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寧剛：“靜美”來自你的光

題圖：印象派理查德·索恩（Richard Thorn ）作品

藍花詩人十二星·訪談

採訪十二位不同星座

不同地域的八〇後和九〇後詩人

每人調製罕莫獨家萬字專論

擬以《藍花詩人十二星》出版

這個計劃源於諾瓦利斯

1、罕莫：詩人周公度認為“有一種慢，又有一種迅疾”在您的詩中同時出現，這種寫作追求可以概括成“靜美”，可以說“靜美”構成您審美的一種內在機制，從言語潛回到內心，並觀照了您審美體驗的所有細節。請談談您的體會。

宋寧剛：周公度是我欽佩的詩人。他的詩思和語言，有獨特的魅力。不過，對於他的這句話，我卻不知從何談起。也許留給他來回答——或解釋，會更好一些。“靜美”也一樣，都是讀者的感受。不知你是否感受到了？

倒是真有幾個詩人朋友跟我反饋，說我的詩文中有一種“靜美”。包括臧棣等。一個人的文字是靜的、還是躁的，讀者一讀就會有所感受。

詩是怎麽寫出來的？我的體會是：它是在寫作者精神飽滿的時候，仿佛雷達一般，探測、感知到詩神（或說詩性）的臨近，然後凝神定氣，將之轉化成分行的文字的。在這個過程中，寫作者的內心既是情緒高漲的，又是極為寧靜的。所以才會有所謂“靜美”？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是這樣寫詩的。但我想，至少有一部分詩人會是這樣寫的。他們對我所描述的情形，當不陌生。

2、罕莫：在2017年出版的詩集《你的光》的後記中，您談到了“詩的意義：寫作者被詩照得通透、真實，生活被詩照得明徹、單純。同樣，通過被照明的自身和生活，我似乎也看到了些許來自詩的珍貴的光源。”請談談您對“珍貴的光源”的體悟。

宋寧剛：我上面描述的那種一個人在寫作中精神高度集中、高速運轉的時刻，也正是寫作者被詩照亮、生活被詩照亮的時候。它會讓寫作者感知到生活中的詩性，忽然在某一刻對現實感到驚訝——也即維特根斯坦講的：世界之叫人驚訝，並非它是怎樣，而是它竟然這樣！

所以，相反地，我們也就看到了詩的光源——詩還是從生活中來的。於是，我們會更感念生活，更珍惜生活。正如佛家所言：一念迷，人間即地域；一念悟，人間即天堂。一迷一悟之間，差別何其大！

一個理想的詩人，應該總是活在悟當中。一個現實中的詩人，要盡可能地通過自身的修為和努力，走出迷的泥淖，盡可能地活在悟之中。這樣，才可能看到大千之靜美與微妙。所以我說，詩是詩人的自我教養，是詩人在自我教養、自我修行之餘的衍生品。雖然這麽講，聽上去有些過於道德化了，但我還是認為，它有其意義。

3、罕莫：同樣在《你的光》後記中，您談到了“直到最近幾年，我才比較堅定地認為，直接明暢是寫作的道德之一。至少是值得稱許的寫作風格之一。它無關乎個人的性格、趣味和選擇。”請談談你所理解的寫作道德。

宋寧剛：大約2000年前後，還在念中學的時候，我開始寫詩。此後寫了十多年，我都沒有找到寫作的信心，覺得自己寫得很差，缺乏想象力，不得其法。我在南方——南寧和南京，學習、生活了有十多年。南方詩人的瑰奇的想象和細膩，遠非北方寫作者可比。不難想象，我身在這樣一些人中的挫敗感。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韓東的詩，不也是幾乎沒有比喻，沒有修辭？雖然早就讀過韓東的詩，可是太后知後覺了。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覺得那種直接、簡單、明暢而又克制的寫作，可以成為我努力的一個方向。幾乎與此同時，我看到福克納的一個訪談，他說，成為一個作家，要具備三種能力：想象、經驗和描述。通常，有兩種就可以。有時，一種就夠了。想象力，是我一直感到自身匱乏的；經驗，當然也談不上豐富。只有描述能力，我覺得自己還有一些。而他說，“有時，一種就夠了”。這句話給我的，除了空前的解放、寬慰，還有寫作的信心。

