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五千年，良渚文化考古珍聞

導讀

中國是文明古國，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這一說法在2019年7月6日更進一步得到了世界的公認。這一天,中國良渚古城遺址入選世界遺產名錄。

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說，良渚古城遺址代表了中國在5000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傑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良渚文化活躍在距今5300至4300年,前後延續達千年之久。中心位置即位於杭州市區西北部的良渚古城遺址。

良渚文化考古，起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進行了八十多年，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新發現，這些“碎片”拚接、組合成一個科學縝密的證據鏈，使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有了實證。

發現良渚的良渚人

作為地名的“良渚”，地處浙江省會杭州西北，距離大約18公里，舊時是一個尋常的江南小鎮，現在是隸屬於杭州余杭區的良渚街道。

渚，意為水中間的小塊陸地；良渚，字面意思即為美麗的小洲。相傳古時這裡多“渚”，後墾為良田。良渚坐落於江南水鄉，此說自有淵源。

作為考古學定義的“良渚”，其得名則要歸功於一個地地道道的良渚人——施昕更。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後，施昕更作為“發現者”幾乎會出現在每篇相關報導中。對他的介紹，多集中於這樣的信息：良渚人，24歲，初中學歷。

考古成果的最初發現，多源於意外。施昕更身上的這些標簽，難免讓人把他對良渚的發現與“意外”“幸運”相關聯。對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長陳明輝認為，這是一種“誤讀”。事實上，施昕更對良渚進行的考古是有準備、有計劃的科學考古。相對於“良渚發現者”這樣的光環，“良渚考古第一人”可能更準確一些。

現代意義的考古學，是20世紀從國外傳入中國的一門學科。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內設考古組。同年10月派董作賓到河南安陽小屯村進行調查和試掘。這是中國學術機構獨立進行科學發掘的開端，標誌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

安陽小屯村，即著名的殷墟所在。殷墟確立了殷商社會作為信史的科學地位，將中華文明史的實證上溯到三千多年前。這也長期被西方認定為中華文明的開端，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上下五千年”，卻因為缺乏考古學實證而不被西方承認。

非但西方，在中國考古學創立之前，甚至有中國學者對中國古史持有更激烈的懷疑態度。最著名的是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

顧頡剛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通俗地說，越是年代久遠的人物，出現得越晚。周人隻談堯舜禹，戰國時期開始出現黃帝、神農，漢代才出現盤古……也就是說，被歷代中國人尊崇的“三皇五帝”“堯舜禹湯”，很可能只是後人一點一點編出來的神話故事。

從這樣的邏輯延伸開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只剩下一半，實在太過驚世駭俗，許多知識分子都無法接受。

當時眾多歷史學者提出，要建立科學的上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即便顧頡剛本人，也期待能從考古發現中找到歷史的真相。他在《夏史三論》中寫道：“好在夏代都邑在傳說中不在少數，奉勸諸君，還是到這些遺址中做發掘的工作，檢出真實的證據給我們罷！”

“夏代都邑”在二裡頭找到了。而更早的五千年文明史，則在良渚找到了“真實的證據”。這都是後話了。

到上世紀30年代，長江下遊江南地區先後發現了常州淹城、湖州錢山漾、金山戚家墩等一大批遺址，引起了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重視，一批江南學人籌建了吳越史地研究會，以統籌長三角地區的考古活動。

蔡元培是吳越史地研究會主席，他撰文說：“斯會宗旨，實源自古蕩、錢山漾、紹興、金山等處先後發現古人石器、陶器後，頗足供歷史上參考價值，證明江浙兩省在五六千年以前已有極高文化。”以當時的考古條件、技術水準，不能不說，蔡元培做出了一個極具遠見卓識的準確判斷。

文中所說的“古蕩”，位於杭州城西，是吳越史地研究會與西湖博物館共同試掘的一處遺址。西湖博物館不但承擔了經費，還派員參與試掘，其中就包括施昕更。

施昕更時年24歲，是西湖博物館礦產組的繪圖員。他參與古蕩遺址發掘的任務本來是繪圖和記錄土層。而發掘過程中出土的石器，在施昕更看來是那麽“眼熟”：“試掘不過短短一天的工夫，而我當時見到已搜集的實物，似乎很熟悉，在我故鄉已經司空見慣的東西……第二天，我就急急地回到故鄉去搜集……”

