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預衡：千古文章八大家

世人談論古文，多稱唐宋八家。唐宋之文，不僅八家，但八家之文，確有特點。古人所謂“千古文章八大家”，雖有誇大，亦非虛言。

首先，以韓愈而論，其文章特點，就很突出。他寫文章，不但“惟陳言之務去”，而且“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舊唐書·韓愈傳》）。其《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論佛骨表》都可為例 。當“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的情況下，勇於進言，不怕得罪，這樣的文章是很有膽氣的。

柳宗元為世傳誦之文，主要是幾篇寓言和遊記。但他的文章成就，不僅在此。在這之外，議論之文如《貞符》、《封建論》和《非國語》，抒憤之文如《牛賦》、《懲咎賦》、《乞巧文》、《罵屍蟲文》以及《天對》、《愚溪對》等，都有特徵。一是思想新穎，能破傳統；一是牢騷太盛，出言多諷。對於這樣的文章，前人或以為“難曉”。（見《朱子語類》卷１３９）難曉也就難學。故歷來學韓者多，學柳者少。大概柳文個性太強，苟非其人，很難學到。

八家之文，宋人居六。宋之六家，成就最著者是歐、蘇（蘇軾）。

曾鞏曾稱歐陽修“蓄道德而能文章”（《寄歐陽內翰書》），歐文為世傳誦者有《醉翁亭記》，此文寫於貶官滁州之時。身在貶所，不作“戚戚之文”，而講山林泉石之樂，體現了歐陽修“達於進退窮通之理”的胸襟氣度。這是他為人為文的一個重要特點，但更能體現其行文藝術的，還有《讀李翱文》、《與高司諫書》和《朋黨論》等。尤其是《與高司諫書》，“氣盡語極”，而寫得“容與閑易”，其為人為文修養之深，可以概見於此。

蘇軾為文的這一特點，體現於他的各體雜文者，《文與可畫谷偃竹記》最為適例。題目為一篇畫記，實際是悼念友人的文字；悼念之文而備載平生嬉笑之言，謀篇命意，都不同於尋常的文章模式。蘇軾為文這一特點也體現於議論文章。蘇軾的議論文章，見於《策略》、《策別》、《策斷》以及雜著雜文者，指陳時弊，無所顧忌，都是寫得自由隨便的。

蘇軾與其父蘇洵、其弟蘇轍，世稱“一門父子三名士”。蘇洵之文，“縱橫馳驟”，蘇轍之文，“汪洋淡泊”，二人之文，亦各有特點。袁枚說“三蘇之文，如出一手”（《書茅氏八家文選》），其實不然。當然，蘇洵長於政論和史論，對於軾、轍二人都有影響，蘇轍撰《歷代論引》，說：“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這一特點，則是三蘇所同的。

八家之中，還有曾鞏和王安石。曾鞏之文，紆余委備，頗與歐文近似。因此之故，前人或並稱“歐曾”。但曾文深醇溫厚，而歐文不免“悻悻”（魯迅語），雖曰近似，實有不同。

王安石的主要成就，在於從政，但文章亦有特徵。曾鞏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的信裡曾說：“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安石為世傳誦的名篇如《答司馬諫議書》、《讀孟嘗君傳》等，都是寫得簡古的文章。《藝概·文概》又稱“介甫文之得於昌黎，在陳言務去”，這樣的文章亦可為例。

總起來看，八家之文都有自己的特點。正是由於具有這些特點，便為後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後代的古文家，無論是明之唐宋派，或清之桐城派，都以八家之文為典範，並非偶然。

來源：《唐宋八大家文集》人民日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