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村遺址，位於汾河流域臨汾盆地的南部襄汾縣境內。它東依塔爾山，西傍汾水畔，這裡人傑地靈，氣候溫和，盛產糧棉，享有“金襄陵、銀太平”之地的美稱。丁村遺址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為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1954年發現以來，考古學家們在這裡進行了三次大的考古調查發掘。60年來，這裡發現的丁村人及其文化遺址是我國最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群，石器地點多達100多處，出土了數以萬計的包括丁村尖狀器、鋸齒刃器、石球等在內的石器工具，代表了丁村人所創造出的丁村文化，是中國舊石器時中期的代表性文化；還發現了早於丁村中期文化的早段丁村文化和舊石器晚期的細石器文化。在整個汾河流域，丁村人在這裡綿延不斷的生活棲息在這塊古老的汾河兩岸，他們在這裡繁衍生息，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丁村文化和獨到的生活方式。為我們研究遠古人類在臨汾這片土地上生存、演化、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科學資料。
第一節：丁村遺址的發現。
1953年，新中國剛建立不久，我國的國民經濟已轟轟烈烈的展開，基本建設工程如火如荼。時年，臨汾市機場建設工程開工，為了工程的需要，在汾城縣的丁村、曲裡、柴莊和曲沃縣大南莊開了4個采砂場，由臨汾行政公署派駐華北空軍“八一”修建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鄭懷禮同志任總指揮， 彭吉祥任隊長。並在汾城縣和襄陵縣（54年二縣合並為襄汾縣）動員了1000多民工，組成掏砂大隊，展開了較大規模的挖沙運動。
在采砂的過程中，人們挖出了不少的黑色石塊和石球，還挖出不少的的動物牙齒、骨骼，當地人稱之為“龍骨”。其中曲裡村的一位挖沙工人，拿著“龍骨”到藥鋪賣了30多元錢。消息很快傳到了總指揮鄭懷禮那裡，鄭懷禮感覺此事非同小可，隨即和縣文教科長程玉樹一起趕到丁村，召開工地負責人和村幹部會議。會上，他們宣講了黨的政策，要求大家，不能小看采砂中挖出的東西，我們誰也沒見過，但它可能是重要文物，一定要妥善保護這些東西。會後和掏砂大隊、柴莊副業互助組，制定了重視保護古文物的公約。並安排丁村完小教導主任丁階三同志配合工作，把已發現的化石、石頭等逐一登記妥善保管。
6月6日，工地挖出一個一米多長的大象門牙。鄭懷禮感覺這些發現越來越顯得更加重要了，不能再等下去了，隨即和丁階三老師起草了一份“丁村發現重要‘龍骨’化石的報告”，送達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時任山西省文教廳副廳長兼任省文管會主任的崔鬥辰同志，立即派王擇義、白玉珍、熊正常三位同志趕到丁村進行調查。6月13日晚 到達丁村，開展了數天的調查工作，並把收集到的標本帶回到太原。
6月23日，省文教廳副廳長兼省文管會主任的催鬥辰先生致函給鄭懷禮副主任、彭隊長等人，對他們“熱愛文物，重視文物，並在工地保護文物，對工人，對群眾，更進行了不少教育與啟發，在曲沃、在汾城都表現出了熱愛偉大祖國文物的精神，使我們十分欽敬，十分感激，為此特函致謝！”
6月25日，王擇義先生的《汾城縣丁村、曲裡一帶古化石勘察報告》完成。王擇義雖然對舊石器考古不太熟悉，但還是把石球、石片石器發現及作用描寫了出來。遺憾的是這些東西，被當時的一位專家否定。石器、化石被擱置在王先生的床下，近5個月無人問津。
1953年10月，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周明鎮先生為隊長，賈蘭坡、邱中郎、胡長康、孫愛玲和黃為龍、呂遵諤等人為成員的山西考察隊，由山西的王擇義、王建等人配合，到山西垣曲縣進行古脊椎動物化石的調查。調查結束後，周明鎮先生隨王擇義、王建返到太原，對丁村出土的動物化石進行鑒定。周明鎮先生認為丁村挖沙出土的東西很重要，並在11月5日返京時，把丁村發現的化石、石器標本帶回到北京。
丁村出土的標本進入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當天，周明鎮便請來中科院院士，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裴文中先生（北京猿人第一頭蓋骨發現者）及古脊椎、古人類著名專家楊鍾健、賈蘭坡等三位專家進行鑒定。
裴先生一看見這些標本，就連聲叫好，立即問是從哪裡來的。賈蘭坡先生更是愛不釋手，撫之又撫，激動地拍著大腿連喊道：“好東西啊，好東西！”。這個意外的發現，使專家們興奮不已。他們一致認為，丁村遺址的發現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發現。
11月27日，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召開“新發現丁村舊石器”特別座談會，參加人有夏鼐所長、楊鍾健、裴文中、賈蘭坡、袁複禮等大家。看完標本後，大家一致認為，丁村發現的標本極好，非常重要，這是我國在沒有外國人參與下，自己發現的第一處重要遺址，而且還伴有豐富的動物化石出土，其意義重大。他們經過慎重的研究討論決定，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將汾城縣丁村舊石器遺址的研究工作，作為1954年度野外工作的重點。並決定從現在起做好準備工作，明年5月份開始對丁村遺址進行野外發掘工作。會議決定，此項工作由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持，可能的話，北京大學、考古研究所等部門也派人參加。時任大連大學解剖系主任的吳汝康教授正在所裡做研究工作，也表示前往參加。
