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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考古讀者的希望
作者：李 零
《讀書》雜誌2004年第6期
我是個“考古門外漢”，考古、古文字、古文獻都學過一點，興趣廣泛而濃厚，但我和每個行當都保持一點距離（“距離產生美感”），基本上是從“門外”看問題。以前，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學習過七年，從此和考古學結下不解之緣。我對考古學是有感情的。但我知道，一個從未參加過田野發掘的人，或者像我，曾經乾過又離開了田野發掘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能稱為考古學家的。充其量，我只是一個考古學的忠實讀者。今天，我想從“讀者”的角度講話，從這個角度，講一下我對“新世紀中國考古學傳播”的想法。我理解，考古學的“作者”一定是專業從事田野發掘的人，但它的“讀者”卻並不限於這些人，它還包括許多“友鄰學科”的學者，包括許多熱心此道的公眾，甚至是盜墓賊和古董販子。我們不應忘記公眾，忘記讀者。你忘記他們，他們也會忘記你。那樣，考古的書就賣不出去了。當然，乾這一行的，如果地位不高，關係不深，沒人贈送，咬牙跺腳，書總還是要買；“賊”也會惦記著你們，我們沒錢，他們有的是錢。其他人只好敬而遠之。
下面談三個問題。
（一）考古報告的忠實性。考古報告是記錄性的東西，檔案性的東西。檔案的特點，就是要忠實可靠，記錄一定要準確，資料一定要詳備（當然不可能巨細無遺），長期留下來，供人查考。誰參加挖，誰參加寫，誰負責哪一部分，都要講清楚。夏鼐先生曾反覆強調，考古報告要忠實可靠，文獻考證和推測性的東西，最好是另外寫文章，不要放在報告裡。我很讚同他的看法。
說到考古報告的忠實性，我有個並非多餘的想法，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考古工作中的失誤，怎樣在報告中反映這類問題，甚至當學術問題和方法論來探討——知恥近乎勇，對錯誤也老老實實。因為，我同一些國外的學者接觸，他們常懷疑我們的工作水準，特別是對我們的工作態度和思想方法有懷疑，因此對我們的報告持保留態度。為什麽呢？就是我們不敢講它的失誤，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一次兩次不講，讓人發現了，引起的將是整個可信度的喪失。
我想，凡是參加過考古工作的人，誰都承認，發掘過程，一定會有失誤。但我是實話實說，如果我們做壞了，比如打破關係挖掉了，像濮陽西水坡，挖成花瓣形了；比如車輪，半個輪子沒有了，看見車轂才恍然大悟，就不應拿土拍上去，拍假照片，而是亡羊補牢，坦言失誤，不給讀者造假象，誤導他們。但這樣的話，誰都不敢說，也不願說。說了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同行會看笑話，拿這事黑他栽他。更何況，我們都有私心作怪，有人想的是，我這一輩子，辛辛苦苦，容易嗎？我吃的就是考古報告。我希望的是，讀者都乖乖聽我的，我說是啥就是啥，有此一書，別無他求。但用舉例代替全體，不提供基本材料和基本線索，沒有詳細的器物登記表和有關的實驗報告，則無異登高去梯。
忠實可靠的必要，首先就在於，它有不可替代性。凡已經發表的報告，都是我們說話的依據。科學出版社是講科學的，但有的考古報告，如九店楚墓的報告，有人寫文章，說是錯誤百出或幾百出。這樣的書，即便修訂再版（除竹簡釋文部分在中華書局出過修訂本，還沒見到再版），出版社反覆出，讀者反覆買，總不是辦法。還有文物出版社，他們出過下寺楚墓的報告，這個報告，國內有署名“建夫”的書評，說它的優點是原原本本，翔實可靠，分屬五組的九座大墓，一座一座分開講，非常清楚，即便讀者不同意作者的排隊，也可以利用書中的材料，推倒重來。