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書寫故宮的幸福客

白露過後的北京，微涼氣象。

周一的故宮博物院全天閉館，沒有了人頭攢動、摩肩接踵的遊客，這座舊宮殿顯出令人心醉的寧靜和肅穆。

午後，祝勇從西華門步入故宮，這是他成為“宮裡人”7年多的時間裡最常出入的宮門。他工作的地點在故宮西北角，是西北角樓下一個兩進四合院，那曾經是紫禁城的城隍廟，現在成了故宮研究院的所在地。

這個常玩笑說是乾隆同事的故宮人走得穩健從容，有種走在“我的宮殿”中的自信，言語也是不疾不徐：“有人問北京故宮的鎮館之寶是什麽？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它是中國最大的藝術品博物館，裡面珍藏的各類文物總量達186多萬件，全中國42%的珍貴文物藏在這裡。所以有人答，故宮這座建築本身就是最大寶貝。我覺得也挺對。”

他一邊走，一邊介紹著沿路的這個宮那個殿，這個橋那個廟——它們的前世今生，它們的興衰榮辱。他毫不掩飾對這裡的由衷喜愛，毫不吝嗇對它的溢美之詞。

當所有現代人的喧囂和擁擠退出這裡，他眼裡的紫禁城變成了一個生命體，有呼吸、有情感。

問起他在這裡工作的感受，這個不斷書寫故宮，著有《舊宮殿》《血朝廷》《紙上的故宮》《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故宮的古物之美》等多部作品的作家卻仿佛詞窮了似的，翻來覆去只有兩個字：幸福。

宮裡宮外

“我上中學時，是學校的作文大王，市裡省裡包括全國的作文大賽，學校都讓我去參加，準保都拿回獎來。當然作文的寫作都是比較簡單的，可我確實喜歡寫，對文字很癡迷，所以我考大學時，主意挺正的，一是想去北京，北京的文化特別吸引我；二是必須上中文系。”

他的這兩個理想都實現了，1986年，他考到了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上了中文系。

中學時，他喜歡讀書，尤其歷史類的書籍。父親書架上的書，能讀懂的、讀不懂的、讀半懂的他都翻遍了。他家有滿滿兩書架的書，在“文革”後期的普通家庭裡也算是鳳毛麟角了。

後來他看了劉心武長篇小說《鍾鼓樓》，很喜歡，讀了許多遍。

“北京城中軸線的最北端，屹立著古老的鍾鼓樓。鼓樓在前，紅牆黃瓦。鍾樓在後，灰牆綠瓦。鼓樓胖，鍾樓瘦。儘管它們現在已經不再鳴響晨鍾暮鼓了，但它們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時，依舊巍然地意味著悠悠流逝的時間。”

小說中的北京讓他向往，讓他覺得他生長居住的沈陽太小，又缺少文化的味道。

來到北京後，他看到的北京正像劉心武筆下描述的那般，這讓這個文藝青年歡喜異常。不上課的時候，他常在北京的胡同裡轉悠，北京的人文歷史讓他著迷。

畢業後他選擇留在北京，進了出版社，因為無論閱讀寫作還是編輯，和書打交道都是他樂意的。

12年後，他選擇離開出版社，原因還是他的寫作受到了限制，雖然他都是在業餘時間寫，仍然不斷聽到不務正業的批評。

從2002年起，他成了“行走的祝勇”，浙南山地、楠溪江流域，然後，山西、江蘇、四川、雲南，一路跑下去，看著無數古籍中提到的地名變成眼中鮮活的風景，他很興奮。

“對於一個遠行人來說，闡述遠行的意義是多餘的。更多的遠行人是像我一樣悄無聲息地上路的，絲毫沒有把自己的行旅變成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的企圖。相對於大地而言，我們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什麽也改變不了，除了我們自己。”在一篇散文《用腳思想》裡他這樣闡述自己的行走。

《北京，中軸線上的都城》《西藏，遠方的上方》《美人谷，塵世中的桃花源》《再見，老房子》《舊宮殿》《北方，奔跑的大陸》《鳳凰，草鞋下的故鄉》《江南，不沉之舟》……一系列新散文作品在行走中寫下。

對於他，散文是大地的原生形態，而行走讓他得以貼近生命、貼近歷史：“我不是一個歷史地理學家，是個作家，更關注生命，以及由生命聯結而成的歷史。我固然關注那些‘死’的歷史資訊，從中尋找寫作資料，但更關注生命狀態。比如傳統民居，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庫門、湘西吊腳樓、福建土樓，建築本身凝結了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地域的人對於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可以從中體會他們如何安頓自己的生命。”

2006年，他到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當駐校藝術家。可在美國，他總覺得隔，覺得那裡不該是自己的長久停留之所，就又回到了北京。

