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汪曾祺小說的水災敘事與士紳傳統

一般人讀汪曾祺，很容易留意到他的文字裡有大量水的意象，像法國的研究者居裡安評論《受戒》“寫水雖不多，充滿了水的感覺”，（1）汪曾祺自己也承認：“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2）“我是高郵人。高郵是個水鄉……我的小說常以水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記憶中的人和事多帶有點泱泱的水氣，人的性格亦多平靜如水，流動如水，明澈如水。”（3）

問題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雖說“我們那裡的水準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然而“水有時是洶湧澎湃的”，（4）高郵的水，暴烈起來讓人難以想象。因此“水”對高郵地域文化性格的影響，必然是雙重的，既有柔軟、平和、沉靜的一面，也有變動、激越、無常的一面。縱然經過汪曾祺詩性筆觸的過濾與沉澱，無常的水性仍然時時在他的作品中閃現。尤其是1931年那場大洪災構成了汪曾祺最深刻的高郵記憶之一，只要一提到故鄉，關於水災的記憶便湧上他的筆端。水災敘事是汪曾祺故鄉敘事中的重要部分。

汪曾祺的水災記憶：以1931年水災為中心

汪曾祺的水災敘事，主要是對1931年大洪災的記憶。他筆下最早出現這場大洪災，是1981年以父親為原型的小說《釣魚的醫生》：

這地方常鬧水災。水災好像有周期，十年大鬧一次。去年鬧了一次大水。王淡人在河邊釣魚，傍晚聽見蛤蟆爬在柳樹頂上叫，叫得他心驚肉跳，他知道這是不祥之兆。蛤蟆有一種特殊的靈感，水漲多高，他就在多高處叫。十年前大水災就是這樣。果然，連天暴雨，一夜西風，運河決了口，濁黃色的洪水倒灌下來，平地水深丈二，大街上成了大河。大河裡流著箱子、櫃子、死牛、死人。這一年死於大水的，有上萬人。大水十多天未退，有很多人困在房頂、樹頂和孤島一樣的高崗子上挨餓；還有許多人生病：上吐下瀉，痢疾傷寒。（5）

之後這份水災記憶，在汪曾祺筆下不斷閃現，《故鄉水》《他鄉寄意》《故鄉的野菜》……最詳細的描寫是在《我的家鄉》中：

陰歷七月，西風大作。店鋪都預備了高挑燈籠——長竹柄，一頭用火烤彎如鉤狀，上懸一個燈籠，輪流值夜巡堤。告警鑼聲不絕。本來平靜的水變得暴怒了。一個浪頭翻上來，會把東堤石工的丈把長的青石掀起來。看來堤是保不住了。終於，我記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記錯），倒了口子。我們那裡把決堤叫做倒口子。西堤四處，東堤六處。湖水湧入運河，運河水直灌堤東。頃刻之間，高郵成為澤國。

我們家住進了竺家巷一個茶館的樓上（同時搬到茶館樓上的還有幾家），巷口外的東大街成了一條河，“河”裡翻滾著箱箱櫃櫃，死豬死牛。“河”裡行了船。會水的船家各處去救人（很多人家爬在屋頂上、樹上）。

約一星期後，水退了。

水退了，很多人家的牆壁上留下了水印，高及屋簷。很奇怪，水印怎麽擦洗也擦洗不掉。全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我們這樣的人家還不至挨餓，但是沒有菜吃。老是吃慈菇湯，很難吃。比慈菇湯還要難吃的是芋頭梗子做的湯。日本人愛喝芋梗湯，我覺得真不可理解。大水之後，百物皆一時生長不出，唯有慈菇芋頭卻是豐收！我在小學的教務處地上發現幾個特大的螞蟥，縮成一團，有拳頭大，踩也踩不破！（6）

