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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狀元楊升庵:百科全書式的大才,流放雲南後的人生抉擇

蔣藍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楊慎的《二十一史彈詞•臨江仙》,傲岸沉雄,氣逼山河,直搗歷史大穴,既成為狀元楊慎的代表作,也成為表述歷史感最為恰切之語。初稿寫於瀘州(江陽),靈感產生於瀘州碼頭。

漢魏六朝以後文獻中出現有“長江”一詞。比如《魏志》載:魏文帝南征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唐宋以後,“長江”一詞日漸普遍,並多見於詩文中,李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之句,杜甫七律《登高》中也有“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直到現在長江一名已流傳1700多年之久。但楊慎的《臨江仙》峭拔其上,成為歷史長河中發出“長江”的高音部。

楊慎(1488—1599),字用修,號升庵,別號博南山人、博南逸史、滇南戍史、洞天真逸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區)人。《明史》有傳,但比較簡略。

百科全書式的大才

楊升庵是有明一代四川唯一的狀元。他更偉大之處,在於他於春風仕途突然遭到雷擊劍鬥的摧折之際,從未沉淪,他昂奮而起,崛立西南、雄視古今,用一顆赤忱之心去點染山河、開啟蠻荒、匡護正義,對中國哲學、文化、歷史、文學等做出了巨量的貢獻。據《明史》記載,明代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楊慎為第一。他的著述達269種(據王文才《楊慎學譜》考定;四川省圖書館所編《楊升庵著述目錄》,達 298種),詩詞曲3132首(據倪宗新編收《楊升庵詩詞》)。由此,楊慎也是西南區域有史以來著述最為宏富的大哲人、大作家。

唐朝人魏顥在為李白《李翰林集》作序中指出:“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這一蜀地人才的現象,明朝李贄在《續焚書》中進一步發現: “升庵先生固是才學卓越,人品俊偉,然得弟讀之,益光彩煥發,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則已,一出人則為李謫仙、蘇坡仙、楊戍仙,為唐代、宋代並我朝特出,可怪也哉!”李贄恨不得“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儼然如遊其門,躡而從之”。(《讀《升庵集》)

相比於黃河文化帶的人才譜系,一直具有漸悟、漸進、漸行的扎實學風,一個巨子的出現,猶如山峰連臂推舉而起的東嶽泰山;而處於長江文化帶的巴蜀自古出奇才,學子們在亦步亦趨之餘,更有一種追求頓悟、靈動、突發而至、甚至劍走偏鋒的峻急特徵。這源於地緣、季候、物產的不同,更源於通達南亞的“蜀身毒道”的異域文化的不絕輸送,以及自秦朝就開始的移民入川,這些因素與本土文化“對撞生成”而出的巴蜀文明。因此,在奇才之上,更有一種偉力無儔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漸次崛起,他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在三五百年的節奏裡,接力完成了對中華文化的突破式貢獻,成為了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樞紐式人物。如果說司馬相如是蜀地第一位進入華夏格局而實現了一己才華的奇人,那麽,揚雄、李白、蘇軾、楊慎、李調元、劉鹹炘、郭沫若、李劼人等大匠,聯袂而起,激揚文字,他們像峨嵋金頂一樣,一峰突起,沒有旁系,成就了蜀地百科全書式人物的輝煌譜系。

祁和暉教授認為,縱觀楊慎一生72年,大體可分為4個階段,涉及6個地域。

第一階段。出生至23歲。求學、應舉、成婚時期——此期其活動區域為北京及故鄉新都、成都。楊慎出生於北京孝順胡同,12歲丁母憂首次回鄉。16歲返北京。20歲回蜀入縣學準備應鄉試,同時娶禮部侍郎王溥之女為妻。本年底返北京。21歲在京應會試,擬取為魁甲,因為試卷被燭花燒殘,導致落榜。

第二階段。24歲至36歲。他中狀元後,入翰林院編修,任皇家經筵講官,殿試掌卷官等。26歲時繼母喻氏病故。升庵扶柩歸蜀。28歲丁憂期滿返京;31歲發妻王氏卒,升庵護柩歸蜀禮葬王氏。光陰荏苒,到32歲時繼娶工部尚書黃珂第二女黃峨為妻;33歲年末返京。其活動區域主要為北京、成都、遂寧。

第三階段。37至66歲,將近30年時光為楊慎因朝廷諫大禮(“大禮議”)而觸怒明嘉靖皇帝,被兩次廷杖後流放充軍邊遠雲南省永昌衛(今保山市)戍邊服刑,活動區域主要在雲南、貴州、重慶,四川之瀘州、宜賓、新都、成都等。

第四階段。67至72歲。嘉靖皇帝對於楊慎是嫉恨的,在多次大赦中對於楊慎不予放行,甚至違逆明朝刑典,不準楊慎在64歲高齡時,享受“以子替役放歸”的高齡流放者應享的待遇。這一階段楊慎活動區域主要是雲南、貴州,四川瀘州、成都。晚年時節,楊升庵潛居於瀘州。這一時期也是在朝中嚴嵩的默許之下,才得以在瀘州潛居。楊升庵父親楊廷和任“禮闈”考官主持會試時,嚴嵩是及第進士,因此在名分上是楊廷和的門生。但嚴嵩怕沾“大禮議”事。正是嚴嵩為相主宰朝政不敢依例批準楊慎獲得“以子替役放歸”待遇。楊慎66歲時,嚴嵩終於下獄了,這時才敢在當時屬於四川管轄的遵義府鄰近的瀘州潛居。期間不時潛歸成都掃祖墓,處理家事。晚年有近十年,楊慎的生活範圍主要瀘州,算是貶謫生活裡一段稍微輕鬆的歲月。楊升庵71歲時,再遭打擊。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六記載:本年雲南巡撫王昺(bǐng)聽信讒言,為討好嘉靖皇帝,派4名指揮至瀘州“械逮”楊慎返滇歸案。待白發老翁押送三千里、歷時40日抵達昆明西山高嶢時,王昺已“墨敗”而下職,但楊升庵知道,此生已喪失返回家鄉的機會了。次年春,72歲的楊升庵老病交加,由昆明抵達永昌戍所。

