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史鐵生
我們相識是在一九七四年夏天。那時的中國，一切都發生著令人難以預料和不可思議的變化，唯獨人類的聲音——信任、友愛、希望似乎猝然中斷了。我相信，許許多多的人都不會忘記，在那陽光照不到的歲月裡，我們這一代人是多麽孤獨！那時候，我常常徘徊在地壇公園，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清晨和傍晚的時光。
也許因為他坐在輪椅上，我認定殘疾人絕不會是時代的寵兒；也許因為我總是夾著舊報紙包著的外國名著，而他總捧著厚厚的英文字典；也許因為他有著吸引姑娘們的寬肩膀、黑皮膚和厚嘴唇……總之，時間長了，沒有第三者介紹，我們認識了。除了明擺著的一雙殘廢的腿和他自己所說與白卷英雄張鐵生一樣的名字以外，他對我完全是陌生人。然而，一種神差鬼使般的直覺使我自信：他是個好人。儘管這種自信不僅是荒唐的而且是危險的。我向他傳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講了許多在那個年代來說要S頭、要坐L的話。他聽，也談，然後嚇唬我說：“你知道我是什麽人嗎？不怕我告發你？”我也嚇唬他：“這裡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
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這樣的一種友誼，在那個親友間也只能用手握得緊一點兒來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幾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著蒼涼、傷感的自然氣息的地壇公園才是可能的。那年我二十歲，二十歲的女孩兒，有著怎樣一種尋覓知己、傾吐心聲的渴望！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半年以後，受朋友牽連我身陷囹圄，我們的交往被迫中斷了兩年。
一九七七年初，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又一次敲響了他的房門。還是那張鐵床，還是那盞台燈，還是那真而純的目光，但是，從他臉上的表情，我清晰地感覺到了時間給我帶來了怎樣的變化。他不相信生病住院的解釋是我突然失蹤的理由，許多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人們已經習慣於接受現實。
從那以後，我們的交往多起來。我知道他放棄了英文，開始寫作。我想，他之所以選擇寫作，並非因為這條道路更加輕鬆，而是由於命運的坎坷使他倍感人生的憂鬱和孤獨。人在快樂的時候，往往願意同別人接近，同親人們以至路人分享自己的快樂。人在憂傷的時候，也需要與人交流，只不過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陌生的耳朵是無法懂得憂傷者的語言的。正因如此，他的作品總帶有一絲傷感的情調。這種傷感，不是那種使人落淚的傷感，而是令人無可逃避、無可奈何的傷感。一九七九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的刊物發表了他的短小說《愛情的命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印成鉛字．過了沒多久，他寫了又一個短篇《兄弟》。當時，我和一些朋友正在編輯文學刊物《今天》，他看了以後很感興趣，也很欽佩那些在《今天》上發表作品的作者，我準備把《兄弟》拿到《今天》去發表時，他似乎並不那麽自信，結果卻受到了極高的評價。很快《花城》便轉載，並引起了極大的注意。他創作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沒有太陽的角落》最初也發表在《今天》，《青年文學》雜誌轉載時，將題目改為《就是這個角落》。