高郵百年以來，一直為水災所苦。高郵“懸湖”的地形，古已有之，秦少遊曾形容為“吾鄉如覆盂，地據揚楚脊。環以方頃湖，粘天四無壁”（《送孫誠之尉北海》）。然而檢索從宋代以來的高郵文人詩詞，到了近代，談及水患的篇章才陡然增多。高郵近代水災之頻，應與明清以來，黃河與淮河從合流到分流有關。尤其是萬歷之後采“蓄清刷黃”的河策，保證運河水量，淮水南下經高郵穿過運河，向東入海。高郵等裡下河地區遭受水患的機率大增。晚清高郵詩人談人格在《導淮歎》中指出：“長淮入海道，久被黃河奪。河流今北歸，淮亦難逕達。……即如導淮之說豈不偉，其奈濟川力薄非所勝。籲嗟乎！河流既退淮並縮，八百年方逢此局。鴻陂可複更幾時，來告徒聞兩黃鵠。”（7）

據新編《高郵縣志》，自明萬歷十九年（1591）至民國37年（1948）的357年間，高郵共發生127次較大水災，平均不到三年就發生一次。城高職門建有“水部樓”，樓上設大鼓，用來及時向市民報警。（8）頻繁的水災甚至導致了淮河流域文化環境的衰落，有清一代，蘇北與江南的經濟、文化差距越拉越大。（9）

理解汪曾祺水災記憶背後的歷史成因，就不難理解身為高郵人的汪曾祺，為什麽對家鄉的水災念茲在茲，“我的童年的記憶裡，抹不掉水災、旱災的怕人景象。在外多年，見到家鄉人，首先問起的也是這方面的情況”，（10）以至於他離家42年後，1981年首次返鄉，主要動機就是為了調查高郵的水利建設。

高郵士紳的救災傳統與民胞情懷

1931年的大洪災，不僅在現代災荒史上，在現代文學史上也有著不一般的地位。配合中共中央的決議，左翼作家將1931年洪災視為“最值得作家們抓住的主要的題材”，對之進行了集中描寫，當年秋冬，“左聯”常務委員田漢創作了話劇《洪水》。1932年1月，第2卷第1期的《北斗》雜誌又推出了匡廬的短篇小說《水災》。當然，最引人矚目，也最具文學史地位的，是著名作家丁玲的《水》。

《水》描寫了災民們的自救、受難、覺醒和反抗。在小說結尾，這群“饑餓的人群”在識破了政府賑濟的虛偽後，“比水還凶猛的，朝鎮上撲過去”，決心以反抗鬥爭去拿回“自己的東西”。這部小說充分肯定了災民革命的合法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對災荒的話語策略，被錢杏邨稱為“左翼文藝運動一九三一年的最優秀的成果”。（11）

不過，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按照《水》的描寫，在重兵戒備之下，僅極少數先到的災民有幸在粥廠領‘一碗薄粥’，只有1%的災民得到異地安置。這些細節在1931年的大水災中都可對號入座。但總體來看，作為國民政府的賑濟措施絕非‘虛偽’所能定義。據災後統計，‘國水委’募集中外人士捐款750餘萬元，經用款項及賑品總計7000萬元，僅急賑一項即達1700餘萬元，受賑區域即達269縣，受賑人口500萬。”（12）

《水》描寫了災民與政府乃至軍隊之間的衝突，而在這場衝突中，“士紳”這種角色是缺席的，唯一沾邊的是災民充滿義憤講述中提到的“有錢人”：

我曉得，有錢的人不會怕水，這些東西隻欺侮我們這些善良的人。我們在張家做丫頭的時候也泓過水，那年不知有幾多叫化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關財主們的事，少年們照舊跑到魁星閣去吃酒，說是好景致呢，老爺在那年發了更大的財，谷價漲了六七倍，他還不賣，眼看野外的屍身一天一天多起來……唉，講起來都不信，有錢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13）

這種細節也是可以在當時生活中找到原型的，但以此概括士紳群體在災荒等社會事務中的角色，則未免失於偏頗。以清末淮災而論，江蘇士紳一直試圖接手治淮事業，1906年張謇曾上書江蘇巡撫，要求成立導淮局，他甚至說服江蘇谘議局，成立了江淮水利公司，但這一舉措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自清末至民國，治淮工程一直在政府、士紳、災民三方之間博弈與互動。