“從十幾歲開始，我的寫作沒有中斷過，一直在寫，可是以前那些東西都比較幼稚，不成熟，算是一種準備、訓練，或者說是預習。我覺得我的第一部能夠稱為‘作品’的書是《舊宮殿》。《舊宮殿》是一個跨文體寫作，也叫互文性寫作，就是把幾種不同的題材糅合到一起，有非虛構的成分，有文學性的，有歷史研究的，也有虛構的成分。但是我這幾個部分，虛構的我讓讀者知道這部分是虛構的，非虛構的讓讀者知道是非虛構的，是真實的。我讓它們放在一起產生了一種撞擊的效果。實際上等於做一個文體上的實驗。”

寫這本書把他的目光引向了故宮，而仿佛是命運的安排，他之前所有的行走寫作思考，也把他人生的軌跡指向了故宮，安放在了故宮。

攝影：李冰

書裡書外

7月2日晚，一部描寫新疆的紀錄片《天山腳下》在中央電視台一套首播，正遭遇了世界杯的比賽。然而，酷雲EYE數據顯示，這部紀錄片的收視還是居於同時段全國電視排名（包括央視各頻道和全國各衛影片道）第五。

其後，《天山腳下》在中央電視台四套重播，數據收視排名上升到全國第二，在豆瓣的評分也從之前的8.7升到9.2。

5集，22個普通人的故事，我反覆看了幾遍，被那看似平淡，卻非深情不能講述的故事深深打動，每一幀畫面都那麽美，由眼入心，滯留不去。

在總導演頭銜後看見了祝勇的名字，真是出乎意外，想想，卻又在情理之中。畢竟，作為《1405，鄭和下西洋》《我愛你，中國》《辛亥》《歷史的轉捩點》《蘇東坡》等優秀大型紀錄片的總撰稿人，過渡到導演也是順理成章。

在《天山腳下》導演現場

在故宮裡，我們邊走邊聊，時坐時行，話題就很難離開故宮，直到說起藏於故宮博物院的《上陽台帖》，聊李白，說到李白的出生地，才引出了新疆。

“在拍攝《天山腳下》之前，我除了樓蘭古城遺址以外，沒去過新疆的其他地方。”

那一次去樓蘭，他從巴音布魯克向南，一路穿越塔克拉瑪乾沙漠，發現自己變得那麽微小，在天地間，微不足道。

“新疆這個主題實在太難把握。新疆太大，太多元——地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很難一下抓住它的特徵，或者說，它的特徵，就是多元。你找不出一種具體的形象或者說一個符號來表現新疆。”

這樣的難並沒有嚇退他，反而激發了他創作的衝動。如同他以往所有的書寫，他關注的永遠是生命的狀態：“風景之外，希望能讓大家看到人類普遍的生存狀態和情感狀態，讓大家看到——人，他們才是新疆的靈魂，是最樸素最動人的力量。這裡的人們生活自帶光澤：他們熱愛家園又追求夢想，延續傳統又擁抱現代文明，還有多民族和諧共居造就出的獨特‘新疆味道’，讓你在離開很久之後依然魂牽夢繞。”

從人的出發點開展的走訪和考察，使他最終找到了核心的創作思路——用水做整個片子的主要符號。“新疆是亞歐大陸上距離大海最遠的地方，但新疆並不缺水，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因為有水的滋潤，沙漠戈壁裡有綠洲；天山頂上的萬年冰川，是巨大的立體水庫，冰川融水化成伊犁河、塔裡木河……吐魯番的坎兒井；阿爾泰的大雪，固體的水。傳承融合，新疆的藝術，是水化育的；新疆人的性格奔騰如江河，透明似湖水；新疆的文化，就像滔滔大河。”

近兩年的時間，寒來暑往，攝製組大約20人，總行程超過15萬公里。在海拔負154米的吐魯番盆地和海拔超過4000米的帕米爾高原之間穿梭，在凜冽的北疆嚴寒和恐怖的南疆毒熱的輪番折磨之間奔走。在鄯善拍攝沙漠，溫度超過了50攝氏度（地表溫度已接近80攝氏度）；在阿勒泰拍攝雪，連航拍器都凍得不能工作，有攝影師甚至患上了雪盲症。“克服了很多困難，不容易。我給這個片子打七分吧，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他淡淡地說，“還有一部同名的紀錄電影準備上映，我還在改，想把故事弄得更緊湊些。”

問起他在文字和影像兩種語言間的轉換，他答：“不會感到混亂。在這兩種藝術形式之間轉換會給人帶來新鮮感，帶來創作的激情，汲取新的營養。不然我可能會陷入一種習慣性的重複中。在兩種不同形式中遊走能使我處於一種開放的狀態。同時他們也是相通的，有關聯的。寫歷史散文，與歷史紀錄片其實隻一牆之隔，十分接近，很容易彼此轉換。像《天山腳下》這樣的現代題材的挑戰要大一點，但你用文學的方式去創作它，它們就又是相通的。”

總撰稿的紀錄片《辛亥》獲中國紀錄片學院獎

2017年6月，故宮博物院成立了一個影視機構——影視研究所，它是故宮研究院若乾研究所的一個。“這個機構，主要不是為了研究，而是為了創作，為了更好地整合資源、整體規劃，主導故宮題材的影視創作。這個研究所目前是由我負責，不只是紀錄片，甚至電影、電視劇都在考慮之列。故宮的文化需要更多的形式展現給觀眾。”