此書獲得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是本好書。但這樣的好書，對我來說，也有遺憾，就是屍骨鑒定的材料不太清楚。屍骨鑒定對判斷五組墓葬的男女主從關係很重要，但這九座大墓，真正“屍骨全無”只有一座，其他八座，只有一座有鑒定，說是男性。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也寫過書評，他發現報告中的七號墓，原書說“屍骨全無”，但平面圖卻標有“頭骨碎片及牙齒”，就是個矛盾。還有，很多報告，它們對典型器物比較關心，對可以用來排隊的東西比較關心，偶爾一見的東西，曇花一現的東西，有時只有文字描述，不發器物影像，也是遺憾。比如滿城漢墓的報告，它提到幾件小器物，是劉備祖上搞色情活動的東西，正好可以印證《漢書》對墓主性格的描述，但其中的銀製品，很可惜，什麽影像也沒有。其實，這些小玩意兒並非無關巨集旨，特別是放在一起看，翻回頭去看，也許很重要，後來發現，其實數量也不少。最近，西安市北郊徐家莊的一座漢墓就一下子出了好幾件。有關發現已經到了應該匯總研究的地步。考古發現中暫時莫名其妙，叫不出名堂，後來才知道是什麽意思，這樣的東西很多。它們是考古發現中的“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我們不能歧視。考古發現，多了，只能舉例，非常合理，但少了也要省略，豈不等於消滅。
當然，任何考古報告都無法避免作者的主觀取捨，這一點，陳星燦先生有很好的討論（見所著《我看考古報告的編寫》和《考古學解釋的不確定性和解釋過渡》，收入文物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他的新作《考古隨筆》）。我只是希望，考古報告的作者，他們可以考慮更多的寫作角度，和讀者有更多的溝通，不一定只是按固有的角度和固有的程式寫。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有兩點希望：
一、近年來，很多典型報告都已經不太典型，如《灃西發掘報告》對於西周，《洛陽中州路》對於東周，與新的發現相比，材料太單薄，理解要修正。西周，國墓地的報告出版後，現在有張家坡、曲村、三門峽、平頂山等等。東周，材料更多。我是學青銅器的，明顯感到，過去的印象，很多都存在問題，應該根據這些材料做大調整。我希望在不斷出新報告的同時，能組織系統地閱讀和評價。國內的書評都是拉朋友說好話，與其說是書評，不如說是廣告。我個人是隻寫讀書筆記，不寫正式書評，但我希望有一天，國內可以建立規範的審閱制度和書評制度，從積極的方面，正確及時地引導閱讀，不能書評和口碑擰著來，大家說壞，你偏說好。
二、中國的“五大發現”和由“五大發現”引起的相關研究，已經有百年歷史，應該有所搶救，有所總結。但上一世紀的發現，特別是其前五十年的發現，好多都不是科學發掘或不完全是科學發掘，即使今天，這個問題也存在。華盛頓的賽克勒美術館有一部檔案，叫Bishop Papers，就有很多這類材料，老照片、測繪圖，還有各種信件往來，非常寶貴。對於這類材料，我看只能“死馬當作活馬醫”，收集有關材料，有關線索，比照考古報告，模仿考古報告，編一些搶救性的東西。如李家樓、渾源、金村、朱家集的發現都是，楚帛書也是。最近發現的眉縣銅器，其實也不是得自考古發掘，也同樣是搶救的結果。
（二）舊話重提：“考古圍城”。前些年，《讀書》雜誌組織過一個關於“考古圍城”的討論。參加者，除陳星燦先生是城裡人，其他人和我一樣，都是城外人。有的前輩不以為然，說這是虛構的問題，考古是個自我滿足的系統，城中之人絕未打算出去，城外之人也休想進來。我看，如果真是這樣，這個會也就不必開了。因為，如果沒有出來進去行內行外的溝通，還談什麽“傳播”。你只要把該挖的挖出來，記下來，存檔查檔，也就夠了。公眾不讀考古報告，也讀不懂考古報告，這沒錯，但溝通並非不可能。我說，考古需要知識的普及化和通俗化，這不等於說，考古報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我強調說，這需要轉換，而且是很複雜的轉換。