1931年8月26日高郵決堤之後，《申報》9月1日刊登了江蘇水災義賑會題為《救命！救命！！救命！！！》的緊急啟事。後來的高郵救災，主要由上海華洋義賑會主持，複堤工程花費36.28萬元，發放麵粉2000噸，主體款項來自一位自稱“林隱居士”的匿名者20萬元的捐款，而華洋義賑會複堤的倡議者、監管者是美國傳教士托馬斯?漢斯伯格（中文名何伯葵）。整個1931年高郵救災，是由政府與中外慈善民間力量共同完成的，其中民間力量佔的比例，甚至遠遠超過了政府。（14）

所謂“士紳”，主要是指在野的並享有一定政治和經濟特權的知識群體，包括科舉功名之士和退居鄉裡的官員。在傳統中國，士紳階層掌控著縣城以下社會的“公共領域”，他們擔當著三種類型的角色：維持秩序的角色（組織防衛、民事仲裁、賑災濟貧）、經濟角色（引進外貿、修建水利、調控物價）、文化角色（主持祭祀、書院講學、主導輿論）。士為四民之首，他們既是地方官吏的協助者，也是官府與民眾之間的中介者。（15）如果官府與民眾發生衝突，士紳往往會站在民眾一邊，力圖改變官府的決定，正如張仲禮指出的那樣：“地方領袖是他們力量的源泉。”“如江蘇曾有這樣的事例，當高郵等縣因遭水災時，兩江總督在奏章中說，‘在城居民有力之家，例不在賑恤之列’。但是，高郵生員朱愷七，聚眾罷市，抬神鬧哄公堂、衙署，勒要散賑。”（16）

相比平民百姓，士紳擁有更多的資源，更大的力量，（17）同時也理應承擔更大的責任。士紳在救災中擔當超越性的角色。比如清代設立歸海壩，讓“堤壩之爭”成為裡下河不同地域之間的利益爭奪：在抵擋不住高郵湖水上漲壓力時，一旦開壩，裡下河地區盡成澤國，但不開壩，一旦堤決，高郵全城都將被淹沒。這便是談人格在《保壩謠》敘述的“長淮千里來自西，官民擾擾爭一堤。保堤壩必啟，保壩堤又危”。官府要護堤，要求開壩泄洪，百姓則反對，因為“青青之稻方滿田，留壩一日增獲千，忍使未秋先棄捐”。最後“畢竟官尊民不勝”，“水高丈六壩則啟”，這是有碑為證的舊例。然而談人格很懷念能以軍法治淮河防洪的左宗棠，能做到“是歲壩不開而水竟無恙”，“安得飛符申厲禁，愛民重遇左文襄”。（18）談人格作為地方士紳，立場是在民眾一面的，儘管決堤會淹沒他自己居住的高郵城。

談人格是高郵名人，（19）也是汪曾祺的外曾祖父。（20）他的詩詞中，詠水災的篇目相當多，如描述同治五年（1866）夏運河堤決的《清水潭決紀事》，與汪曾祺《自報家門》《釣魚的醫生》中的水災敘事非常相似，仿佛這是高郵百姓的百年宿命：

危堤乍欲潰，驚走鳴鼓鼙。

河弁詎弗聞，夜半貪安棲。

涓涓不早塞，後悔乃噬臍。

可憐千萬村，濁浪迷高低。

富家得船去，余劫歸犬雞。

貧者不及遷，汩沒如鳧鷖。

談人格一向認為決堤前後的災禍，既有天災，亦有官吏顢頇造成的人禍（參見《保壩謠》），因此他在詩末諷刺地寫道：“父老泣且跪，雙膝沾塗泥。一紙張通衢，似欲慰災黎。此災天所為，胡用長號啼？”（21）

關注水災的鄉先賢，還有一位是汪曾祺生母楊氏的叔祖父楊福申。他的《水車行》正好可以與《故鄉水》對照，裡面同樣詳細記錄了車栽秧水時“‘外頭不住地敲’——車水都要敲鑼鼓；‘家裡不住地燒’——燒吃的；‘心裡不住地焦’——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田裡的水上滿”（22）那種圖景：