11月28日，賈蘭坡先生給王擇義寫信，高興地說，“周先生帶回之材料均為舊石器，十分重要，石球及石片均為人工打製而成，痕跡至為明顯，由既有石器之性質觀察，可能為舊石器時代中期之產物”。丁村遺址從發現至此，得到了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和專家的高度評價與肯定，並把對丁村遺址進行發掘的工作，安排進了1954年的工作計劃之中。
第二節：丁村遺址的三次發掘
一、第一次發掘公元1954—1958年。
丁村遺址的第一次發掘時間是1954-1958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及汾城縣文教局共同組成發掘隊。賈蘭坡先生任隊長，著名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和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吳汝康、劉憲亭、邱中郎、呂遵諤、王擇義、王建等人參加了發掘。
1954年9月12日，發掘隊從北京出發奔赴山西直至丁村。原本只有一天的路程，由於南同蒲鐵路被洪水衝斷，他們在太原等了6天，仍然沒有得到恢復通車的消息。專家們心急如焚，決定再折返石家莊，經隴海線到潼關，再換乘火車到丁村。這樣一來二去，直到9月22日才到達丁村。
發掘隊有20多人，被丁村村委會安排在一座清道光年建造的四合院裡。他們顧不上鞍馬勞頓，上午到，下午便開始了野外的調查工作。經過大家辛苦細致的調查，他們取得了斐然的成績，發現了一具牛的下頜骨化石、采集到了幾件人工打製石片，隊員們情緒高昂，備受鼓舞，數天的旅途與煎熬頓時化為了烏有，各個臉上喜悅滿滿，信心百倍。
他們展開以丁村為中心，北起襄汾縣城，南至柴莊火車站，沿汾河兩岸約11公里範圍內的野外調查工作。至9月24日，他們發現9個動物化石地點，根據當年中科院野外地點統一編號的規則，分別將這9個地點依次編為54:90至54:98號地點。
9月25日，對54:90、54:94地點展開試掘工作。經過試掘，他們發現動物化石和石器，都埋藏在黃土下的沙礫層中，也就是說，這層沙礫層就是發現丁村動物化石、石器的原生層。這些發現讓大家如讀懂了天書，為此而歡欣鼓舞。第二天，他們把發掘隊的人員分成五個小組。四個小組依次分別對已編號的地點進行發掘。另一小組繼續對丁村周邊沿汾河兩岸地區，進行摸排調查。功夫不負有心人，調查小組又發現一批新的地點，把編號從54:99擴展到54:103號。
1954年10月初，隊長賈蘭坡先生的父親病重，返京探親。魚類專家劉憲亭先生受楊鍾健所長的委派，代理發掘隊長的工作。到10月15日，隊員傅子安在王建先生主持的54:100號地點，發現了一枚古人類牙齒，大大振奮了考古隊員們的精神，10月中下旬的寒意也被一掃而去。10月18日，又是一個難忘的日子，王擇義先生在54:100號地點，距上次發現人牙不遠的地方又發現了一枚右下臼齒。這接連的好消息讓隊員們再次沸騰了起來，大家工作熱情空前高漲，更加細致地搜尋發掘的每寸砂層，不漏掉任何蛛絲馬跡。
54:100好地點連續發現人牙的好消息，就如同發射了一顆衛星，震撼了工地，也震撼到了北京。楊鍾健所長得到消息後，立即和賈蘭坡先生、生物學家周明鎮一同趕赴丁村。山西省文管會主任崔鬥辰等人也趕到丁村進行慰問。楊鍾健所長在丁村召開發掘工作座談會，並對大家辛勤工作、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給予充分的肯定與表揚，希望大家再接再厲，取得更大的成就。隊員們發言踴躍，信心百倍，勵志發揚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冷的精神，力爭取得更大的成績。11月5日，54:100號地點又傳來喜訊，福將傅子安又發現一枚古人類右上外側門齒，同時還發現一具基本完好的犀牛骨架和石器，這正是捷報頻傳，好事連連，震撼考古界，震撼全世界。
在54:100號地點捷報頻傳的同時，54:98、54:99地點也發掘出大量的人工打製的石器和哺乳動物化石，丁村的發掘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這次發掘從1954年9月22號至11月12日，共計工作了52天。發掘人員除20多名專家技術人員外，還雇用了24名當地民工參加發掘。在系統地發掘的9個地點中，共挖掘沙礫1322立方，獲得石製品2005件、動物化石28個種類和5種魚類。最令人驚喜的是發現了三枚古人類牙齒化石，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第一次發現的古人類化石。正是由於這些古人類牙齒的發現，確立了“丁村人及其文化”在我國舊石器中期的突出地位。
丁村遺址的這一重大發現，是在沒有外國人參與，完全由我國自己的專家主持、應用科學方法、獨立發掘的第一個遺址，開創了我國舊石器發掘的先河。1958年，由裴文中、賈蘭坡等編寫的《丁村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發掘報告》，經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向世界公布了丁村人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
二、第二次發掘公元1976-1980年
1975年夏天，由於汾河流域雨水過大，引發了幾十年來從未遇到的特大洪水。洪水溢出河道，直衝54:100號地點， 直接威脅到世界著名的丁村人出土地點的安危。為了54:100號地點的安全，襄汾縣打緊急報告給山西省文管會。文管會隨即派王向前同志與襄汾縣的陶福海同志，到丁村進行實地勘察，並編制了保護規劃報送國家文物局。鑒於54:100號地點的重要地位，國家文物局批準對丁村遺址54:100號地點進行保護性搶險發掘。