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楊升庵病歿於保山戍所寓舍。時任雲南巡撫遊居敬請旨,同意楊升庵靈柩返回故裡新都祖籍安葬。

“議大禮”是一場滔天大禍

楊慎是不世之材,他在中國科舉史上,創下了一個“神話”:21歲參加四川鄉試,考取第三名;24歲參加全國會試,獲得第二名;接著殿試,被欽點為第一名,賜進士及第,一舉成名。“三、二、一”的進階,楊慎堪稱少年得志。

楊慎生於弘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公元1488年12月8日),這一年也是弘治皇帝登基的一年。弘治皇帝的弟弟被封為“興獻王”。這些看起來沒有任何關係的事件,但風雲際會,這些事件就像一把埋伏的利刃,未來某一天會突然暴起,割斷行者的腳筋……

弘治皇帝在度過了18年生涯後,把皇位留給了他的兒子朱厚照,年號正德,世稱武宗。明武宗是很有爭議的皇帝,有人說他是暴君,有人說他荒淫,也有人說他追求個性……他與楊升庵有關的是兩件事:一是在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楊升庵殿試進士第一,點為狀元郎;第二,就是朱厚照沒有兒子。皇帝無子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而朱厚照沉溺女色,不僅不育,僅僅活了31歲就駕崩,繼承問題就頗費周折。但明朝具有成熟的官僚系統,朱厚照的堂弟——弘治皇帝的侄子、興獻王的兒子朱厚璁,成為了皇位繼承人。楊升庵的父親,內閣大學士、中樞首輔楊廷和在朱厚照死後實際掌握著朝政。在楊廷和的主持下,滿朝文武大臣迎來了明朝的又一任新君,是為嘉靖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15歲時,以藩王身份繼皇帝位,登基後不顧禮製,為追封自己的生父興獻王朱祐杭為皇帝不惜與群臣反目。嘉靖的父親興獻王最終被被追封為睿宗,這就是史稱“大禮議之爭”的事件。大禮議之爭實際是明代中後期爭奪首輔權利的鬥爭。首輔楊廷和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應尊孝宗為皇考,生父只能為皇叔考。官員桂萼等人為了個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書論“繼統”不同於“繼嗣”,應尊興獻王為帝。

嘉靖皇帝在這件事情上和大臣們拉鋸戰一般僵持了近4年,從1521年到1524年。在這期間,嘉靖力量覺醒、羽翼漸豐,終於在1524年大爆發。

嘉靖皇帝看罷奏文後,非常憤怒地說:“父母可更易若是耶!”。—盛怒之餘,經過冷靜的思考,他認為此事既經廷議,改變也非易事。、但如果能打通楊廷和這一關,便可有轉機。於是他多次召見楊廷和, 偏殿賜茶詳談,反覆陳述自己的想法,希望楊廷和能體諒自己的處境,變更一下原先的決定。然而楊廷和卻十分固執,不肯屈從。

嘉靖皇帝和楊廷和為首的廷臣,為興王朱祐杭尊號問題展開的激烈爭論,震動了朝廷內外。一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當天朝罷之後,一路上有官員談起前朝的故事,說是在成化年間,為了爭持慈懿皇太后的葬儀,百官跪伏在文華門痛哭,後來終於盡如所請。聽到這裡,楊慎心情非常激動,他大聲說:“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等立即響應,遮留百官於金水橋之南,要求大家都去力爭,聲稱“有不去者,當與眾共擊之!”一共二百多位官員,他們有的高呼太祖高皇帝,有的大呼孝宗皇帝。一臣帶頭,眾臣齊呼,聲震雲天,響徹大內。

此時,嘉靖皇帝正齋居文華殿,聽到外面喧嘩不已,頗為吃驚。他畢竟年輕,沒見過這等壯觀的場面,急忙派遣司禮監宦官出去宣諭,勸說群臣趕快回去。但眾臣不聽,齊聲回答:“必得諭旨乃取退。”自上午七點到下午一點,宦官多次宣諭,都無效果。嘉靖皇帝勃然大怒,派遣錦衣校尉將為首的豐熙、張翀等8人逮下詔獄。嘉靖此舉無異火上澆油,人們更為激憤。楊慎、王元正撼門大哭,百官皆哭,“聲震闕廷”,嘉靖皇帝更加惱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將馬理等134名官員逮捕下獄,何孟春等86名官員聽候處治。“左順門事件”被鎮壓下去。

七月十七日,錦衣衛上疏請示處理在押官員的辦法。嘉靖皇帝余怒未消,命將豐熙等8人嚴加拷訊後充軍邊地。同時對參與此事的四品以上官員奪去俸祿,五品以下者各予廷杖。於是編修王相、楊慎等180餘人受杖。因受創過重而死的有王相、王思等17人。

嘉靖三年(公元1528年。甲申) 七月二十七日,楊升庵以“議大禮”被第二次廷杖……皮開肉綻,幾乎死去。

此一事件,體現出嘉靖皇帝伸張君權、唯我獨尊的動機,也體現出楊庭和、楊慎父子敢於伸張正義的良知。

《明史》記載楊慎:“兩上疏,複撼宮門哭諫,下獄受廷杖,二次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保山)。”

當楊慎被貶謫雲南前,他遭受庭杖的傷勢十分沉重,在第二年(1525年)到達雲南後,還幾次因為傷勢的複發而差點致死。有人認為他內心必然有一絲後悔,當然不是為了勸諫受刑而後悔。而是為了不能盡忠國家而死,卻要生而忍受流放的羞辱和囚徒的名號,士可殺不可辱。離開了北京而遠謫雲南的楊慎,也許會終生面對平庸的命運。

為什麽楊慎會如此執著於皇帝的正統問題?雖然和皇帝的對抗,幾乎是螞蟻與大象的較量,但孟子所推崇的“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沛然大義,總是成為中國歷史上那些“強項者”的精神支柱,他們拋頭顱灑熱血,接踵而至。