施昕更坦誠地說，這“實在是一種偶然的機緣”。的確，只有他這樣土生土長的良渚人，才會把古蕩出土的石器與故鄉司空見慣的“石鏟”、“石斧”聯繫起來。這也是良渚的幸運。事後證明，古蕩遺址屬於良渚文化系統，是施昕更這個良渚人，把良渚考古引向了“正根”。

從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施昕更對良渚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時值寒冬，施昕更手中的經費和人手都少得可憐，艱苦程度可想而知。更有一些村民看到考古挖掘，認定他們是在“挖寶”，說施昕更是“借此自肥”。於是，有人加以阻攔，亦有人趁夜私掘。施昕更左支右絀，考古挖掘只能草草收場。

儘管如此，施昕更還是獲得了大量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物。

此後半年，施昕更集中精力將出土文物進行整理研究，寫成考古報告《良渚》。關於這個命名，施昕更在報告中寫明：“最新的考古報告都以地名為名……我也來仿效一下，遺址因為都在杭縣良渚鎮附近，名之良渚，也頗適當……所以決定採用這二字，有名實兼收之妙。”

遺憾的是，正當《良渚》付梓之際，七七事變爆發，日寇大舉侵華。不久杭州淪陷，《良渚》印刷被迫中斷，直到1938年才告出版。國難當頭，施昕更投筆從戎，在浙江省瑞安縣任抗日自衛會秘書。惜乎天不假年，1939年，施昕更身染惡疾，於5月22日謝世，年僅28歲。

考古學定義的“文化”

幾乎就在施昕更在良渚進行科學考古的同時，另一位年輕的歷史學者何天行也多次到良渚一帶考察，收集到不少石器、陶器。

何天行在良渚發現了刻有符號的黑色陶盤。在與甲骨文、金文對照分析後，何天行認為其中十個符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同形字，因而進一步斷定這些符號為初期象形文字。就這樣，他成為發現良渚黑陶文字元號的第一人。

黑陶也是施昕更在良渚考古的收獲之一。在發掘報告《良渚》中，施昕更對所出石器、黑陶做了歸納整理。他認為發現的黑陶及粗製琢磨石器“約在唐虞之世至夏代”（新石器時代），玉器及精致琢磨石器、小部分晚期黑陶則“約在夏商之世至周漢間”（石器時代末期）。

此前不久，山東龍山鎮城子崖遺址考古發掘確認了著名的龍山文化，最顯著的代表正是黑陶。很自然地，施昕更和當時眾多的考古學者將良渚與龍山文化聯繫起來。施昕更在《良渚》報告裡提出，“從其本身的文化特質上看來，是與山東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統的產物，那是無可疑義的。”

這實在是個受製考古和歷史研究水準而生的誤會。龍山文化距今約四千年，良渚文化實際上比它要早了一千年。但是這也難怪，城子崖考古在當時影響極大，震動學界。光是考古報告《城子崖》的作者：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都是中國考古學的開山大師。《城子崖》一書是“中國考古報告集第一種”，“又是中國考古學家在中國國家的學術機關中發布其有預計的發掘未經前人手之遺跡之第一次”。施昕更寫《良渚》時，也是將《城子崖》作為模板和範本。通過黑陶聯繫起良渚和龍山，看上去順理成章。

饒是如此，施昕更在《良渚》中對黑陶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判定，以及“浙江遠古文化程度，因黑陶及石器的發現，確可與中原並駕齊驅……現在可以將它重新估價”的觀點，在當時不啻為石破天驚之語。

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對幾千年傳統文化積澱下來的“中原文化正統”奉行不悖，形成了“黃河流域中心論”固有成見，對江南文化的認知還停留在“太伯奔吳”的程度。

《史記》記載，殷商末期，周太王之子太伯與其弟仲雍為避繼位之爭，逃到了荊蠻之地，是有吳國。由此，中國知識界歷來認為吳越歷史源於中原，此前只是“化外之地”，怎麽可能在夏代之前就“與中原並駕齊驅”？