1976年8月10日，山西邀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吳新智先生參加，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王建、張德光、武文傑、白玉珍等同志與臨汾地區文化局的解希恭、陶富海等同志，共同組成丁村遺址搶險發掘隊。發掘隊選拔丁村及周圍村莊的21名青年，以“考古短訓班”形式，開始第二次發掘。 這次搶險發掘，歷時三個月，共取土方沙礫2550立方，出土了許多石製品。特別值得慶幸的是，9月14日在1954年發現古人類牙齒的同一地層內，發現了一塊幼兒頂骨化石。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高度關注。
1976年54:100號地點發掘現場及發現的幼兒頂骨化石
這次在搶險發掘的基礎上，考古隊還對丁村一帶汾河兩岸的地層地貌、文化內涵等作了連續5年的大範圍調查、勘探及試掘工作，獲取了大量的實物資料。通過這些資料的研究證實：丁村遺址不僅僅只有1954年發現的汾河東岸單一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址的11個地點，而是擴及汾河兩岸Ⅱ、Ⅲ、Ⅳ三個階地，遺址地點的發現也增加到27個。這個遺址群的年代包括了舊石器早、中、晚三個時期。意味著丁村一帶的古人類，從三十萬年前至二萬年左右的歷史長河中，一直在這裡繁衍生息，創造了超乎尋常的、獨一無二的丁村文化。
三、第三次發掘公元2011—2016年。
丁村遺址的發現與發掘，自上世紀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期，近三十你來的考古發掘，由汾河東岸，發展到汾河兩岸。時間跨度也有之初的舊石器中期，拓展到舊石器早、中、晚三個時期，取得了巨大的科研成果。進入21世紀後，對丁村人的生活空間到底有多大，活動範圍到底有多廣，成為丁村遺址研究的新的目標。在繼續關注汾河兩岸河流相堆積階地的地層外，研究人員把眼光投向河谷之外的其他地質空間。
2002年，丁村文化工作站周倜在丁村遺址群北部區域內的土狀堆積中，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2004年，王益人、周倜對這些地點的地質地貌、出土層位進行了詳細的勘察。在黃土頂部第一條古土壤（S1）條帶中發現4個舊石器地點。這是丁村遺址群範圍外第一次在土狀堆積物中發現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證明了十多萬年前丁村一帶，在馬蘭黃土底部的S1條帶中，比較普遍的存在著丁村人活動的痕跡。然而，這些發現僅僅是一些初步調查的考古線索，發現的標本只有十幾件，得到的信息量較少，難以把握其文化內涵， 需要進行有計劃的科學發掘，獲取有價值的資料和信息，才能更多的破解古人類在此繁衍生息的密碼。
201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丁村遺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考古工作計劃》中提出的“借鑒國外舊石器考古研究的模式，將丁村舊石器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作為一個長期的戰略目標”的設想，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與丁村文化工作站在丁村遺址群南部發現5處舊石器地點，丁村民俗博物館的周倜在石溝遺址調查中發現一塊古人類枕骨殘片。
2013～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與丁村民俗博物館、襄汾縣博物館聯合組成丁村遺址考古隊。他們在丁村遺址群東部約20平方公里的黃土台塬及其黃土溝谷中進行考古調查，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地點80余處。他們擇取其中的九龍洞遺址、過水洞遺址和老虎坡遺址采取了新的考古方法，進行深入細致的考古發掘。獲得了大量的遠古丁村人的打製石器、發現了原地埋藏的古人類生活場地和石器打製場地。為進一步了解遠古丁村人的活動範圍、生活軌跡提供了強有力的實物資料。
第三節：丁村人化石的科學意義
1954年，在丁村遺址54:100地點出土的三枚丁村人牙齒化石，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發現的人類化石地點，也是第一次發現的古人階段早期智人的化石。三枚人類牙齒化石，分別是右上頜內側門齒、右上頜外側門齒和右下頜第二臼齒。根據三顆牙齒的大小、形狀、顏色、磨蝕程度以及出土時的距離判斷，它們同屬於一個十二三歲的兒童個體。這兩枚右上側門齒和外側門齒，向著舌面的一面，中部有一凹槽，兩邊棱增厚且向內卷，看上去牙齒酷似一把小鏟子，故研究人員稱其為“產狀門齒”。這個“產狀門齒”的特徵，既像北京猿人的門齒，也具有現代黃種人的特徵。但其齒冠和齒根的尺寸比北京人的同型牙齒細小。下第二臼齒的嚼咬面的模式比北京猿人簡單，但比現代人的“咬合面”要複雜得多。丁村人牙齒化石，除有五個明顯凸起的小“結節”外，還多了一個小結節，各齒尖之間溝呈十字型。根據古人類學家魏敦瑞的研究，這種十字型的鏟形門齒以現代蒙古人種為最多，約佔81%，是黃種人獨有的特徵。因此說明丁村人是介於北京人與現代人之間的古人類，處於人類發展史的中期階段。過去曾把丁村人稱之為“古人”，現在的學術界，把它稱為“早期智人”，距今十萬年左右。