正因為涉及禮儀倫理,所以朝文武近300人,才不惜以生命和仕途,來抗爭和捍衛這樣的禮法。

“大禮議”事件過後,權威當道,世人禁聲,當時計程車大夫愛國之心大減。“大禮儀”事件或許使中國古代少了一個政治家,但卻使中國歷史上多了一位大文學家、大詩人。到隆慶元年(1567年),贈恤前朝建言已死的諸臣,楊慎被追贈“光祿寺少卿”。這儘管不是很重要了,但至少體現了朝廷對於楊慎的名譽補償。

流放是一個人的煉獄

權力的指北針,無法指明一個詩人流放的路徑,卻確定了詩人價值的方向。在身體的流放中,詩人的精神卻得到了升華。

一種古老的文化要麽被壓迫者掃除到角落裡,要麽受到新文化嚴重的威脅而難以為繼。然而,以楊慎為代表的作家卻能賦予古老的文化以異質和新意。他們的聲音來自於穿越了歷史痛苦的人生閱歷,代表著普遍的人的價值。流放不是針對一種人生態度,或是命運頒發給那些有著堅韌責任感的人,它要褒揚的是不同尋常的藝術魅力,借助這種藝術魅力,人類經驗已經在文學作品中被賦予了藝術的形式。

偉大的波蘭詩人米沃什說:“詩歌,即使其題材與敘述口吻與周圍現實完全分離,要是一樣能夠頑強存在,那是令我激賞的詩歌。有力度的詩,或是一首抒情詩,其自身的完美就有足夠的力量去承受一種現實。”介入現實,承擔責任,正在成為極少數詩人們從楊慎那裡獲得的精神資源。

在被第二次廷杖十幾天后,即嘉靖三年(公元1528年)八月,牽舟挽潞河(即京杭大運河)南下入江,溯行至湖北省江陵,舍舟登陸,告別自北京同行回川的黃娥夫人,經湖北、貴州進入雲南。次年正月抵昆明,旋即前去永昌衛戍所。

雲南永昌衛即今天的保山地區,當時幾乎是天高路遠的蠻荒之地,緊鄰緬甸,可見嘉靖對楊慎恨之入骨。雖然無論是對於楊慎還是對於雲南,楊慎的這一次流放都是一次“因禍得福”的遠行:雲南的地理、歷史文化的確需要一位大才來厘定爬梳,而楊慎也需要一片天高皇帝遠的靜謐沃土來展現他的胸中才學。這一次的契合,似乎不是命定的安排,但也恰逢其時。

楊慎初到保山時,身上的傷尚未好,一直在養病,心情非常惡劣。

嘉靖五年(1526年),楊升庵在永昌驚聞其父楊廷和病重,他等不得報告當道批準,逕行“匹馬間道”,沿著漢五尺道,出敘州(今四川宜賓市),溯岷江上行,疾馳19日至家。這一次單槍匹馬的萬裡獨行,可以想見楊升庵的驚人意志。

嘉靖八年(已醜)六月,楊廷和病逝。楊升庵報告雲南巡撫歐陽重,經歐陽巡撫轉報朝廷,批準他回川奔喪。

嘉靖十七年(戊戌),楊升庵奉戎檄歸蜀。奉軍令,黎(今四川省漢源縣)、雅(今四川省雅安市)勾當。十月,從雲南姚州(今姚安縣)趨會川(今四川省會理縣),渡金沙江,過建昌(今四川省西昌市)去黎(今四川省漢源縣)、雅(今四川省雅安市)。這條路恰是古“蜀身毒道”的一段,此次行役回川,辦理朝廷公乾,名正言順。他除了祭掃祖墓,回家小住外,還戍途中在瀘州逗留時日,較為從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次路過瀘州的日子裡,應二韓兄弟之托,為韓母撰就了《姨母黃淑人墓志銘》,把二韓譜系和母家(也就是楊慎本人的母家)的情況,都講得十分清楚。

這裡特別要注意1535年,47歲的楊升庵投荒萬裡,寫下的《宿金沙江》一詩,此時距離他戍邊雲南保山已經十餘年。明嘉靖14年(1535年)。狀元郎楊升庵被謫貶戍邊後,從雲南回四川省親,途經龍街渡口,在金沙江巡檢司借宿。入夜聽金沙江水波濤滾滾,難以入眠, 金沙江風光系列中,“日燦金沙”是雲南“元謀古八景”中唯一幸存至今的奇景,在金沙江龍街渡口,距元謀縣城29公里。

楊慎存詩約2300首,所寫的內容非常廣泛。既表達對人民疾苦的關懷,也描寫所到之處的壯麗山河。其中,他寫得最多的,就是“思鄉”“懷歸”。而在這些大量的鄉愁詩中,《宿金沙江》堪稱最經典的一首——

往年曾向嘉陵宿,驛樓東畔闌乾曲。

江聲徹夜攪離愁,月色中天照幽獨。

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

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裡樓。

此詩屬於歌行體,而非七律。歌行體是樂府詩的一種變體。漢、魏以後的樂府詩,題名為“歌”“行”的較多。其特點是格式節奏上沒有嚴格要求,也不講究平仄,字數五七言為主,可參差不齊,可變韻,亦稱古詩、古風。 “行”就是歌行體的一種,比如杜甫著名的《兵車行》。

1538——1539年間,楊慎從雲南回四川,“奉軍令‘黎雅勾當,便道還鄉’”,這也是他第四次回四川。到達雲南武定縣環州(“環州”系彝語,意為“封閉的岩洞”),他在金沙江巡檢司衙門借宿,入夜聽金沙江水波濤滾滾,難以入眠,遂提筆寫下《宿金沙江》。在詩中,楊慎絕口不提傷痛,但字字句句都是刻骨銘心的苦楚。此時的楊慎,身在雲南,心在四川,眼前是金沙江,想的卻是嘉陵江。他晚上住在金沙江邊上,看到的是清亮月色倒映在江面,不由想起自己曾經在嘉陵江邊的美好月色下,憧憬未來,這就是前四句“往年曾向嘉陵宿,驛樓東畔闌乾曲。江聲徹夜攪離愁,月色中天照幽獨。”那時,年輕的楊慎一路北上,去順天府參加考試,當時的心情春風得意,躊躇滿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點想家,有離愁。然而,這次再站在這片月色下,他卻愁緒萬千,因為此番他不僅要回鄉看望病重的父親,更令他哀傷的,是他被戴罪流放。所以在後四句中,楊慎把自己迅速拉回現實,從嘉陵江拉回金沙江。同樣的月色中天,照耀的已不是鮮衣怒馬的少年,而是滿腔愁苦的“油膩中年”。

