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並非冷專業

水下考古

今年高考，湖南耒陽留守女生鍾芳蓉考了676分的好成績，名列湖南省文科第4名，她在接受採訪時透露要報考北大考古學專業。

鍾芳蓉的志願選擇，被不少網友質疑：“沒有前途，應該選一個能幫助家裡解決經濟困難的務實專業。”有網友評論，如此分數報考冷門專業實屬浪費。對此，鍾同學回應：“我覺得喜歡就夠了呀！”然後全國考古界和各大學考古學專業聞“聲”而動，“團寵”小鍾，以示聲援。

考古學，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專業？

看看山大考古學專業的就業

8月9日，記者聯繫到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任相宏。任相宏，197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著名考古專家，中國博物館學會藏品保護專業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是商周考古，曾領隊主持長清雙乳山漢墓和仙人台兩項國家級考古項目的發掘工作。。

任相宏忙碌在考古一線，接受記者採訪時，他剛剛從外地考古現場回到濟南，他形容目前的生活狀態：一個地方不會連續待到七天，往往過幾天就會被“請”到某個考古現場。對於鍾芳蓉今年高考報考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引發的熱議，他有所關注，但對社會熱議，他認為不應該發生，因為現在考古學並不冷。

山東大學考古學專業是國家一流學科，常常和北京大學、吉林大學排在一起，居全國前三名。任相宏回憶，歷史學和考古學曾經是冷專業，像20世紀90年代，第一志願報考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學生很少，很多學生是調劑過來的，但後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第一志願報考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學生越來越多，現在考古學招生基本是第一志願錄取。

考古學專業學生出路也不錯。一是考研深造的很多，大學本科畢業生不少考到北京大學就讀研究生。二是教學和就業結合得很好。山大考古學專業教學很注意學生的現實就業問題，會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確定學生大概向哪個方向發展，然後就朝哪個方向培養，比如文物考證、文物修補等，所以最後就業大都比較理想。像考古學專業、文物與博物館專業，每一級學生到了大三下學期，會有4個月左右的工地實習，有助於他們融入並喜歡所學專業。

任相宏認為，大學生報考，應該尊重個人自由選擇，興趣第一，不要盲目追風。多年來，很多人熱衷金融、法律等專業，但現在金融、法律專業學生就業並不像大家想象中那麽容易。像鍾芳蓉說自己是受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的影響，並說以後“還會讀研深造，作考古研究”，說明這個學生的選擇經過認真思考，是自己真正喜歡，這就特別好。

考古學有一個優勢，只要刻苦認真，就容易出成果。比如，一次有一個重要發現，就可以研究一輩子，成為一生的事業。現在社會對考古關注度很高，像沂水紀王崮、沂源姑子坪等考古項目，央視探索發現、走遍中國等欄目等曾予以專題報導，在社會產生廣泛影響。當前國家也很重視考古，經費投入量很大，正是考古人可以大有作為的時代，大學報考發自興趣選擇考古學專業，不失為一個好方向。

知識性和趣味性的魅力

鍾芳蓉報考考古學專業引發熱議，說明社會上許多人對考古學內涵和發展還缺乏了解，其實，考古學在中國是一門古已有之的學問。

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是金石學。金石學是一門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文物。

北宋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創者，他的學生、曾任濟南知州的曾鞏在《金石錄》裡最早提出“金石”一詞。山東金石學久負盛名，北宋末年的李清照夫婿、山東諸城人趙明誠，清代山東濰縣人陳介祺（1813年～1884年），都是著名的金石學專家。

李清照夫婦收集了不少文物，趙明誠仿歐陽修《集古錄》，作《金石錄》30卷，詮述條理，考證精博，為金石學名著。李清照後來作有《金石錄後序》，述《金石錄》編撰經過以及夫婦收藏書、畫之細節，淒楚婉約，文筆動人。陳介祺一生著述極豐，著有《十鍾山房印舉》《封泥考略》《簠齋藏古目》《簋齋藏古冊目並題記》等作品。 清代王懿榮，光緒年間任國子監祭酒，今山東煙台市福山區古現村人，是中國近代著名金石學家，是發現和收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國際上把他發現“龍骨”刻辭的1899年作為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殷墟甲骨文經他之手，從“龍骨”變成了珍貴的古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國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自此被國際承認。

考古學在中國是歷史學的一部分，而在世界其他國家，考古學多從屬於人類學，也有劃歸藝術史的。

現代考古學在歐洲出現，是在19世紀的初期。1900年前後，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將現代考古學觀念引入中國，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講到“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於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為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為新舊二期”，並將中國古史傳說與此比附。安陽小屯村發現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發現儲存大量古代寫本文書和其他文物的藏經洞，這是近代學術史上的兩項驚人發現，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前兆。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從美國學習人類學歸來的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的發掘。

考古學的繁榮，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比如，人們吃穿不愁之後，自然會更加關注“自己從哪兒來”“文明自哪兒來”等問題。但考古學作為人文學科，確實有自己獨特的魅力，吸引著一批批考古人前赴後繼。

