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吳曉波
就如同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一樣，《國富論》並不是一本體系嚴謹的論著，它充滿了經驗主義的氣質，很多論述明顯帶有啟蒙意味，但它確乎覆蓋了所有的經濟學基礎性命題。“它在為某一學派的理論提供依據的同時，又為其反對派提供了同樣有力的說明”。
亞當·斯密出生的那年，1723年，是大清雍正皇帝登基的元年，帝國在4月推行攤丁入畝政策，是華夏賦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措施。到冬季，雍正帝下令把全國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驅逐出國，大小教堂要麽拆毀，要麽改為病院，一個與世界潮流無關的、獨斷而農耕繁榮的時代開始了。
在歐洲，以“理性”為旗幟的啟蒙運動正進入如火如荼的時刻，人們開始追求各種形式的自由——免於專斷權力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貿易的自由以及審美反應的自由。用康德的話說，人類第一次宣稱自己要成為一個獨立的、負責任的存在。
01
亞當·斯密是一個遺腹子，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他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終身未婚，個性靦腆、言辭刻薄而思維縝密。 他未滿15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讀書，18歲就讀於牛津大學，28歲被聘任為正教授。36歲時，斯密出版第一本著作，便在歐洲贏得了巨大的聲望。
他生在一個大時代的轉折時刻。在1753年，也就是亞當·斯密三十歲的時候，英格蘭仍然是一個穀物淨出口國，其生機勃勃的商業和原始工業經濟中應用的仍然是前現代的技術，而到亞當·斯密去世的1790年，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1780年代出現了三個重大的技術創新：瓦特改良了蒸汽機、出現了生產棉織品的機器和工廠，以及科特發明了焦炭冶煉法。
實際上，正是這三大創新定義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到來。
“騎士時代已經過去了，繼之而來的是詭辯家、經濟學家和計算機的時代；歐洲的輝煌永遠成為歷史。”這是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學家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對於歐洲未來的預言，而亞當·斯密的一生正是此言的最好注腳。
不過，正如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理論史》中所斷言的，“亞當·斯密並沒有意識到工業革命的到來”。
但是，這位蘇格蘭稅務官之子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在歷史的軌道快速轉切的間歇，如先知般地提出了全新的財富主張，重構了人們對經濟行為的認知，從而在實際的意義上創造了現代經濟學這一門專業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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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也是在這一年，美國人發表了《獨立宣言》。這也許是一個巧合，卻如同兩把手術刀，在舊時代的身上剖出了一個新生兒。
在亞當·斯密出現之前，經濟學是作為一門子學科依附於哲學或倫理學的體系之內。管理學則是在1940年代之後，才由彼得·德魯克等人將之細分為獨立的學科。斯密本人就是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看不見的手”的概念的提出，首先出現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而不是《國富論》，時間要再早十七年。
在他去世一百年後，另一位經濟學巨人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寫道：“斯密是頭一個就其社會各個主要方面論述財富的人，單憑這個理由，他也許有權被視作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
在亞當·斯密的時代，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仍然統治著人們的思維，前者認為大量儲備貴金屬是經濟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基礎，後者則把財富的全部秘密都托付給土地。
亞當·斯密第一次定義了生產的三大要素：勞動、土地和資本。在他看來，是資本而不是其他——帶來了市場，進而促進了勞動分工的擴展，資本的投入導致市場擴張，而後者反過來也帶來更多的利潤和投資，所謂的“資本主義”便是從這個定義延展出來的概念。
在經濟行為的動力研究上，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般的論斷。他認為，在經濟生活中，一切行為的原動力不是來自於同情心或利他主義，而是利己之心，是每一個人改善生活條件的欲望。
人們從事勞動，未必抱有促進社會利益的動機，但是在一個自由放任的社會裡，“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
這種以利己心為基礎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對立統一，是貫穿整部《國富論》的基本哲學思想。如後世學者所言，“斯密的經濟人，那個只顧自己利益而無意之中卻創造公共善的人，對於現代主流經濟學來說，是讓人覺得自在又熟悉的人物。”