除了金沙江、嘉陵江,楊慎在詩中還提到了一個地方:瘴海。在第五句中,他這樣寫道:“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所謂“瘴海”,就是現在的雲南洱海。那時,洱海多瘴氣,所以叫瘴海。見過被瘴氣籠罩的洱海,就能體會楊慎的心情。那種氣體迷迷蒙蒙地,遮住整個水面,看不清來路,也找不到去向。這不就是楊慎那個時候的處境嗎?人生進入了一個困境地帶,進退兩難,回首初遇嘉陵江的情景,卻已邈遠轉頭空。最後兩句,楊慎更是借江聲月色把悲傷的情緒推向了高潮,“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裡樓。”不可說的豈止是江聲月色,還有那肝腸寸斷的離愁。

豁達淡泊的豪情,楊慎寫得出來。而腸斷金沙的哀愁,楊慎也寫得出來。更可貴的是,他在詩中巧妙地將相同地點不同時空的心境通過月、江兩個意象表達出來,人景合一,獨樹一幟!

《宿金沙江》在楊慎留下的數千首詩歌裡,是非常獨特的存在。獨樹一幟,在於楊慎通過各種修辭手法的交叉、反覆使用,給人們展現了兩個時空,同一個人所遭遇的人生起伏。人和景高度合一,以今昔行旅思情,襯出背井離鄉的痛苦!而且在當時,明朝詩歌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不如唐宋。很多詩人的作品詩意淺露,缺乏真情實感,像楊慎這樣,敢於表達自己的憂傷,正是那個時期,詩歌欠缺的。

除了採用回環,楊慎在詩中將比喻也是用到了極致。金沙江、嘉陵江,都是隱喻,楊慎見到“嘉陵”、想到“嘉陵”,就仿佛回到了自己曾經的一時風光,“嘉陵”是過去的榮耀;而“金沙”是當下的落魄。在詩中楊慎還用了一個詞來比喻自己,耐人尋味。那就是第四句“月色中天照幽獨”,什麽叫“幽獨”呢?文人、詩人、哲學家、思想家往往都是孤獨的,思想都是高遠的。在這裡,楊慎以“幽獨”自謂,說明他認為自己的學識是能為這個國家做出貢獻的,他認為自己可以是個有作為的人。然而,如今所有的雄心壯志都成了一場空,他這個“幽獨”的人生的確是幽暗的,前路是孤獨的。

楊升庵的雲南歲月

昆明是聞名遐邇的“春城”,也被列為世界上氣候最宜人居的城市。但包括很多老昆明在內,都不知道春城這個稱呼的由來。而首先把昆明稱為“春城”的人,正是楊慎。

楊慎初到昆明時,舉目無親,又是以囚徒的身份,心情很是鬱悶。在“議大禮”一案中,同受廷杖而死的毛玉,是昆明人,其子毛沂出於對楊慎的敬仰,對楊慎很是敬重,稱楊慎為“世叔”,視為至親。他在高嶢擇一佳址,為楊慎蓋了房舍,稱為“碧嶢精舍”,據說這一筆錢,是官員李心齋讚助的。如今碧嶢精舍原址上,後建為了徐霞客小學。

碧嶢精舍是楊慎在雲南的主要落腳處,他在這裡居住了7年時間,也是他講學會友、著書立說之地。

毛沂擔心楊慎悶出病來,常約他遊西山逛滇池。一天他與楊乘船出遊,一路上,風和日麗,帆影波光,漁歌悠揚,岸邊野花爭豔。兩人談古論今,船至雲津橋(今德勝橋)時,只見橋畔貨船雲集,船夫上身赤裸,往來搬貨,汗流浹背。楊慎忽然問毛沂:“今日已立冬第十日,如我未記錯,這節氣確有些怪了!”

“世叔,若說這滇中之節氣,卻與京中大不相同,就是再過月余也不致太冷。此乃福地,要賞花隨時可見,要玩雪則數載難逢。”

楊慎憶起入滇不久即逢盛夏,一個夏天過完也不見酷暑之像,越想越奇,沉思有頃吟出了絕句《滇海曲十二首》之一):

蕌(lei)洗髮精暖泛雲津,渙枻(yi)樵歌曲水濱。

氣象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

如果說楊慎第一次捕捉到昆明四季如春這一特色,帶有偶然性的話,那麽在他謫滇多年後,在《春望三絕》中所用“春城”一詞,該是深思熟慮的產物了吧!該稱之為正式“命名”了!楊慎被流放的後期,雖曾幾次造假回鄉探親,但是請求回家鄉頤養天年卻始終未被獲準。他把大量時間用於與詩朋文友相聚、出遊,此外就是講學、吟詩和著述。儘管如此,晚年的楊慎仍然渴望葉落歸根,這種鄉戀融入了《春望三絕》中:

春城風物近元宵,柳亞簾攏花覆橋。

欲把歸期卜神語,紫姑燈火正蕭條。

此詩寫於元宵節前,“春城”是否專指昆明,可從兩方面得到證實。《楊慎詩選》的注釋告訴人們:“本詩‘春城’正指昆明。”此外,在百花凋零的元宵節前,若不在“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昆明,是不可能看到鮮花遍地遮敝橋梁之景的。

為什麽首先稱昆明為“春城”的人不是洞悉昆明風物的本地文人,而是一位新來乍到的外鄉人?除了楊慎天性聰慧外,應當說他得助於初來乍到的新鮮感,他敏銳地抓住了特徵。

在我看來,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麽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並在生活中漸漸適應任何不幸,進而發現,位於不幸的事件深處,閃爍的詩意。

