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微信公眾號“天津日報”1月7日消息，記者從“權健事件”等聯合調查組獲悉，權健自然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束某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2019年1月1日，天津市警察機構對權健自然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涉嫌組織、長官傳銷活動罪和虛假廣告罪立案偵查。1月2日，對在權健腫瘤醫院涉嫌非法行醫的朱某某立案偵查。截至1月7日，已對束某某（男，51歲，權健公司實際控制人）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對另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候審。相關工作正在開展中。【聚焦權健】
那麽，組織、長官傳銷活動罪和虛假廣告罪，可能面臨怎樣的懲罰呢？此前的1月2日，澎湃新聞記者曾就此採訪多名律師。
當時，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張新年律師曾介紹，“傳銷犯罪”和“虛假廣告犯罪”通俗點講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組織、長官傳銷活動罪”，以及《中國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的“虛假廣告罪”。
張新年表示，倘若權健公司涉嫌的罪名成立，則同時觸犯了組織、長官傳銷活動罪與虛假廣告罪，而二者應首先分別定罪再合並處罰。
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解瑞松律師曾表示，依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應當對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長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若權健公司的傳銷行為達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警察部關於辦理組織長官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乾問題的意見》中關於“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則應當對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長官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解瑞松表示，在對“組織、長官傳銷罪”量刑時，如果其組織者和長官者滿足“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且還有其他犯罪行為，數罪並罰，最高有期徒刑可能會達到25年。
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解瑞松律師解讀，判定“組織、長官傳銷犯罪”有兩個核心點。
第一是以推銷商品和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與者繳納一定費用，或者購買一定的產品或者服務，以此獲得加入資格。
第二是組成了層級，然後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獲得報酬，還有以引誘或者脅迫的方式使參加人繼續發展他人，騙取社會財務。當人數達到30人以上，層級達到三級以上，可判定為傳銷組織，應對其長官者和組織者追究刑事責任。
對於“虛假廣告犯罪”，解瑞松表示，其主要的行為特徵就是違反國家廣告管理法規的規定，利用廣告對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做出虛假宣傳，其中包括產品的性質、用途、品質、價格、療效和售後服務等。解瑞松說：“比如它沒有這個功效，然後宣傳具有某個功效，類似的宣傳都屬於虛假宣傳。”
而在對於“虛假廣告犯罪”的判刑方面，張新年認為，在這起案件中，權健公司作為部門，如果存在犯罪行為應當實行兩罰製。
對部門判處罰金，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對上述的兩個罪名分別判處刑罰後，再依據《刑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對兩個罪名實行數罪並罰。
同時，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第二十條以及《廣告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犯罪的部門還會面臨由監督檢查部門處以罰款或者吊銷營業執照的處罰。
那麽，就權健公司在廣告宣傳的操作上來看，是否滿足“情節嚴重”的判定標準呢？
解瑞松表示，若“長期實施”，並“在較大的範圍內”，例如全國或者全省經常性地進行違法虛假宣傳，或者受害人較多、或受害人經過使用虛假宣傳的產品導致人身損害甚至死亡，就都屬於“情節嚴重”，應當以虛假廣告罪追究責任。
經銷商當“擋箭牌”，增加取證難度
張新年表示，由於“傳銷犯罪”和“虛假廣告犯罪”均為刑事犯罪，在取證及定罪過程中則要採用刑事上的證據證明標準。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刑事案件中採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這種證明標準遠遠高於民事上的“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
在以往的涉及權健公司侵權的民事案件中，採用的都是“高度蓋然性”這種遠遠低於“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卻都難以確定權健公司的責任，令其可以全身而退。所以在該案件偵查中，取得的證據能否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相應證據的證明力能否達到刑事上的證明標準將是一個重點問題。
解瑞松也認為，在取證傳銷組織“組織模式”、“盈利模式”以及“人員多少”等核心問題上，在本案中因為涉及人員較多、範圍較廣，取證也會遇到難度。
此外，權健每每全身而退，多是由於找到了經銷商作為“擋箭牌”。張新年認為，本次警察機構對權健違法犯罪行為立案偵查，可能也會碰到權健公司同樣的說辭。張新年說，在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下，經銷商是難以和企業掛鉤的。所以在取證、定罪過程中，需要找到充分的證據用以證明權健公司與其旗下的經銷商存在重大的關聯，以此打破權健的“擋箭牌”。在這一點上，也增加了該案中取證、定罪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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