爰有頭閘設城北，水門苦高流苦塞。大田龜坼秧針枯，農夫仰天長太息。……水車百計人千計，水聲澎湃人喧嘩。踏車相戒勿偷惰，勞悴差逾袖手坐。……婦子遠餉來紛紛，人聲鼎沸天應聞。

楊福申終身未仕，替在京師的兄長管理家政，支應用度。但在《水車行》裡卻大聲疾呼“疇將疾苦告當途，弊政奚難一朝革。我聞因民所利利最溥，不費之惠在官府。願將歌謠備采風，未必將來絕無補。賤士可憐言總輕，芻蕘安用鳴不平”。

淡人與老楊，都是汪曾祺筆下的“士紳”

應該說，這種士紳的救災傳統與民胞情懷，對於汪曾祺影響很大。在汪曾祺1931年大洪災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除了大水造成的災害圖景外，便是父親的作為：

民國二十年發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見他蹚著齊胸的水出去，手裡橫執著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羅褂，他出去，主要是辦賑濟。我在《釣魚的醫生》裡寫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裡系了鐵鏈，一頭拴在王淡人的腰裡，冒著生命危險，渡過激流，到一個被大水圍困的孤村去為人治病，這寫的實際是我父親的事。不過他不是去為人治病，而是去送“華洋賑災會”發來的面餅。

汪曾祺強調“這件事寫進了地方上人送給我祖父的六十壽序裡，我記得很清楚”。父親汪菊生在汪曾祺的記憶中“為人很隨和，沒架子。他時常周濟窮人，參與一些有關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緣很好”。（23）汪曾祺在《釣魚的醫生》裡寫王淡人“看看病人身上蓋著的破被，鼻子一酸，就不但診費免收，連藥錢都白送了……有人說：王淡人很傻”，但在結尾卻寫出了他在父輩身上看到的地方士紳風范：

王淡人就是這樣，給人看病，看“男女內外大小方脈”，做傻事，每天釣魚。一庭春雨，滿架秋風。

你好，王淡人先生！（24）

汪曾祺自1939年離開高郵，輾轉往昆明求學，其後42年從未返鄉。1981年6月，汪曾祺小學同學、高郵中學物理教師劉子平受高郵宣傳文化部門之托，來信問汪曾祺是否願意回鄉一看。汪曾祺表示願意回鄉調查高郵的歷史情況，希望對方做些準備工作。（25）但很快，因為《人民日報》的約稿，汪曾祺將回鄉的工作方向調整為高郵的“水利建設”：

人民日報知道我有回鄉之意，曾約我寫一點家鄉的東西，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均可。我現在想到的一個現成的題目是《故鄉水》。聽說高郵的水患基本上控制住了，這是大好事。我想從童年經過水災的記憶，寫到今天的水利建設。如果方便，請與水利部門打個招呼，幫我準備一點材料。胡同生（此人你想當記得）在江蘇水利廳，屆時我也許拉他一同回來。他是水利專家，必可談得頭頭是道。（26）

顯然，汪曾祺的調整是因為《人民日報》的約稿，換言之，《人民日報》的約稿將汪曾祺的關注點從自身興趣濃厚的鄉土歷史，轉向了公共性與現實性都更強的水利建設狀況，而且他選擇了自己並不擅長、但社會參與度更高的“報告文學”作為返鄉寫作的預設體裁。

1981年10月6日，汪曾祺乘車南下，7日先抵南京，在南京逗留三日，果然先找了初中同學、江蘇省水利廳總工程師胡同生，聽他介紹高郵的水利工程。10月10日自南京抵高郵，至11月23日前往鎮江，汪曾祺在高郵住了一個多月，期間走親訪友，遊玩勝跡，也觀察故鄉市井人物，還要為母校與機構幹部做文學講座。而《故鄉水》是已經答應必須完成的任務，因此汪曾祺“硬是擠出時間，起早帶晚地翻閱了當年出版的《運工專刊》《勘淮筆記》等大量有關高郵水情的文字、圖片資料，還接連參加了由高郵水利專家、水利技術人員介紹情況的座談會，訪問了縣裡幾位前後主持水利工作的長官同志，並到運河畔的車邏公社、‘十年九澇、十澇九災’的全縣地勢最低窪的川青公社實地考察了一天”。（27）