山間濃霧醞釀出的恐懼,勝於黑夜!但恐懼沒有爆炸出碎片割傷自己,而是成為了一件披在自己肩頭的大衣,感覺有些陌生,但也有溫暖。一個人既然與不幸達成和解,這個人就未必不幸。所以,所謂的不幸者,其實也有他們喘氣的獨特方式。

500年前的保山,應是經濟文化欠開發之地。3年後(1528年)永昌流行瘟疫,楊慎遷往洱海(大理)居住,沐氏家族的沐紹勳上門探訪伸出援手,楊慎從此受到沐氏家族的照顧,得以在大理的趙州、大理、阿密州、喜州等處居住。

大家注意,楊升庵名慎,字用修,怎麽又號作“升庵”?這恰與保山有關。

這又有一段故事。前代瀘州地方志書引錄明朝朱孟震的《玉笥詩話》的記載,楊慎在雲南期間,常坐一乘木製小轎遊山。這乘小轎,小到勉強只能“容膝”,很像舊時量糧食的“升子”一樣。他把這乘小轎看作是避禍藏身之所,因它比鬥室還小,所以取名“升庵”,自己也以此作為別號,還在“庵”前題寫一聯:“士到東都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用來自勉。

謝肇涮《滇略》裡,提及了當地達官貴人如何求得楊升庵的書法絕技——

楊用修既戍永昌,僑居安寧,遍遊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攜娼伶以隨。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精白綾作械,遺諸妓服之,酒間乞書,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妓女,購歸裝潢成卷。楊後知之,更以為快。有規之者,答曰: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罵壯士歌;宋子京(宋祁)修史,使麗豎樵椽燭;吳元中(宋朝丞相)起草,令遠山磨榆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余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楊慎在初到雲南時,白雲蒼狗,世事風雲變幻,絕沒有想到自己會終老此地。但時光荏苒,竟然淹留三十餘年。他只能把流放看成是生活的本身或本質,只能去確認這一個天才必須經過煉獄才能成為雄才的宿命。從37歲到71歲,在這一期間留下了大量的詩作及散文和史地著作。幾乎在雲南的每個地方都能找著關於楊升庵的一段佳話,很多地方正是因為楊慎的足跡和吟詠,才逐漸為世人所知。

在雲南的30余年間,楊升庵的足跡幾乎跑遍了邊疆的山山水水,他居昆明,去大理,至保山,赴建水……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蹤跡。作為筆部停揮的文學家,耳濡目染,為我們留下了一幅幅生動精美的雲南風情圖畫。

比如,他詠歎昆明的佳句:“氣象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畫龍點睛地表達出春城特徵。遊西山,則讚其“蒼崖萬丈,綠水千尋”;覽滇池,則誇其“錦紋浮澹,金碧映淪”。通海秀山的茶花,盛開竟如此繁茂:“山茶競開如火燃,山城淑氣銷寒煙。”建水城東南“洗馬塘”的秀美,又讓他想到了四川家鄉新都的桂湖:“由山水雙佳,頗與故居新都桂湖相仿!”讚歎美麗景物之餘,楊升庵亦未忘卻邊地的民生疾苦:“君不見,永昌城南寶井路……情知死別少生還,妻子爺娘泣相訴。”這既是對當時保山百姓深受地方權貴進貢寶石之苦的深刻揭露,又是一位文人情懷的坦誠昭示。

作為一代學者,博學多才的楊升庵並未因流放雲南而終止撰述,反而用加倍的熱情、充沛的精力投入學術研究之中。他撰述的文字數量之多,研究涉及領域之廣,均遠在一般人之上。他個人撰寫、點校或編造、整理的書目計達400多種,流傳於世的100多種,內容涉及天文、地理、醫藥、動植物、金石書畫、花鳥魚蟲、路途交通、民俗傳說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傾注著他雲南一片深情並在實地考察、收集整理基礎上編撰的《雲南山川志》、《滇程記》、《滇載記》、《南中志》等著述,更為後人研究雲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如堪稱現存最早系統記載雲南交通地理的文獻《滇程記》,即以簡練生動的文字,詳盡記述了各條入滇通道的歷史、氣候、環境、驛站、亭舍乃至相關的神話傳說、民俗、掌故一並記入,使讀者讀之若身臨其境。

久居雲南,雲南成了楊升庵的第二故鄉。廣泛與雲南的各方人士乃至普通百姓相接觸交往,也是楊升庵在雲南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於普通百姓,楊升庵沒有架子,很容易接近,甚至與他們傾心長談,正所謂“布衣野老,邂逅邱之上,先生晏然與之談,而忘日之西夕也”(李元陽語)。時至今日,雲南民間傳說中,關於楊升庵的楊狀元故事仍佔有相當的比重。楊升庵的名字之所以在雲南家喻戶曉,與他雖為名士卻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為人處世方式密切相關。當然,與雲南的文人學士交遊酬唱,切磋學問,自然也為楊升庵所看重。當時雲南文人楊士雲、李元陽、張含等人都與楊升庵交往密切,關係甚篤,並有“楊門六學士”之稱。楊升庵與他們或相互登門拜訪,或一同結伴出遊,其情切切,其意融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如他與李元陽蒼洱之行的詩人唱答,劍川石寶山的一路偕遊;與張含的永昌蘭津橋相會題詩刻崖;與安寧三十餘名門生的送別賦詩盛會等,均已傳為一時佳話。正是在這些交往中,楊升庵為在雲南傳播中原文化、提攜後進、促進雲南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至今在昆明西山高嶢、保山等地,仍保留著楊升庵故居和部分遺物,成為當地文化的歷史見證和旅遊景觀的有機組成部分。2003年保山市還重修了楊升庵紀念祠。

在我看來,蜀漢時期,諸葛亮設立南中地區,包括四郡,即越西、益州、永昌、牂牁,指今四川南部、雲南東北部和貴州西北部一帶,諸葛亮對南中的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南中地區有“諸葛”的地名多達上百處,真是到了不知孔子、隻拜諸葛的程度。而楊升庵對雲南的文化貢獻,完全超越了諸葛亮,成為了楊慎一生最為突爆的智慧之光。

楊慎與“禹王碑”

在雲南安寧小桃花村後的洛陽山,有一塊山石刻成的石碑。高兩米余,長約五米多,碑文分為三個部分:右側為蝌蚪文,字略大於拳,筆畫粗細不同,形狀似篆非篆,中間部分系介紹此碑由來的文字;左側是楷書的譯文,共77字;這就是聞名遐邇的“禹王碑”。

清代金石學家王昶指出:他有4幅禹碑拓片,其中成都、西安、紹興等處的禹碑,皆據安寧鐫刻的所摹。大禹治水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及長江下遊,為什麽在邊遠的雲南,竟會有記述和歌頌其功績的豐碑?