十幾年過去了，他從一個街道廠的臨時工成為一個著名的作家，然而在我們彼此的心目中，仍然是普通的、又是不可缺少的朋友。他把愛和理解帶進我的生活，他幫助我擺脫了許多煩惱和怨恨，他幫助我希望、熱愛、生活。他知道，我需要；我也給他同樣的回報，我知道，他也需要。在經歷了夠多的人生的悲歡之後，我們越來越感到，這是多麽難得，因而又是多麽珍貴。許多次，我夢見他像健康人那樣迎面走來，高大、健壯……是的，我多麽希望他能重新站起來，行走、奔跑……但夢醒之後，我又想，如果他不病，我們便不可能相識，在這匆忙而又短暫的人生中，我將失去這份珍貴的友情。不，不僅僅是自私，我是想說，也許上帝終歸是公正的，把他放在火上烤，同時也使他有了涅繫的可能。他沒有腿，但他會比許多健全的卻是平庸的人走得遠，他經歷了常人經歷過的一切，還遭遇著常人不可能遭遇，甚至無法想象的一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失去雙腿，確實是命運對他的恩寵。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他住在前永康胡同一個大雜院的最裡邊，從院門到屋門，手搖車得走過小幾十米坑窪不平的土路，他的小屋只有六七平方米，屋裡除了床和寫字台，剩下的空間僅夠他的輪椅轉個小彎兒。最初是奶奶照顧他。看過《奶奶的星星》那篇小說的人都可以想象，他的癱瘓對於奶奶和奶奶的死對於他意味著什麽。當時，他父親下放到雲南的林學院還沒遷回北京，媽媽只好請了事假照顧他。在我的記憶裡，她顯得非常年輕，戴一副白邊眼鏡，不像我們許多同學的媽媽已經是老太太了。現在掛在他書櫃上的一塊白底深藍色圖案的花布是他當年的窗簾，那塊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在那近乎於寒磣的小屋裡，唯有那塊優雅而又樸素的花布，流露出母親的趣味和素養。看見這塊布，我便想起那位文靜的中年知識婦女的形象。她病得突然，死得更突然。那篇每每使我淚下的散文《秋天的懷念》，沒有寫在媽媽病危的日子裡，他怎樣搖著車到藥店和一個又一個熟人的家裡去尋找可能使人起死回生的“牛黃安宮丸”。一位四十九歲的母親，能夠承受為兒子治病欠下的幾千元債務的重負，能夠承受後半生服侍一個病人的磨難，卻怎麽也承受不了生龍活虎的兒子失去雙腿的打擊。她走了，留下殘廢的他和十歲的妹妹．由於生活拮據，他不得不搖著車到街道工廠去上班，日複一日地在鴨蛋上畫仕女，每月掙十幾元錢貼補家用。大約有兩年，他每星期奔波於民政局、知青辦、房管局，終於得到了政策明文規定的傷殘補貼和面積增加了一倍的房子。一九七九年，由於下肢麻痹、腎功能受到嚴重破壞，尿毒症威脅著他的生命，不得不造漏排尿。緊接著，由於肌肉萎縮，血液循環受阻，再加上每天長時間地坐壓，褥瘡發作，前景是敗血症。一九八六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寫作整天臥床——冬天，他那毫無知覺的腿，經不起寒冷，如果凍了，就有壞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熱量只能從上身排出，額頭的痱子從來不斷……
提起這樣的境遇，人們往往會想到憂鬱、淒涼、孤獨這些字眼，想到一個夾著紙煙，悶悶不樂、敏感而又古怪的形象。但是，這種形象不屬於他，他代表的是無論怎樣冷酷的境遇都具有的積極的一面。只要見過他笑的人，就絕不會認為我的話有絲毫的誇張——他笑起來十分熱情，小眼睛眯成一條縫，有時還透著幾分孩子般的狡猾，像是對某個惡作劇彼此心照不宣似的——你絕不可能在他那個年齡的其他作家的臉上看到那麽單純而又燦爛的笑。