我理解，考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開始，而不是結束。我說的轉換，是指由考古材料生發，還有多角度的進一步思考，還有二級、三級的再創造。這絕不是紆尊降貴，像幼稚園的阿姨跟小孩講話，故意嬌聲嗲氣，逗他們玩，而是把考古提高到歷史、文化的層面去理解——對公眾是普及，對專家是提高。這種溝通，當然，最好是由兼具專業知識和公眾眼光的專家去做，但非常難。實際上，經常都是借助於某些過渡層次，借助於某些邊緣學科和邊緣人。我在紀念張光直先生的文章裡曾說，國內國外需要溝通，溝通是偉大的犧牲（常常裡外不是人）。考古內外的溝通也是如此。我們需要這樣的人，不必太多，但絕不能沒有。比如，孫機先生的文物研究，楊鴻先生的美術考古，還有其他很多學者的研究，它們就有這樣的作用。各“友鄰學科”的參與，對考古不是多餘，而是大有幫助，甚至不可或缺。比如，沒有學古人類、古動物、古地質、古環境和人類學（或民族學）的專家參與，新石器考古怎麽搞；沒有學冶金史和古文字的專家參與，先秦文獻和歷史都糊裡糊塗，商周考古怎麽搞；沒有學藝術史和工藝史的專家（包括從事古建、石刻、金銀器、絲織品、瓷器和繪畫的學者）參與，沒有研究中西交通和西域語言的專家參與，漢唐考古怎麽搞。這都是很明顯的道理。現在，撇開這些協助，考古報告已沒法寫。
很多年前，我當研究生，受過教育。有個老師上課，一上來就講“劃清界限”，一是同歷史學和民族學，二是同文物研究和藝術史研究，三是同金石考證和古文字學，即同各“友鄰學科”，統統劃清界限。其實，這是“畫地為牢”。“畫地”是什麽意思？孫悟空要保護唐僧，給他畫個圈，讓他坐在裡面，主要是怕妖怪來了，把他師父吃掉，這就叫“畫地”。我現在出了這個圈，沒有這個顧慮。我認為，考古學是歷史學的前沿學科，是大時段大範圍的研究，它的中心是研究“人之所以為人”，這是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人文學術共同關心的問題，不但公眾有權過問，學者也有責任解答。我們不應以學術為壁壘，自絕於人，把考古僅僅看作物質的東西，並以學科局限為托詞，認為它與社會領域和思想問題無緣。比如俞偉超先生就討論過這類問題，他以占卜為說，就是很好的例子。因為這樣的發現，既屬於史前時期，也屬於有史時期。如中國的骨卜和龜卜，上可追溯於新石器時代，下可延伸到明清時期，即使沒有占卜文字，這也照樣屬於精神領域。他說考古研究中也有精神領域的問題，我讚同他的說法。
大眾傳媒，我的看法，似乎不必認為都是消極之物。記者和公眾有膚淺、幼稚和其他不入眼，讓專業工作者覺得形成干擾，疲於應付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考古報告是供專業人士查閱，而不是供大眾閱讀的普及讀物，他們怎麽下功夫也看不懂，我也可以理解。但專業人士不應放棄普通人的立場，放棄和普通人的溝通。我說放棄，那是朝好了說。有些人不是被迫放棄，而是自動放棄，從一開始走向專業化，就閉目塞聽，等於自己把自己的武功廢了。別人怎麽看，我不知道。我一直認為，很多專家學者都是精神殘廢，離開家門一步，就連話都不會講，而且還特別喜歡以己之長非人所短。我從來都不認同把聰明當糊塗、糊塗當聰明的學者定義：學問越大越不會講話，問題越鑽越說不清。
說到考古學的傳播，我覺得電視和電影很重要。它有第一現場，有參與感，視野大，讓大家都能安全圍觀，這是好事。專業工作者說是破壞，未必都是吧。它幫我們超越太空，超越時間，即使對專業人士，也大有好處。過去，為了樹立牢固的專業思想，強調安於本職工作，有人曾立下規定，就是不要去別的工地參觀，更不要出國亂跑。那的確不失為一種強迫人死心塌地、埋頭苦乾的好辦法，就像拉磨的驢要把眼睛捂上。但這也是愚蠢的辦法。北風和太陽比賽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電視和電影，還有很多成功的書刊，它們是吸引年輕人關心考古，甚至投身考古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把年輕人的希望一一扼殺於搖籃，那就等於挖了專業的墳。
