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 奕
陶淵明有一首《贈羊長史》詩，有些不大不小的問題，學者有爭論，值得我們花點精力把它們搞清楚。
先來看看詩歌。詩有小序：“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序後有小字注：“羊名松齡。”下面是詩歌：“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政賴古人書。賢聖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複采？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乘運見疏。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這首詩學者們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序裡的這位“左軍”是誰？為多數學者接受的傳統觀點認為是朱齡石（379-418），逯欽立先生提出新說，以為是檀韶（366-421）。鄧安生撰《陶淵明年譜》，龔斌、袁行霈二先生箋注《陶淵明集》，都同意逯氏之說。我們認為，新說為是。這裡參稽前人考證，對這一問題加以分疏條理，辨其得失，並對其中未盡之義略作補充。
《陶淵明集》，逯欽立校注，中華書局，1979年。
這首詩，宋代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系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秦川。”這沒有任何問題。《宋書·武帝本紀》載，義熙十二年，劉裕出兵北伐，十三年八月，王鎮惡攻克長安，九月，劉裕“至長安”。十二月，離開長安。那麽羊長史赴長安，當在此年秋冬之際。但“左軍”是誰呢？
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二《贈羊長史》詩注謂是朱齡石：
時松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裕行府，賀平關洛。
元代劉履在其《選詩補注》中同樣說是朱齡石：
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送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而靖節作此詩贈之。
李、劉之說是有依據的，《宋書·朱齡石傳》載：“十一年，征為太尉谘議入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這段文字存在訛誤，我們後面再說。如果單看這段記載，李公煥、劉履的判斷似乎沒有什麽疑問。錢大昕據此認為：“羊為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史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刺史，而此雲左軍，小異。考《宋書·齡石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矣。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齡石之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為右，則此雲左軍者為可信。”（《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陶靖節詩》）他轉而認為《宋書》中朱齡石後來轉任“右將軍、雍州刺史”中的“右將軍”是“左將軍”之訛。
但是再考史書，會發現義熙十三年還有另一位“左將軍”。《宋書·檀韶傳》載檀韶仕歷雲：
尋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
檀韶免官在什麽時候呢？《宋書·王弘傳》載雲：“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王弘繼任江州刺史是在義熙十四年，那麽檀韶的免官應該也在這個時候。可知在義熙十三年時，同時有朱齡石和檀韶兩個左將軍。案：左將軍無員額限制，《宋書·百官志上》雲：“自左右前後將軍以下至此四十號，唯四中郎將各一人，余皆無定員。”二人並為左將軍是可以的。但朱齡石其實並不是左將軍，說見後。為什麽不能是檀韶呢？
所以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中認為根據朱齡石之傳，稱“朱為左將軍乃在建康守衛殿省，如遣使往關中稱賀，必不發自尋陽，陶無由贈之以詩”。即朱齡石任官建康，他的使者不從陶淵明的家鄉尋陽出發，不應該出現在那裡。逯先生提出質疑的理由是站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辨析，但他認為是檀韶的結論卻是對的。詳細論證是檀而非朱的學者是鄧安生先生，他在《陶淵明年譜》中說：