遺憾的是，我沒有能力描繪一個盡善盡美的形象，就如同對他的作品——我愛他的作品，但我說不清楚，是他作品本身的魅力呢？還是因為它們生動地反映了他寫作時的心境和生活？我沒法退回到一個對他一無所知的讀者的地位，把那些作品僅僅看成是一篇小說；同樣，我也無法像一個崇拜者那樣，把他僅僅看成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或一個身殘志堅的英雄，我所能介紹的，是另外一個史鐵生，是一個具體的、實在的、在北京一個大雜院中一間普普通通的平房裡活動著的史鐵生。
如果說他有什麽特別的話，最突出的要算是嘴饞並且胃口好。他愛吃肉，又正好屬虎，所以朋友們都叫他“食肉動物”。他喜歡所有好的和好吃的東西，對文學的迷戀都遠不如對吃的迷戀。患尿毒症住院，高燒連日不退，人有活不下去的危險，他躺在病床上，想的全是吃，把生平能想到的東西像過電影似的過了一遍，可惜篩選出最想吃的是豬蹄。好在，他並不特別挑剔，對於那些雜七雜八的紅白下水、蹄子、腦子，不管是豬的、牛的、羊的總是一視同仁。有的人饞，但苦於吃不下，他可總是來者不拒。煮好的茶雞蛋放在桌上，他一會兒吃一個，壓抑了又壓抑，還是能連續吃六個而不覺得滿足；買來的豆腐絲，還沒等做成菜，他就一撮一撮全抓著吃了。無奈，怕他吃壞了，他父親只好像防貓或防老鼠一樣把吃的東西緊著收起來。在他的嗜好中，尤以北京風味小吃為甚。因為地壇廟會有小吃，開張第一天我們就去了，吃了爆肚、炒肝、茶湯、豌豆黃還不算，又買了灌腸、白水羊頭帶回家接著吃，邊吃還邊給來做客的法國朋友講各樣小吃的來歷和吃法。他常給我這個不正宗的北京人講街頭挑擔、夜晚叫賣的舊景，還每每感歎北京小吃的今不如昔。當然，如果你問他烤鴨或炒肝哪個更好吃，他肯定會說是前者，但是他總也脫不掉“土”勁兒。如果讓他選擇，他寧願每天吃炒肝而不願每天吃烤鴨。看到他托著碗吃炒肝時的那個香勁兒，那種有滋有味的模樣，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一個精於品味北京小吃的美食家的形象。
談這些似乎不太雅，但這確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作為一個孝子要為父親操持生日家宴，作為一個兄長要為妹妹準備結婚的陪嫁一樣。他接受他所看到的現實世界，作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他的身上充滿著矛盾和變化。
剛得病的那幾年，有人嘲笑他的腿，他說他恨得想抱著炸藥包衝過去，和那些人同歸於盡；現在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有的不再是恨，而是憐憫。一次，我們騎車推著他的輪椅去紫竹院公園，路上一個警察硬說我們是扶肩並行，要扣我們的自行車，還要讓我們去派出所繳罰款。他怎麽容忍得了這種欺侮！便和警察吵了起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發火，氣憤得直發抖，大有要拚命的意思。幾年之後，他看到一個警察訓斥一位騎車帶孩子的婦女，等耀武揚威的警察罰了對方錢把婦女打發走了以後，他把車搖過去，心平氣和地對警察說：如果你自己的妻子每天必須要帶著你的孩子送幼兒園的話，你又會怎麽想？大家活著都不容易，應該心懷善意。
他變了，變得平和了，變得灑脫了，變得寬容了。丁玲曾經邀請他和幾個青年作家到家裡座談，由於對名人的敬，也由於對名人的畏，他拒絕了。後來，丁玲的秘書張鳳珠同志又一次去邀請，他才答應去。過了沒多久，丁玲去世了，他用一張白紙寫了挽詞來表示自己對這位文壇前的悼念。他對我說：年齡可以是一堵牆，但牆可以有門和窗。一個人，不管有什麽樣的政治見解和文學主張，只要是真誠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紀念碑。
