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是江西省的省會。自漢代建城以來，隨著中國古代政治格局的變動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昌從邊地小城逐漸發展為區域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談及歷史地位，南昌似乎不容小覷：東晉蘇峻、祖約之亂後，溫嶠曾主張遷都豫章，南朝時江州州治遷入此地，五代十國時期，南唐的都城更是喬遷至此……然而，南昌歷史上的政治地位並不穩固，東晉溫嶠的主張，最終因王導阻攔而夭折，南朝時的江州州治，則在豫章與尋陽間的反覆變更，而曇花一現的南唐，雖然建都南昌，但並未給此地帶來實質性的發展。南唐在南昌建都的影響根本無法與歷史上的洛陽、開封、南京等古都相提並論。這不禁讓人感慨，如今的南昌人傑地靈，但為何歷史上與帝王氣只有半面之緣？為何南昌佔盡地利，卻無法迎來天時人和？回溯南唐建都南昌的始末，或許我們可以從中找到一些答案。
白楊秋月苦 早落豫章山
南昌城雖然肇基於西漢初年，但是考古調查發現，今南昌城區存在多處類似樟樹吳城遺址（江西境內規模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遺址）的商周遺跡，這些遺跡表明商周時期的南昌，並非是無人居住的蠻荒之地，在今南昌市青山湖至青雲譜之間的弧形地帶，就曾有一片密集的居民區。
商周時期南昌古代居民集中分布圖（作者製，底圖來自Google地圖）
春秋時期的江西，乃“楚尾吳頭”之地，綜合《史記》、《通典》、《文獻通考》及考古實證等文獻資料來看，西周時期，今江西地區大部分地區都屬於越國。直到春秋中期以後，楚國才逐漸將勢力擴展到鄱陽湖流域，南昌直到此時，才成了楚國的東境。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南昌新建大塘赤岸山戰國遺址中發現了鐵斧范，由此證明南昌地區在戰國時期，生產力已發生了質的飛躍，步入了鐵器時代。
秦統一六國後，雖未在江西置郡，但從公元前219年開始，秦對百越地區（今南嶺以南的廣東、廣西等大部分地區）展開軍事行動，使得南昌一帶一度成為秦朝的兵力調動、集結的重要區域之一。
西漢高祖六年（前201年），劉邦初平垓下之役後，便開始設立豫章郡，其郡治即在南昌縣，到了漢景帝三年（前155年），吳楚七國被平定後，南昌成為當時豫章郡十八縣之首。
豫章郡治的南昌城究竟由誰而築，如今眾說紛紜。流傳最廣的是灌嬰城說，相傳灌嬰一直奉漢高祖命駐軍南昌，所築“灌嬰城”，在《史記·灌嬰傳》和雷次宗的《豫章記》均有記載。
但是《史記·高祖功臣侯列表·堂邑侯陳嬰》和《漢書·高惠高後孝文侯列表·堂邑安侯陳嬰》中，卻都記載“定豫章”者為陳嬰。宋代趙與時在《賓退錄·章貢志》對這一說法做了考證，“陳嬰築城說”又一時風靡。
此外，（雍正）《江西通志》則引述《南昌耆舊記》，稱灌嬰命屬下章文負責漢代南昌城的修築。而近年來，又有學者依據《羅珠肇基豫章羅氏考略》等文獻，提出了“羅珠築城說”，南昌城的修建又備一說。各種說法都有道理，莫衷一是，卻正好反映了南昌城的始建，集合了當時的各方力量。灌嬰和陳嬰因為軍務可能無暇城池的營造，實際的營造應該是由章文、羅珠等主持完成的。
“南昌”地名的由來，普遍認為是築城時，建造者取“昌大南疆”、“南方昌盛”之意，將新城定名“南昌”，作為豫章郡郡治所在。然而隨著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指出南昌之名可能與海昏侯劉賀相關。根據近年來對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考古學家在出土的燈具、漆器上，發現了迄今最早的“南昌”字樣，由此判斷海昏侯劉賀很可能將之前在山東昌邑的封地稱為“北昌邑”，將廢帝後所居的新封地稱為“南昌邑”。但《水經注》則記載“漢高祖六年（前201年），始命灌嬰定豫章置南昌縣。”民國二十四年的《南昌縣志》亦記載，在漢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後，“豫章為漢郡，領縣十八，首南昌，隸揚州部”。雖然兩則文獻中“南昌”二字的出現，早於海昏侯劉賀生活的年代，但是這兩部文獻成書年代，實則都晚於海昏侯墓的出土文物年代。“南昌”地名的由來至今仍然存疑。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明確的是，“南昌”這一地名西漢時期便已出現。