義熙九年以後，齡石頗受劉裕重用，步步高升，未嘗有左遷之事。考《宋書·百官志》、《晉書·職官志》，左、右將軍雖同屬三品，而左將軍位在右將軍之上。據本傳所載，齡石十二年已為左將軍，十四年為右將軍，則是左遷也，甚與劉裕重用之意相乖。又按漢代以來官製，左、右、前、後將軍皆外藩將軍稱號，齡石既“守衛殿省”，則是內鎮，自不當以左將軍之號稱之。又考《宋書·百官志》，有左衛軍、右衛軍，“二衛軍掌宿衛營兵”；又有左軍將軍、右軍將軍、前軍將軍、後軍將軍，皆鎮衛軍。左衛、左軍等皆屬四品，秩在左將軍之下。齡石在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時既“守衛殿省”，可知當是左軍將軍耳。本傳所載“左將軍”必為“左軍將軍”之訛。然則陶詩《贈羊長史》序所謂左軍，非齡石明矣。按《宋書·檀韶傳》，韶於義熙十二年以左將軍“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則此詩序之左軍，亦即左將軍、江州刺史檀韶，逯《譜》為得其實。
鄧先生對朱齡石“左將軍”的官號提出了質疑。他有兩條理由。其一是根據了錢大昕的提示，指出左將軍位次高於右將軍，作為劉裕親信，一路升遷的朱齡石，不應該先左後右。其二，左將軍不是禁衛軍的將軍號，不承擔“守衛殿省”的職責。從職官制度出發提出的這兩條理由都相當堅強有力，讓人信服。鄧氏認為《宋書·朱齡石傳》有誤，“左將軍”應該是“左軍將軍”之誤。鄧先生的論證已經直入環中，卻在最後臨門一腳的時候失誤了。試問，“左軍將軍”為什麽不能簡稱“左軍”，為什麽羊松齡就一定是檀韶的左將軍長史，而不能是朱齡石的左軍將軍長史呢？我們認為，《宋書》的記載的確有誤，但朱齡石擔任的應該不是左軍將軍，而是左衛將軍。
《宋書·百官志》有明文：
左衛將軍，一人。右衛將軍，一人。二衛將軍掌宿衛營兵。
宿衛是專指宮禁的警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守衛殿省”正是左衛將軍的職責。對朱齡石的問題，對南北朝禁衛軍制度有精深研究的學者張金龍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在《治亂興亡——軍權與南朝政權演進》一書第一章《劉宋初年政局與禁衛軍權》中，他提到：
按朱齡石在遷左將軍時“本號如故”，其本號為冠軍將軍，則本傳所記“左將軍”必誤，從其“守衛殿省”的職責可以斷定，無疑為左衛將軍之誤。（中略）三人皆為劉裕親信和心腹，其職務安排是劉裕北伐前采取的穩定朝政的最重要的措施：劉穆之為劉裕首席心腹幕僚，負責朝廷軍政事務的掌控和處理；親信朱齡石以左衛將軍“守衛殿省”，實即領兵控制晉安帝；親信謝景仁為右衛將軍並兼任大司馬左司馬，領兵以控制能力較強的皇弟琅琊王德文。這樣，即可確保其率軍北伐時建康朝廷的軍政大權完全掌控在手中。
張先生實際提出了朱齡石不可能是“左將軍”的第三條理由，也是最直接的理由。即前面所引朱氏本傳中稱朱先是“冠軍將軍”，然後“遷左將軍，本號如故”，冠軍將軍是作戰部隊的將軍號，與左將軍衝突，卻與領禁衛軍的左衛將軍不衝突，所以才能“本號如故”。張金龍先生也提到，劉裕為了控制大司馬、琅琊王司馬德文，讓另一個心腹謝景仁擔任右衛將軍、大司馬左司馬，那麽負責直接控制晉安帝的朱齡石當然也應該是左衛將軍，而不是左軍將軍。
《治亂興亡——軍權與南朝政權演進》，張金龍著，商務印書館，2016年。
既然朱齡石是左衛將軍，羊松齡就不可能是他的長史。為什麽？因為左衛將軍當簡稱“左衛”，而非“左軍”。更重要的是，左衛將軍無長史。《宋書·百官志》：
二衛江右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江左無長史。
原來二衛將軍到東晉以後就沒有長史了。這樣，羊松齡只能是左將軍、江州刺史檀韶的長史。
最後，想補充說明一個問題，即羊松齡的行程路線。李華先生在《陶淵明新論》一書中是堅持朱齡石舊說的，他的論證不能成立，但是他反駁逯欽立先生的一段話卻很有道理：
羊松齡奉朝命往關中祝賀，必然經過尋陽，淵明贈之以詩，也是情理中事。逯先生說：“朱為左將軍乃在建康守衛殿省，如遣使往關中稱賀，必不發自尋陽。”這話很是。但“不發自尋陽”，並不等於不經過尋陽，而且我推斷，他是一定要經過尋陽的。固然，劉裕北伐後秦是從建康出發，沿著準、淝趨向許、洛，走的是這樣一條進軍路線。他是水陸並進，而且把大軍駐守在彭城，這也是劉裕的根據地。但羊長史從建康出發，他往關中必然是溯江而上，經過尋陽，然後沿漢水北上，經商山而抵長安。這條路很便利，而且時間上也微寬裕，可順便省親會友。他沒必要再走劉裕進軍的路線，何況那條路也未必安全。