以前，有人為什麽事征求他的意見，他總是竭力用自己的觀點去說服別人。比如對愛情的看法。他認為愛情的標準應該是或者一百分，或者零分，對於除此以外的其他戀愛觀念他總是很不以為然。現在，他的思想方法改變了，他認為任何觀念都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重要的是要符合雙方的意志，強加是最最錯誤的。所以現在有人征求他的意見，他總是引導別人弄清楚雙方的意願。似乎這很現代，可他自己卻仍然傳統。強烈的懷舊情緒、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很難使人和他的經歷聯繫起來。小學校的一棵白楊樹，一個扎著翹翹辮總是和他爭第一的小姑娘，使童年的回憶罩上了一圈兒玫瑰色的光環。為此，他常常搖著車到他母校的門口去轉轉；吹糖人的小販使他對奶奶的懷念變得那麽真切、那麽溫暖。為此，他追上去買兩個，像是完成了一個宿願；除夕夜，從“小板凳、擺一排”唱到“讓我們蕩起雙槳”，從《三套車》唱到《走西口》，唱出了他三十多年歪歪斜斜的腳印和顛簸的車轍……在這往昔的回味中，他舔乾淨自己的傷口，丟下了許多委屈和怨恨，但卻不曾忘記如何去同情、如何去愛。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一清早他就到了我家，神情顯得特別沉重，他隻說了兩個字“噩耗”，然後拿出剛剛收到的西藏青年女作家龔巧明遇難身亡的訃告。我們都被這意外的消息驚呆了，誰也說不出一句話。長時間的沉默。他說：“錯了，全錯了！死的應該是我，而不是她！”龔巧明是我有生以來最尊敬的女性，一九七九年我們認識時，她還是四川大學的學生，已經有了個五歲的女兒。她的小說《思念你，樺林》表現了一位女性作家的細膩、柔美，就像她的人一樣，晶瑩、潔白、高貴，她執著追求的人生哲學深深地影響著我，她待人熱情、善良、真誠的態度極大地改變了我。時至今日，我仍然感到，如果我在生活中忽略了這些影響，我將無顏面對亡友的在天之靈。也許，這就是人之所以需要朋友的真正意義吧？巧明和鐵生認識是在她去了西藏以後，她送給他一把漂亮的藏刀，現在還端放在他的書櫃裡。就在那年初春，她來北京出差，還請鄭義、鐵生、我和我愛人在東興樓吃飯，半年以後，卻無端地死於車禍。據她的姐姐說，她的遺體葬在拉薩的公墓，她上小學的女兒小妮子在葬禮上焚燒了一封長長的信……現在，當我寫這些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就像發生在昨天，她仍然穿著那件橘紅色的滑雪衫，站在西藏晶瑩的雪地裡，高原的太陽照著她，她微笑著通過山口向人們走來……我沒想到，巧明的死會如此震撼鐵生，他和我們一起，搖到團結湖通知北島，又搖到戲劇學院通知萬之。他囑咐我，一定要盡快發一封唁電，囑咐我一定要盡快把這個消息告訴鄭萬隆和李陀。一直到分手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說：“她有愛人有女兒，死的不應該是她，而應該是我。”我相信，不是他要這樣說，而是他想不到可以不這樣說。如果他的死能使巧明起死回生的話，他是絕不會猶像的。
如果你不光是讀過他的作品，不光是僅僅見過他一面，而是同他交談、交往，那麽他給你留下的這些交叉、矛盾、模糊的印象，就會被他具有的吸引力糅合在一起。不只是他的喜怒裒樂，就連他不管春夏秋冬總是喝涼開水的習慣，都是他個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人的假象。
小夥子們到他那兒談球賽、談長跑；姑娘們到他那兒去談失戀的痛苦、談對愛情的渴望；母校清華附中的女生去向他討教人生、北京四中的男生去向他學習寫作；老同學生了孩了讓他給取名字、年輕朋友找了對象請他給當參謀；王安憶給他寄來了手織毛衣；內蒙皮鞋廠為他特製了棉靴……