1976年發現的幼兒右頂骨，邊緣骨縫的鋸狀齒保存完好，表面呈灰褐色，長6.5、寬5.5厘米，厚0.2厘米。顱內的矢狀竇溝及腦動脈溝都很明顯，大概屬於一個周歲左右的幼兒個體的右頂骨。有趣的是這塊幼兒頭骨與一般的不同，它的後部缺了一個角，表明這個幼兒的頭骨上很可能具有“頂枕間骨”。“頂枕間骨”又叫“印加骨”，是指人的左右頂骨和枕骨的結合部多長出一塊小骨。這塊特殊的骨頭，在白種人中很少見，而在黃種人中卻佔了很高的比例。丁村人右頂骨的這個特徵，證明他與北京猿人及現代黃種人的親緣關係較近，而和白種人相去較遠。
丁村54:100號地點，兩次發掘都發現了人類化石，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一種必然。賈蘭坡先生等學者曾建議把100號地點，作為我國第四系地質的一個標準剖面，叫“丁村組”。丁村組剖面最上方是馬蘭黃土；下邊是呈微紅顏色的土層，距今10多萬年；再下就是出丁村人的砂層；沙礫層的底部侵蝕了下面綠顏色的湖泥堆積層；再向下是一層中砂；中砂下是古老的厚殼蚌層，厚達3.5米左右；再下還有泥灰質黏土；結核層；砂岩。這些自下而上的地層，就向一本書，丁村人化石就是這本書的主角。這些人類化石，都以其自己的特徵，證明了他們是我們現代黃種人的祖先。換句話來講，就是在我們的這塊大地上，自遠古以來就適合人類生存繁衍，我們黃種人的祖先，向來就生活在這塊土地之上。
丁村人屬於早期智人階段，從世界古人類進化過程來看，在丁村人之前的古人類，已經經歷了地猿（直立猿580-520萬年）南方古猿（550-130萬年）能人（180萬年前）直立人（180-20萬年）多個階段。但丁村人承前啟後，扮演了早期智人向現代人進化的關鍵角色。在古人類演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國古人類的演化進程中，丁村人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節：丁村人的生存環境
我們在丁村遺址發現丁村人化石，也知道丁村人是古人類中期人類，即早期智人。那麽，遠古丁村人到底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中之中、他們的活動範圍有多大、他們是如何生活的？這些就成為人們最想知道的問題。要想鬧清楚這些問題，就有必需對遠古丁村人的活動空間、地質環境、資源環境和埋藏環境等方面有所了解和認識。
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的“聚落”時代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個無“聚落”的時代，其生存方式是遊動的狩獵加采集生活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和資源利用必須廣闊。
丁村人生活的自然環境
襄汾縣位於臨汾盆地南端，以柴莊隆起為屏障，與候馬盆地隔障相接。縣城向東6公里為海拔800—1493米的霍山支脈塔兒山，向西20公里系海拔800—1531米的呂梁山南端的姑射山。位於縣境南端的南賈垣和汾陽嶺，全長45公里，寬20公里，系塔兒山至九原山隆起的主體，從東向西包括塔兒山、柴莊、汾陽嶺和新絳的九原山。汾河由北而南從盆地東側穿過，流向柴莊隆起的隘口，形成汾河河谷。河谷兩岸的範圍內分布著4級階地，階地的階面被東西向流水切割衝刷為多道衝溝。早在20多萬年前，遠古丁村人就在這裡生活、繁衍生息。可以說丁村人在這片土地上，創造了燦爛輝煌的丁村文化。同樣，汾河流域以其博大的胸襟，養育了丁村人。丁村人的延續、繁衍、壯大也充分體現了這種相互依存天地人和關係的所在。
生態環境
20世紀70年代，古植物專家對丁村遺址底層中的孢子花粉進行了采集和研究。在丁村人生存的時代裡，丁村一帶，主要以草本植物為主，河湖沼澤中生長著香蒲、黑三棱、澤瀉等水生植物。水邊的高河漫灘和台地上，生長著大片的蒿、藜、野菊、莎草等植物。在較高的東山坡上長有許多落葉、闊葉樹木，如櫟、榆、樺、臭椿、木犀、鵝耳櫪等。由於丁村人生活的時間跨度較大，氣候的變化也很大。前期較熱，顯示出森林草原景觀，大象等動物在這裡繁衍發育。到後期，氣候發生了變化，氣象變的溫冷起來，一些動物如大象等開始消亡，隨之披毛犀等較耐寒的動物開始出現。
動物生態
地球的歷史進入到更新世晚期（12.8萬年或更晚些），由於氣候冷暖交替，動物的生存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劍齒虎、中國鬣狗、梅氏雙角鹿、三門馬、大河狸等動物都滅絕了。進入晚更新世，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物種品類。丁村遺址所出土的28種動物化石，就構成了我國北方晚更新世早段動物的基本分布種類。
丁村出土的動物群，共分6目28種之多。它們是：食蟲目有鼴鼠；食肉目的狼、貉、狐、熊、獾；奇蹄目有野驢、普氏野馬、披毛犀、梅氏犀；偶蹄目有野豬、赤鹿、葛氏斑鹿、大角鹿、河套大角鹿、羚羊、轉角羚羊、水牛、原始牛；長鼻目的有德永氏象、納瑪象、印度象；齧齒目的有河狸、鼠、鼠兔。另外還有爬行類的龜、鱉，鳥類的鴕鳥，魚類的鯉、鯇、鱨、青、鯰；蚌類的麗蚌、瀆蚌、楔蚌、鱗皮蚌、蟶蚌、多瘤麗蚌和見氏麗蚌等。在這些動物化石中，哺乳動物佔到25種，其它類三種，魚類5種，蚌類8種。
丁村人的生活
裴文中先生在《中國原始人類生活環境》一文中指出：“當丁村人在汾河岸上居中的時候，汾河不像現在那樣，河水湍急而渾濁。當時汾河水勢應當很大很深，還可能比較清些，流的也比較緩慢一些。至少在河灣處有深而靜的清水，河旁有茂密的水草，水裡遊著巨大的鯉魚和青魚。當時丁村附近的氣候比現在還有溫和一些。在附近的山上，生長著樹木，山前有丘陵草原，也有比較廣闊的平原。在河灘的平地上，也長著樹木和青草”。那些野生動物生活在各自喜歡的自然環境之中。“丁村人在群的生活中，對於那些動物的侵害，已經不怕了，但是脫離了群而單獨生活，仍然還是不可能生活下去。他們在汾河岸上，在野獸來飲水時獵獲它們，豐富自己的食物和生活”。古魚類學家劉憲亭先生在研究了丁村遺址的魚化石之後說，汾河水中曾有體長70厘米的鯉魚，有體長1米以上的青魚及體長1米以上的鯇魚和體長1.5米的鯰魚。在東山坡上，必然還有森林，有適合於森林生活的野豬和熊。有喜歡生活在森林和草原過渡地帶的赤鹿、河套大角鹿和野牛，有奔馳於草原的野馬、野驢和舉步安詳的披毛犀以及不願意遠離河邊的水牛等大型動物。這些都為丁村人狩獵，提供了比較豐富的獵源，可補充丁村人所需的蛋白質。
