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版李佳琦管不管售後？新經濟，別忘防範“共享風險”

在今天的兩會“委員通道”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甘霖談到新經濟的消費維權問題，舉了一例： 2017年，某共享單車企業發現投訴異常飆升，位居全年全國第一，小小的單車投訴量超過了大電商平台，由於新業態缺乏消費投訴公示制度，後續更多消費者不能及時獲得投訴信息，最終爆發了系統性的押金風險，“共享單車變成共享風險”。

近幾年，借助蓬勃的互聯網技術，新經濟領域湧現出一批快速崛起的企業。新冠疫情期間，電商網購、在線服務等新業態也在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新秀”產品解決了用戶的痛點，方便了公眾的生活，但也面臨著監管滯後甚至缺失的狀況。

因為疫情防控的需要，疫情期間幾乎所有的個體都比以往更為“慷慨”地讓渡了個人信息，毫不誇張地說，疫情為諸多數據企業提供了拓展市場的絕佳機會，但值得關注的是，由於此次疫情防控工作的突發性，個人信息在被采集、運用的過程中，存在信息洩露、丟失、濫用的風險。和采集先行相對應，有關部門、企業在頒布個人隱私權的保護措施上顯得滯後。

又比如，因疫情而迅猛發展的線上經濟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量，但巨額的成交量背後，對於平台、個人的監管卻沒能同步跟上。各個平台上熱鬧的直播帶貨，以及社區中不斷湧現的社區版“李佳琦”，都是基於個人魅力帶動群體消費，和傳統渠道的產品購買不一樣，這類新經濟的“售後”服務有較大的隨意性，一旦出現交易糾紛，用戶大多只能向商家的內部客服反映問題，能否得到及時、有效的反饋和解決，全憑個體能量，絕大多數的消費者缺乏能與平台方相抗衡的話語權。

一個非常知名的線上平台開發了一款“新年禮包”，受疫情影響，物流長時間停滯，但禮包兌換的期限卻沒有任何延長。當價值近千元的兌換券成為一張廢紙，個體消費者的投訴卻只能在企業內部“循環”，面對“一言堂”的公司內部規定，消費者因為時間精力不夠而作罷。這類“投訴無門”的個案體驗，也已經反向作用於新經濟——受疫情的影響，很多教育培訓企業紛紛轉戰在線培訓，然而，因為有線上教育品牌因資金鏈斷裂“追責難”的前車之鑒，很多家長並不敢貿然繳費，這使得很多暫且“活著”的教育培訓品牌只能苦苦堅持。

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新經濟，想要推動消費回升，很重要的一點是提高用戶的消費意願和消費信心。對新模式、新渠道實行有效監管，讓公眾在購買產品和服務的同時多一重安心保障，已是非常迫切的需求。

任何技術的應用應該是公平的、雙向的。既然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應用可以帶來新經濟的蓬勃發展，將之應用到監管端應該亦非難事。期待在收集用戶大數據的同時，也能對新經濟領域的企業和平台建立“大數據”，通過對“數據”的監測分析，建立起更為敏捷、完善的監管體系，為消費者提供便捷的維權反饋。唯有如此，新經濟發展的“一時之快”才能轉變為一種“持久動力”，進而為“應對衝擊、實現經濟良性循環”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