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競爭！全球大國軍事較量進入新階段

【編者按】

1月22—25日，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年會在瑞士達沃斯舉行。本屆年會的主題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與以往歷次工業革命相比，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指數級而非線性速度展開。對這場可能深刻改變人類歷史的革命，人們的認知還遠未形成共識，存在諸多分歧和論爭。海外網-中國論壇網推出系列解讀，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切入口，試圖從世界秩序、世界經濟、世界軍事等不同角度，對世界歷史變遷中的技術因素進行深入探討。

——————————————————

近年來，世界主要大國圍繞人工智能、高超音速飛行、電磁與雷射、外空、網絡等新一輪技術革命的軍事應用，正展開日趨激烈的競爭。就在不久前，美國川普政府首次發布的《飛彈防禦評估》報告，提出了發展無人機部署的高功率雷射反導系統，針對各種彈道飛彈、巡航飛彈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全面反導系統等頗具技術挑戰性的目標，美國在軍事上尋求更大優勢的意圖十分明顯，也讓國際社會產生重啟“星際大戰計劃”的擔憂。不斷更新的大國軍事競爭走向何方？或許，人們可以回到歷史中尋找鏡鑒。

技術變遷下的大國軍事競爭

從歷史上看，大國權力轉移包括軍事力量對比的變化，技術變遷是推動和影響大國軍事競爭的重要因素。自19世紀中後期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以來，技術創新不斷加速，對軍事領域產生的影響愈發深遠。

20世紀上半葉，“無畏”戰艦、航空母艦、潛艇、鐵路、裝甲機械化部隊和戰鬥機、轟炸機、防空雷達等新技術在海上、陸上和空中的應用推動了主要大國在一戰前和兩戰期間的兩輪軍備競賽。

冷戰時期，美蘇軍事競爭的重點領域包括戰略力量競爭，圍繞歐洲展開的陸上軍事競爭，以及從歐亞大陸邊緣向遠海擴展的海上軍事競爭。在軍事競爭需求與國內外動員程度長期穩定的背景下，研發與應用新技術成為競爭的主要動力。在戰略武器競爭上，核武器及其運載和投送工具不斷發展更新，最終形成了基於“確保相互摧毀”和“三位一體”的戰略力量的核威懾。在常規力量競爭方面，飛彈武器全面進入陸、海空三軍戰鬥序列；主戰坦克、步兵戰車、自行火炮、防空和反坦克飛彈，通用和武裝直升機成為機械化部隊的骨乾；空中力量不僅進入噴氣時代，作戰飛機的性能也朝多用途方向發展，形成較為明顯的代際區分；通過核潛艇與航母和飛彈的發展，海上力量在動力與打擊能力上也進入核時代。冷戰中後期，電子電腦、衛星定位、精確製導、隱身技術等新技術革命的成果更加深入地被運用到軍事領域，全面進入戰役和戰術層次，推動了新軍事革命。美國在這輪技術革命中處於主導地位，使其在越戰後恢復信心，並借助裡根時期的擴軍，在與蘇聯的軍事競爭中獲得強勢地位，也奠定了其後冷戰時代持續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軍事霸權的基礎，與發展中國家形成資訊化軍隊和半機械化軍隊之間的“時代差”。

21世紀以來，其他大國相繼掌握和改進遠程精確打擊、隱身技術、數據鏈等新軍事革命的技術成果，而美國長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戰和國內社會經濟的困境又拖累了其冷戰後的技術研發。相對於1990年代，其他大國和美國在軍事技術上的差距有所縮小。

大國軍事競爭的四方面經驗教訓

縱觀歷史，工業時代以來一個半世紀的大國軍事技術競爭，可以提供四方面的經驗教訓。

第一，軍事技術的競爭貫穿戰略、戰役和戰術所有層次，研發與應用全過程，因而給參與競爭的大國帶來巨大挑戰。與民用技術相比，軍用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成敗對於國家安全與戰略的影響更大。同時，國防開支、軍隊組織和戰場的特殊環境等因素也對軍用技術的成本、性能和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儘管大國軍政長官人重視新技術對本國軍事力量的提升，但也需要避免在技術發展和應用上做出錯誤選擇。因此，主要大國高度重視技術跟蹤、研發和創新，並通過嚴格評估和篩選，推動技術應用。冷戰時期，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支持的大量研究項目中，只有一部分達到其成功標準，即研發的技術可以移交給軍方，但移交的技術中，能夠應用的還是其中一小部分。

第二，新技術和新平台在出現伊始，其影響力經常被高估，而傳統平台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則被低估。20世紀以來，武器裝備逐步成為技術融合的平台，平台之間形成體系，在造就更強軍事能力的同時，使大國之間軍事技術競爭更為激烈和複雜，新技術“抵消”“顛覆”的可能性不斷下降。大中型水面艦船並沒有因為潛艇、作戰飛機和飛彈等水下、空中和精確打擊的挑戰的出現而退出歷史舞台。在反坦克飛彈、武裝直升機等“坦克殺手”面前，坦克裝甲車輛依然在陸戰場發揮關鍵作用。面對防空體系的不斷更新，作戰飛機也不斷從隱身、電子對抗和防區外打擊方面融合相應的反製能力。20世紀後半葉，電子、網絡和外空技術的發展將平台融合為作戰體系，使不同平台之間能夠分工合作，揚長避短，共享態勢，快速反應。至此，軍事技術的競爭超越了武器裝備本身的現代化，衛星、網絡等指揮控制、數據共享和態勢感知能力成為作戰體系的關鍵。

第三，武裝力量必須要根據國家戰略需求，進行軍事理論和組織結構創新，才能適應技術變革，讓新技術充分發揮潛力。1940年，德軍坦克的性能和數量面對西線的英法軍隊，都不佔優勢，但德軍根據其在兩戰期間創新的軍事理論，在進攻中集中使用裝甲部隊，達到突襲和癱瘓英法陸上作戰體系的效果。20世紀60年代，面對美製U-2偵察機對中國西北腹地的戰略偵察和不斷提升的電子對抗能力，裝備20世紀50年代末引進的蘇製薩姆-2防空飛彈的中國空軍地空飛彈部隊，通過戰法創新實現了“飛彈打遊擊”和“近快戰法”，使原本用於要地防空的薩姆-2飛彈能夠通過機動設伏多次擊落具備電子戰能力的U-2偵察機，創造了防空作戰的奇跡。

第四，軍事技術的不斷發展給大國造成了軍事體系成本不斷增長的挑戰，長期軍事競爭中，軍民融合是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徑。如前所述，軍事技術創新環節眾多，要求苛刻，通過軍民融合動員更多有資質和能力的創新主體投入自身資源和優勢，參與戰略與技術環境評估、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及軍用技術平台本身的研製與生產，適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有利於提高科研和生產的效率。冷戰初期，為了與蘇聯長期競爭，美國軍方推動建立了蘭德公司等防務智庫，並支持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等高校長期開展技術研究。同時，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通過軍民融合，也可加快軍用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為民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增加國防預算的使用效率。冷戰時期，美國有更多源於軍用的尖端技術，如航空、電子電腦、互聯網、衛星定位等轉化為民用，引領美國的資訊革命，推動冷戰結束前後新一輪經濟增長；而蘇聯在國防上消耗的資源缺乏此類產出，雖然滿足國家安全的需要，但卻成為長期的經濟負擔，拖累了國內發展。這樣的歷史足資借鑒。

李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論壇網特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