據有關專家學者研究推測，丁村人時代，生產力水準比較低下，所獲取的食物會比較雜，但歸納起來基本有幾個方面：
水中獲得
魚類。在丁村遺址的發掘中，共獲得了鯉、鯇、鱨、青、鯰五種魚類，這些魚類，都是補充蛋白質的最好的食品。據非洲的一些古老民族的捕魚的方法，一可用尖狀木杆投擲叉魚；小溪圍壩排水捉魚；木棒錘擊捉魚，當然也可等洪水襲來之際在淺水或河灘撿拾河魚等等。在丁村人的石器工具中也不乏尖狀石器，相信丁村人會利用這是方法、工具來獵取這些魚類。
蚌類。蚌是一種棲息在河邊泥沙中的軟體動物，移動緩慢，可隨時獲得。在丁村人時代的底層中，就有大量的河蚌殼堆積成層。據科學院古脊椎所周明鎮先生研究，丁村底層中軟體動物群主要是斧足類，共有8種，如麗蚌、瀆蚌、楔蚌、鱗皮蚌、蟶蚌等，尤其是在54:100號地點，還發現了較晚的長江現生種的多瘤麗蚌和見氏麗蚌。如此多且易獲得的美味，可為丁村人提供蛋白質補充源。
龜鱉。這類爬行類動物在54:100號地點也被發現。它們也是比較容易獲得的肉食品，遠古的丁村人也會取之食用。
植物類獲得
通過對丁村遺址的孢子花粉研究， 在丁村人生存的時代，丁村一帶大片的草地上有蒿、藜、野菊等草本植物，在較高的山坡上長有許多落葉闊葉樹木，如榛、胡桃、櫟、榆、樺、臭椿、木犀、鵝耳櫪等。從古人類食物的廣譜性來看，這些野果、山貨、野菜、植物根莖等都可為丁村人的食物。
動物獲得
丁村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具有28種之多。狩獵是丁村人生活中的常事，丁村人繼承了先祖留下的許多捕獵方法和經驗，同時也創造了新的狩獵方法。在發掘出土的石器中，有石球、石斧、石刀等工具，這都是他們可以使用的利器。他們還會利用火燒、圍殲、陷阱、追逐等方法來獵取食物。當然，藏匿在汾河沿岸邊，等動物飲水時進行捕獵，是他們最佳的選擇地點，也是最易得手的地方。另外，他們還可以在樹上、地面獲取鳥蛋或鴕鳥蛋作為食物的補充。
第五節：丁村遺址群外周邊遺址的調查與發掘
2011年“丁村遺址群國家遺址公園”計劃啟動，王益人先生在《丁村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考古工作計劃》中提出：丁村遺址發現近60年來，雖然經過兩次大規模的調查發掘，發現了30余處石器地點，獲得了不少科學資料。但是整體上看，與國內外著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別是有關丁村遺址地質背景、原料環境、生態環境等基礎性研究仍然較為薄弱。必須加強基礎研究，以科學的發掘增強遺址學內涵，促進遺址保護考古工作的新理念，來為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提供學術和實物支撐，達到考古與遺址公園建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最終目的。因此，一是加強對地質地貌、石器原料來源、加工方法及其背景的調查；二是要進一步擴大對遺址分布的範圍及空間結構的考古調查，建立健全地理信息系統；三是要有選擇性的發掘重點遺址，建立起全新的舊石器田野考古發掘、展示平台；四是加強多學科合作，著力研究丁村遠古人類的石器製造技術和古人類的社會行為等，制定科學的中、遠期發展與研究規劃。
在2011年的調查中，他們在丁村遺址群南部區域，柴莊火車站附近汾河Ⅲ級階地中，發現石器地點4處。2012年12月，丁村民俗博物館周倜在襄汾縣南賈鎮上魯村石溝南采砂場進行調查時，在工人篩砂留下的礫石堆中發現兩塊人類枕骨化石碎片，經對比後發現兩塊枕骨碎片可完好地拚合在一起，屬於同一件枕骨。這是丁村遺址群自1954年和1976年兩度發現人類化石後的又一個重大發現。經研究：“石溝古人類伴有印加骨，增添了東亞早期現代人擁有印加骨的化石證據，進一步表明印加骨可以作為一項連接中國更新世中不同進化階段的古人類的形態特徵，同時對於了解東亞現代人起源問題也有著重要意義。”
石溝遺址枕骨化石（下）、54:100地點幼兒頂骨化石與印加骨位置示意圖（上）
2013年1月底和4月中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兩次對石溝村采砂場進行野外勘察； 同年的10—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與丁村民俗博物館、襄汾縣博物館聯合組成考古隊，先後對石溝村采砂場A（石溝第1地點）、E（石溝第2地點）兩個石器地點進行了為期40余天的搶救性發掘。2014年4—7月，再度對石溝第2地點進行三個月的發掘，兩個地點共獲得石製品及動物化石1600余件。
2015年，王益人先生《丁村遺址群埋藏環境預研究》中將臨汾盆地南端劃分為：河谷階地、黃土塬區、河流衝積平原區和山前衝積扇區四個考古地貌單元。提出要通過更為廣泛的調查，掌握和了解遠古丁村人的活動範圍、空間利用方式、資源利用程度及遠古人類的交流狀況等。把以“河流相”地層探索與研究為主的考古思路，轉換成以汾河東岸山前“黃土堆積”為主要對象，進行探索與研究的工作思路。對丁村遺址群東北部的黃土塬區域，進行了地毯式的調查工作，這是丁村遺址群自發現以來，在黃土台塬區進行的最大規模的系統性的考古調查。經過調查他們發現，丁村遺址群東側塔兒山向汾河谷地過渡的山前土狀堆積，是丁村遠古人類重要的活動區域。
幾年來，他們在以沙女溝為中心的溝谷梁峁地帶發現舊石器地點80余處。經過認真的思考與對比，選擇其中的九龍洞遺址、過水洞遺址和老虎坡遺址，進行了一年多深入細致的考古發掘。這是丁村遺址群60年來在黃土台塬區進行的最大規模的系統性考古調查與發掘。這次發掘找到了多個原地埋藏人類活動遺跡地點和大量舊石器遺物，完成了從“河流階地”到“黃土台塬”探索與研究丁村文化的戰略轉移，使丁村遺址的探索與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跨越式的進入到一個嶄新時代。