《故鄉水》的背景，是作者“童年記憶”裡水旱二災的可怕往事：

我的家鄉苦水旱之災久矣。我的家鄉的地勢是四邊高，當中窪，如一個水盂。城西面的運河河底高於城中的街道，站在運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頂。運河經常決口。五年一小決，十年一大決。民國二十年的大水災我是親歷的。死了幾萬人。離我家不遠的泰山廟就撈起了一萬具屍體……我的童年的記憶裡，抹不掉水災、旱災的怕人景象。

正是基於這種童年記憶，及對家鄉的現實關懷，“調查水利”成了促使汪曾祺回鄉的主要目的：“我這次回鄉，除了探望親友，給家鄉的文學青年講講課，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了解家鄉水利治理的情況……家鄉人現在可以吃到江水，水災、旱災一去不複返了！縣境內河也都重新規劃調整了；還修了好多管道，已經全面實現自流灌溉。我聽了，很為驚喜。因此，縣裡發函邀請我回去看看，我立即欣然同意。”

汪曾祺1986年寫作的《他鄉寄意》，再次確認了他1981年回鄉的主要動機是“關心水災”：

縣城的西面是運河，運河西堤外便是高郵湖。運河河身高，幾乎是一條‘懸河’……民國二十年的大水我是親歷的。湖水侵入運河，運河堤破，洪水直灌而下，我們家所住的東大街成了一條激流洶湧的大河。這一年水災，毀壞田地房屋無數，死了幾萬人。我在外面這些年，經常關心的一件事，是我的家鄉又鬧水災了沒有？前幾年，我的一個在江蘇省水利廳當總工程師的初中同班同學到北京開會，來看我。他告訴我：高郵永遠不會鬧水災了。我於是很想回去看看。我十九歲離鄉，在外面已四十多年了。

蘇北水災得到根治，主要是由於修建了江都水利樞紐和蘇北灌溉總渠。這是兩項具有全國意義的戰略性的水利工程……我參觀了江都水利樞紐，對那些現代化的機械一無所知，隻覺得很壯觀。但是我知道，從此以後，運河水大，可以泄出；水少，可以從長江把水調進來，不但旱澇無虞，而且使多少萬人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嗚呼，厥功偉矣！

……我站在平整堅實的河堤上，看著橫渡的輪船，拉著汽笛，悠然駛過，心裡說不出的感動。（28）

由於“對那些現代化的機械一無所知”，汪曾祺在《故鄉水》裡避實就虛，還是回到了他擅長的人物觀察與描寫。《故鄉水》除了交代寫作的前因後果，用了超過一半篇幅記錄了對一位“老楊同志”的採訪。

這位老楊同志，帶領大家興修水渠，讓久受水旱之苦的車邏地區有了自流灌溉，但因為私自買賣耕牛籌集經費，修渠又佔了私田與私墳，被人聯名控告，最後的處理是撤職、留黨察看。

汪曾祺對於這位“以民為本”的前官員相當欣賞，《故鄉水》的末尾寫道：

對於這個人的功過我不能估量，對他的強迫命令的作風和挖掘私墳的作法也無法論其是非。不過我想，他的所為，要是在過去，會有人為之立碑以記其事的。現在不興立碑，——“樹碑立傳”已經成為與本義相反的用語了，不過我相信，在修縣志時，在“水利”項中，他做的事會記下一筆的。縣裡正計劃修纂新的縣志。

意猶未盡，汪曾祺又補了一筆：“這位老楊中等身材，面白晳，說話舉止溫文爾雅，象一個書生，完全不象一個辦起事那樣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人。”

