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命運很多時候就是一念之差

【編者按】台灣當代詩人洛夫於3月19日凌晨去世，享壽91歲。2009年，《東方早報》刊發了對這位“詩魔”進行的專訪。現將全文重新刊載，以表紀念。

台灣著名詩人洛夫這個月很忙，從溫哥華來到大陸旅行的這些天，一路走訪北京、長沙、西安、上海等幾個城市。在老家湖南，他還捐獻手稿並參加“湖南洛夫文學館”奠基儀式，洛夫有點得意，“中國文學史上，似乎只有我和冰心在生前就有了文學館。”冰心又恰是洛夫少年時的偶像。在上海，他在上海作協為詩歌愛好者做了一場《漢詩的美學》的專題演講，眼前的洛夫在半個世紀前與張默、瘂弦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三人合稱“詩壇鐵三角”，洛夫歷任總編輯數十年，對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影響深遠，他個人更以實驗、魔幻性著稱於台灣詩壇。“那個時候反傳統，就覺得西方的就是好的”，“從1980年代開始我們這些台灣詩人重新開始審視中國傳統，但傳統是回不去了。”

“離開大陸只為闖天下，命運很多時候就是一念之差”

問：您1949年以學生的身份離開大陸，一別就是40年，很像龍應台寫到的那些南遷後到台灣的學生。當初為什麽會離開大陸呢？

洛夫：那個時代就是這樣。有些人是因為在軍中，不得已跟著國民黨到了台灣，而我那個時候還是學生，到了台灣再從軍，應該說我離開大陸沒有個人政治原因。那個時候，有一批年輕人想去外面闖一闖，我也是抱著一種闖天下的念頭離開父母和大陸的。另外，我從小讀冰心的《寄小讀者》，冰心的父親是海軍艦長，她就隨父親在外面遊蕩，這種生活激起了我的好奇和到外面闖天下的念頭。

問：這麽一離開就是40年，直到1988年您才回到衡陽老家，兩岸分隔那麽久應該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洛夫：是的，雖然離開家鄉的時候，也通知了家裡人，但那個時候一點都沒有想到，這麽一別就會離開大陸那麽久。那個時候想，過幾年就能回去的，沒想到這麽一拖就是40多年。離開大陸去往台灣之後，幾十年跟家裡完全隔絕。

問：1983年您母親去世，您也無法回家，為此您把當時的心境寫在了一首詩《血的再版》裡。

洛夫：母親去世之後，因為當時兩岸還沒有正常交往，我都無法回去奔喪。生前沒有服侍，身後也不能奔喪，這對中國人來說是非常痛苦悲哀的。這首詩不是那種充滿激烈痛苦哀傷符號的詩，而是很沉靜地悲痛。我在寫詩的時候和詩裡表達的內容就是，“我不要哭，我不要哭。”

1988年，兩岸關係緩和之後，我第一次回到家鄉見到了我的兄弟，他們年紀也大了，在很窮苦的環境裡生活了幾十年，顯得很蒼老。那些老同學見面之後也號啕大哭，他們經過一大段很艱苦的歲月。我有一個同學叫肖牧，他當年跟我一起去了台灣，他的哥哥當時在國民黨空軍裡服役，其實他哥哥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哥哥告訴弟弟，解放軍很快就解放台灣了，所以就帶著弟弟又回到了大陸，把我一個人丟在了台灣。可是40年後再見的時候，他見到我痛哭流涕，因為他到過台灣，所以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被定為“國民黨特務嫌疑”。我們這代年輕人由於大時代原因，命運很多時候就是一念之差。

問：您有一首詩《邊界望鄉》，被譽為鄉愁詩的代表，據說是您在香港用望遠鏡遠眺內地後所寫的。

洛夫：是的。那是1979年，兩岸還沒有正式來往，只能在香港通過望遠鏡看對岸的內地，有一種有家無法歸的絕望，真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再回到故鄉。但也沒想到，幾年後兩岸就正常交往了。他們把我和餘光中的鄉愁詩歌相提並論，但其實我們的風格完全不一樣，他的更口語化，所以讀者更多。