是怕他孤獨嗎？是。也不是。更多的時候是感到孤獨的時候都願意到他那裡去聊聊。這些年，每當我有什麽煩惱時，已經習慣於先去找他一吐為快。並不是他能提供解除煩惱的妙方，而是你不用為自己的軟弱或尷尬的處境而難為情，他絕不因自己的不幸而蔑視別人的不幸。他給予別人的，不是枯燥的說教，說幾句迎合口味的話更不是他所擅長的，他給予的——至少，給予我的，總是他最寶貴的財富——對人生的苦苦思索。這是他能夠寫，面且寫得好的依據。然而，他不像許多人那樣，把自己的發現埋在心裡，不告訴別人，生怕別人“偷”去。情感——歡樂也好，痛苦也罷，是任何旁人所無法取代的，分享或分擔都極其有限，充其量是到他那裡去說、去哭、去笑。這就夠了。我們常說，人生充滿愛，然而當我們捫心自問，你有多少時候、給過別人多少愛的時候，你才會懂得，能夠耐心地傾聽，陪著你哭陪著你笑的朋友具有怎樣的意義。
也許有人認為，他活著，而且快樂，是因為寫作，因為寫作的成功。我認為這話隻對了一半。的確，他一直在寫，用心血而不是用墨水在寫。他希望自己寫得盡量好，但並不奢求百發百中。在他看來，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是允許發而不中的，否則就成了神槍手而不是藝術家。事實上，有些作品，他自己和讀者都並非滿意。他寫作的速度很慢，一個短篇有時得寫幾個月，一個句子不滿意，他能翻來覆去修改一天，寫了上萬字的稿子，只要不滿意，撕了他也不覺得可惜。他坐在輪椅上、躺在床上欣賞聚在他周圍的人的怪癖，觀察人們情緒的起落，從別人無意識的談話中搜集素材，他的許多構思都是想了幾年而不是聽任一時的靈感。
我從未看到過一個知名作家面對崇拜者，尤其是面對真誠的讚揚，會顯得那麽不知所措；也從未聽說過一個在文壇上被承認的青年面對新聞界會顯得那麽躊躇不安。一九八五年初，《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獲獎，全國數十家報刊、電視台的記者、編輯蜂擁到他家，把他“圍困”起來。他是又怕、又煩、又愁。我們在一起商量“突圍”的辦法。我建議他白天到朋友家去躲躲，但都因為房門太窄手搖車進不去、房間太小輪椅轉不了彎兒或樓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無奈，在冬天最冷的日子裡，他只好全副武裝，到地壇公園去“逃難”。好像是故意捉弄他，他躲了，倒沒有一個人來訪，他一在家，來訪者又連續不斷。在那段時間裡，我甚至都恨起了我的同行。
他院子的門上貼著“敬告來賓”的字條，內容大意是：史鐵生願與各界新老朋友交往，但精力有限，不按規定時間來訪者，恕不開門。他的房門上貼著“來客須知”的字條，內容是這樣的：“史鐵生不接受任何記者、報告文學作者的採訪；史鐵生一聽有人管他叫老師就睡覺；史鐵生目前健康狀況極糟，談話時間一長就氣短，一氣短就發燒、失眠，一發燒、失眠就離死不遠；史鐵生還想多活幾年，看看共產主義的好日子。”有一段時間，他的輪椅上，寫字台上、書櫃上貼滿了這類字條。
這是一個知名者的故作姿態、故弄玄虛、以奇取勝嗎？其實，他只有在人後寫條貼條的勇氣，在現實生活中，他常常因為不會說“不”字而痛苦。對於健康人來說，換個環境，一走了之是再容易不過了，可對於他卻有許多解釋不清的困難：常人無法理解，他無處也無法逃避，因而無權選擇來訪者，個人意志受到侵害時的沮喪；常人無法理解，當他把極為有限的精力投入創作時，陌生人卻要無端地奪去他的時間——他的生命時的惱怒。他說，有時候聽見敲門他就害怕，看見來人他就想哭。這是怎樣一種讓人無可奈何的局面！他怕記者採訪，因為他相信蓋棺定論，一個人活著讓別人對他評頭品足，是非常令人難堪的：他怕編輯組稿，因為他不願使寫作成為“還債”。一九八七年夏天的酷暑使他徹夜難眠，讓向他約稿的編輯部租間有空調的房子躲幾天，並非不可能，但是他說，我不能為幾天的舒服把自己賣了，我寧願熱，寧願熱得寫不了，也絕不受那份罪。
