的農村人口，多數是以暫住人口或流動人口形式存在。
他們享受不到戶籍人口那樣的福利待遇和各種城市權利，就是說，他們僅僅是完成了空間的遷徙和就業方式的變化，並沒有完成身份和法律地位的轉化。
他們的國家認定身份仍然是農民，只不過變成了“農民工”，這就造成了“表象城市化”問題。
為此我們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這是中國城市化的全新戰略。
“新型城鎮化”指的是不同於過去農村人口大規模急速湧入大城市、造成大中小城市發展極不均衡的傳統城市化發展格局，要真正實現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發展的均衡化；
“以人為本”指的是要在政策引導下，高效解決進城農民的戶口、就業、住房以及其他城市福利待遇問題，讓城市化真正成為每一個新市民借以改變命運和提高生活水準的重大社會基礎工程。
從最近幾年中央政策傾斜情況來看，中央已經默認了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安徽、陝西等不少中西部省份傾全省之力發展省會的模式。
我們也看到，最新國家相關部委支持建設的4個國家中心城市，全都給了內陸省會，分別是成都、武漢、鄭州、西安。國家級新區也多數給了省會和直轄市，如南京的江北新區，重慶的兩江新區、成都的天府新區、西安的西鹹新區、南昌的贛江新區、長沙的湘江新區等。
最能體現中央有意做大做強中心城市的另一明顯特徵是，中央批複同意了一些中心城市“吞並”周邊縣市。
過去幾年裡，合肥“吞並”了巢湖的主要部分；成都“吞並”了簡陽；西安代管了橫跨西安鹹陽的西鹹新區；濟南近日又一口“吞下”了地級市萊蕪。
不久前，我更是驚喜地發現包括山東省的濟南和青島，福建省的廈門，遼寧省的沈陽和大連，黑龍江省的哈爾濱，江蘇省的南京在內的多個城市被點名“引領帶動作用不夠”。
措辭中提及“龍頭作用不夠”、“省會作用不夠”、“中心城市作用不夠”等等。
2019年2月21日，《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意見更是提出，到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顯進展，基礎設施一體化程度大幅提高，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要基本消除，“都市圈”時代正式來臨。
由此，筆者認為，由於中國的城市化戰略已經有了實質性的轉變，越來越符合後工業時代經濟發展規律。
中國未來20年的城市化將呈現“中間平穩、雙向突破”的基本格局和趨勢，即中等規模的城市基本保持平穩發展，甚至因為人口外流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
戰略突破將發生在城市化的兩端，即大城市和小城鎮兩個方向上。市場與行政的雙向力量，將繼續推進大城市的高質量強勁發展，並且這個也是中國城市化下半場的主線。
而國家政策導向將扶持大量小城鎮的成長，比如發展特色型小鎮經濟，確保不適應服務於高新技術產業及新經濟的人口就地城鎮化。
6、哪些城市將是城市戰爭新的勝利者？
讓我們再次回顧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發現一個絕非偶然的路徑選擇。
那就是當一個體量足夠大的國家完成了工業化，再也沒有足夠大的外部市場能夠接納它創造的增量時，其經濟增長方式都會不約而同地轉變為消費驅動。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軌跡，工業化國家戰勝外貿型國家，就像英國戰勝荷蘭，大市場的消費型國家戰勝單純的工業化強國，美國任何時候都會力壓德國、日本一頭。
因為誰掌握了消費的話語權，誰就能掌握資源配置的主動權。在城市興衰方面也是如出一轍。
過去20年，中國經濟發展軌跡從出口驅動到投資驅動，再到消費驅動。與之對應的是城市的發展脈絡，工業城市打敗了外貿城市，而消費中心城市又打敗了工業城市。
當前，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對於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小，且不確定性越來越大。投資拉動經濟的後遺症已經顯現無疑，唯有消費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在消費驅動時代，那個城市規模更大，更靠近人口中心，哪裡能異塵餘生並聚集到更多消費人口，哪裡就容易出現繁榮的服務業，就會有更好的經濟活力。
最近兩年來，幾乎全國所有省會城市都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搶人大戰，其實就是認識到消費驅動時代的到來，誰也不想錯失這個風口。
但是誰能抓住這個風口呢？我覺得大省省會具備天然優勢，尤其是扮演著多個省份的現代服務業及消費中心，且該省城市化率還不高的大省省會。
當然很多人會質疑，這些城市的產業結構不夠優良，高新技術產業與現代服務業不夠發達。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資本，特別是科技資本會助推它們完成轉型。
過去的十年，一線城市及杭州站在了互聯網經濟的風口，由此積累了大量的科技與金融資本。
根據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原理，一旦資本高度擁擠，它就必須競爭土地、人才等其他生產要素，使這些生產要素高度溢價，比如北上深的房價（它是地租的一種表現形勢），而導致資本利潤率大幅降低。
因此以科技資本為首的各類資本開始外溢成了必然。但是中國的絕大多數城市並不具備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新經濟的土壤，這樣具備比較完整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大量且優質的人才儲備、優良的營商環境及政府公共服務的內陸區域中心城市就成了科技資本及金融資本的最佳流入地。
為什麽呢？因為它們有遠較一線城市低廉的地租，及更強有力的產業扶持政策，而適合新經濟發展的優質人力資源儲備又遠較外貿型及工業城市為好。
並且與傳統行業相比，以科技資本主導的互聯網產業等在轉移時，對環境的適應性更強。
上海交通經濟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在接受採訪時對媒體分析，傳統行業受到供應鏈限制，轉移需要搭配龐大的上下遊企業，而互聯網以“人”為主，異地辦公難度較低，在遷移時對環境的適應性更強。
這個從中國新經濟的代表們紛紛在成都、武漢、重慶、西安等新一線城市建立第二總部、區域總部或者研發中心可以看出。
而且我最近注意到相關數據，從一線城市流入成都、武漢等大陸區域中心城市的高新技術產業從業者收入水準沒有明顯降低，一般不超過20%。
考慮到這些城市只有北上深1/3左右的房價及稍低的物價水準，對優秀人力資源還是比較有吸引力的。隨著這些城市營商環境、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進一步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及現代服務業從業者會進一步回流。
而據我了解，這些也是必然會且正在發生的，因為這些城市已經開始與優質生產要素，尤其是資本形成了良性互動。一句話，它們已經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
綜上所述，城市運營與抖音、拚多多等互聯網企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做流量的生意，誰能獲取更多的流量，誰就能贏得未來。
從抖音、拚多多的流量逆襲，可以感覺到，只要產品做得好，並且爭取到資本的青睞，勢必收割天量的流量。
對一座城市來說，我想它能提供的最好產品就是基礎設施、營商環境與公共服務，當然如果能夠發掘城市的深厚歷史底蘊及內在文化動力，並且轉化為符合現代精神且凝聚城市共識的超級IP,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國富論告訴我們，在一個各種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內部，發展到最後肯定是不同區域同一階層的綜合購買力應該大致相等。
根據美國的經驗則是，大體量的頭部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不大。如果這種發展軌跡也適合中國的話，與不久的將來相比，目前國內某些具有高度成長性內陸中心城市的固定資產價格還處於低估階段。
而敏銳的資本是從來不會放過窪地的，並且填平的速度會更快。因此作為普通人，我們最應該記住的是，方向性、歷史性、時代性的錯誤不能犯，犯了就沒人能補償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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