我說，明暢是寫作的道德“之一”，而不是全部。寫作的樣式多種多樣。只不過，適合我的是這一種。於是，它也就成為我的寫作道德。

當然，如果換作福樓拜或者昆德拉，他們會說，寫作的道德即文學的趣味：寫作的惡趣味是不道德的，美盲是不道德的，文學上的遲鈍和愚蠢是不可接受的。

4、罕莫：故鄉是我們生命之謎和地理世界的原初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這裡是我們肉身和靈魂的處所和容器。您出生於周原故裡，那裡有著深厚的文化資源。談談您的故鄉和童年以及走出故鄉之前的一些趣事？

宋寧剛：說實話，我小時候對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並沒有什麽感覺。也不知道身在“周原”（小時候，我們村所在的鄉叫周原鄉，後來改為周原鎮）意味著什麽。只是在離開家鄉後，才知道中原地區曾有過那麽深厚的文化，關中平原在中國人的心中那麽神秘和神聖。不過同時，我還是認為，不能像阿Q那樣，覺得“我們祖上闊多了”。周文化當然對中華文明具有強烈的塑造作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出生在周文化的發祥地，就有先天的優越。並不是這樣。除非你被這種文化所“化”。而我，並不覺得我被其所“化”。

童年時，我沒有接受到更多的傳統文化熏染，對自己的出生地也是全然懵懂，毫無感覺。純然過著一個普通農村孩子的生活。小時候，一到過年，周圍的人就要去附近的幾個可玩的去處（景點）。薑子牙釣魚台（秦嶺北麓，傳說薑子牙直鉤釣魚的地方，1949年後建了水庫）、法門寺（唐代的皇家寺院，曾出土佛指舍利）、鳳翔東湖（蘇東坡任職的地方，傳說東湖也是由他倡議所造），是人們常去的地方。後來才知道，這些地方在歷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在生活中，它們對於大部分人的生活的塑造並不強烈——或在生活的許多細節中都有所體現，只是我無知而已。相比之下，離得更近的一些事，對人們生活的介入感更強。比如說，小時候，誰家的孩子哭，大人拿來嚇唬他們的一句話，常常是“還哭，再哭回回就來了！”如果誰家的小孩天色晚了還不回家，也會被人以同樣的話來嚇唬：“天黑了，還不回家！再不回家，回回就來抓你了！”很長時間裡，我都很困惑，為什麽拿“回回”來嚇人。上大學後才知道，這與晚清時的關中“回亂”有關。

再比如，小時候（1980年代後期），小孩子們說起蔣介石，好像還是個多麽十惡不赦的壞人。後來，上了大學，更多地了解了歷史，小時候的貶斥和惡感，就不知不覺少了許多。我曾想過，小時候之所以對某段歷史會有那麽重的惡感，或許與“文革”有關。畢竟，我出生時，“文革”才結束了7年。童年時期，“文革”的些許遺風，還能在生活中感到一些。

童年說起來很好玩。我的老家在渭河以北的原上。原上非常平坦。也因此，我們有平地可以種地。後來到了南方，看到丘陵、山地，就感到慶幸。在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有平地可以種糧食，對於人的生存多麽重要！

不過，小時候我並不喜歡我生活的渭北平原。覺得單調，沒意思。我更喜歡渭河南岸。氣象好的時候，從原上能看到南邊的山，也就是秦嶺。秦嶺北麓的山腳下，逶迤著很多村落。溝壑縱橫的山中，山谷中有溪流，山坡上有住戶。山上樹木蔥蘢，鬱鬱蒼蒼，不僅幽美，而且有雄壯之美。我很喜歡那裡。也和老師、朋友們多次去過。至今覺得那樣的山水兼備，非常難得。當然，渭河南岸的山區生活，與北岸的平原的生活相比，要艱難很多。曾經很多年中，那裡都要比渭北平原貧困一些。