非但歷史學者，地質學家的質疑更激烈。吳越史地研究會會員、地質學家劉之遠就撰文稱，杭州地區在新石器時代還是海濱，不具備人類生存條件。他還進一步推論：“浙江出土的石器，只可認作殉葬物，絕對不能作浙江古遠文化的證據。或作為石器之末期，為金石並用石器，尚可能解。若定作浙江古遠文化，以此為新石器時代之石器，恐怕九泉下的人們還要在那裡發笑吧。”

新中國成立後，長江中下遊地區陸續發現了十餘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良渚及其周邊亦有老和山遺址（即吳越史地研究會考察過的古蕩遺址）、長墳遺址、錢山漾遺址、邱城遺址等。通過這些遺址的考古，人們發現，這些史前文化與龍山文化有著明顯區別的土著性和獨特性。

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的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就明確指出：“浙江的黑陶容易乾後褪色，沒有龍山文化的那種標準的蛋殼黑陶……”基於這種認識，1959年12月，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學命名。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長劉斌告訴記者：“在考古學中，‘文化’是可以觀察的現象。考古學家們常常會發現某些具有共同特徵的工具、武器、裝飾品等，出現在一定區域內的墓葬或遺址中，與其他區域出土的器物迥然有別。這時，考古學就可以把這些分布於一定區域、存在於一定時間、具有共同特徵的人類活動物質遺存，定義為‘某某文化’。”

“‘良渚文化’的考古學定名，是把良渚作為太湖流域的一種土著文化，從龍山文化系統中獨立出來，這是認識良渚文化的一個里程碑。”

良渚文化被單獨列為一種考古學文化，但對它的年代判斷並沒有馬上脫離傳統史觀，仍視為“受了龍山文化影響的一種（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不會比龍山文化更早。1960年杭州水田畈遺址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等，具有典型良渚文化特徵，但年代被定在了“春秋之際”。當時中國考古學界最有學術影響力的夏鼐，也隻推斷“良渚文化年代也相當於殷周”。

假若沒有現代科技手段在考古領域的應用，良渚文化大概就會作為春秋末期吳、越崛起前的江南土著文化被寫入考古報告。好在放射性碳素斷代（碳14）測定年代的新方法在上世紀70年代初進入我國考古領域。

1972年至1977年，良渚文化遺址的四處地點七個標本經過碳14年代測定數據公布，將良渚文化的年代標定在五千年前。根據這些數據，夏鼐修正了自己的判斷，在《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中，他著重提及良渚文化，寫道：“如果這些數據都可靠……則良渚文化的延續時間也長達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年—2250年，相當於黃河流域的河南龍山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而開始的時代要較早。”

12節高玉琮（1972年草山遺址征集）

反山王陵

在科學工具的幫助下，考古學家在上世紀70年代確認，良渚文化是五千年前長江中下遊的土著文化，它的分布範圍不限於良渚一隅，而是包括錢塘江南北的廣大地區和舟山群島，其影響所及，最遠甚至達到了長江北岸的海安與淮河以北的新沂。其中，長三角是這一文化的核心地區。

良渚，這個用以命名良渚文化的地方，此時卻有些尷尬。

先是1972年春，江蘇吳縣（今屬蘇州市）發現了草鞋山遺址，出土了大量大型玉器，如多層玉琮、精美的玉璧、玉瑗。最讓人震驚的是，這些玉器赫然與夾砂紅陶缸這樣的典型良渚文化陶器共存。

十年之後，浙江相鄰的上海發掘了福泉山遺址，同樣發現了隨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

玉琮、玉璧長期被視作“周漢之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製重器，竟然在一向被認為是“蠻夷之地”的史前江南找到了淵源，而且都存在於良渚文化時期的墓葬遺址中。

其實，在良渚作為考古項目之前，當地就早有玉器出土，久為世人所珍。清末民初，對良渚一帶出土的玉器還有個行內稱呼：“安溪土”——安溪是良渚鎮所屬的一個村子。現藏於台北故宮的清宮舊藏五件玉琮，有兩件即為良渚玉琮。