按照李先生的說法，逯欽立先生質疑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龔斌先生在《陶淵明集校箋》中維護逯氏，反駁李華，他認為：“劉裕北伐，取徐州、洛陽，至長安。從建康遣使關中，走這條陸路最便捷。要是溯江而上經尋陽，再經漢水北上，受風水影響，曠時費日。”龔先生之說大概也代表了逯先生的想法，他們不太了解古人的交通路線，所以產生了一些誤會。
《陶淵明集校箋》，龔斌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古代從東方進入關中，從洛陽到長安的是官道大路，一定要經過潼關。劉裕北伐，前鋒王鎮惡就是被堵在潼關之下不得過，後冒險走水路溯黃河而入渭水，才攻克長安的。另一條通往東南，溝通陝西與荊楚、江南的路線則是武關道，這條路在唐代被稱為商州路。其路線大致是今天西安—灞橋—藍田—嶢關—商縣—武關—內鄉—南陽—鄧縣—襄陽。嚴耕望先生《唐代藍田武關道驛程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王文楚先生《唐代長安至襄州荊州驛路考》（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對商州路路線有詳考，讀者可以參看。唐代長安與長江流域的交通，非常倚重商州路，唐詩中歌詠商州路者不計其數。東南士子進京考功名多取此路，王貞白《商山詩》有雲：“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可以想見路上的景象。而溫庭筠著名的《商山早行》“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也是作於這條路上。他是反其道而行，在長安科舉不中，往荊襄而去，才倍感落寞淒清。當然，商山路的熱鬧並不是唐代才有的，這條路線大概周初就已開辟，春秋、戰國時，尤為晉楚、秦楚間交通、征戰的重要通道。秦始皇統一天下，造馳道通往四方，其中有南陽南郡道，到了漢代，被稱為武關道。這就是唐代的商山路。
唐代長安至襄州荊州驛路圖，圖出自王文楚《唐代長安至襄州荊州驛路考》一文。
陶淵明詩中說得明明白白：“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羊長史正是要由武關道進入關中。他的路線只能是溯江而上，轉入漢水到襄陽，然後再踏上武關道的征程。古代路線不像今天平順，崎嶇失修的路段更少不了，騎馬舒服不了，坐車的話，木車輪又沒有橡膠包裹，路上的顛簸難受可想而知。所以古人出行，一般都是盡量走水路，少走陸路。羊長史是奉命出使，又不是行軍打仗，為什麽放著直捷舒適的路不走，要走又迂遠又難受的路呢？何況要是沿著今天京滬鐵路轉隴海鐵路的路線走，就只能由潼關入關，跟商山四皓的英靈可就挨不著邊了。
四皓英靈何在？這裡引一段王文楚先生的考證以作結吧：
商洛縣四皓驛。（中略）即今丹鳳縣西商鎮。（中略）按《水經·丹水注》雲：楚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徑高車嶺東，翼帶眾流，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據《嘉慶重修一統志·商州·山川》記載，楚山即今商縣西南秦王山，即商山；楚水，即出於秦王山之乳水；膏車山在商縣西南五裡、乳水北岸。又《通典》卷一七五商州上洛縣：“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一商州上洛縣：“四皓墓在上洛縣西南四裡廟後。”《太平禦覽》卷四三高車山：“《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漢高後使張良詣南山迎四皓之處，因名高車山。”則四皓所隱及四皓廟墓並在商州上洛縣。又《太平寰宇記》商州商洛縣：“商洛山在縣南一裡，一名楚山，即四皓所隱之處。”遂使四皓隱處有二地，一在上洛，另一在商洛。乾隆《直隸商州志》卷四及一四載：四皓廟一在州西五裡，一在州東商洛鎮(即唐商洛縣)，《嘉慶重修一統志·商州·祠廟》記載相同。按《全唐詩》卷四三三白居易《仙娥峰下作》：“商山無數峰，最愛仙娥好，參差樹若插，匼匝雲如抱；渴望寒玉泉，香聞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床鋪縞；向無如此物，安足留四皓。”前已述仙娥峰在商州西十五裡，據白居易詩，唐代四皓確在商州仙娥峰附近，但詩文並未說是四皓驛，又上所考，商州設商於驛，西十五裡設仙娥驛，其地不可能再設一驛，故四皓驛可能是商洛縣的驛名。自此向東，離開丹江谷道，進入武關路。
四皓隱居之地，古人有商洛、上洛二說。上洛一直是商州首縣，商洛是商州屬縣，在上洛東邊。二縣都在武關道上，不管四皓隱居哪座山頭，羊長史總是會經過其下，他應該替陶淵明遙致敬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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