關於童年的趣事，我也寫過一些。以後還會寫。將來或許會寫一本關於童年和故鄉的書，誰知道呢。但是，我必須強調，我非常反感那種鄉願式的寫作。也絕不會那樣去寫。我寫家鄉，是想寫鮮活的生活。

5、罕莫：走出周原之後，您曾求學於南寧和南京。作為一個出生於北方，又長時間停留於南方的北方人，談談您對南北地理和文化的認識？

宋寧剛：上面關於南北差異，其實已經談了很多了。要再談，似乎也很難。對於那種熱衷於比較的泛泛之論，我持懷疑的態度。不過，我想說，就文化的開放度和認識的深入度而言，南方比北方（尤其西北）做得好，東邊比西邊做得好。這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一個事實。

另外，我的寫作，應該是受到了南方的一些影響。比如，總體來說，我寫得比較克制、簡潔、溫和。當我寫下一些詩文，我會不自覺地去想，這些文字，放在更大的空間中，比如放在北京、南京、南寧，它會不會有價值？南方和北方的生活，使我的寫作有了更多的參照。

6、罕莫：求學生涯中，您曾以西方哲學為業並長時間於此攀援，回歸西安後您教授文學，同時從事寫作。但在您的詩中“靜美”似乎並沒有反映出哲學對您的影響，或者說這種影響是甚微式的。談談西方哲學對您精神思想和寫作的影響?

宋寧剛：你已經講了，西方哲學對我的寫作的影響甚微。這個觀察應該沒錯。所以，也就很難說，西方哲學對我的寫作會有什麽影響。

其實，不妨將這兩者看作是互補的。哲學是抽象的，追求普遍的。文學是具體的，個別的，以個別來昭示、啟示普遍的。過去幾年中，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在用具體的生活和感知，為此前所學的哲學的樹乾，添補枝葉。如果將學問比作一棵樹，樹乾是哲學，枝葉是文學。後者是生動的、搖曳的，前者是骨立的、相對穩定的。

在詩歌寫作中，我要盡可能地調動自己的直感，讓自己作為一個鮮活的個體生命來面對寫作。曾有人對我說：你是個學哲學的，還是大學老師、知識分子，你怎麽寫起詩來是口語的？——你也有相似的疑問。其實對我來說，寫作時，我首先是個人，跟我是不是學過哲學，是不是博士，沒有什麽關係。

當然，在寫隨筆、論文時，我學過哲學的影子還是會表現出來。這不是說我會引用他們的話。相反，寫文章時我會盡可能少地引用，盡可能地去消化，用自己的樸素的感知，寫出自己的理解，而不是食洋不化，拿哲學家的話來唬人。我很反感那種動輒就要引用某哲學家的話來為自己作證、撐腰、狐假虎威的做法。這是非常不誠實的。在哲學系多年的學習，教會了我在寫作時要盡可能誠實。

如果讀我的一些隨筆，或許你會感覺到，哲學對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廣義的）散文文字的思辨力上。

7、罕莫：回到西安後，您參與到新世紀以來陝西詩歌的寫作與研究中來，並出版了《長安詩心：新世紀陝西詩歌散論》。談談您對陝西詩歌和詩人整體寫作狀態和精神的認識？

宋寧剛：寫詩本來是我非常私人的事。現在看來，卻不那麽私人了。因為它參與了當前陝西詩歌的創造與發展，對於陝西詩歌面貌的形塑，起著一定的作用。

新世紀以來的陝西詩歌研究，是我的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的更直接的研究對象，是現代詩。在此之前，我出版了《沙與世界：二十首現代詩的細讀》。許多人都將之看作品鑒、賞析之作，我認為這是看低了它。比如說，如果我們講英美新批評派的“細讀”，你會認為僅僅是賞析嗎？毋寧說，它是理論的伸張和實施。可是，在我們的語境裡，如果你不引用、憑靠新批評派，就會被認為是“段位”很低的賞析。這是不是有點自我矮化？甚至有點“洋奴”的意思？其實，在該書的引言中，我就很清楚地講了為什麽我會做細讀這樣的事，遺憾的是，讀者似乎並沒注意到這一點。當然，到底有多少人比較認真地讀過這本書，我也表示懷疑。總體來說，對《沙與世界》，我看得還是比較重的。在我看來，它不僅是方法論的，也是價值論的。在這個基礎上，才有詩歌批評。

