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下午4點,青閱讀撥通了微信語音，通訊信號迅速抵達距北京2萬公里的南非約翰內斯堡，那裡上午10點。忽然，手機裡隆隆作響，嘩啦啦的聲響與受訪人蔣暉的解釋一同傳來——約堡下暴雨了。關於非洲的採訪就這樣開始了，不是非洲被欣賞的風光、被喝掉的咖啡，而是非洲作家以及誕生於非洲的文學。
蔣暉曾在紐約大學讀比較文學專業，先後執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北京大學，現在是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員、南非金山大學高級訪問學者。2013年，由於妻子的工作變動，舉家搬到約翰內斯堡。那年前後，他開始研究非洲文學。
得知自己將在南非生活之前，蔣暉一直都沒覺得自己會和非洲有什麽關係。“我們當時眼裡哪有非洲，我指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家還是覺得西方和美國好。所以來到紐約大學讀比較文學時，根本沒注意到，這所學校這個系還藏著一個東非最偉大的作家恩古吉。他的課我一次也沒有去聽過，現在想起來悔之晚矣。那時候看世界，跟做班級成績排名似的，誰排名比我高，我就盯著誰；排名比我低的，那是不屑搭理的。我覺得就是這種心態讓我錯過了紐約大學給我提供的這麽好的認識非洲文學的機會。而我這種心態恐怕也是今天一些國人對待非洲的態度，它也必然繼續讓人們失去了解什麽是真正非洲的契機。”
《一粒麥種》
作者: [肯亞] 恩古吉·瓦·提安哥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品方: 99讀書人
譯者: 朱慶
出版年: 2012-7
這多少也像是我們的非洲研究的一個縮影，“中國最好的大學都在爭做國際一流大學，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和排名，似乎顧不上那些非洲學校。非洲文學研究或非洲研究在這些學校的地位是無法和國學研究以及西學研究相比的。相反，倒是一些地方院校很重視非洲，將之提升為一個主要研究領域。這是有眼光的，西方沒有一個一流高校不看重自己對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
隨著研究的展開，蔣暉想著要給北大中文系的教學帶點新東西進來，就在他開設的“西方現代小說精讀”課中逐漸加入一些非洲經典作品的介紹。但是，講非洲文學面臨著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老師有必要回答學生，為什麽放著那麽多西方經典不讀，要讀這些非洲小說？蔣暉在授課中不露聲色地將非洲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接上了頭，讓學生們能生顧盼之姿。講多了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的關聯，往往可以用影響的方法講清楚，如哪個西方作家影響了中國作家等等。但講非洲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聯則不同，在彼此直接的影響不存在的情況下，驚人的歷史相似性卻又無處不在，這可以被稱之為結構性相似。於是，蔣暉把非洲文學放在中國文學“啟蒙”和“革命”的框架裡來講，這樣，非洲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反之亦然。
《阿凱，我的童年時光》
作者: [尼日利亞] 沃萊·索因卡
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原作名: Ake：The Years of Childhood
譯者: 徐涵
出版年: 2016-8-1
但是能不能真的讓中國高校的人文教育課程引入非洲文學經典， 能不能改變非洲文學研究的邊緣位置，這肯定不是蔣暉一人就能扛起來的。“國內對非洲文學的研究近年剛剛起步，這個領域的學者來過非洲的還不是很多 。”而蔣暉由於機緣巧合來到非洲後，一些問題漸漸變得明晰。“過去，我們思考中國問題的框架，都是古/今或者中/西兩個維度。但是在一個多元時代裡，對世界的多樣性的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
衡量非洲文學的指標，不是文學技巧或各種獎項
“如果讀者想離非洲文學近一點，您有沒有什麽要推薦的作家？”記者的問題從北京飄向約堡。
“當然有，尼日利亞作家阿契貝是可以和中國魯迅比肩的非洲作家和啟蒙思想家；肯亞作家恩古吉則是革命作家這個序列裡非常偉大的；南非的戈迪默最接近盧卡契式的現實主義傳統。此外，現代主義代表作家索因卡和後現代作家庫切也很出色。非洲有許多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正在構成一種非洲的現代經典。”
不過蔣暉認為，不是只有這些偉大的作品才值得向中國讀者推薦，他現在正在編輯一套南非近20年小說代表作系列，這些著作並不是多麽了不起，但是，如果要了解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20年間的社會狀況，這些小說則提供了活生生的感性資料。“非洲文學不是供學習和模仿的，而是供討論的。通過討論一部非洲小說，我們會理解很深的倫理和政治層面的資訊。”