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群地點分布圖
老虎坡遺址。位於襄汾縣城南大運路915.6公里處。2014年9月至12月、2015年7～11月，丁村遺址考古隊先後兩次對該遺址進行系統的考古發掘。共發掘面積168平方米，出土石製品700余件。這是丁村遺址第一次在土狀堆積裡發現丁村人類遺址，填補了丁村土狀堆積人類活動遺跡的空白。
老虎坡遺址2014年發掘現場
老虎坡遺址上部為馬蘭黃土，之下為古土壤條帶（S1）。S1是黃土高原末次間冰期古土壤，距今7.8～13.1萬年。其石製品在馬蘭黃土中有零星分布，在距S1頂部0.2～1.8米的範圍內均有石製品發現，且石製品數量由淺至深逐步增加；最底部一層密集分布著大量直徑多在20～50厘米之間的角頁岩礫石、石核和少量經過風化的花崗片、麻岩礫石，靠近溝邊部排列較為緊密整齊，外圍部分分布稀疏，其間分布有數量眾多的打製石片。這些石塊和大型石核單層分布，它們之間並未夾雜任何砂或小礫石，也無統一的傾向。可有力證明，這些大石塊並不是流水搬運而來，應該是原始人類有意識搬來鋪設在地面上的。
經過觀察和實驗，發現這些礫石的重量均在人類個體能夠搬運的範圍之內，這些礫石應經過刻意的挑選而來。在適宜剝片的角頁岩礫石上多具有較大的石片疤，當為剝片留下的石核。與礫石相伴出土的石片、斷片等也印證了這一點。初步分析，這些數量較多的礫石，一方面可能是丁村人作為打製石器所需原料的儲備。另一方面石鋪地面，可能具有人工建築遺跡的性質。目前初步的認識，均需更多的證據來支撐，但其人工性質則較為確切。
這次發掘的老虎坡遺址，是丁村遺址群發現的第一個原地埋藏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除10萬年左右的由角頁岩大石核和大型礫石構成的原始人類活動面之外，其上的S1中還發現了有4個不同高度的石製品分布面。在第一條古土壤條帶（S1）之上的馬蘭黃土中也發現了稀疏分布的石製品。因此，老虎坡遺址是一個5～10萬年之間，不間斷有古人類活動的原地埋藏遺址。
過水洞遺址。位於沙女溝村西南500米的沙女溝南岸，發掘面積30平方米。這裡可見大約相當於S0-L3階段地層堆積。在L2之下土狀堆積中發現了豐富的動物化石、石製品、碳屑、紅燒土塊。疑為原始人野炊臨時營地。過水洞遺址的文化層在15米高的懸崖底部，地層從上至下由淺咖色逐漸加深，包含有大量碳屑、碳粒和少量的紅燒土塊。從發現的動物化石來看，大部分為較破碎的小型食草類肢骨、脊椎骨等。這些破碎的動物化石，並非自然破損。它們與石製品、碳堆、碳屑、紅燒土塊同時出現在黃土地層中，表明這是一處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的臨時營地——有可能是古人“野炊燒烤、分享食物”的場所。鑒於其重要性，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和今後展示的需要，考古隊對其中碳粒密集的碳堆和動物化石、石製品共生的遺跡現象進行套箱提取。
過水洞遺址地貌及動物化石、碳堆和紅燒土塊
過水洞遺址是丁村遺址群中首次發現的原地埋藏用火遺跡，大量動物化石的發現對於重建當時的環境，研究古人類的狩獵對象、策略以及行為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而碳堆、燒土等則為探討古人類對於火的管控能力提供了新的實物材料。
九龍洞遺址。位於沙女溝村東南側北澗溝溝口北側一個突出的小土包上。其地層堆積屬於溝谷衝洪積礫石侵蝕溝邊土狀堆積形成的疊層累加埋藏環境。其南端為衝洪積礫石與土狀堆積互成的堆積，北部為原生土狀堆積，剖面可見清晰的侵蝕面。該遺址發掘分A、B兩區進行，發掘面積35平方米。石製品自上而下在各個礫石堆積和土狀堆積中均有發現，出土石製品2000余件。目前A區發掘的深度前部約為5米，上部礫石層相夾的土狀堆積中每一水準層，均發現有石製品。北部黃土堆積中，至少存在3層原地埋藏的石製品密集分布水準層；充分表明該區域內曾連續有人類活動。更為重要的是B區土狀堆積中的同一層位中，在不到9平方米的面積內，發現兩處原始人類打製石器的現場，數以百件的石片、石核以及大量碎屑的集中分布，甚為震撼。據此分析，這裡可能有兩個工匠同時在打製石器，這樣聚集進行石器加工活動場所十分罕見，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在全國範圍內尚屬首次發現。
2016年，考古隊繼續對九龍洞A區北部高台上的進行清理，發掘出土石製品1582件，我們對這些石製品進行拚合，截至目前，能拚合上的有64組，340多件，佔到了發掘品的4.65%，其中有6組拚合數在20片以上。
九龍洞A區石製品密集分布與拚合狀況
九龍洞遺址的發現，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原始人類的生存方式以及複原人類行為和人地關係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材料。對於研究丁村遠古人類對石器製造原料的選取、石器加工的組織形式、打製石器的技術以及整個製作流程的複原等具有重要意義。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理念的創新，工作形式的創新，完成了從“河流階地”到“黃土台塬”的探索與研究新思路的轉換。通過一系列考古調查與發掘，獲得了一批新的古文化遺址地點和大量的舊石器製品，擴大了研究範圍，初步掌握了遠古丁村人的活動範圍、空間利用方式、資源利用程度以及對丁村一帶的地質地貌和遺址的埋藏環境等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為進一步探討舊石器時代人類在臨汾盆地南端的活動軌跡、生存空間及埋藏環境，拓寬了新的研究領域，探索到了新的路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六節：丁村文化—丁村人石器製造技術及其應用