問：在您70多歲的時候沒有選擇葉落歸根，反而定居加拿大，後者是否也是一種自我流放呢？

洛夫：我每年只要還能走動，總會從溫哥華回到國內看看。我從1996年開始定居加拿大，我那麽大年紀定居國外，主要是對台灣有些不喜歡的地方，我的《漂木》就是在溫哥華寫的，這首長詩是不可能在大陸或者台灣寫的。我在溫哥華應酬很少，連電話都不接，集中精力寫作，這也算是自我流放。我把定居加拿大稱為二度流放是自我主動流放。

“政治並沒有影響我，寫詩完全是出於一種藝術自覺”

問：您和同時代的詩人們在當時的台灣深受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思潮的影響，但您在後來的幾十年又開始回歸到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去了，比如《長恨歌》。

洛夫：離開大陸的時候，我行囊中裝著馮至和艾青的詩集，他們都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大部分當時台灣的年輕詩人都是受到翻譯詩的影響，剛開始是全面傾向於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到了1980年代之後，經過反思和重新評價，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被重新評估。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滿口反傳統，所謂反傳統就是盲目認為傳統的東西是一種阻礙。在西方的現代主義裡“流浪”許久以後，我們還是覺得要回到中國泥土中去。回到中國來，最重要的是尋找中國固有的文學、美學藝術，所以從1980年代開始我們這些台灣詩人重新開始審視中國傳統，不過傳統是回不去了。

這些年，我主要是把西方特別是西方超現實主義美學思想和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作有機融合，但也不是機械對接，比如《長恨歌》《與李賀共飲》等，看上去是傳統的素材，但表現手法其實是很具實驗性的。

問：其實在1970年代以前，台灣文學最大的成就是在詩歌方面。許多台灣文學批評家說，那是因為詩歌可以更加隱晦地表達對政治和現實的不滿，您怎麽看？

洛夫：在1949年以後的二三十年裡，現代詩的成就確實非常高，但也不一定是政治原因。就我個人經驗而言，政治並沒有影響我，寫詩完全是出於一種藝術自覺。比如反映金門炮戰的《石室之死亡》，裡面表達了濃厚的反戰思想，這個詩集當時在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還是很順利地出版了。在所謂白色恐怖時代，你不要直接罵蔣家，不要直接罵國民黨，不要宣揚大陸和“五四”的一些東西，其他都能被接受。也是在那個年代，白先勇創辦了《現代文學》，然後我創辦了《創世紀》。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台灣新詩的爆發高潮，我覺得主要還是出於對語言的要求。之前詩歌的語言繼續了“五四”傳統，但我們受過中國古詩的影響，對詩歌是什麽，詩歌的本質是什麽，我們心裡都有底。突然讀了“五四”的新詩，還覺得非常不過癮，就要尋找新的詩歌表現語言和形式。然後就遇到了西方的現代主義詩歌，大家也一窩蜂地翻譯、閱讀西方現代主義詩歌。那個時候，人手一本存在主義，人手一本超現實主義，真是如此。

問：1954年您創辦的《創世紀》雜誌在當時有大量的翻譯西方現代詩歌和理論，對台灣新詩的發展影響很大。這本詩刊居然“活”到現在，您也很出乎意料吧？

洛夫：這本詩刊從我創辦伊始一直持續至今，確實出乎我的意料，它到今年已經55歲了。這本雜誌因為主要介紹西方最新的詩歌理論和作品，對當時的台灣詩歌創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時辦《創世紀》完全只是因為想介紹最新的西方詩歌理論和作品，為了出版雜誌，我們到處籌錢，最初我們還進過當鋪。

問：那您現在還讀台灣和大陸年輕人的詩歌嗎，和他們有接觸嗎？

洛夫：也讀一些。台灣的新詩是對“五四”詩歌傳統的一個反駁，而大陸朦朧詩之後的新詩是整個思想的解放，他們各自的承擔不同。現在的新問題是，我接觸的大陸年輕詩人對詩歌很迷茫，處於被打散的狀態，缺乏一個主流和領袖。我覺得目前的年輕詩人，很重視現實、口語化、敘事詩體，但是缺乏超越性、缺乏形而上的思維。這是整個華語詩的現狀。（文/石劍峰）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