說到非洲文學有哪些特點，蔣暉認為，首先是語言的多樣化，“有嚴謹的日本學者統計過，非洲的語言有2092種，其中很多是口頭語言，不能被寫出來。可以書寫的文學語言也很複雜。有本土的語言，東非地區的斯瓦希裡語，西非地區的豪薩語，還有約魯巴語——索因卡生活的地方的語言，伊博語——就是阿契貝的母語；還有一部分是殖民語言，英語、法語、葡萄牙語，另外還有北非使用的阿拉伯語。”
按照時間可以分出不同代際的作家，他們面對非洲不同的歷史和現實，也有不同的主題要抒發。蔣暉說：“所謂的第一代現代文學作家，是阿契貝、索因卡、恩古吉等，他們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崛起於獨立革命的進程之中。他們心目中的讀者就是西方的讀者，索因卡特別明顯，他用英語寫作的嫻熟和複雜程度，是沒幾個非洲人能懂的，只有英國人才能明白。換句話說，他們基本上是面向西方寫作的，這也難怪他們，因為在當時非洲也沒什麽出版社，他們拿到西方出版，當然要為西方寫作。”
阿契貝
《這個世界土崩瓦解了》
作者: [尼日利亞] 欽努阿·阿契貝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 新經典文化
原作名: Things Fall Apart
譯者: 高宗禹
出版年: 2014-5
“第二代作家，就是比索因卡他們小十幾歲的作家，比如尼日利亞的奧薩·費米。他們更有強烈的本土身份認同，認為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和當地人結合在一起，所以他們更注重戲劇和街頭演出，而不是通過去西方獲獎來證明自己。”
“更年輕一代則關注多元文化問題，認為非洲的整體性不存在，他們的寫作就變成了個人身份政治的寫作。比如尼日利亞女作家阿迪契，1977年出生，她的《半輪黃日》講述尼日利亞內戰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衝擊。”
阿迪契
《半輪黃日》
作者: [尼日利亞] 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品方: 99讀書人
原作名: Half of a Yellow Sun
譯者: 石平萍
出版年: 2017-10
蔣暉表示，“如果是我個人來評價，我想阿契貝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因卡要偉大，因為我可以從阿契貝身上看到很多魯迅那個層面的作家才能寫出來的東西。無論他故事的簡練程度，還是他對社會的理解，精神的強度和戰鬥的精神，都要比索因卡強得多。索因卡提供了一種關於非洲神秘性的東西，但是阿契貝沒有任何的幻覺，他是一個偉大的深度現實主義作家。” 在蔣暉看來，“衡量非洲文學的指標，不是文學的技巧，更不是各種獎項，而就是不帶幻覺的對現實的深度關注。”
新南非的第一代黑人作家，書寫自己的現實
蔣暉和很多南非作家有密切的聯繫，他們雖達不到阿契貝在他心中的高度，但亦是關注社會現實的作者。蔣暉與他們在一起喝咖啡、談天、聊創作，也把中國文學講給南非作家。他還以研究者的視角，訪談了五位南非作家，通過學術期刊和微信公眾號發布。
“1994年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新南非黑人作家開始湧現，比如天才早逝的作家塞洛·迪克（Sello Duiker），以及尼克·穆隆戈（Niq Mhlongo）、祖尼斯瓦·萬納（Zukiswa Wanner）、帕斯瓦尼·穆貝（Phaswane Mpe）、寇帕諾·馬特瓦（Kopano Matlwa）和弗雷德·庫馬洛（Fred Khumalo）,他們形成了新南非第一代黑人作家群。”蔣暉的訪談，呈現出了這代黑人作家的書寫進行時。他們的命運讓人感慨，“非洲作家的親身經歷是小說家虛構不來的。”
“南非女詩人菲利帕·維利葉斯(Phillippa Yaa de Villiers)的人生就是傳奇。”伴隨著約堡的暴雨，一個曲折的人生故事從電話那頭傳來，“詩人的生父是加納人，上世紀60年代作為交換學生去澳大利亞留學。她的生母是澳大利亞的白人，兩人發生了一夜情，有了她。”故事到此才剛剛開頭，詩人的生母自己來到南非，生下孩子，五天后就送到收養所。維利葉斯被南非一位非常有名的女科學家領養，家境優渥，生活在白人的文化裡。當她了解到自己的身世，開始尋求自我身份的認知，她參加黑人運動，養母一度和她斷絕關係。她告訴蔣暉：“我不知道我是誰，從來就不曾知道，過去形成的自我完全是虛假的，可真的自我還在尋找中。”在這樣的懷疑之中，維利葉斯開始創作詩歌來尋求答案，她努力使自己的詩歌看起來像黑人的作品，而不希望被當作白人作家。蔣暉說：“她的人生有非洲反殖民運動的烙印。”
菲利帕·維利葉斯《賢妻》
蔣暉採訪的作家弗雷德·庫馬洛，寫城鄉工人文學，他的《春酒》《摸摸我的熱血》《天堂七步遙》等作品創造了一系列新南非工人的群像。“小說的主人公們生活在被壓迫和尋求解放的時代，但沒有一個成為革命者，反而依靠生存的本能和那個時代所賦予的人性的黑暗，成了妓院老闆、販毒者、黑幫首領、流浪藝術家……”庫馬洛告訴蔣暉，“即使在反種族隔離鬥爭的高峰期，黑人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要過。”