所以，問題不在要不要，而在好不好，你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本事。
（三）博物館也是考古傳播的重要途徑。我參觀過不少國內和國外的博物館。沒有去過的比去過的要多得多，希望今後能有機會跑。比如，我特別想去伊拉克看亞述、巴比倫的東西，想去伊朗看埃蘭、波斯的東西，還有阿富汗、中亞五國，烏克蘭和蒙古，都是魂牽夢繞。但文明古國的特點都是災難深重，缺乏安全。我去過賽克勒美術館、大英博物館、吉美博物館。這些博物館都是國際性的，他們的特點是什麽地方的東西都有。有時他們犯糊塗，竟然會問，為什麽你們那麽保守，隻展自己的東西，拒絕別人的東西，一點都不國際。我說，道理很簡單，中國近代落後，我們只有被搶的身份，沒有搶人的身份。同樣的問題，陳平原說，德國有個W教授問過他。中國的博物館，外國的博物館，它們都有教育公眾的作用。我們的博物館比較強調歷史教育，過去的陳列思想不是沒問題，但它有教育的功能，這並沒有錯。我們的優勢是發掘品豐富，展品有系統。西方的博物館，很多是藝術博物館，搶來的東西很亂，只能揀好看的東西往出擺。當然了，他們也展發掘品，比如芝加哥大學的東方研究所，他們的博物館就是如此。我說我們的材料比較單純，比較有系統，這並不等於說，凡是博物館，全都應該照考古報告，按坑按組往出擺。如果把博物館辦成考古隊的標本室，也有問題。現在的地方博物館，多半是靠一個或幾個重大發現，用這些“鎮館之寶”來支撐。比如，湖北省博物館就是靠曾侯乙墓，河北省博物館就是靠中山王墓（兩個中山王的墓），很多年如此。如果沒有，情況就慘了。像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的重大發現主要是新石器，北辛、大汶口和龍山的東西。但前些年，新館落成，在千佛山下，中央電視台報導說，沒人看，人去了，隻爬千佛山，不看博物館。為什麽？就是這個博物館，論傳世品，它沒有特別精彩的東西，發掘品又枯燥無味（對一般公眾的理解力和口味來說）。況且上世紀八十年代，全國普遍的博物館、考古所分家，分家後，博物館都沒有新東西，也是令人絕望。當然了，我不是說，新石器就沒有看頭。相反，我覺得新石器時代才是關乎人類發展最偉大也最精彩的一段，問題是它的溝通難度太大，需要廣泛的知識儲備和深刻的理論素養，通俗轉換更不容易。最近，我讀陳星燦先生的《考古隨筆》，他是研究新石器的專業學者，短文就寫得很有意思，能把新石器時代大家視為枯燥無味的東西寫成枕邊廁上供大家消遣的東西，令人玩索有得。可見，只要願意寫，而且能夠寫，即使是新石器時代，也可以講出很多精彩的東西，引人入勝的東西。
前兩年，我在挪威，看他們的博物館。挪威是海盜國家，他們的先輩比哥倫布還早就已到達美洲，航海是他們的特長。他們的博物館就專講航海，不但展出他們挖出的海盜船，還把考古學家的航海複原展示給大家。
為什麽我們就不能在展品上多突出一點我們的特色，讓它多出一點彩呢？我想，只要去做，肯定能。
話說回來，我一直認為，專家對公眾的教育完全可以起很大作用，通俗是很難的事，只有高人才配做。比如，就拿古文字來說吧。這門學問專不專？肯定很專。但大英博物館出的Reading the Past，就是請了各方面的專家，一本一本向讀者介紹有關知識，很多都是大專家。還有，現在市面上賣的，美國出版的《失落的文明》，法國出版的《發現之旅》，很多也是請專家寫。它們都是插圖本，文圖並茂，我就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總之一句話，替讀者著想，什麽時候也不會錯。
尊重公眾，將為考古贏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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