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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錦:主要精力和注意力要放到發掘結構性潛能,而不是宏觀刺激政策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世錦

  結構性潛是對經濟增長第一位的因素

  《讀懂“十四五”》通過一份總報告和一批專題的研究成果,集中討論了“十四五”和到2035年經濟社會領域的一些重大改革——產權制度改革、企業治理結構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創新、綠色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問題。每個問題都可以專門開一次會議,但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

  當然,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還是要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什麽叫目標導向?就是對準我們要達到的目標,應該進行哪些改革。問題導向就是有什麽問題、為了解決這問題而去推動改革,也就是我們平常講的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最後改革要落地、要有成效。 

  最近我講得比較多的是,怎麽理解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增長動能。去年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和其它國家一樣,我們采取了相對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但是現在經濟基本上接近恢復到一個正常狀態,所以最近大家都在討論,這種寬鬆的政策什麽時候退出,以及如何退出。決策層的態度很明確:不急轉彎,但這個彎還是要轉,而且要轉好這個彎。

  不急轉彎是因為中國經濟目前還沒有完全恢復,特別是國際上疫情能不能以及何時才能夠控制住,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比如我國的宏觀杠杆率,前兩年比較高,經過努力已經控制到一個比較低的水準,但是過去的一年又提升了20多個百分點。最近有些地方樓市、股市比較熱,原因在什麽地方?有沒有泡沫的因素?這個問題還不好做結論,但是已經出現了令人擔心的現象,特別是有些金融風險現在已經開始暴露。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彎一定要轉,而且要轉好。

  中國在過去一段時間,宏觀政策總體上是克制的,而且度把握地比較好,沒有像有些國家那樣搞大水漫灌,但同時基本上滿足了救助和恢復經濟的需求。所以,當我們的經濟回歸常態以後,宏觀政策的所謂轉彎,難度相對還比較小。

  但是最近我注意到一個情況:很多人把經濟增長的寶押在宏觀政策上,總是希望宏觀政策松一些,以為松一些中國經濟就會好一些。我覺得非常需要講清楚一個問題——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政策,在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中到底起什麽作用?

  從邏輯上來講,宏觀政策在經濟增長中主要起短期平衡和穩定的作用。中國經濟將近40年的時間是高速增長,過去一些年已經轉入中速增長。我們之所以能夠高速增長、中速增長,主要靠的是結構性潛能。什麽叫做結構性潛能?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的經濟體,在技術進步、結構轉型升級、城市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增長的潛能。通俗地說,就是發達經濟體已經做過了,中國正在做、或者我們有可能有條件做的事情,這些事情所帶動的增長動能。

  一定要排個順序的話,結構性潛能對經濟增長來講是第一位的,宏觀政策是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當然,這個排序未必合理,因為結構性潛能和宏觀政策的作用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如果沒有結構性潛能,宏觀政策再高明,也不會比發達經濟體好到哪去,很難有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長。我們把結構性潛能可以看成是一隻蘋果,發達經濟體是一隻熟透了的蘋果,中國這隻蘋果目前隻熟了一半,還半紅半青,我們還有結構性潛能可以利用。我是想強調,我們主要的注意力和精力還是要放到發掘結構性潛能,而不是宏觀刺激政策上來。否則,如果本末倒置,將會貽誤戰略機遇期。

  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

  結構性潛能到底怎麽理解?我們在高速增長期,結構性潛能主要是房地產、基建、出口等等,但是最近一些年,這些結構性潛能在逐步地減弱或者消退,所以“十四五”、乃至更長一段時間,比如說到2035年,我們必須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

  最近,我提了一個“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1”就是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和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我先講一個最簡單的判斷:“十四五”期間乃至以後更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能,百分之七八十應該就在這個範圍——都市圈和城市群——之內。

  所謂“3”是指,實體經濟方面,得補上中國經濟循環過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等基礎產業領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補這個短板將有利於全社會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今後10-15年,中等收入群體應該實現倍增——由目前的4億人左右增加到8-9億人。實現這個目標、補上這個短板,將有利於擴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同時擴大人力資本。三是基礎研發能力不強,中國最近幾年創新發展很快,但是基礎研究和源頭創新是我們的短板。最近一段時間,國際上有人卡我們的脖子,但我們內循環有沒有自己“卡脖子”的地方?基礎研究、源頭創新就是我們自己的短板,或者說自己“卡脖子”的環節,只有補上這個短板,才能夠有效地應對外部“卡脖子”問題,同時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打牢基礎。