不過，在草鞋山遺址被發現之前，偶有現世的良渚古玉都被錯認周漢之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良渚雖然也不斷地有遺存發現，但規模和收獲都比不上草鞋山和福泉山。難道良渚文化的核心不在良渚？

幸好，福泉山遺址考古給良渚點亮了一盞燈。

考古學者們在對福泉山大墓的解剖中認識到，這一突兀的土山，實際上是人工堆築營建的“土築金字塔”。正是這一認識上的突破，幫助浙江省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反山大墓。

反山其實不是山，而是一座東西長約90米、南北寬約30米、高4米左右的土墩。如果不是福泉山“土築金字塔”的啟示，反山只不過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堆。

恰在此時，一家鄉鎮企業準備在反山附近籌建新廠，建廠房時計劃從反山取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明達獲知消息，馬上帶人到反山現場踏勘。

在隨後上報的反山發掘申請中，“發掘目的、要求和計劃”欄目中，王明達寫明：“據草鞋山、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葬的發掘，我們認為反山亦應是一處重要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土築金字塔’。”

1986年5月8日，反山考古挖掘開始。

表土挖去不久，考古隊就有了收獲，卻實打實地屬於“意外”——他們挖出了11座漢墓。漢墓不是反山考古發掘的主要目標，但考古隊還是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規程，一絲不苟地進行清理、記錄、繪圖、照相，還請所裡派來專人錄像。

清理漢墓花了20來天，到5月28日，各探方的下挖深度已達150厘米左右，為了慎重起見，領隊王明達決定停止使用小鋤頭翻土，改用大平鏟，一遍又一遍地把地面鏟得又平又光，以觀察土質土色的變化。終於在3號探方的中部，王明達從大面積的灰黃土中辨認出一塊灰褐色的斑土。墓口出現。

接下來的挖掘，由王明達和文保員陳越南兩人上手操作。他們改用小鏟，一鏟子隻挖5厘米深。連續兩天，一小鏟一小鏟地挖了將近1米深，還是沒有收獲。

5月31日，氣象悶熱難耐，開工後不久，黑沉沉的烏雲從天目山方向翻滾而來。

王明達和幾位考古隊員站在3號探方的北隔梁上，商量對付雷雨的應急措施。在探方坑內的陳越南忽然喊他。陳越南剛剛清出一塊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塊，正用手掌托著，小心地舉到王明達跟前。

王明達彎腰只看了一眼，就從一人來高的隔梁上直接跳到坑中，蹲在出土現場觀察起來。陳越南遞過一把小鏟，王明達沒敢用，從裝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順著剛才取土塊的邊緣又小心地剔去一小塊土，又露出朱紅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眼看大雨降至，這些漆皮極其脆弱，王明達激動之餘卻再也不敢動手了。他把出土位置用塑料薄膜蓋好，又在上面覆上一層泥土。

雨點很快落了下來。搶在大雨前的幾分鐘，王明達又在墓坑中剔出了一件玉琮的射口部分，來不及繼續挖掘，同樣把它蓋好。

6月2日，雨止。上午，王明達會同牟永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主任，負責史前考古）和強超美、邵海琴一起去工地……牟永抗讓王明達再剝剔一下坑內的填土，露出一些可以斷定年代的器物。當王明達把玉琮的上部剔出，露出外方內圓的玉琮器形時，他驚喜激動地連叫：“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確定了！確定了！”

這段《反山》發掘報告記載的發掘過程，字裡行間洋溢著當時考古隊員的激動心情。

反山出土的這件玉琮，白玉質，器高8.8厘米、寬17.1厘米至17.6厘米，紋飾繁縟，體形碩大，重達6500克。其製作技術高超，可稱神工鬼斧，是良渚文化的玉琮之首，故稱“玉琮王”。