漢代南昌城的規模比較小，共有六門：分別是南面的南門、松陽門，西面的皋門、昌門，東北兩面各有東門和北門。整個城池周圍僅10裡，81步，城區面積僅約4平方公里，甚至連接六門的城牆都是用夯土所築的。
漢代南昌城大致位置示意圖（作者製，底圖來自Google地圖）
漢代南昌城的方位，目前較為普遍的說法是位於今南昌城東南湖坊鎮黃城寺一帶。彭適凡、盧星等老一輩學者都持這種觀點。
但是近年來，《南昌古城址考證》（應宗強）、《明清南昌城複原研究》（盧方琦）等文都考證認為漢代南昌城位於今南昌城老城區內，大致東到東湖、西到撫河、北到疊山路和墩子塘一帶、南緣孺子亭公園。這些學者認為：一方面漢代南昌城城門數量和命名格局等與近代一致，二者存在明顯的繼承關係；另一方面，從南昌周邊漢墓所在的山水形勢判斷，漢代城址與墓葬在這一觀點中對應關係更為合理。聯繫《水經注》和《豫章記》之記載，筆者也認為古代南昌城應是漢代以來一體化的繼承發展，並非後來魏晉時期另擇新址所建。
而經兩漢、東吳五百餘年的發展，東晉時豫章城已有相當的規模。東晉太元(371-372年)年間,豫章太守范寧進一步擴大豫章城規模,又辟東北、西北二門以對皋門、松陽門形成了八門相望的城市格局。當時的南昌人口不斷增加，以南昌為中心的鄱陽湖平原成為了當時南方重要的糧食產地。《隋書･經籍志》就曾記載，蕭梁（南朝梁）時位於南昌的豫章倉是全國較大的糧食倉儲之一。
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滅陳後，在原陳朝統治的江州轄區內罷豫章郡而置洪州（607年又複為豫章郡），由此南昌也有了“洪州”和“洪城”之名。在這之後的唐朝，這座城市在武德五年（622年）、乾元元年（758年）兩度由豫章改稱為洪州。
洪都稱大府 上幕得名賢
從唐代開始，南昌的社會經濟發展逐步進入快車道。
首先是城市規模的擴大。唐貞觀十年(637年)，南昌城開始了唐代的第一次擴建，這次擴建中城牆材料由土石改為青天磚。而之後歷代的南昌城就是在唐朝城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洪州都督李景嘉繼續增築洪州城，全城四周辟有八門，城門題額均由當時書法家徐浩所書寫。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韋丹任洪都觀察使後，認為城內民舍都是毛竹結構，易失火，於是便改建瓦房，同時開辟南市和北市等三條街市，並進行了新一輪的擴建。據明萬歷本《新修南昌府志》記載，韋丹還修複南昌城東北隅，當時的南昌城開辟的城門多達16個，方圓達20余裡，比漢初時的南昌城擴大了4倍。對於老南昌人來說，韋丹的名字並不陌生，今天南昌市老城區英雄大橋以東的贛江堤壩——富大有堤，即始建於韋丹增修南昌城時。百姓出於感恩和紀念，曾將這一段河堤稱為“韋公堤，直到解放後才改為現名。
其次是南昌的工商業在這一時期逐步繁榮起來。唐代的洪州城是江西，乃至長江中遊地區的商業中心，具有發展商品經濟較為優越的條件。這裡不僅農業發達，農產品豐富，商業、製造業也發展水準極高。如青瓷器、漆器、銅器製造、紡織、造船、金銀器生產方面，都水準很高。另一方面，洪州地處長江中遊，水陸四通，具有“連巴控越”、“荊楚引甌”的地理優勢。尤其自開元年間，張九齡開通大庾嶺以後，海外和嶺南的貨物大都由廣州越大庾嶺過南昌，再由南昌轉運至各地，由此南昌成為了國內外貿易的商埠。
唐末，淮南節度使楊行密經過一系列軍閥混戰後，建立起了以揚州為中心的淮南地方割據政權。天複二年（902年），楊行密受封吳王。天佑二年（906年），楊行密的繼任者楊渥攻取了洪州,南昌從而納入了楊氏的統治（即吳和南唐的前身）。