講起自己的本職工作，他規劃清晰，“從《故宮》到《我在故宮修文物》，關於故宮的紀錄片差不多部部‘火’。後年是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單霽翔院長說要‘把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下一個六百年’，要用影視把紫禁城六百年的歷史進行回溯、反思、傳播。目前，關於六百周年的大電影、電視劇、話劇都在推進中……”

他在研究所院裡的那間辦公室很小，單是擺了書櫃和書桌，就顯得十分擁擠了。在屋裡與他站著談話，隨著他的思緒在天山腳下和天子腳下穿越，倒忘記了身處場所的狹小。

心裡心外

古

物

今年，繼《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三部曲”之後，他又推出一部《故宮的古物之美》，用文字建造了一座“紙上博物館”，涉及了18類國家寶藏的前世今生。“祝勇故宮系列”正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到年底可出6種，到後年紫禁城600年可出齊20種。

近一段時間，新書推廣，紀錄片的播出，影視研究院緊鑼密鼓的工作都讓他的節奏忙碌。而寫作和閱讀兩件事卻從沒有因忙碌而間斷。

如果在北京，他的寫作在早晨，沒有特別的事兒，雷打不動地堅持。而要去外地，他也會抽一切時間寫。就是在飛機延誤的機場，拿出筆電，他就能進入到自己的文字世界。

而閱讀則更是隨時隨地了。雖然有時也會拿手機閱讀，但在他看，什麽都不能代替紙上閱讀，因為從書裡面獲得的是系統的知識和對這個世界更加深入的認識和看法，是碎片化的網絡管道多不能提供的。

“你問我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我要選擇什麽樣的職業，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更熱愛文字。在我看來，文字的世界是那麽神奇，文字的不同組合，可以創造出無限豐富的世界。我對文學無比忠誠，從來也沒有拋棄過它，也非常享受寫作的快樂。那你說我去做個商人，或者做個大官，有很多錢，有很大權力，但生活裡沒有寫作，這對我完全無法想象，尤其我還工作在故宮。所以給我再多選擇，我還是更喜歡現在的職業，現在的生活，很滿足，很幸福。”

他對目前生活的滿足感，在他的文字裡到處可見：“寫作者的世界裡沒有紅毯、歡呼、掌聲，甚至沒有任何與虛榮有關的東西。寫作者所依賴的只有寂寞而誠實的勞動，工具只是一支筆，或者一台電腦，但他的世界無限廣大。”

花開花落、燕去燕來，我的生命，和宮殿的寒暑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歷史書寫者的幸福。阿房宮、未央宮、大明宮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著一個紫禁城，它帶給我無限的表達衝動，也給我無限的靈感。

在故宮上班，最浪漫的事，莫過於守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裡，讀《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版）。

假如是在春天，我離開研究院時，鎖上古舊木門，然後沿著紅牆，從英華殿、壽安宮、壽康宮、慈寧花園的西牆外，一路北走。還沒走到武英殿和西華門，在慈寧花園和武英殿之間、原來屬於內務府的那片空場上，向東望去，就會看見三大殿側面、金色的戧脊上，夕陽的余暉無比明亮。我想很少有人會在這樣的時刻、從這樣的角度去看三大殿，心裡會升起無限的幸福感。

許多來故宮的遊客或許不曾注意，故宮最動人的時候，是百花盛開。在這古老的院落裡，春天，無疑是一場盛大的節日。有人說，第一縷春風是從東南角樓吹進紫禁城的，那麽同時期開放的花，應該是由東向西，像一層層浪，漫過紫禁城的。其中，寧壽宮花園裡的二月蘭、絳雪軒的太平花、文華殿前的西府海棠、建福宮的梨花，都讓人感受到宮殿裡的時光流轉、生命律動。

今年五月，吳昌碩書畫篆刻展在故宮文華殿開展。文華殿在明代是皇太子的東宮，清代為舉行經筵的地方，殿後是著名的藏書樓——文淵閣。他的新書《跟著吳昌碩去賞花》讀者見面會也在此間舉行。這，是文華殿六百年來的第一次讀者見面會。而他卻說：“在故宮這所大學校裡，我只是一個永遠都畢不了業的小學生而已……”

秋半的故宮下午，陽光薄而亮地照著，飛鳥掠空而過，沒入到那動輒幾百歲的古樹中去。這座建築依照它當年設計的初衷吸收著日月精華，並不去管在其中的過客是縱論天下的帝王，還是傷春悲秋的臣子，抑或是正在這裡談論著它的我們……有一瞬間，風動樹動，心神像被攝收住。想起他寫在《故宮的古物之美》序言中的句子：

600年的宮殿，7000年的文明，一個人走進去，就像一粒沙，被吹進沙漠，立刻不見了蹤影，故宮讓我們收斂起年輕時的狂妄，認真的注視和傾聽。

本文刊發於2018年9月25日北京日報人物版

壓題照片 王鋼攝

新媒體編輯 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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