反山墓地大玉琮，神人獸面紋集中反映了良渚社會生活中神的威嚴和神聖，是部族尊崇的“神徽”。

而在反山最早發現的那些玉粒和朱紅色漆皮，後來經上海博物館文物修複名家吳福寶精心剝剔、修複，複原出了極盡華美的嵌玉漆杯。

反山遺址共有11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隨葬品1200余件（組），其中陶器37件，玉器1100余件（組），單件數量超過3500件。這是已知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品種最豐富、雕琢最精美的良渚文化高等級墓地。

據王明達不完全統計，世界上大概現存2萬5千件左右良渚玉器，反山就佔到了八分之一，數量之多、工藝之精、紋飾之獨一無二，實屬罕見。就拿玉琮來說，放眼世界，也僅有200多件，反山就有21件。

除了玉琮王，這裡還出土了一件玉鉞，器型巨大，製作精良，是良渚文化中的“玉鉞王”。

“玉琮王”“玉鉞王”等玉製品的出土，意義非凡。《周禮·春官·大宗伯》中記載“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尚書·牧誓》中雲“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反山遺址中的墓葬出現了琮、鉞合葬，玉琮是祭祀禮器，象徵“神權”，玉鉞是象徵軍權的權杖，另有玉璧等大量高品質隨葬品，意味著財富。那此中埋葬的究竟是何許人也，就不難猜測了。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說：“一手把持這樣三種權力君臨良渚社會的人物稱之為王，怎麽看都是合適的。”

王明達回憶，反山簡報最初發表時，稱為“反山墓地”，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對此提法不甚滿意，問他是否可以稱為“陵”。王明達深受啟發，確實，反山墓地出土隨葬品數量之多、規格之高、製作之精，為其他良渚文化遺址所未見，如此恢弘，應當稱之為“王陵”。

反山墓地從此被稱為反山王陵。

反山王陵出土的嵌玉漆杯

“邁入了文明的門檻”

反山王陵開啟了良渚文化遺址大發現的一段輝煌時期。在反山王陵考古發掘的鼓舞下，上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良渚一帶的考古工作幾乎沒有中斷。

1987年，瑤山遺址的發掘，共發現良渚文化大墓11座，出土隨葬品754件（組），單件記共2660件，其中玉器678件（組）。這些收獲略遜於反山王陵，但遠高於普通墓葬，似乎說明墓主人的地位，也能說明良渚文化社會階層的分化。

瑤山發掘的另一重要收獲是發現了良渚文化時期的祭壇。瑤山祭壇與墓葬的關係，目前尚未明確，有說建立祭壇既是為了祭祀，也是為了埋墓，墓葬的主人就是祭祀的對象，亦有說祭壇是專門的祭祀場所，後來功能弱化，成為了墓地。

1991年，距離瑤山祭壇7公里的匯觀山遺址又發掘出了一座祭壇，兩座祭壇相對照，讓考古工作者看到了祭壇的實際功能。

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主持了匯觀山遺址的發掘和複原展示工作。通過對瑤山和匯觀山兩座祭壇的測量和比較，劉斌發現，這兩座祭壇雖然在尺寸上略有差異，但其四角所指方向完全一致。這是巧合嗎？

通過兩年的實地觀測，劉斌發現了其中奧秘：“冬至日，兩座祭壇的東南角指向正好是日出的方向，西南角指向日落；夏至日的日出日落，又分別對應東北角和西北角。幾千年的滄海桑田，祭壇的四邊可能不像當初那麽精確規範，但今天我們還可以通過它們，準確地觀測確定一個回歸年的周期。”

五千年前良渚古人的文明程度，可能遠超過人們對其所處新石器時代的固有認知。

在反山、瑤山、匯觀山等一系列墓葬、祭祀場所發掘完成之後，研究者開始尋找墓主的生活場所，這時位於反山東側的莫角山再次引起了關注。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良渚的考古發掘並未將莫角山作為重點——事先的勘探發現了人工夯築的痕跡，但並未發現墓葬遺跡，而且其外部特徵與當時發掘的其他遺址不一樣——莫角山雖然也被稱作“山”，但實際上是一個東西長670多米、南北寬約450米的大型平坦土台。