明代人吳道行在《禹碑辨》中說:“考吳越春秋,載禹登衡山,夢蒼水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繼東漢《吳越春秋》作者趙曄之後,唐代的韓愈、劉禹錫也是提到過禹碑,但他們都說:聽說在岣嶁山尖、祝融峯上,不過未能親見。直到南宋時張世南才在《遊宦記》中明確指出:嘉定壬申(公元1212)年,何致(字子一)遊南嶽遇樵者引至碑所,始摹其文,過長沙時贈給州官曹彥約一份,曹即行文衡山縣令搜訪原碑,終無下落。何致便將碑文刻在嶽麓山頂(禹碑峯)巨石上。爾後隱蔽又三百餘年,明嘉靖癸巳年太守潘鎰搜得此碑,剔土而出,遂盛行於世(今存的南嶽岣嶁峰之禹碑,亦由嶽麓山模板複刻。這就意味著,禹碑最早出處是嶽麓山。

在湖南為官的安寧人張碧泉製得拓本帶回家鄉,示之於正在“遙岑樓”讀書的楊慎。楊慎如獲至寶,花了很長時間,譯出73字,只剩4字不明其意,查閱了很多資料,也未釋出,正苦惱間,一夕入夢,見一黃衣魚首人近前施禮曰:“我乃夏禹時魚精,在其治水時歸服,今睹先生勞牘苦形,意在傳其事於永久,故特來相告,此4字乃‘南瀆衍亨’也。”從此禹碑有了完全的譯文,這77字是:

承帝曰谘:

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

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

久旅忘家,宿嶽麓庭。

智營形折,心岡弗辰。

往求平定,華嶽泰衡。

宗疏事裒,勞余神禋。

鬱塞昏徙,南瀆衍亨。

衣製食備,萬國其寧。

竄舞永奔!

全文意思是:

夏禹得到虞舜帝的指示,虞舜帝說:“大禹!你像一雙雄健的大翅輔助我,治理天下洪水的任務就交給你了。你要到人跡罕見的地方去,不要管它山高路遠、河深水長,一心一意地去治理洪水。明天一早你即將出發,踏上艱巨又光榮的旅程。”多年來我(大禹)為治理洪水走遍山河大地,把家都忘記了。我現在旅居在南嶽衡山下的一庭院。我竭盡智慧和能力謀求策劃,於風餐露宿的治水途中我的身體顯得憔悴疲勞。而我的心,無時無刻不誠懇地思念民眾。東西奔波是為平定水土,走遍華山、泰山、衡山廣袤的土地,一條條的河流已經疏浚,水流匯合暢順。治理洪水的過程中我祈求神明佑助。在瘴霧滯塞環境惡劣的困苦下,我又奮力轉移到別處治水,南方的河流也治理得暢順流通。洪水退去,人們添置衣服,有了儲備的糧食。九州萬裡水土平定、衣豐食足、安居樂業、幸福祥和,肆虐的洪水永遠逃離了人間。

禹王碑盛行以來,翻譯者眾多,楊升庵的釋文最為通行,而且文從字順。

安寧的地方官把楊慎的譯文視為大事,立即將其和原文一起刻在洛陽山上。原文本系夏朝文字,經一代名士“謹釋”(禹碑上署有“成都楊慎謹釋”的字樣),於是文以人傳,遠近觀者如堵,特別使“好古者每摩挲不能去”,眾人翻刻摹拓,使安寧的禹碑流入內地。

對於禹王碑的真偽,甚為古今聚訟。即便它不是夏的文字,也應是自宋以來的文物珍品!

在安寧溫泉的螳螂川西岸,有一座風景奇麗的蔥山,半山腰上所建築的曹溪寺,頗負盛名。明代中期的內閣首輔(明徐達死後無相,內閣首輔即相當於宰相)楊一清,返家鄉安寧尋根,常留連於此。楊慎謫滇之後,也常以此作為棲息之所,他有一首詩還寫到:“螳螂川水清如苔,曹溪寺花紅滿台,韶關滿眼莫惜醉,幾度扁舟乘興來。”

後人在寺內書題有對聯一副:“正嘉以上,縱論氣節文章,承先啟後;山水之間,安排宰相狀元,滇主蜀賓。”

曹溪寺內的碑碣,首先要推《重修曹溪寺碑》最有價值。它系楊升庵所撰,記述的是曹溪寺有名的風景名勝,碑文更得肖杶集唐代書法名家李北海的字而成,故被稱為“三絕”(文絕、風景絕、字絕)名碑而盛傳於歷朝歷代。今天,碑中的有些詞句在安寧已經家喻戶曉,甚至安寧一條最新大街的命名,就使用了其中開首的句子“連然金方”,謂之曰:“金方路”……升庵先生在曹溪寺遺留下的墨跡,將與安寧永存!

楊慎在螳螂川畔的墨跡,要數關於安寧溫泉的影響最大、最深遠,此泉能夠名冠滇雲,遠播全國乃至海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於楊慎的推崇!