首先是知識性，並由知識性延伸到做學問，這體現了我國“石經不分”的傳統學術特徵。考古學能夠複原和重建古史，證文獻之真偽、補文獻之不足，從而能夠使今人更好地了解我國古代文化和文明史。

8月12日，記者採訪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劉延常，他曾主持參與過曲阜魯國故城國家考古項目。曲阜是孔子的故鄉，在曲阜的時間長了，劉延常就思考：為什麽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在山東這個地方產生，而不是別的區域？

劉延常的這個思考，很多人也想過，就是山東為什麽在春秋戰國時代成為“思想中心”？為什麽山東出了孔子、管子、孫子、墨子、孟子等“諸子百家”人物？

思考的結果是，齊魯大地在周朝以降是一個多元思想交匯之地，既有原來的東夷文化，又有商朝帶來的中原文化，特別是周王室分封在山東境內的兩個諸侯國魯國和齊國，一個帶來了周朝禮儀文化，一個則包含商和周兩種文化。從外部講，周邊的楚、吳、越、晉和三家分晉後的韓、趙、魏等國也和齊魯大地有經貿、文化、戰爭等方面的交流，從內到外，從外到內，使齊魯大地成為思想“百花齊放”之所。通過考古學和出土文物的研究，充分證明了齊魯大地文化的多元性。後來，到了西漢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化在中國社會的思想領域佔據了統治地位。

劉延常說：“考古學對挖掘、闡發、研究、弘揚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和優秀文化傳統，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其次是考古具有很強的趣味性。任相宏感覺，考古的過程常常像一個“偵探”在破案。

任相宏主持發掘濟南長清雙乳山漢墓，開始他猜想墓主人是在位54年、得以壽終正寢的濟北王劉胡，但打開墓之後，大家翹首期待的玉衣一點蹤跡都沒有，只有十幾塊能夠蓋住五官的玉片，而且墓中發現了碎的玉劍璏，陪葬玉器比較簡陋，這很不正常。奇怪的現象，讓任相宏把視線轉移到了劉胡的兒子劉寬身上。

劉寬不但有亂倫行為，而且曾用桐木削成漢武帝的形象進行詛咒，漢武帝派人問罪，劉寬惶恐中畏罪自殺，這樣的品行是不能用象徵美德的玉器來陪葬的。因為突然死亡，而且是戴罪之身，劉寬只能被葬在一座尚未修完的陵墓中了。

這樣，經過發掘現象與歷史記載的比對，像“偵探”一樣，最終確定墓主人是誰，本身充滿趣味性，這是考古作業的魅力。

考古發掘的新動力

考古的魅力不僅僅是知識性和趣味性，考古之所以越來越熱，是因為它還展示了“有用的一面”。一般人見到考古專家在挖掘地工作，會說是“挖寶的”，這說法很形象，文物確實是一個“寶”。

考古學能夠獲得大量的手工業工藝、古代經濟貿易、古代動植物和古代自然環境等豐富信息，從而可以更好地認識歷史、現實和人類自身。2017年，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師生，在當年被評為“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山東章丘焦家遺址墓地，發現“有一米九以上的大高個”，“5000年前人的容貌，跟我們現代人並無太大差異”，這對於今天人體遺傳學研究具有重要的鑒比價值。

如果出土文物分量足夠重，往往意味著當地可以借此發展文旅業，因為和經濟發展有了聯繫，這成為考古發掘的新動力。像1972年挖掘出《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臨沂銀雀山漢墓、發現春秋國君級古墓的沂水紀王崮，在發掘之後，經過後期建設，都已成為有名的文化旅遊景點。

今年7月9日下午，2019年度山東省考古新發現頒獎儀式暨新聞發布會於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舉行，發布會介紹2019年全省共開展了45項考古發掘項目，發掘面積超3萬平方米，發掘墓葬近1000座。此外，2019年山東共組織建設工程的考古勘探工作達到154項，調查線路長度達1000公里，考古發掘面積超過2.5萬平方米，還開展了38項考古勘探工作。

從這些數字就能清楚看到今天山東考古作業之多，工作量之大。發布會上，有關負責人表示將在文物考古的基礎上發展好文旅業：“下一步，山東還將推動更多文保部門、大遺址和考古遺址公園創建A級景區工作，將具備條件的考古遺址公園、考古發掘工地納入旅遊線路。推進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省級文化遺址公園建設，做好各類大遺址展示利用項目，實現到2025年20個以上的遺址公園對公眾開放的目標。”

文物和經濟發展如此緊密地糅合在一起，考古學熱度也就可窺一斑。當然，文物的文化價值永遠是第一位的，旅遊是文物的衍生價值，旅遊業可以發展，但不能對文物造成損害。任相宏認為，文物考古不是發掘得越快越好，如果文物發掘之後不能得到很好保護，反而不如不發掘。因此，他希望文物發掘工作不要急於求進。

來源：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