1992—1993年，經過幾次探測發掘和後期研究，莫角山的規模、結構、功能等日漸清晰。現有的考古研究認為，面積達30多萬平方米、堆積厚度達10余米的莫角山是一座大型的廣場，其上部堆築的三座高台，為泥沙多層夯築而成。綜合此前在莫角山發現的大面積的紅燒土堆積，以及莫角山遺址在良渚遺址群的中心位置，結合遺址勘探發現的遺跡及其布局和構造等，人們認為，這裡應是良渚文化的大型宮殿基址，良渚文化的中心就在這裡。

有了反山王陵這樣的高等級墓葬、有了禮儀建築瑤山和匯觀山祭壇，又有了莫角山的大型宮殿遺址，種種考古證據像拚圖一樣逐漸完整，勾勒出了一個古周的雛形。

證據還不止於這些遺跡，還有良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出土物——玉。

反山出土的“玉琮王”和“玉鉞王”，在帶給人們最初的驚豔之後，又給出了更有深意的啟示。

劉斌也參與了反山考古。他回憶，野外工作結束後，反山的玉器等文物被運到吳家埠庫房作暫時的整理。二室主任牟永抗愛好攝影，試著用各種光線拍攝玉器上的紋飾。這種紋飾形似獸面，在玉琮王和玉鉞王上都有，此前出土的良渚玉器中也曾出現，一直被當成是普通紋飾，並未特別留意。

“有一天，隨隊攝影師在觀察剛剛沖洗出的照片時，興奮地發現了刻在浮雕圖案周圍的手臂紋飾，她驚奇地叫了起來，說：‘你們快來看呐，獸面的兩邊原來是兩隻手！’我們都趕緊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門口來看照片，我們很快都看清了，那確實是兩隻手，大拇指向上蹺起，是那樣地清晰，仿佛正扶住那像面具一樣的兩隻大眼睛。”

原來被認為是獸面的紋飾，其實是一個半人半獸的神靈的形象。他頭戴羽冠，雙手扶住兩隻大大的獸眼，扁寬的嘴巴裡，有長長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是兩個彎曲的獸爪。

它顯然不能再被當成普通的玉器紋飾了，而是一枚良渚文化神徽。

“現在對神人獸面紋有無數不同的解讀，但無論怎樣解釋，該圖案作為良渚人的崇拜神，已成為大家的共識。”劉斌說。

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標誌著當時社會有著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這又是一個社會形態進步的標誌。

反山、瑤山、匯觀山墓地和祭壇，莫角山宮殿遺址等幾十處良渚文化遺址，共同構成了分布密、規格高、類型多、承載不同社會屬性與功能的良渚文化遺址群，並出土了大量高等級玉製禮器，引發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高潮。

中國考古學界對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判斷，隨著這些遺址、文物的發現不斷升格，從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國由野蠻走向文明的過渡時代“走在前列”，到“良渚文化已邁入了文明的門檻”。

“中華第一城”

在考古學領域，文明是在人類物質生產、精神文化、社會組織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但是，考古學對文明的判定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命題，其標準歷來莫衷一是。

定義了“考古學文化”基本概念的西方考古學家柴爾德，也提出過構成“考古學文明”的十種要素，包括城市、文字、國家等。而流傳更廣、西方考古學界曾廣泛採用的則是“四要素”標準，即城市、大型建築、青銅器和文字。但是機械地套用“四要素”標準，顯然忽略了文明的多樣性，會把大量的人類歷史文明擋在“門檻”之外。比如在殷墟發現了青銅器及甲骨文，西方就以此判定中華文明僅始於殷商時期。對此，夏鼐曾評價說：“如果認為這是中國文明的誕生，那就未免有點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便有了白鬍子。”

劉斌介紹說，其實，“四要素”標準在西方的考古研究中也並不是一成不變、嚴格套用。比如西方人發現的瑪雅文明沒有金屬，印加文明沒有文字……現在考察一個考古學文化能否成為文明，需要對物質生產、精神文化、社會組織等方面綜合考量。

如果要選一個基本標準，考古學界研究文明起源問題時，一般都認為“文明”是指“國家”形態的誕生及其相關考古學證據的出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眾多中國考古學家根據上世紀90年代的良渚文化考古成果，就已經判斷良渚是中華文明的曙光。