《長安詩心》，我本來沒有打算這麽早出版。只是因緣際會而已。在它之前，我想出版的是《百年詩心：中國現當代詩歌叢論》，其中包括我對馮至、卞之琳、艾青等現代詩人，以及昌耀、於堅、馬永波等當代詩人的論述。現在，只能在《長安詩心》之後出版了。但願《沙與世界》《百年詩心》《長安詩心》這“詩論三部曲”能夠早日出齊。

我個人覺得，陝西詩歌的整體面貌比較保守和落後。陝西詩人的整體寫作水準有待提高。我知道這樣說會招來很多批評，甚至指責。但是，我必須這麽說。在我看來，這是事實。所以，在《長安詩心》中，我花了一半的篇幅來寫“80後”詩人。他們中的不少人，還沒有進入公眾視野。但實際上，他們已經寫得非常好。他們應當被看到。

8、罕莫：作為一名八〇後詩人和青年學者，談談中外古今對您影響比較大的詩人或作家或哲學家?

宋寧剛：這個問題真是很難回答。我很難說，我受到了哪些詩人、作家或哲學家的影響。30歲以前，我很難讀的進去古文。最近幾年，我讀《王維集》《陶淵明集》《古詩十九首》，能讀進去了。也漸漸覺出他們的好。《詩經》，也是30歲以後，越來越感到它的單純、質樸，甚至年輕之美。上古之人自有一種人類青春時期的簡潔和純真。外國詩人，我喜歡雅姆、狄金森，尤其喜歡他們身上高貴的氣質和想象力，當然，還有善意。另外，也喜歡惠特曼，他既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將兩者非常經典地結合在一起。拉爾夫·豪格。喜歡他的誠懇。華萊士·斯蒂文森，既瑰麗又平實。扎加耶夫斯基。最早讀到他的詩，是2007年第9期的《外國文學》雜誌上。黃燦然譯介的。非常經典。已故的伊朗電影導演基阿魯斯塔米·阿巴斯，也是個詩人。我非常喜歡。我新近出版的詩集，起名為《小遠與阿巴斯》，正是向他致敬。書中的部分詩作，也是受他的啟發所寫。小林一茶。於堅。韓東。朱朱……

也喜歡海明威。還有他的老師舍伍德·安德森。他們的文字大都平實、簡勁，輕巧、微妙。合我的寫作趣味。

如果說我的寫作中有寫單純和天真的元素，那要感謝列那爾、希梅內斯、哈謝克。

哲學家中，恐怕是康德、海德格爾，和柏拉圖。他們的著作，是哲學書中我讀得最多的。他們的書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同時，也是因為他們的誠懇。尤其康德和柏拉圖。康德的誠懇不用說了。柏拉圖，我讀他的《最後的申辯》，有人說那是蘇格拉底講話的策略，我絲毫不這麽看。我覺得那是蘇格拉底的誠懇。他一生都不講假話。面對死亡，更沒有必要講假話。

9、罕莫：陝西作為文學大省，主要源於新中國後柳青、陳忠實、路遙、賈平凹等作家的長篇小說創作產生的聲望。但陝西並不是詩歌大省，能夠以文體作家或詩人著稱的屈指可數。然而陝西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資源，這種天然優勢並沒有成為詩人的涵養。您是如何看待詩歌寫作與歷史的關係？

宋寧剛：歷史有時也會成為包袱和壓力。我沒有考證過，只是直覺柳青的寫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1949年後，獲得史達林獎的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以及曲波的《林海雪原》等作品的影響。所謂要用大作品（厚重的作品）來書寫大時代。也因為從1950年代起，在陝西出現了幾個寫長篇小說的作家：柳青、杜鵬程等，且成績斐然，激勵、鼓動，甚至暗示了陝西的作家，要寫長篇小說。我在其他場合講過，寫長篇已經成了陝西文壇的一個魔怔。它給作家的寫作造成了負面影響，也壓抑了其他文體的發展。