  所謂“2”是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是全球範圍內的一個新的增長潛能。最近歐盟講疫後重建、經濟復甦的時候,特別強調兩個動能:一個是數字技術,一個是綠色發展。儘管這是一個新的增長潛能,但是我們中國有優勢。

  剛才我講的“1+3+2”這個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

  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的5個問題

  關於未來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我想點五個問題:

  第一,城市化到了這個階段,為什麽會采取都市圈、城市群的形態?據我所知,最近幾年人口流動重點,已經不是由農村到城市,而是由小城市或者說中西部、東北的城市到三大都市圈、內地一些省會城市為主的新都市圈。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流動?經濟學上講的是所謂的集聚效應。這個集聚效應怎麽提高生產率,都市圈本身演變的規律和特點是什麽,這方面其實現在還有爭議,但這是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需要弄清楚。

  第二,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人員、資金——的雙向流動、或者說它的市場化,和都市圈、城市群發展到底有什麽關係?集聚效應的前提是,要素要能夠流動起來,我們最近一些年遇到的問題,比如農民要進城很困難——找工作可以,但是基本的公共服務,包括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比如戶口問題,很難解決。另一方面,最近幾年其實很多城裡人也想下鄉,特別是都市圈的發展,重點是那個“圈”的發展,很多城裡人想到核心城市周邊的小城市裡去(現在那些地方可能還是農村),但現在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難,似乎城裡人下鄉遇到的困難不比農村進城少,有些方面可能還多。像土地問題,現在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特別是集體土地入市,宅基地能不能流轉?怎麽流轉?很多理論問題、具體操作中的政策問題,對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都是硬約束。

  第三,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和我們現在區域發展是什麽關係?最近討論比較多的,是南北區域差距拉大。

  第四,空間規劃、特別是城市規劃與市場機制之間的關係。我們平常講,規劃定了以後,一張藍圖乾到底,但是回過頭看,我們過去做的規劃,有些也不大符合實際。因為,規劃最終還是人在制定,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我們認為,通過政府可以做出很好的規劃,來規劃行業的發展、企業的發展,政府有了規劃以後,行業、企業按照規劃做就行了,但是之後慢慢發現,這是做不到的。現在,在空間上,是不是一些主管部門做個規劃,就一定符合實際、就很高明?我看過這個領域的一些文獻和政府文件,也曾跟他們討論過一個問題:在空間規劃領域的文件中,我幾乎很少看到提市場的作用,也沒有看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

  市場在空間規劃領域還需不需要、起不起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一個理論問題,確實需要探討。當然,它實際上也是個現實問題。因為我個人的觀察是,市場是在起作用,最直接的就是人口流向。我們講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發展最快的就是人,就是老百姓有兩條腿、他所做出的選擇,他們去的那些地方,是發展最快的。所以,我們的規劃、公共服務的配給、土地等資源的分配(有些土地指標還要分配),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可以和市場的信號之間能夠建立起一種聯繫? 

  第五,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和都市圈、城市群發展是什麽關係?我們有個初步的研究:將來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現在還有一部分處在低收入狀態的人,有可能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大部分是農民工,已經進城了,他們下一步是最有可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但是他們在什麽地方能夠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呢?可能相當大一部分就是在都市圈、城市群的範圍內。所以,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對推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促進城鄉的融合發展,意義也相當重大。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各個地區——包括各個省、各個市,甚至各個縣,能不能給它比較大的自主決策權。據我所知,城市領導者有很多想法、有更好的辦法,能不能給他們比較大的自主選擇的空間,讓他去試一試。中國未來城市的發展,應該是讓人民生活的更富裕、更幸福、更有安全感,在更大範圍裡更有競爭力。這樣,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從底層來講,把流動的渠道打開,從政府做決策環節上,讓各個地方有比較大的選擇權。

  如果有這樣一個局面出現,中國的都市圈、城市群發展過程一定是生氣勃勃,一定很有創新性,而且一定會出現我們現在都想象不到的創舉,會證明中國是一個很有創造性的國度。這個過程,一方面能夠實現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增長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力資本發展、人們美好生活各方面的需要。

  《讀懂“十四五”:新發展格局下的改革議程》 中信出版社,2021年1月

  (根據作者在《讀懂“十四五”:新發展格局下的改革議程》一書研討會上的發言速記稿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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