《國富論》的第一章是“論分工”。亞當·斯密在全書的第一句便開宗明義地寫道：“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提高，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一言以蔽之，提高財富生產效率的關鍵，就在於勞動分工。
在描述勞動分工如何增加生產力的時候，斯密識別了三大動因：工人熟練度的提升、工人專注於單一物件將更有效率、大量的機器的發明便利和簡化了勞動。他把發明創造視為一種增量進步，這種進步源自於市場擴張和勞動分工過程中幾乎自動相伴而生的盈利性可能。
在人類財富史上，亞當·斯密不是第一個提出勞動分工的人。早在公元前七世紀，中國山東地區的管仲便提出了“四民分業”的職業分工原則，認為“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管子·小匡》）。
台灣學者趙岡據此論證“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不過，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卻是建立在現代製造業和資本形態的前提下，並進行了更為結構性的定義。他認為，勞動分工源自交易的力量，所以，分工的程度決定於這種力量的大小和強弱。任何一個行業，市場規模越大，分工將越細，這叫做“分工受製於市場規模”，在經濟學上，它被稱為“斯密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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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亞當·斯密終其一生從來沒有離開過歐洲——他常年定居英倫半島，曾去法國遊歷三年，但是，他顯然是一個具有全球化視野的人，而這幾乎全部來自於他的理論天賦。
在《國富論》一書中，斯密用很大的篇幅討論了從古羅馬開始到英帝國的國家治理模式。在他看來，一個主權國家只有三個責任需要履行，“第一，保護社會免於暴亂和其他國家侵略的責任，第二，保護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免遭其他社會成員施與的不義或壓迫的責任；第三，建立並維持一定量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的責任。”
從這些觀點可以發現，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誕生，首先是現代意識誕生的過程，而不是其他。
在現代經濟學史上，大衛·休謨與亞當·斯密是公認的奠基人之一。休謨比斯密年長12歲，他們在1739年相識，此後互相影響，共同構建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斯密還忠誠地擔任了休謨的遺囑執行人。
就如同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一樣，《國富論》並不是一本體系嚴謹的論著，它充滿了經驗主義的氣質，很多論述明顯帶有啟蒙意味，但它確乎覆蓋了所有的經濟學基礎性命題。在後來的時間裡，“它在為某一學派的理論提供依據的同時，又為其反對派提供了同樣有力的說明”。（胡寄窗，《西方經濟學說史》）
亞當·斯密不是一個書齋型學者。在格拉斯哥大學當教授時，他就同時負責學校的行政事務，晚年，他還被任命為蘇格蘭的海關和鹽稅專員——他在這兩個崗位上獲得的報酬是教授年薪的二十倍。在這一點上，他與日後的理論勁敵凱恩斯倒頗為相似。
在學術上，斯密是一個極度自負的人。儘管他的很多觀點都博采自其同時代很多高人，可是他卻避免引用他們的著述，這在經濟學說史上非常罕見。當然此等舉動也容易引起一些爭議，譬如馬克思就曾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注釋中“揭發”說，亞當·斯密的一段話“幾乎逐字逐句抄自貝·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或個人惡行，公共利益》的注釋”。
亞當·斯密終生與寡母相依為命，世俗生活富足而單調，他把所有的人間榮譽都寄托於學術。到他去世時，《道德情操論》出了六版，《國富論》出了五版。他自以為已經解決了他那個時代的所有經濟問題，於是，在生命的最後彌留時刻，他囑咐朋友和學生當著他的面，銷毀了所有的未刊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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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的全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最早的中文譯本是1902年嚴複的文言文版，名為《原富》。1930年，郭大力和王亞南以白話文再譯，定名為《國富論》。
就全書內容而言，似乎還是嚴複的書名更近本意，郭王版很容易被曲解為這是一部關於國家富強或國家資本主義的專著——而這正是1930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恰恰相反的是，亞當·斯密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所開創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被認為是“自由企業的守護神”。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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