《故鄉水》結尾的語句結構，與《釣魚的醫生》如出一轍：

我忽然好像聞到一股修車軸用的新砍的桑木的氣味和塗水車龍骨用的生桐油氣味。這是過去初春的時候在農村處處可以聞到的氣味。

再見，水車！（29）

這種抒情式結尾蘊含的情懷，就像《故鄉水》提到“我相信”新修的縣志會記下老楊所做的事，與“地方上人送給我祖父的六十壽序”，或王淡人的“一條命換一塊匾”一樣，指向的是地方歷史的認定與褒貶，也是地方士紳異常看重的不朽事業。“老楊同志”自然是黨培養的幹部，但在發動、完成車邏的自流灌溉這件公益事業上，他發揮的作用，與地方自治傳統中士紳的作用是一致的。

汪曾祺水災敘事對士紳傳統的呼應

《故鄉水》的寫作與發表都不算順利。汪曾祺回京之後，“雜事猥集”，12月13日致高郵宣傳部陸建華的信中說“《故鄉水》迄未完稿。也許這篇東西要流產”。（30）陸建華後來回憶說汪曾祺“回鄉前就有許多考慮，躊躇滿志，志在必得，到了家鄉後他還辛辛苦苦地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積累了厚厚一大遝資料，但到了動筆後就感到很不順暢，寫了一半不到就產生不祥的預感”。（31）

轉過年來，汪曾祺在1982年2月22日致陸建華的信中談到，《故鄉水》已寫就寄出，只是遭到了《人民日報》的退稿：

《故鄉水》，人民日報來信說寫得生動，但材料太舊，作為報告文學不合適，已退回。他們的意見是對的。過一些時我也許把它拆成三篇散文，但一時沒有時間。（32）

以1980年代的文類標準衡量，《故鄉水》確實很難稱得上“合格”的報告文學。首先，這位老楊同志是一個曾有“違法亂紀”記錄的前官員，其次，汪曾祺關心的、老楊敘述的，是“自流灌溉是怎麽搞起來的”，那是合作化時期的往事，與當下的社會現實幾無關係。《人民日報》判定為“材料太舊”，概基於此。汪曾祺也承認“他們的意見是對的”。

汪曾祺沒有把回鄉收集的大數據，如1958年至1980年，國家整治運河堤幾項大工程，累計投入2500多萬，高郵動員民工近13萬人，完成土方若乾與石方若乾，等等，（33）寫進《故鄉水》裡，而只是著重寫了老楊同志這麽一個“象一個書生”的官員，這是什麽緣故？筆者認為，汪曾祺關注故鄉的水災，重點是關注這項大工程中“人”的作用，一是水利工程的修建讓多少黎民免於災荒之苦，一是這樣造福民眾的工程，是由什麽樣的人推動完成的。

汪曾祺離鄉40余年，仍念念不忘故鄉的水，哪怕是用自己並不擅長的報告文學體裁，他也想為家鄉的水利建設唱一曲讚歌，盡一點微力。雖然他與“老楊同志”一樣，並沒有傳統計程車紳身份，但他們對家鄉民眾福祉的關懷，與舊時士紳並無二致。

汪曾祺在1990年所作《老學閑抄?皇帝的詩》裡出人意料地表揚了康熙與乾隆的詩（他別的文章裡對帝王權貴的詩一向沒什麽好話），究其原由，在於這兩位皇帝對高郵水患的關注：

乾隆這首詩寫得真切沉痛，和刻在許多名勝古跡的禦碑上的滿篇錦繡珠璣的七言律詩或絕句很不相同。“其樂實未見，其艱亦已甚”，慨乎言之，不啻是在載酒的詩翁的悠然的腦袋上敲了一棒。比較起來，康熙的一首寫得更好一些，無雕飾，無典故，明白如話。難得的是民生的疾苦使一位皇帝內心感到慚愧。“凜凜夜不寐，憂勤懸如擣”雖然用的是成句，但感情是真摯的。這種感情不是裝出來的，他沒有必要裝，裝也裝不出來。

康熙和乾隆都是有作為的皇帝。……他們真是做到了“深入群眾”了，尤其是康熙。他們的關心民瘼，最終的目的，當然還是為了維持和鞏固其統治。這也沒有什麽不好。他們知道，脫離人民，其統治是不牢固的。他們不只是坐在宮裡看報告（奏折），要親自下來走一走。關心民瘼，不止在嘴上說說，要動真感情。因此，我們在兩三百年之後讀這樣的詩，還是很感動。