楊吳政權於937年被李昪（曾隨養父徐溫改名徐知誥）的南唐政權所取代。943年李昪逝世後，其子李璟繼位，是為元宗，史稱南唐中主。在李璟統治前期，南唐疆域曾達到全盛，然而好景不長，北方中原的後周政權隨後迅速興起，並於保大十一年至交泰元年期間（955年至958年），數度進攻南唐，保大十二年（956年）東都江都府（今江蘇揚州）也淪陷於後周。958年，南唐不得不盡獻江北之地，並奉後周為正朔，用其紀年，並去除國號，李璟則改稱“江南國主”。面對這種危急形勢，李璟不得不考慮遷都，他曾與群論商議，認為都城金陵（今江蘇南京）與後周軍隊僅一江之隔，且又處在長江下遊，如果後周軍隊順流而下攻打金陵，南唐即使閉關自守，也堅持不了多久；如果請其他諸侯來救援，又恐退敵後，這些諸侯擁兵自重，會成為劉裕（南朝宋建立者）、陳霸先（南朝陳建立者）之流。他認為化解危機的上策是遷都豫章，據守上遊。但是群臣中除了樞密使唐鎬表示讚成，其余均表反對，李璟頂著朝臣的壓力，還是堅持實施了遷都計劃。959年11月，他改洪州為南昌府，是為南都。南唐自立國起，一直保持著兩都製的政治中心格局。東都江都府淪陷前，曾與江寧府（金陵）並為南唐東西兩都。東都淪陷後，南昌升為南都，江寧府的都城也沒有廢棄，可見南唐意在保持東、南兩都的建制和格局。
靈槎思浩蕩 老鶴憶崆峒
李璟為何鍾意南昌？客觀上來看，洪州地處長江中遊，是南唐疆域的腹地，軍事地理形勢相對優越，從金陵赴洪州，須溯長江而上，過彭蠡湖（今鄱陽湖）進入贛水方能抵達，與金陵相比，更加安全，不僅有利於戰略防禦，還可控扼長江下遊的潤、常等州。如果以南昌為基地，養精蓄銳，趁機而動，借長江中遊之有利，發揮水軍優勢，徐圖中興，也不失為上選。主觀上來看，李璟少時曾在廬山開先禪院作書堂讀書，對廬山情有獨鍾，定都南昌，方便造訪廬山，在心靈上也是慰藉。
廬山風光（作者攝）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二月，李璟率南唐朝臣開始遷都南昌，留太子李從嘉（後改名為李煜）在金陵監國。雖然南唐政府的主要機構都遷至南昌，但是掌管軍事的樞密院卻仍留金陵，掌管樞密院的左仆射也在金陵任職。可見在軍事防禦上，金陵仍是防禦北宋渡江南犯的軍事要衝。而其他百官，包括禁軍在內，都隨遷南昌。在遷都至南昌的途中，李璟還巡幸了廬山，北宋陳舜俞曾在《廬山記》中對其遊覽地點做了較為詳細的記載。
南唐遷都南昌，是李璟在危急中做出的倉促決策，南唐政府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對南昌城市、府衙等進行擴建。南昌城當時的規模難以滿足百官群臣的辦公和居住需求。《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南昌）城邑迫隘，宮府營廨，十不容一二，力役雖繁，無所施巧，群臣日夜思歸。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發病卒。”可見遷都南昌後，窘迫的現實環境，加深了本就不讚成而遷都的群臣的抵觸情緒，而李璟自己也開始後悔自己的決定，曾經唯一支持遷都的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又因患病而逝世。憂思與愁苦中的李璟，經常北望而歎息，曾作詩感慨道：“靈槎思浩蕩,老鶴憶崆峒。”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六月末，鬱鬱寡歡的李璟病逝於長春殿，年僅46歲。關於長春殿的位置，學者張啟予考證認為，位於中山路東段，東至八一大道西側，西至東湖，南至中山路，北至上營坊，即今南昌市育幼院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當時的長春殿所在地。
南唐南昌城大致位置與長春殿位置示意圖（作者製，底圖來自Google地圖）
李璟逝世時，曾“親書遺令，留葬西山（今南昌新建西山），累土數尺為墳”。而其子李煜在李璟逝世後則即位於金陵。這年七月，李煜不忍將父親葬在異地他鄉的南昌西山，便迎還其遺體，數月後葬於金陵附近的順陵。此後南昌府不再是南唐政府常駐的都城，文武百官和政府機構等都隨之遷回了金陵。不過在南唐後期，南昌府依然作為南都，與金陵並立。