1958年，裴文中、賈蘭坡先生在丁村石器文化研究中就指出：由丁村各地點所發現的石器，總起來看，都具有共同特性，代表了一種文化和一定的地質時代，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沒有發現過，所以特別稱之為“丁村文化”。
作為獨立存在的丁村文化，她不是僅僅指上個世紀54年發掘的遺址，而是涵蓋一個早、中、晚時期遍及汾河兩岸，包括1976～1980年間的第二次調查發掘、2011—2016年在丁村遺址外圍調查發現發掘的舊石器地點。這些發現，使丁村遺址地點從原來的13個地點增加到現在的100多個。這些新增加的遺址，不但豐富了丁村遺址群的地點，而且通過調查、發掘所獲得到的化石、石器標本以及文化層都與1954年發現的丁村文化的性質，是一脈相承的。特別是21世紀以來，在東北部黃土台塬區發現了80余處原地埋藏或準原地埋藏舊石器時代遺址，為我們揭開丁村人生存環境、生存空間，提供了大量極有價值的信息。
一、丁村文化石器類型
丁村人的石器，按照新的分類法，可分為3大類12小類，它們是：
1、尖狀器類：扁尖狀器、尖狀器（大三棱尖狀器、大尖狀器、小尖狀器）、錐鑽。
2、刃器類：砍斫器、刮削器（邊刮器、端刮器、橫刃刮削器、）、斧狀器、（斧狀器、寬型斧狀器）、石刀（修背石刀、雙陽面石刀）、鋸齒刃器、凹缺刃器。
3、鈍器類：石球、石錘、砍砸器。
丁村石器多以角頁岩為原料，佔總數的95%以左右，少量為燧石、石灰岩、玄武岩、石英岩、閃長岩製成。丁村石器以石片石器為主，石核石器數量較少，其數量略少於總量的三分之一。
二、丁村文化石器的工業技術
石器的工業技術，首要的是對原料的選擇與利用；其次是打片技術和石器加工技術。
1、原料選擇與利用：
丁村遺址群中的石器工業特點和技術類型有兩大分支，一是舊石器時代早、中期，以直接打擊法為特徵的丁村石器工業類型（Ⅰ、Ⅱ段）。二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如77:01地點）含有細石器工藝的工業類型。
丁村人對石器原料的選擇與利用十分清楚：早、中段時期，他們用角頁岩等硬質石料打製有刃類石製品，用石灰岩、砂岩、閃長岩等軟質石料打製石球、石錘等鈍器。晚段他們以燧石為主要原料，來打製細石器製品。
2、石片打製技術
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石片打製技術可分為：錘擊法、碰砧法和砸擊法；還有軟錘技術用於手斧等的修理，壓製技術用於細石葉剝製以及細石器加工等。
石片的打製。屬於整個石器加工的初期技術，相當於加工石器的坯材。同時有些加工出來的石片，也會成為最末端的產品，即打製不能用的廢片。所以，石片中就有了目的石片和修整工具打下的廢片。丁村遺址中的石片可分為三種：一是可區分的目的石片。二是可直接使用的功能性石片。三是不能用而直接丟棄的石片。
3、雙陽面石片打製技術。丁村遺址中的雙陽面石片是一種較特殊工藝打製的目的石片。這種技術以大石片為坯，從石片的一側向破裂面打擊，生產出正反兩面均具有陽面的石片。丁村遺址中有雙陽面石片、雙陽面的石器及雙陽面石片、石核。由此可知，丁村人已具備了打製雙陽面石片的技術和意識。
4、石器加工技術
重型工具。包括三棱大尖狀器、大尖狀器、斧狀器、寬型斧狀器、重型刮削器、鋸齒刃器等具有代表性。這些工具打製方法簡練，器形對稱程度較高，體現了丁村人石器打製的高超技藝和審美觀念。
三棱大尖狀器和大尖狀器，由石片或礫石製成。一般來說，尖端兩側邊必須經過第二步加工的石器才能算作尖狀器。丁村的三棱大尖狀器和大尖狀器的兩側邊，雖多進行過兩邊加工，但又不完全拘泥於一種形式，有的尖端兩側修理精細；有的只在兩側簡單地打掉一兩個石片形成三棱形器尖；有的則借助石片的一個陡邊，在對邊作對稱性修整形成三棱器尖。這表明石器製造者不僅有很強的對稱意識和造形思維，而且能“因材施製”，打出自己需要石器。
斧狀器、寬型斧狀器、修背石刀、雙陽面石刀是丁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石器的共同特點是以石片的自然邊緣為刃口，刃口不作加工或隻作局部修整，在與刃部相對的一端或側邊進行把柄或底部的鈍化加工。另外，還有不少不作加工，直接使用大石片，用於砍剁與切割。
砍斫器，過去被視作丁村遺址乃至東亞舊石器體系中的主要類型。然而，在丁村遺址中砍斫器並不佔主導地位。從打製技術來看，丁村砍斫器以兩面加工為主，也有單面加工者。器形不很大，帶有一定的石皮面，具有向心打片的特點。
輕型工具。輕型工具一般由中、小型石片加工而成。如刮削器、小尖狀器、錐鑽、鋸齒刃器、凹缺刃器、修背石刀、雙陽面石刀等均屬此類工具。
鋸齒刃器是一種特殊的切割工具。這種工具的製造是丁村人對工具特化意識的體現。丁村的鋸齒刃器有直刃和環狀刃兩種。直刃者在石片的薄緣上打製成間隔均勻的鋸齒狀刃器，稱之為鋸刀或石鋸。
第七節：丁村人的分期
1954年丁村遺址發現的三棱大尖狀器和石球
丁村人打製的石器，是丁村人為用於生產、生活而製造的一套系統性的生產工具。它以大型石片、三棱尖狀器、大尖狀器、斧狀器、寬型斧狀器、石球等典型器為代表。這些典型器，被學術界 稱為“丁村文化”。隨著丁村遺址的調查、發掘、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的調查與發掘，將丁村文化劃分為丁村文化早段、中段和晚段三個時期。
丁村遺址出土的鋸齒刃器
丁村文化早段，屬於舊石器時代初期晚段的遺存，分布在丁村以北三公里的塌河崖一帶。石器有三棱尖狀器、大尖狀器、斧狀器、寬型斧狀器、石球、刮削器以及用雙陽面石片加工的錐鑽等，距今約二、三十萬年。