我希望我們的長官人也能讀一點這樣的詩。（34）

在這篇文章裡，汪曾祺言說的對象，不再是普通的讀者，不是“我悄悄地寫，你們就悄悄地讀”，而幾乎像是談人格那樣，激動地“進言”：“脫離人民，其統治是不牢固的。”

1991年夏天，高郵又遭遇了特大洪水襲擊。汪曾祺十分關心故鄉，不斷打聽水情資訊。當年秋，汪曾祺再返高郵，據親自陪同的金實秋記述：

曾陪同汪老去川青公社參觀水利建設的史善成，此時已升任分管農業、水利的副縣長，他們又一次談到了水。在席間，汪曾祺特地斟滿了一杯酒，站起來對史善成說：“史縣長，父母官，高郵保住大堤，就保住了裡下河幾千萬人民的生命，你們功不可沒，我敬你一杯！”餐後，他又特地書一聯贈之：“良苗亦懷新，素心常如故。”據我所知，汪曾祺用如此詩句題贈黨政長官的極少，也許這也是僅有的一例。（35）

考察近代高郵的水災敘事，文人士夫對水患的記錄，對農稼的關注，對庶民的哀憐，這些都會保留在這座小城人文風氣的流傳浸潤之中。汪曾祺《故鄉水》《自報家門》《釣魚的醫生》等作品中呈現出的水災敘事，也飽含著這種“民胞物與”計程車夫情懷。汪曾祺自我定位的“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36）其實也可以用來描述舊時地方士紳“憫農”的心情。

跟傳統文人的書寫相比，汪曾祺的水災敘事又透露出一種樂觀的情緒，這與他其他小說裡感慨舊時匠人技藝的沒落、民間美好人性的脆弱不同，他筆下對故鄉水災與防災的密切關注，既充滿對百姓受災的哀憐，又不吝對新水利工程的溢美之辭。1992年4月，汪曾祺在《故鄉的野菜》結尾，又重現了《釣魚的醫生》《故鄉水》結尾抒情的結構：

我的家鄉本是個窮地方，災荒很多，主要是水災，家破人亡，賣兒賣女的事是常有的。我小時就見過。現在水利大有改進，去年那樣的特大洪水，也沒死一個人，王西樓所寫的悲慘景象不複存在了。想到這一點，我為我的家鄉感到欣慰。過去，我的家鄉人吃野菜主要是為了度荒，現在吃野菜則是為了嘗新了。喔，我的家鄉的野菜！（37）

汪曾祺曾自我總結為：“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裡，抒情其華。”他的文字裡，雖亦不乏洋洋出塵、不滯於物的道家風韻，但根柢是儒家的詩教傳統，也正是士紳傳統的倫理核心。這一點，在汪曾祺的水災敘事裡，表現得特別明顯。

注釋：

（1）（4）汪曾祺：《自報家門》，《汪曾祺全集》（四），第281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2）汪曾祺：《我的家鄉》，《汪曾祺全集》（五），第189—190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3）汪曾祺：《自序》，《菰蒲深處》，第1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

（5）汪曾祺：《故鄉人》，《汪曾祺小說全編》（中），第56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6）汪曾祺：《我的家鄉》，《汪曾祺全集》（五），第189—190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7）談人格：《導淮歎》，王鶴編著：《古代詩詞詠高郵》，第725頁，揚州，廣陵書社，2006。

（8）廖高明：《水部樓——洪災頻仍的象徵》，《高郵文史資料》第十三輯，第193頁，高郵，政協江蘇省高郵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

（9）〔美〕佩茲：《工程國家：民國時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第19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10）汪曾祺：《故鄉水》，《中國》1985年第2期。

（11）錢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回顧》，《北斗》1932年2期。

（12）楊慧：《災荒中的艱難“向左轉”———再論丁玲的〈水〉》，《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3期。

（13）丁玲：《水》，《丁玲全集》（三），第406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4）參見倪文才：《故事裡的故事》，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6；孔祥成：《民國義賑募捐機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災救助為例》，《河北學刊》2008年第2期。