升庵先生曾遊覽或間接了解過國內不少的溫泉,如新豐的驪山,鳳翔的駱谷,關中的郿縣,薊州的遵化,新安的黃山,和州的香陵,閩中的劍蒲,惠州的佛跡涯,渝州的陳氏山居等處,也了解雲南的寧州、白崖、浪穹、騰衝、永昌等地的溫泉狀況,但他特別推崇安寧溫泉,在他的《溫泉詩》序中,稱道安寧溫泉有7大優點:“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必呈,一也;四石壁起,中為石凹,不煩甃甓,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拂拭,三也;苔汙絕跡,不用淘渫四也;溫涼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茗顏,六也;盠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

他在其詩中唱到:“……溫柔真此地,難老是何鄉。”舊時的安寧溫泉,是在一座覌音寺裡,如今門上懸掛有楊慎所寫的“天下第一湯”匾額。最早的“天下第一湯”五字,系升庵先生所書,還有一首詩可以佐證:

暖露溶溶半畝塘,滌除塵垢勝凔浪;

世人大抵趨炎態,天地於斯見熱腸。

池底勢翻珠磊落,石邊聲瀉玉鏗鏘。

辟寒集內稱奇絕,太史顏書第一湯。

詩人所說的太史,正是楊慎。後來溫泉辟建了賓館。劉淑清在1941前後,請安徽書法家王景茀題寫了“天下第一湯”,落款“龍雲題,王景茀書”,並請蘇州在滇石工刻石,嵌於庭院內的小池壁上。這雖然已不是楊慎的原題書法,但也是源於升庵之意。

升庵先生在安寧的螳螂川留下的詩文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他在安寧的文化遺產,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寧人。清代安寧著名詩人段昕,就非常尊崇楊慎,深受其感召……

楊慎的感情簡史

晚清時節,雲南人楊瓊的《滇中瑣記》記載說:“升庵在滇置妾二人,一為永昌焚夷(指傣族)女,一為大理白子女。”此說未見於任何明清文人著作。楊瓊字回樓,鄧川白族人,1845年出生,曾中鄉試,任學官。壯益好學,東渡日本留學,為留學生當中年齡最長者之一。歸國後執教於昆明大理,辛亥革命後被舉為參議員。所著《滇中瑣記》成於光緒三十三年,有趙藩、李根源序。其書雜記136條,滇中之歷史遺聞,物產風俗以至奇聞怪異無不具載,多取自古籍,尤其是疏漏失考者;亦載時事及親歷之作,則多可取。

關於楊慎的婚姻狀況,簡紹芳《楊慎年譜》記載:正德二年九月娶王氏為妻。(程封《年譜》載:正德十一年生子耕,耕殤;副室生子恩恩。彌月母亡。)十四年妻王氏卒,得黃峨為繼室。嘉靖三年慎戍雲南。五年七月攜家(黃峨)就戍所。(《新都楊氏家譜》:“嘉靖八年春黃峨返蜀,六月二十一廷和卒,慎奔喪返蜀,喪事畢即還戍所。”而黃峨仍留於家,以經紀家務。)十三年經臨安,納少室新喻人周氏。(張含的賀詩寫道:“去年得妾臨勾東,娥嬙婉麗諧琴瑟。”)十四年子同仁生。二十一年八月納少室北京人曹氏,二十二年兒子寧仁出生,與楊升庵交遊的土大夫俱有賀章,張含賀詩裡,有“天上麒麟輝蜀人,海中龍馬過滇池”之句。據此,楊升庵在雲南曾納二妾,一為新喻人,一為北京人。均非滇籍,也不是少數民族。

我們可以理解當時楊升庵的絕望心情,自知已不為當世所容,無赦還之望。他一度寄情詩酒,放浪形骸,攜妓自隨,則有其事。這些情況見於王世貞《藝苑卮言》及謝在杭的《滇略》。學術界認為,這些關於楊升庵的納妾記載,基本屬實。

正值盛年的楊慎,曾經發現明武宗朱厚照整天遊玩嬉戲、親近佞臣,不理朝政,心裡壓抑不住憤怒,於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醜封事》,直言指責朱厚照“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苦苦勸皇帝停止這種率性、荒唐的行為。

但武宗根本不放心上,礙於其父楊廷和的面子,也沒過多怪罪。《明史》記載:“ 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稱疾歸。”這是說 楊慎氣憤不過,便稱病告假,辭官故裡。

正是在告辭的這段時間,楊慎認識了黃峨。

黃峨是蜀地有名的才女,又為尚書黃珂之女,自幼博通經史,能詩文,擅書劄。在明時就出版了《楊升庵夫人詞曲》5卷,在當時堪稱奇跡。黃峨《明史》有傳,後世更是將之與李易安相比較。名門閨秀,和楊慎可謂是門當戶對,天作之合。

1519年,兩人順利完婚,婚後感情融洽,在桂湖之濱過著詩情畫意、相敬如賓的甜蜜生活,但這樣的生活並沒有持續很久,後來楊慎流放滇南,黃峨也一度相依相隨,伉儷情深,傳為美談。

當她意識到,楊升庵被赦還的機會十分渺茫後,黃峨由盼望而失望,最後只有自我安慰。她在《寄升庵》一詩中寫道:

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

郎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

等待是多麽殘酷,殘酷到讓一個懷抱的希望徹底灰飛煙滅。她足足等了楊慎30年。當她知道知楊慎在雲南病死的消息,年老的她還跋山涉水去參加了丈夫的送別儀式,圓了丈夫一生的夢想。次年冬天,黃峨將升庵附葬在新都西郊其祖父楊春墓之左,自己最終也是孤老終生。

楊慎與瀘州

楊升庵在35年的放逐生涯中,先後7次回川。“往複滇雲十四回”,路過四川瀘州達到15次。

在楊慎充軍南下路程上,瀘州是繞不過去的重鎮。因緣際會,楊慎的表弟韓適甫當時擔任瀘州衛指揮使,十分關心楊慎的飲食起居。楊慎首次來到瀘州,對這座江城的江山平遠的壯闊美景,留下了“余甘渡口斜陽外,靄乃漁歌雜棹謳”的詩句,從此愛上了瀘州的山山水水。在其後三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中,每次行役過此,總要流連小住,少也三五天,多竟一年半載。65歲時,他長住了下來,準備終老是鄉。直到71歲,才被雲南巡撫王昺派人將他重新逮捕押還戍所……他在瀘州,前後居住十有余年,與各界人士廣泛交往,結社唱和,留下了幾百首詩章。楊升庵愛瀘州人,瀘州人懷念楊升庵,口口相傳,竟說他是“瀘州人”了。因此,我們說瀘州是楊慎的庇護所,並不為過。