丁村文化中段，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存，分布在丁村周圍及汾河西岸的第三階河流階地裡。它們的石器類型與早段一脈相承，無論類型、石料、打製方法都非常一致，只是在地質時代上屬晚更新世早段，距今十萬年左右。
丁村文化晚段，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地點在丁村汾河對岸的“丁家溝口”，即77:01地點。其背依黃土，面瀕汾河，有兩種文化組成。一種沿襲了丁村文化傳統的粗大石器，主要有大石片、三棱尖狀器、斧狀器、寬型斧狀器、雙陽面石刀、石球等組成。一種是以燧石為主要原料製作的典型細石器類型，品類有錐形、楔形、船形、等形態的石核以及細石葉、石核式小刀、短身圓頭刮削器、斜邊雕刻器、琢背小刀、圓底石鏃、楔形析器等。
丁村遺址群77:01地點出土的細石器
1-3. 細石核； 4-6. 細石葉； 7、8. 微型尖狀器； 9、10. 石核式小刀； 11-13. 圓頭刮削器； 14、15. 石鏃； 17、18. 雕刻器； 16、19. 琢背小刀（16、19為其他石器的1.5倍）
研究者認為77:01地點的石製品組合，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粗大石器的打製風格和器物組合與丁村文化早、中段者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同時也溶入了與下川文化相似的典型細石器的成分，使丁村文化晚段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因此，對於丁村文化晚段文化性質的認定，應該是區別於早、中段文化而走向更高層次或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學者們據其性質又將其稱之為“新丁村文化”。經碳14測定，距今約2.6萬年。
結語：
丁村遺址，是考古工作者在汾河流域臨汾盆地發現、發掘的，但在整個汾河流域，甚至更大的黃河流域都有他們的足跡如：
霍縣的賈村西溝、赤峪、下樂坪和張家堡發現有四處舊石器地點。1962年王擇義先生做了大量工作。這些地點中以赤峪地點最為豐富，獲得石製品97件，賈村西溝和下樂坪隻撿到幾件石片，張家堡地點僅獲得一件加工較好的砍砸器。
曲沃的裡村西溝舊石器地點。1956年7月賈蘭坡等對其進行的調查發掘，獲石製品172件，計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和石球。根據地層、動物化石以及石製品的特點判斷，其文化性質與丁村文化有較多的一致性，並將其納入丁村文化範圍之中；1983年先後進行過兩次小型發掘，獲得石製品514件，動物化石十多種，還發現晚於丁村人的智人右上乳犬齒化石一枚。
侯馬市南梁、嘴子舊石器地點。1959年發現。獲石製品13件和不少的動物化石。這些石製品的打製特點和動物化石與丁村文化比較接近，其時代應與丁村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者相當。
60年來，進過不懈的努力，考古工作者不但在臨汾盆地南端的丁村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突破。而且在整個在汾河流域發現了許多與丁村文化相關的古文化遺存。在汾河流域，自上而下先後在靜樂、婁煩、古交、太原、榆次、交城、文水、新降、河津等十幾個縣市均發現了一大批舊石器點，這些地點的地質時代與丁村遺址群的地質時代相當；丁村晚段文化遺址，同樣與吉縣柿子灘遺址的細石器（2—1萬年）以及蒲縣的關遺址、永和縣韓咀圪梁等遺址出土的細石器都具有承繼和相同的關係。
1958年，裴文中和賈蘭坡先生在《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中指出：丁村文化“是在中國黃河中下遊，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種人類所特有的文化”。裴文中、賈蘭坡二位大家提出的觀點非常有道理，丁村人及丁村人所創造的燦爛文化，是我們汾河，黃河流域人類特有的文化代表，她就像黃河水一樣長流不斷，繁衍生息在這塊沃土之上，把人類社會及自身的進化一步步推向前進。
參考文獻：
《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裴文中 吳汝康等 《科學出版社》1958年8月
《舊石器文化論文選集》 《臨汾地區文化局輯印》1989年10月
《丁村文化遺址發掘經過與研究》 《山西文史資料》 1991年第六期
《丁村遺址群再次發現細石器文化地點》 陶福海 王益人 《文物世界》1995年第1期
《丁村遺址群發現的新材料》 王益人 周倜 《 海洋出版社》2004年第九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學術年會論文集
《丁村文化遺址》 陶福海 2005年 臨汾·三晉文化系列圖書
《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群—丁村遺址群1976－1980年發掘報告》 王益人 《科學出版社2014-06
《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群調查發掘簡報》 王建 陶福海 王益人 《文物季刊》 2014年第3期
《丁村考古60年：回顧與展望》 王益人 《中國文物報》 2014年12月18日
《丁村遺址群“十二五”期間考古調查發掘紀實》 王益人 《考古匯》2016-09-06
轉載自 堯文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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