不過，這種判斷想在東西方語境下都得到承認，良渚還需要更直接的實證。

良渚文化被普遍認可的突破很快到來了。在劉斌的回憶中，那差不多是個意外。

2006年年底，政府下定決心搬遷居住在遺址中心區的農戶。搬遷點選擇在瓶窯鎮葡萄畈遺址附近，按規定要先做考古勘探。碰巧原本在良渚考古工作站的技術人員都被派出去了，劉斌只能自己前往。沒想到，他竟然在安置房選址的地下發現了一條史前河道，臨時決定立刻發掘。

在挖到距地表約3米多深時，劉斌發現了一層石塊，這些石塊呈散亂分布，高低不平。石塊棱角分明，顯然是人工開採的。

劉斌的老師張忠培有句名言：被材料牽著鼻子走。這句話幾乎就是考古界的“金科玉律”。那段時間，劉斌就被這些石塊“牽著鼻子走”。

“所謂的‘被材料牽著鼻子走’，當某一種材料能觸動你，就要把它搞明白，要被它牽著走，找出它有多長有多寬，再順下去，這個石頭是從哪兒來的，後面的科技設計都是從這個角度來做的。考古就是教我們怎樣去追尋遺跡，怎樣去發現它的功能。”劉斌說。

進一步的鑽探和試掘表明，這樣的塊石覆蓋了莫角山遺址西側，總長度達1000多米、寬度為40—60米，石塊以上黃色黏土堆築厚度近4米。這樣的遺跡構造，很可能是良渚文化時期人工修築的河堤。這一遺址位於莫角山宮殿遺址西側約200米的平行位置，劉斌也暗暗猜想，也許這裡是莫角山遺址的西城牆。

儘管尚不明確這究竟是什麽工程，但其顯示出的巨大工程量已足以讓考古工作者興奮。

劉斌帶領考古隊隨後圍繞莫角山，在南、北、東側進行鑽探調查，結果均發現了同樣的石塊分布遺跡。發現遺跡的鑽探點不斷增多、相連，四面圍合，河堤不可能是如此走勢，是城牆！

四面城牆合圍而成的良渚古城，總體大致呈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牆圍繞莫角山四周而築，延綿約6600米，城牆四面合圍，內部面積達300萬平方米。這樣的面積，讓良渚古城成為國內目前發現的同時代最大的城址。

隨後的考古發掘又發現了外郭系統，良渚古城範圍進一步擴大。現有的考古成果呈現的，是一個6.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的發現將以往發現的莫角山遺址及反山王陵乃至良渚遺址群內的許多遺址組合為一個整體。它有皇城、內城、外城三重結構，有宮殿與王陵，有城牆與護城河，有城內的水陸交通體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統，作為國都，其規格綽綽有余。

良渚文明的確立一錘定音。

良渚古城發現時，當時已經75歲高齡的考古學家嚴文明專程赴遺址現場考察。“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誌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而已經多次實地勘察過良渚古城遺址的張忠培，給這座古城定義為“中華第一城”。

世界考古權威、劍橋大學的科林·倫福儒勳爵，在參觀過良渚古城遺址後認為，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是被遠遠低估的時代。良渚文明是與古埃及、蘇美爾文明同時代的文明。

“漫天星鬥”中最亮的星

今年7月，良渚古城遺址已經入列世界遺產。

從1936年施昕更開始的考古挖掘算起，良渚文化的考古已經延續了80多年。80多年中，良渚文化的發現接連不斷，每20年左右還會爆發突破性的進展。直到今天，已經在良渚考古了30余年的劉斌仍說，良渚還有太多的未解之謎，考古仍然在路上。誰也不能預料，這片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未來還會給世界呈現什麽樣的驚喜。

有賴於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5000年前良渚古國的大略圖景已經能展現在世人面前。

如果選一樣良渚文化的代表，玉無疑是最恰當的。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最高藝術成就。儘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廣受尊崇，但良渚之玉從數量、體量、種類和雕琢工藝上,都表現出了一種飛躍。與以往人們喜愛的裝飾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不僅僅是美觀的需要。這些玉器以玉琮為代表，並與鉞、璜、璧、冠狀飾、三叉形器、牌飾、錐形器、管等組成了玉禮器系統，或象徵身份，或象徵權力，或象徵財富。