文體作家，就更難了。20世紀的一百年中，文體作家也沒有幾個。這跟時代、個人，甚至運氣，都有關係。

至少從我的寫作和閱讀來看，我沒有覺得詩歌與歷史必須有怎樣的關係。從1917年到1949年30余年間出現的著名詩人：胡適、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馮至、卞之琳、戴望舒、艾青、穆旦……誰的寫作和歷史有明顯的關係？與其說《詩經》與歷史親緣，不如說它與生活更貼合。杜甫的“詩史”之稱，也首先是因為其在詩歌上成立，否則，他留下的就不是有“詩史”之稱的詩，而是“押韻的文件”、“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錢鍾書語）。

10、罕莫：在我的印象裡，您一向比較自律。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文學創作。您的閱讀是否會遵循自律的原則呢？談談您的閱讀史及當下的閱讀計劃？

宋寧剛：過獎了。我談不上有多自律。只是回頭去看，過去六年的生活，可能比較單調和規律，也有一點所謂成績。

閱讀則剛好相反，比較隨意。當然，在不同的時候也有不同的閱讀任務和目標。我的閱讀史，我曾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近十年來對我影響較深的十種書》中講過，從高三起讀《南方周末》和《讀書》雜誌，讀《尼采文集》《朦朧詩選》，上大學後讀《夢的解析》《劉小楓集》，海德格爾的幾種著作、康德的“三大批判”、《席勒文集》（六卷），以及幾種佛經（《地藏經》《金剛經》《六祖壇經》）等，對我的影響比較大。

最近幾年，我一直想仔細地讀一讀外國小說、讀一讀劉小楓編的列奧·施特勞斯著作集，讀一讀施特勞斯學派的多位學者對柏拉圖等人的解讀。可是忙於工作，實現得很少。它們依然是我未來幾年的計劃。

11、罕莫：在《長安詩心：新世紀陝西詩歌散論》後記中，您談到了嚮往好的批評，談談您所嚮往的文學批評？

宋寧剛：好的批評有很多種。波德萊爾的批評，當然是很好的。成為普魯斯特批評對象的聖·伯夫的批評，我也很喜歡。就像我同樣喜歡普魯斯特的《駁聖·伯夫》。廣義地看，海德格爾也是當之無愧的大批評家，雖然他在《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前言中講，自己無意做什麽文藝批評。我嚮往的文學批評，是文筆清晰、言之有物，思想深透、別有洞見，然後，如果可能，有比較穩靠的哲學傾向。也就是說，批評者有自己的批評觀念，甚至哲學思想。

12、罕莫：在文學批評中，無論是古今中外的哪種理論都具有狹隘性，那麽克服古今中外優劣之爭和單一理論的效力限度，走向全息主義，融通古今中外維度可能會成為一種新趨勢。談談您對大文學批評的認識？

宋寧剛：批評的狹隘或有限，恐怕很難完全避免。否則的話，世上只要一種批評就夠了。然而事實是，從人類誕生之初到現在，並不是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批評。融通是個新趨勢，但更可能是一種永恆的理想。

從批評大家那裡，我們所獲得的更為現實的經驗，很可能是——哪怕是一種單一的理論，只要它足夠深入，能帶給我們富有啟示性的洞見，就已經很好了。如果我們在閱讀和學習時，能做到博采眾家，就可能獲得——至少是更接近“全牛”。

宋寧剛，1983年生於周原故裡，2013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哲學博士。出版有詩集、詩論集、隨筆集、譯著等多部。現任西安財經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罕莫，陝西合陽人，祖籍山西萬榮，苗裔，詩人、專欄作家、出版人、策劃人，詩翼閱讀聯合創辦人，執行副主編，業餘兼事詩文創作、小說劇本及文藝批評，作品發表於《上海文學》《星星詩刊》《上海作家》等，與人合著《厲害了，白鹿原》，著有《藍花詩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