庫馬洛《天堂七步遙》
“非洲很少有作家可以靠寫作為生。除非你享有了國際聲望。南非人是不讀書的，書又貴。”這是南非作家尼克·穆隆戈告訴蔣暉的。南非的書折算成人民幣每本一兩百塊，對普通人來說是很昂貴的。穆隆戈寫南非特有的Township生活，Township是種族隔離時代專門為黑人和有色人種建的居住區。儘管穆隆戈算是成名作家，但南非讀者很少有讀過他作品的。他告訴蔣暉，如今影視文化、追星文化左右了南非年輕人尋找文化認同的方式，他們不習慣通過文字來理解和反思世界。
穆隆戈《你死我活》
非洲文學研究，必須離開文學再回到文學
蔣暉所做的作家訪談，包含著很多文學之外的話題。一次，蔣暉與庫馬洛聊天，談起了某些人對非洲人抱持的刻板印象——“懶惰”。庫馬洛回答說：“問題不是黑人懶惰，而是黑人沒有自信。他們早早地失去土地，被趕到城裡成為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生產工具，他們就不再相信自己還有什麽創造力。黑人的精神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中垮掉了。”
這個答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許是對話的意願和行動。蔣暉覺得，“想要走近非洲文學，還是要透過文本，讓非洲作家自己說話，讓讀者自己拋棄掉某些固有的想象。”
然而，如何讓非洲文學走出被遮蔽的命運，走入中國讀者的視線，說到底不是容易的事。在蔣暉看來，面對非洲，中國讀者和作家似乎都很難找到某種情感上的共鳴或共感，“缺乏群眾基礎”，是非洲文學被冷落的一個原因，也是中國的非洲研究面臨的挑戰。
《偶遇者》
作者: [南非] 納丁·戈迪默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原作名: The Pick Up
譯者: 梁永安
出版年: 2015-10
“30年前，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風靡國內。中國作家和拉美文學的神交是一次比較純粹的文學事件，其主要動力來自創作的需要。但今天的非洲文學的譯介和研究熱則有所不同，它基本與作家無關，與寫作無關，純粹是一次研究的行動。動力則主要來自中非關係發展的大局，來自國內非洲研究機構的積極推動，屬於在缺乏作家參與的情況下由過去英美文學的研究者所主導的一次行動。”蔣暉認為，非洲的歷史、社會制度、精英構成、文化心理，基本都外在於中國社會與文化，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整體的視野和一種使命感，才能做得了真學問，重新勾勒一幅“世界文學”的版圖。
蔣暉覺得，相比之下，日本和韓國的作家在研究非洲的時候主動性更強一些。他的一位韓國作家好友，就因為對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感興趣，跑到南非來做研究，想理解南非在種族隔離解除之後，如何療愈暴力帶來的創傷。“這個韓國作家認為，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與韓國的民主化進程中包含的議題有相通之處，所以很有共感。”
今天，中非交流跨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不僅是商貿往來，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也變得日益重要，彼此之間的某些刻板印象有待破除，而文學以及更廣泛的人文學科在譯介和研究上的進展，將是文化交流的基石。其實，不僅中國在關注非洲，反之亦然，中國人也走進了非洲的作品。“之前很少有非洲作家在作品裡寫中國人，現在開始有一些了，但形象上也比較刻板，土大款居多。”蔣暉介紹說，尼日利亞戲劇家和小說家奧薩·費米，是深受《紅燈記》影響的一批非洲作家之一，相對來說比較了解中國文化。前幾年他來中國交流，在北京和天津看了不同版本的《雷雨》，之後他寫了一版非洲《雷雨》，劇中的周樸園變成了一個到非洲投資的中國人，而魯侍萍則是一個黑人女仆。
在蔣暉看來，不論是文化交流，還是文學研究，抵達非洲的方式，都應該離非洲的社會現實近一些，我們要多了解這片土地之前經歷過什麽。至於文學的討論，勢必要進入文本，再跳開文本，“非洲文學研究必須在介入非洲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非洲文學批評史和心靈史的層面分路展開，文學研究一定要離開文學，在外面走一圈之後再回到文學。將之歸結為一點，就是文學研究是關於文學形式本身和文學形式生成的歷史條件的研究。”
近幾年在南非的觀察，讓蔣暉認識到非洲的重要性，亦讓他看到中國年輕一輩帶來的希望。他認識的一個北大女生，亞非文學碩士畢業後，跑到南非羅德斯大學再讀一個碩士。“她跟我說在南非的一年多是她最充實的時光。”
採訪結束之時，約堡的暴雨早已停了。但是有關非洲文學和非洲研究的話題，對於身處中國的我們，或許剛剛開始。
采寫| 張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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