在良渚文化的考古過程中，至今也沒有發現金屬製品。這讓人不禁好奇，那些製作精美、雕琢精細的良渚玉器，究竟是怎麽造出來的？

劉斌說，玉的加工難度絲毫不遜於金屬。即使以文明要素考量，良渚文化缺少青銅，良渚玉器也完全可以替代青銅器，對研究良渚文化生產力發展水準、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階段都有重要意義。

至於具體加工手段，目前的考古成果能夠大致了解到的是，良渚先民是用硬度很高的解玉砂研磨切割玉石，用硬石或鯊魚牙齒之類的簡易工具雕刻，還有石鑽用來打孔。良渚的玉器加工工具應該是比較原始和簡單的，但是工藝令人歎為觀止。比如玉琮王上的紋飾，最精絕處，一毫米的寬度內有四五條刻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原夏、商王朝崛起之前的史前時期，良渚文化的象徵——玉器已經在陝西、山西、河南、廣東、江西、四川等地廣泛流傳，範圍幾達半個中國。甚至在夏文化的核心二裡頭遺址，神秘的金沙遺址，也出土了許多與良渚文化形製接近的玉器。足見良渚文化的影響之廣。

回望中國的史前時代，距今1萬年以前，在遼闊版圖的不同地理單元中，就開始演繹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學上形象地稱之為“滿天星鬥”，比如遼西的紅山文化、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晉南的陶寺文化、陝北的石峁遺址……從整體的文明發展水準看，良渚文化處在前列，特別是社會結構、宗教信仰、禮儀制度等方面，良渚文化可謂“一馬當先”。

嚴格意義的文字在良渚出土物中雖然尚未發現，但已發現大量的刻畫符號。良渚博物院編著的《良渚文化刻畫符號》，共收入“帶有刻畫符號的器物共計554件，其中陶器536件、石器11件、玉器7件”，累計刻畫符號632個，這些符號應該至少已經是文字的雛形。

遺憾的是，大約在4300年前，延續了千年的良渚文化突然消亡。

劉斌說，由於良渚文化從未出現在任何古文獻中，我們對其起源和消失過程一無所知，只能通過考古出土的證據進行推測。迄今為止，我國考古學家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大約有300多處，它們的地層剖面都有一個明顯的文化斷層，說明它們消失於同一時期。在文化斷層上面，留下了一層厚厚的淤泥堆積。

上古環境科學研究表明，大約在良渚文化消失的同一時期，發生了一次全球降溫事件，黃河、長江流域出現了連年大洪水，良渚先民的農耕之地被常年淹沒，良渚古城自此銷聲匿跡。良渚先民應該是遠走遷徙了。

許多考古學家認為，浙江良渚文化在被史前大洪水毀滅以後，良渚人分為兩支向外遷徙。其中一支遷往北方，與當時的華夏部落聯盟，也就是與龍山文化族群發生衝突。在戰敗後，良渚文化被龍山文化吸收和融合。所以，在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不少良渚文化的玉器。

另外一支良渚人，向地勢更高的長江中上遊遷徙，他們有的進入四川地區，給蜀人帶來了先進文化，促使三星堆文明開始爆發式發展。有的從長江中上遊進入陝西黃土高原，與當地的華夏部落融合。比如在陝西神木的石峁遺址，他們的玉器技術也是突然爆發，良渚文化風格的玉器隨處可見。

直到2000年以後的戰國時代，良渚古國的土地上才重新有人耕種和生活。

那場導致良渚文化忽然消失的可怕洪水，發生的年代似乎能與大禹治水相聯繫。也就是說，良渚文化比大禹治水的傳說還要早1000年。

大禹之子啟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中華文明在中原地區進入了王朝時代。

在此之前，中華文明的“漫天星鬥”中，良渚文化無疑是最亮的那顆星。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董少東

編輯：楊萌

流程編輯：孫昱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