青山遮不住 畢竟東流去
南唐遷都南昌不足半年，便因人去政息，草草收場。雖然歷史記載，南昌城池狹小，宮室簡陋，氣候濕熱，南唐君臣紛紛思歸金陵。但是，根據明萬歷《新修南昌府志》所載，當時南昌城規模和《南唐國史》所載的金陵城規模相當，並沒有小多少。而唐末的金陵頻遭藩鎮混戰破壞，雖經修複，但已沒有盛唐時的繁華。
南昌不能有效地承擔起南唐都城的重任，根本上在於其地緣影響、經濟實力和交通異塵餘生上的局限。
自古以來，長江上遊地區很少在軍閥混戰中佔據優勢，三國時猇亭之戰蜀漢敗之於孫吳，東晉時王敦之亂，以及在楊吳時期，居於金陵手握重兵的徐知詢，最終受製於輔政揚州的徐知詰，都說明上遊所謂順流而攻的優勢，並不存在。究其原因，是長江下遊衝擊地帶和太湖平原是南方較早發達的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水準高於上遊。六朝以來金陵一帶一直都是南方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加之東晉以來南遷的中原士族和本地的江東士族，金陵一帶建立起盤根錯節的關係，出現了龐大的門閥集團，這使得江東地區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人力資源方面都居於優勢。雖然門閥政治在隋唐後遭到科舉製的衝擊，但是當時科舉製錄取規模有限，地方宗族勢力依然能夠影響地方政治。南唐群臣反對遷都，不僅僅是不願離開金陵的醉生夢死，更是不願從複雜的社會關係中，被連根拔起。
滕王閣（作者攝）
從交通異塵餘生上看，王勃《滕王閣序》曾以“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的千古名句，稱讚南昌地理位置之優越。在隋朝大運河開通後，南昌交通的優越性進一步凸顯，大運河連通長江乾流，經鄱陽湖進入贛江水水系，沿贛江上溯至章水上遊的大庾嶺，翻越梅關至廣東南雄後便進入了珠江水系，而南昌正處在當時這條“京廣通道”之上。在唐、元、明等大一統時期，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貿易集散港口，與長安、北京等政治中心的經濟、文化交流較為頻繁，南昌是這一南北黃金水道繞不開的節點，也分享了貿易繁榮帶來的紅利。但是南唐時，南昌水運轉運站樞紐的優勢和商貿中心的優勢，並不明顯，一方面是有由於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各地比較依賴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對外貿易需求不大，特別是五代十國時期，這條南北水運通道被不同政權割據，作用受限。另一方面，“海上絲綢之路”在宋元時期才繁盛起來，唐五代時期沿海港口與內地的貿易規模還十分有限。從南唐的政治經濟格局來看，其境內的黃金物流交通線並非倚賴連通廣州及大洋的大運河—贛江南北通道，而是東西向的長江中下遊的乾流通道。
南昌曇花一現的南都歲月，隨著南唐的覆滅而沉入歷史的長河。短暫的南都時代，如過眼雲煙，並未給南昌的城市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帶來實質性的增長。975年，北宋軍隊攻佔金陵，南唐後主李煜投降，南唐覆滅，南昌歸入北宋轄境，成為北宋江南西路的首府。後來宋代民間商業的繁榮、文教科舉的發展和景德鎮瓷器的行銷等因素，才讓南昌逐漸走上了繁榮發展的快車道。
當後主李煜形容枯槁地寫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千古絕筆時，千里之外懷抱贛水江流的南昌，正在歲月一隅，靜候真正屬於它的發展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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