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譚】
生老病死雖然殘酷，卻是創作者們偏愛的主題。衰老已經讓人力不從心，失去記憶則進一步把人推入充滿懷疑、恐慌的日常生活。正處於演技純熟練達階段的何冰，首次轉變身份進行話劇導演創作，就選擇了法國劇作家弗洛裡安·澤勒描述阿茨海默症患者的劇本《陌生人》，並在劇中飾演了患病的父親安德烈。在劇中，阿茨海默症導致的記憶喪失給劇情製造了層層迷霧，與跳脫於不同時間線索和真偽情境中的眾角色一起，給這部作品蒙上了一層懸疑而焦躁的情緒。何冰的導演首秀能看出創作者在文本解讀和舞台形式的用心和創新，但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思考，“外國文本本土化時，因文化差異，角色的表演方式是否也需要本土化處理？”
新意
台下觀眾獲得主角視角
何冰飾演的安德烈，是一個居住在法國巴黎公寓裡的老人。由於身患阿茨海默症，安德烈生活不能自理，卻因為多疑又暴躁的脾氣趕走了好幾個護工，與女兒的關係也變得格外緊張。在他碎片化的記憶裡，女兒時而要去倫敦與愛人定居，時而又與陌生男人互稱夫妻；他可能住在自己的公寓，也可能是寄住在女兒女婿家裡；從記憶混亂到記憶喪失，最終甚至連他究竟有幾個女兒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台下的觀眾在《陌生人》這裡獲得了主角視角，和安德烈一起經歷著困惑、焦慮和憤怒，真切感受到了一個阿茨海默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以及家庭關係中所承受的折磨和抉擇。在舞台上，具有秩序象徵的手錶最終丟失，滿台家具亦從疏落有致變成空余一床，被抹平記憶的人慢慢退回生命原點，當何冰飾演的安德烈手足無措地喊叫著“媽媽”尋求幫助，我們知道一個飽受折磨的生命，終於迎來了最後的清算。
爭議
“巴黎老頭”卻一口京腔用意何在？
《陌生人》的故事發生在法國巴黎，然而在何冰這一版的創作中，身患阿茨海默症的法國老頭安德烈卻是滿口流利的北京方言，一時間讓人產生了“北京老頭在巴黎”的恍惚。顯然，以台詞功底著稱的何冰並非隻局限於京味兒話劇演員——在此前舞台劇《喜劇的憂傷》中，他所飾演的編劇言辭戲謔，使用的是一種略顯文縐縐的國語；在影視劇中，他也成功塑造過許多語言風格迥異的形象。
如果說《陌生人》中對安德烈台詞進行本土化，或者說北京話演繹的處理是一種刻意，那麽我們不禁要提出幾個問題：為什麽只有父親安德烈一口京腔兒？這種刻意是否隱含著導演在《陌生人》中對於言語形式的挑戰？這種挑戰，又是否在撲朔迷離的劇情之外，給觀眾製造了第二重陷阱，讓人徹底迷失在阿茨海默症患者的記憶迷宮裡，對於日常生活的隔閡感產生了更直接的觸動？
《陌生人》劇情撲朔迷離，老父親安德烈與女兒、女婿等人的對話在編劇頻繁的分場中打亂了發生順序，還埋下了許多前後矛盾的情節。在安德烈的世界裡，一切失序繼而失真，與外界溝通的大門正在緩緩向他關閉。如果他與周圍人的對話內容是逐漸破碎的，那麽講著一口北京話的巴黎老頭所帶來的恍惚感，可能也從形式上映射了他與外界的隔閡：無論他說的是英語還是法語，甚至是北京市井方言，都不能改變失憶狀態下與親人交流的重重障礙——他們在同一屋簷下各說各話，在某個時間點或者某個記憶的片段中相遇，隨之各奔東西，再也找不到前一刻的彼此。
因此，安德烈記不清他有幾個女兒，亦不知女兒有過幾段情感關係，認不出家中出現的號稱女婿的陌生男人們。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何劇中每個角色的台詞風格都不在同一頻段：在安德烈的認知裡，家中眾人都是沒有因果聯繫的闖入者，他們無論以何種方式表達，無論是跟隨他的北京方言，還是端出一副譯製片架勢，皆是一個阿茨海默症患者所能接收到的片面形象。與以往舞台與觀眾之間存在的間離效果不同，何冰演繹的法國老頭安德烈，憑著一口京腔兒和其他角色製造了一種舞台內部間離。而這，恰好也與阿茨海默症患者的失憶狀態達成了某種共識。
思考
將外國作品本土化需要自圓其說
當然，《陌生人》作為何冰的導演首秀，在整體呈現上依然存在一些尚需打磨的地方。假如前面提到的台詞風格不統一是他可以追求的效果，那麽除了他本人一如既往的精彩表演，台上其他演員可能還需要更準確地尋找自己的角色。畢竟，舞台上只有老父親安德烈是阿茨海默症患者，對於台下清醒的觀眾來說，撲朔迷離的只是劇情，每個角色立足於舞台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並不能因此缺席。
在國內的話劇舞台上，外國作品的本土化問題向來是容易引起爭議的話題。無論是在翻譯過程中對原作進行本土化改編，還是在表演中對角色進行本土化處理，在無法消弭的文化背景差異下，相比於展現在舞台上的“如何改”，創作過程中需要回答的“為什麽改”也許更值得思考。類似於本次“北京老頭在巴黎”的困境，不只在於表演的差異，更在於整部作品可以自圓其說的合理邏輯。希望《陌生人》尚未充分解答的問題，能在何冰下一部作品中繼續展開思考。
查拉（劇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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