楊升庵因諫獲罪,報國無門,心情已經夠痛苦了。京城裡的嘉靖皇帝對他還不放心,不時查問,弄得他連牢騷也只好悶在心裡。古代有骨氣的文人除了筆誹、腹誹之外,還有一種抗爭的武器,那就是佯狂。著名的竹林七賢借酒澆愁,佯狂傲世,憤世嫉俗,以至於也驚世駭俗。到了專製主義非常嚴重的明朝,佯狂已經成為文人避禍的諾亞方舟。佯狂一度成為了楊慎發泄苦悶的方式。

據說楊升庵在瀘州逗留期間成天喝酒,大醉後在臉上搽粉,將頭髮扎成兩個“丁丁貓”,還插上花朵,坐在轎子裡,讓門生們抬著“遊行街市”;還讓歌伎們捧杯追隨,逗得滿城百姓攔街爭看。莫非楊狀元瘋了嗎?當然不是。兩百年後,清代大詩人王士禎持四川科舉考試既畢還京,放船出川路過瀘州,聽到這個故事,說是這狀元“壯心不堪牢落”,所以醉酒裝瘋,用這樣的辦法來發泄他胸中的不平之氣。

看看楊慎第一次到達瀘州的情況——

嘉靖五年(1526年)七月,楊廷和病情好轉。楊升庵攜黃娥夫人去滇。當年秋天,夫妻第一次路過瀘州。

由於是未經批準自私逃回鄉的欽命軍犯,楊升庵返滇路上不敢久留。在瀘歇腳,時間也不會太久。從他寫的詩作《留別韓明可表弟》可以明顯看出來:

促膝喜開懷,離筵咫尺間。

鷁便巴江水,馬怯永寧山。

回首叫虞舜,驩兜(huān dōu)何日還?

這首五言六句,是迄今為止所知的楊慎第一次路過瀘州時留下的唯一詩作。他的逶迤路程是:從成都乘船,順岷江過嘉州(今樂山市)東下,至宜賓入長江,來到瀘州。到了瀘州,上行20公里,至納溪,便轉江入永寧河(古名藺水)。“永寧(河)三百六十灘,順流劈箭上流難”,行進越發困難。待到永寧(今四川敘永縣)過去,更要舍舟陸行,奔馳跋涉在崎嶇不平的山間小道。眼看就要進入蠻方異域,面對行將翻越的崇山峻嶺,楊升庵難免忐忑不安,唯恐生生為隔世之人,死作異域之鬼。,他卻一直渴望雨過天晴,施展自己的抱負。 在他告別永寧,取道赤水衛,過畢節,經烏撤(今貴州省威寧縣),大體沿著現在川滇公路的方向,直奔滇雲之際,永寧社會名流為之送行。升庵即席賦就《永寧諸賢送至魚鳧關》一首:

遠送魚鳧外,離情奈若何?

今晨岐路泣,昨夜洞房歌。

西上滇雲影,東流藺水波。

生還如有日,相伴老漁蓑。

他哪裡知道,嘉靖皇帝“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他在最高權威的俯視下,是永遠也回不來了。

楊慎對雲南民族史的研究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特點,那就是尊重少數民族的歷史,承認雲南少數民族在古代對於建設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貢獻。他認為古代的雲南是先進的,不是落後。這樣的觀點,至今看來,仍然是持平之論。

對於楊慎的成就,曾有人進行過系統的歸納和論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美學思想,二是哲學思想,三是對雲南歷史文化的貢獻。甚至有學者認為,如果明代在美學和哲學方面缺少了楊慎,很多東西就說不清、甚至解釋不了。筆者對美學和哲學認識不深,不敢隨聲附和。但是如果雲南文化缺了楊慎,可能很多事情真是說不清楚了。

例如:《滇載記》(原名《百古通元峰年運志》),《南詔野史》,《南中集》,《南中續集》,《滇記》,《滇程記》等,其中貢獻最大的是《滇載記》和《南詔野史》。他為了更好的完成研究的完成研究雲南歷史的任務,不但努力學習“僰音”(白族語言),“僰文”,以便於搜集和翻譯歷史資料以外,還不避艱險,登山涉水,深入現場從事田野考古工作,豐富和訂正了有關的歷史文獻。給歷史研究指出了一條新的道路。清人陳鼎在《滇遊記》中稱述:“升庵往來大理間近四十年,訪於舊家,得《百古通元峰年運志》,其書僰文,升庵熟諳其語,譯為《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詳備”。

他曾經在雲南的許多地方,在保山、昆明、安寧、晉寧、建水……都生活過。每到一個地方,都為研究雲南歷史的人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並且也使當時雲南以外的人們因交通不便而對雲南很少了解的狀況有所改變。這是他的影響的一方面。同時,他對於學術活動很熱心,到那裡便講學,結詩社,和雲南當時的學人有廣泛的接觸和影響。不少的人受他的啟迪和教益,成了知名人士。很負盛名的李元陽、張含、楊士雲、王廷表、胡廷祿、唐琦等,都向他求教,有“楊門六學士”之稱。他的這些學術活動,對提高雲南學術水準,是有不少作用的,這是他的影響的又一方面。

楊升庵臨終前集詩百餘首,編成《七十行成稿》,請李元陽為之作序,李元陽欣然應允,不日寫成。在《升庵先生七十行成稿序》一文中,李元陽這樣寫道:“有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窮而不躓,厄而不憫,人鮮有之。讀先生之詩,則此物勃然躍於吾前矣。”這不禁讓人想起《孟子》裡的名句:“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反過來想,這也恰是楊升庵雄視西南五百年的根性:經歷千磨萬擊,必與日月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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