有一次聚會是難忘的。聚會的理由我已記不清楚了，隻記得相邀的有力雄、潘婧、陳志偉和他懷著身孕的妻子。那是八五年初春，為了能把這些人裝進我家的小屋，前一天還特意拆了爐子。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談了許多趣聞逸事。當然，席間最中心的話題是談吃。羊肉片的價格躥著往上漲，使這幾個酷愛吃涮羊肉的大為驚慌。對於漲價，鐵生的哲學是，如果不打算“戒”掉，最好抓緊吃，否則明年還漲。然而抓緊吃需要錢，大家七嘴八舌不知是誰提出要搞點兒“涮羊肉文學”，也就是不費腦子、又容易來錢，來了錢不乾別的，專門吃涮羊肉的那種通俗小說、電視劇本什麽的。我們談得很細，不光淡了怎麽寫，還談了怎麽“賣”，然後是怎麽吃。如果把那天說的寫出來，可能會是一篇不錯的黑色幽默，可惜那點兒素材都讓大夥兒當下酒菜吃了。酒喝了不少，餃子也吃了許多，午餐結束了，大家仍然談興未減，話題轉到寫作、往事、社會，最後談到人生。儘管我仍然記得那一次淡話的調子，但具體內容卻忘掉了不少，可有一點我卻記得非常清楚，因為鐵生愛吃爆肚，我家又離北京最有名的“爆肚王”很近，他便把他的觀點命名為“爆肚主義”。他說，只要是喜歡，吃爆肚和登珠穆朗瑪峰給予人的享受是一樣的，儘管在別人看來登山很苦很危險，就像不喜歡吃爆肚的人認為那很膻很髒一樣，對於本人卻是一種享受。之所以說登山並不比吃爆肚更為高尚，是因為二者的目的都是為了某種滿足——英雄欲和食欲的滿足，這種滿足使人愉快，這種愉快正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自我實現。運用什麽方式達到自我滿足的目的固然有審美趣味、價值觀念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只有在特定的社會範疇裡才具有道德的意義，而就人的意義來講，任何選擇都應該受到尊重，因為事實上它們是同等的。
我不知道我的記憶力和理解力是否可靠，這樣來表述他的觀點是否準確，但我總也忘不了他的形象。為了尋找合適的措詞，他會突然把談話的對方甩在一邊，不是仰頭看著天花板，就是低頭在輪椅的膠皮軲轆上蹭那半支熄滅了的香煙，眼裡充滿了緊張、急切的神情，等他考慮成熟尋找到了合適的詞句，足以擊敗對方時，馬上變得興致勃勃，就像一個頑皮的男孩兒找到了自己心愛的玩具手槍，得意地玩味著自己的發現。天已經黑了，大家爭論的聲音很大，我直怕騷擾同院的鄰居，一再要求他們把聲音放低，卻全然無效，直到每人端上一碗熱氣騰騰的小豆粥，才把大家那口乾舌燥的嘴堵上。我之所以描述那次聚會，是因為那次談話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至少，它使我進一步了解了他對人生的看法。他本人不是一個“爆肚主義者”，也不是一個登山的英雄主義者，寫作才是他得以自我滿足的手段。但他的自我滿足不是成功的喜悅，而是尋找的喜悅，用他的話來說，寫作是為活著尋找理由。重要的是“找”，而不在乎是否找得到或找到的是什麽。事實上，對於他來說，成功的喜悅和付出的艱辛相比，前者是那麽微不足道，以至於當成功的現實擺在面前時，竟無暇去品味其中的快樂，更多的是為它帶來的干擾而煩惱。
所以，確切地說，他活著，而且快樂，是因為他在寫，而不是因為他寫得成功。就像他在愛、在恨、在悲傷、在歡樂一樣，他在用筆完成生命的過程。
也許有人說，他活著，而且堅強，是因為他悟出了佛性、禪性。
一九七二年，他從延安回北京治病，走著住進友誼醫院，一年後被抬著回到家裡，一個剛二十一歲的小夥子，從此永遠失去了行走的自由。“我為什麽活著？”他一次又一次問自己。然而，一個人在那樣悲愴、迷惘的情況下，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對這樣一個簡單而又深奧的問題做出解釋的。對於一般人來說，使人覺得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是極其有限的，對於他來說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一次又一次想到死，想到解脫。《人間》那篇散文寫了親人和朋友的愛如何溫暖了他，把他挽留在人間。但人畢竟不是為他人而活，別人可以安慰你，幫助你，但沒人可以替你忍受任何一點兒心靈和肉體的折磨。他必須為自己尋找到能夠說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那麽，他找到了嗎？我說不好。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夠找出合理而又永恆的答案。我只知道，他從來沒敢放棄，也沒敢放鬆過尋找的努力。