（15）關於“士紳”的界定與社會功能，中外學界多有討論，這裡隻做一個共識的概括。參見費孝通：《中國士紳——城鄉關係論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周榮德：《中國社會的階層與流動——一個社區中士紳身份的研究》，北京，學林出版社，2000；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王笛：《晚清長江上遊地區公共領域的發展》，《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等等。

（16）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第53頁，李榮昌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17）水災之後，“全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我們這樣的人家還不至挨餓，但是沒有菜吃”。汪曾祺：《我的家鄉》，《汪曾祺全集》（五），第190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18）談人格：《保壩謠》，王鶴編著：《古代詩詞詠高郵》，第725頁，揚州，廣陵書社，2006。

（19）談人格，同治九年（1870）考取江南第一名優貢，光緒十四年（1888）舉人，歷署贛榆縣教諭、淮安府教授，中舉後補授碭山縣訓導。見《再續高郵州志·藝文誌》，轉引自王鶴編著：《古代詩詞詠高郵》，第724頁，揚州，廣陵書社，2006。

（20）“我的祖母是談人格的女兒。談人格是同光間本縣最有名的詩人，一縣人都叫他‘談四太爺’。我的小說《徙》裡所寫的談甓漁就是參照一些關於他的傳說寫的。”《我的祖父祖母》，《汪曾祺全集》（五），第127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21）談人格：《清水潭決事》，王鶴編著：《古代詩詞詠高郵》，第726頁，揚州，廣陵書社，2006。

（22）汪曾祺：《故鄉水》，《中國》1985年第2期。

（23）汪曾祺：《我的父親》，《汪曾祺全集》（五），第359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24）汪曾祺：《故鄉人》，《汪曾祺小說全編》（中），第563—56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25）“一，搜集整理秦少遊的材料；二，調查一下高郵的歷史情況，主要是宋代高郵的情況；三，調查高郵明代的一個散曲作家王磐的材料。”徐強：《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第177頁，揚州，廣陵書社，2016。

（26）汪曾祺：《致劉子平》，李建新編：《汪曾祺書信集》，第245—246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27）金實秋：《水邊的抒情詩人——說說汪曾祺與故鄉水》，《補說汪曾祺》，第136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28）汪曾祺：《他鄉寄意》，《汪曾祺全集》（四），第66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29）汪曾祺：《故鄉水》，《中國》1985年第2期。

（30）汪曾祺：《致陸建華》，李建新編：《汪曾祺書信集》，第128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31）陸建華：《私信中的汪曾祺》，第55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

（32）汪曾祺：《致陸建華》，李建新編：《汪曾祺書信集》，第130—131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金實秋猜測《故鄉水》“拆成三篇散文”，即包括《中國》發表的《故鄉水》與《新華日報》1986年9月17日發表的《他鄉寄意》，因為後者也寫到高郵的水災。金實秋：《水邊的抒情詩人——說說汪曾祺與故鄉水》，《補說汪曾祺》，第136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但是據汪曾祺1986年8月28日致陸建華信：“《新華日報》所要稿寫出……此文毫無文學性，如報紙不用，可擲還。或丟進字紙簍也亦可。”汪曾祺：《致陸建華》，李建新編：《汪曾祺書信集》，第150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考慮到《中國》發表的《故鄉水》已經超過5000字，《人民日報》的約稿字數不太可能更多，而《他鄉寄意》中還包括高郵歷史、文化、科學等各方面內容，筆者傾向於《故鄉水》全文發表於《中國》，《他鄉寄意》則使用了汪曾祺在高郵調查水利所得材料。

（33）倪文才：《故事裡的故事》，第118頁，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6。

（34）汪曾祺：《老學閑抄》，《汪曾祺全集》（五），第75—76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35）金實秋：《水邊的抒情詩人——說說汪曾祺與故鄉水》，《補說汪曾祺》，第138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36）汪曾祺：《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小說回顧》，《汪曾祺全集》（六），第60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37）汪曾祺：《故鄉的野菜》，《汪曾祺全集》（五），第337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