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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新:一封新發現的汪曾祺佚簡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汪曾祺全集》書信卷,收入293封書信(含殘簡),約15萬字。比之1998年北師大版“全集”,增加了230多封。從2008年2月起,我以一己愛好,開始有意識地通過各種方式搜集汪曾祺書信,希望能在北師大版“全集”已收書信的基礎上,編一本集子,先後找到了四十七八封失收的信。後來補充的書信,更多的是由作者家人提供。2011年受人民文學出版社委託編新版全集書信卷之後,出版社出面征集而來的也有數十封。書信只針對有限的閱讀對象,卻包含著大量信息,是研究作家的基本史料。因其特殊性,搜集起來困難頗多,但隨著社會對作家認知程度的加深,學界和相關人士不斷發掘整理,發現新材料的可能性也很大。

近日出現於網絡平台的一封汪曾祺書信,是20世紀50年代他在《民間文學》雜誌社工作時寫給魯迅研究專家王士菁的。對於此件的真實性,雖然需從流傳途徑上加以證實,但綜合各方因素,作偽的可能性極小,特別是其內容,可由多種資料印證。全信如下:

士菁同志:

我會賈芝同志有一次去看周作人,約他把紹興兒歌整理出來。賈芝同志建議在刊物連載,或由本會出一單行本。我們考慮了一下,這樣的一個地區的舊兒歌在刊物連載,不大合適。現在這個時候,出一個這樣的單行本,也覺不合時宜。

我們想,這些兒歌有一般的民間文學的意義,更重要的意義恐怕仍在這是魯迅所熟知,其中有一些是魯迅小時候唱過的,可以作為研究魯迅的一種參考資料。因此,我們覺得你們是否可約周寫一篇“魯迅小時唱過的兒歌”這樣的文章,而將這些歌謠作為附錄?這個動議未必可行,請你們斟酌。周所記稿附上。如不擬用,請仍寄回我們。

久不見,想當安好。

敬禮!

汪曾祺 七月三日

1955年2月,汪曾祺從北京市文聯調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參與籌備《民間文學》;4月,雜誌創刊。1958年年底,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以此判斷這封信當寫於1955—1958年,基本可以斷定是1958年。

賈芝時任《民間文學》雜誌社執行副主編,是汪曾祺的領導。他的妻子李星華是李大釗之女。1927年,李大釗就義後,周作人對其子女多有照拂。賈芝《關於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一文曾述及。1940年,李星華計劃去延安,事前也告知周作人,周幫助她預支了兩個月薪金作為路費,並辦了出北平必須有的“良民證”。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末,賈芝和李星華也曾到八道灣去看望周作人。凡此,賈芝轉交周作人的稿子謀求出版,在情理之中。

據徐強《汪曾祺年譜長編》(稿本)記載,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講話中提倡搜集民歌,並且指出,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民間文學》從3月號起,開始選登各地大躍進民歌。同年4月,郭沫若就大規模收集民歌問題答《民間文學》編輯部問。

賈芝推薦發表周作人整理的紹興兒歌,應該也是配合了這一形勢。如信中所說,拿到周的稿子後,汪曾祺和同事大約覺得“舊兒歌”不同於“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新民歌”,所以推薦給相熟的魯迅研究專家王士菁,希望從研究魯迅的角度來處理這些文字。

王士菁原名葛秉曙,1918年出生於江蘇省沭陽縣,畢業於西南聯大,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1983年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是在1939年8月。據《汪曾祺年譜長編》(稿本)記載,因體育和大二英文成績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畢業,滯留於西南聯大補修課程。王士菁的兒女所撰《父親王士菁與魯迅研究》一文稱,王士菁也在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1943年畢業;而西南聯大校史記載,王士菁1939年入西南聯大外文系,1944年從中文系畢業。兩說稍有出入,但無論如何,汪曾祺與王士菁在大學時期互相認識,似無疑問。王士菁早在西南聯大求學期間即開始了魯迅研究,周作人的紹興兒歌稿子,汪曾祺推薦給他處理也很自然。

《紹興兒歌集》後來並未經王士菁之手出版。

關於周作人整理紹興兒歌的情況,陳泳超先生《周作人〈童謠研究手稿〉考述》(《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周作人手稿〈紹興兒歌集〉考述》(《民間文化論壇》2012年第6期)梳理得很清楚。周作人在日本期間開始廣泛閱讀關於童謠民歌的西文和日文書籍,1911年回國後,對歌謠頗為關注,並已開始搜集。後利用紹興縣教育會長的身份進行征集,但效果不佳,只好獨立搜集抄錄,到1915年春,有了基本成型的“稿本”。1918年劉半農、沈尹默提議征集全國近世歌謠並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周作人的童謠“稿本”甚得劉半農青睞,他本人也因此被鼓動參與了這一活動。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復歌謠研究會,次年《歌謠》周刊恢復發行,周作人在同人催促下,決心著手整理這一“稿本”,擬定名為《紹興兒歌述略》,且寫了《〈紹興兒歌述略〉序》,然整理的工作始終沒有實質性的推動。不久後抗戰軍興,更無從談起。直到50年代,周作人對“稿本”作了兩次改動:其一是1953年8月14日,他將魯迅於民國二年所錄的六首兒歌抄入“稿本”;其二是1958年4月,他對“稿本”作了最後一次改定,當年4月所作小引雲:

前年有友人勸我,乘魯迅逝世二十周年把它編出來,也可以做一種紀念,因為裡邊的歌謠都是魯迅所熟知的,有的是他兒時所唱過的,這是很值得做的工作。但是我去年病後,精神不繼,不能照原定計劃來做述略,現在只能因陋就簡的加以整理,姑且把它編印出來,以供讀者的參考,此外也別無奢望了。

周作人寫於20世紀60年代的《知堂回想錄》中也提到了《紹興兒歌集》:

從癸醜年起,我又立意搜集紹興兒歌,至乙卯春初草稿大概已定,但是一直無暇整理,一九三六年五月寫過一篇《紹興兒歌述略序》,登在當時複刊的北京大學《歌謠周刊》上邊,但是這個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這才完成,二十多年又已過去了。當時原擬就語言及名物方面,稍作疏證的工夫,故定名“述略”,後來卻不暇為此,只是因陋就簡的稍加注解,名字便叫做“紹興兒童集”。可是現今因為興起“新民歌”運動,這是舊時代的兒歌,它的出版不能不稍要等待了。

《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所刊王士菁《關於周作人(之二)》,附錄《周作人日記中的王士菁》,1958年的記錄有:“8.28 寄王士菁信。9.13 寄王士菁信。10.10 王士菁信來取兒歌集稿,已由賈芝於昨日取去。”此記述與汪曾祺7月3日致王士菁信作比照,是契合的。

200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鮑耀明所藏《知堂遺存》兩種,包括《童謠研究手稿》《周作人印譜》。其中《童謠研究手稿》即是周作人反覆提到的“稿本”,有時稱“越中兒歌集”,有時作“越中童謠集”,是他自1914年收集童謠起迭次整理的成果,包含署“一九五八年四月日記於北京”的《紹興兒歌集小引》。陳泳超先生文中說,他最初以為《童謠研究手稿》即唯一的“稿本”,2010年歲末竟又見到周作人手書的《紹興兒歌集》,“共兩冊,周作人親自用毛筆豎行書於一種25×20=500的紅色方格稿紙上”。《紹興兒歌集》稿本收有《紹興兒歌集序》,系在《紹興兒歌集小引》後補寫一段文字,末署“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正與《知堂回想錄》中“這個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這才完成”照應。《知堂回想錄》又稱,編訂《紹興兒歌集》時曾“略微注解”,陳泳超文中說,《童謠研究手稿》幾乎沒有注解,而《紹興兒歌集》“共出注360條”,“主要是在方言、名物和風俗三方面做工作”。

結合賈芝將周稿轉《民間文學》、汪曾祺致信王士菁、王士菁直接聯繫周作人的情況,可以推想:《童謠研究手稿》是周作人輯存數十年的稿本,賈芝看到並轉《民間文學》的大約便是此稿;《紹興兒歌集》則是王士菁聯繫周作人前後,周氏改定抄錄的文本。

陳泳超所見《紹興兒歌集》稿本,並附有60年代的“審稿意見表”,編者認為此稿有種種缺陷,“還有許多是一般的歌謠而非兒歌”。政治情勢變化,編者與作者理念分歧,此稿最終未能出版亦是必然。

汪曾祺的文章不常提到周作人,但他對周的評價很高,如《“當代散文大系”總序》中說:

魯迅、周作人實是“五四”以後散文的兩大支派。魯迅悲憤,周作人簡淡。後來作者大都是沿著這樣兩條路走下來的。江河不擇細流,側葉旁枝,各呈異彩,然其主脈,不離魯迅、周作人。

1983年8月11日,汪曾祺托湖南的弘征買周作人的回憶錄,去信說:“頃於友人處得見‘周作人回憶錄’,甚感興趣。此書是內部發行,北京書店沒有賣的。你能不能在出版社內部給我搞到一本寄來?書款自當寄奉。”亦可證明他一直相當關注周作人的文字。

魯迅研究專家孫鬱提出,汪曾祺間接地受到了新康德主義的影響,轉運站渠道之一就是周作人。他在《除了托爾斯泰和康德,還應有第三類知識分子》中寫道:“對道德主義的消解,民國時周作人等做了很多工作,周作人覺得托爾斯泰作品是勸善書,過於說教,沈從文和汪曾祺都認可這種批評,也喜歡從非道德的語境進入文學。汪曾祺自己說不喜歡托爾斯泰,可能和厭惡聖人氣有關,他欣賞散漫、矛盾的表達方式,源自常態的人的生命體驗。也就是說,作家要思考的是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要承認自己的有限性,這和康德的審美理論有重疊的地方。”“最後一個士大夫”是汪曾祺身上一個流傳廣遠甚至過於鮮明的標簽。他借用中國古典文學語言,汲取方言、白話中的口語成分,以及對中國傳統書畫等藝術形式的迷戀,都誘導著研究者和讀者將他定位於“士大夫”。其實汪曾祺衝淡、散漫的生活態度與表達方式,未必出於單一的來源。孫鬱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新鮮的角度,對於汪曾祺研究,這是視野更開闊的觀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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