一九八五年夏季的一天，正是吃晚飯的時候，他來到我家，丈夫背他進屋坐在專為他準備的躺椅裡，一貫食欲極佳的他不吃不喝，連西瓜都難以下咽。我家那窄小而昏暗的小屋，以往盛得下他那麽多歡笑，那麽多詼諧，那麽多神奇幻想，那麽多連珠妙語，那天卻盛不下他那麽沉重而又深刻的痛苦和悲哀；我自以為得意的烹調手藝，常使他一飽口福、盡興而歸，這次卻無法彌補他對人生無限遺憾和茫然於一隅。見他不說話，丈夫只好陪他出去走走。我丈夫是個內向的人，他們之間除了情趣相投以處，更主要的是那種盡在不言中的理解。在故宮牆外的筒子河邊，他沒有訴苦，他也沒有詢問。面對暗綠色的河水，他對鐵生說：“你是條漢子，活著應該痛痛快快，活不下去，我推你一把，也沒什麽了不起。能不能闖過來，全看你自己的了。”
男人自有男人理解和安慰的方式。然而，他能夠體驗的，是一個男人、一條漢子的痛苦，卻無法體驗一個傷殘的男人，傷殘了卻仍是一條漢子的男人的痛苦。我想，這之間的不同是無法用概念來加以說明的。“傷殘人受了傷害還沒地方去說理！”這該是怎樣的悲哀呵！在那些日子裡，鐵生不能正常起居、進食、寫作，他甚至要求我，為他保存一些有用的東西。除了默默地流淚，我無話可說，我有什麽資格去勸慰一個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仍然想死的人呢？對無數怯懦地苟活著的人，我又能用什麽理由去阻止他呢？對於他來說，重要的不是活著或者死去，而是怎麽活和為什麽死。如果活著對他已成為一種痛苦的忍受，讓他為別人，特別是為朋友而繼續忍受下去不是太殘酷了嗎？不久，他躲到北影廠招待所去修改電影劇本《死神與少女》，我們帶了菜去看他時，他已經基本恢復過來。關於那次經歷，他仍然隻字未提。沒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相信，他不是羞於啟齒，也不是怯於啟齒，而是要把那痛苦深深地埋在心裡。很久以後，他對我說：“別怕絕境，人只有在絕境中才能找到出路。”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次面臨這種絕境，但我知道，他的變化、他的心的升華——成為他作品的意境、人生的哲學和悟性，是在無數次與絕境的搏鬥中完成著。
他的堅強不表現在他沒有軟弱，而表現在頑強地與軟弱鬥爭，把超越連續的痛苦看成是跨欄比賽，就像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推石頭，墜而複推，推而複墜，永無止息。
有些人關心他的創作，希望他能寫出更精彩的短、中篇以至長篇；有些人關心他的腿，希望醫學上出現奇跡，讓他能重新站起來。我和朋友們關心的，則是他在超越連續痛苦的跨欄比賽中能否百戰百勝。否則，他便不可能寫出什麽精彩的作品。否則，即使他的腿真的治好了，也可能會是又一次災難！
寫於一九八七年
作者簡介
徐曉，出版人，作家。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曾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編輯，現任財新傳媒*席文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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