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貓頭鷹》：希望與絕望的交響曲

Rene Magritte

《瞎貓頭鷹》是學界對之研究最多的一部伊朗現代派小說，被譽為卡夫卡式的經典之作。該部作品在學界關注較多的異化主題與荒誕悲觀色彩之外，還蘊涵著很深的伊朗瑣羅亞斯德宗教文化傳統的因子，其承載的是作者寄寓其中的拯救之希望，然而作者對這一希望本身又是深深絕望的。因此，絕望——希望——絕望的旋律在整部作品中反覆交織回蕩，使整部作品呈現出一種異於其他現代派小說的獨特美感。本文選自伊朗現代派小說集《瞎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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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貓頭鷹》：希望與絕望的交響曲

文 | 穆巨集燕

《瞎貓頭鷹》是伊朗現代著名作家薩迪克·赫達亞特（Sādiq Hidāyat，1903—1951）的代表作，在伊朗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是伊朗躋身世界經典現代派小說之列的少數作品之一，也是學界對之研究最多的一部伊朗小說。因該小說至今在伊朗一直被列為禁書（其間有短暫開禁，但很快又複禁），伊朗學界多以批判的眼光來審視這部小說，視點多落在小說荒誕悲觀的色彩上，並將之與赫達亞特本人的悲觀厭世聯繫在一起，認為這是一部悲觀頹廢有毒的小說。西方學界與中國學界更多地看到了該小說作為20世紀現代文學對“異化主題”的深刻揭示，認為這是一部卡夫卡式的經典作品，在分析論述時側重於其所受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對作品中蘊涵的伊朗瑣羅亞斯德教傳統文化因子分析不足。本文即嘗試在這一方面有所突破。

《瞎貓頭鷹》內容荒誕離奇，籠罩在神秘的迷霧中。整部小說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講述了一個似夢非夢的故事：“我”是一位畫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筆筒上畫一位美麗的少女，“我”叔父把這些筆筒帶到印度去販賣。一天，“我”無意中從房間的窗戶瞥見畫中少女出現在窗外的荒野上，她旁邊有一個醜陋的老頭，眨眼之間又全都消失沒了蹤影。我外出多方尋找無果。不久之後，那少女又突然出現在“我”家門口。“我”把她帶進房間，給她喝了一點叔父從印度帶回的用眼鏡蛇浸泡的酒，結果少女在床上死去，並很快腐爛長蛆。“我”把少女分屍裝進手提箱，走出家門，驚見那個醜陋的老頭正駕著馬車等在門口。“我”乘馬車到荒郊野外一乾涸的小溪旁掩埋那少女，挖坑時挖出一個古陶罐，駭然看見罐上畫的正是那位美麗的少女。小說下半部寫了“我”與妻子的感情糾葛：妻子是“我”青梅竹馬的表妹，少女時代十分清純聖潔，而現在變成了一個人盡可夫的蕩婦。我因此備受折磨，病臥在床，浮想聯翩，回憶少女時期的妻子，甚至掙扎起身到郊外的蘇蘭小溪邊尋找妻子昔日的蹤跡。“我”對妻子的放浪形骸實在忍無可忍，最後用刀殺死了妻子。這時，“我”忽然看見那個醜陋老頭正抱著那隻古陶罐從房間走出去，“我”追趕而去，那老頭卻沒了蹤影，而“我”一照鏡子，發現自己異化成了那個相貌醜陋的老頭。

《瞎貓頭鷹》故事神秘詭譎，上下兩部分表面上沒有關聯，實質上具有內在統一性。上半部充滿夢幻色彩，而下半部即是上半部的現實版，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即聖潔少女腐爛（墮落）、死去的故事，所不同的是上半部以“我”得到陶罐結束，而下半部以丟失陶罐結束全書，整部小說具有濃厚的象徵色彩和多重主題。

一、異化主題

異化主題無疑是《瞎貓頭鷹》這部小說的核心旨歸，也是學界以往分析論述的重點，對此筆者也深以為然。薩迪克·赫達亞特是第一位將西方現代派創作手法引入波斯語小說創作的作家，這與赫達亞特在上世紀20年代留學歐洲的經歷密切相關，“他們受到歐洲文學的影響，更關注創作的方式。”在他那個時代，伊朗小說的故事內容大多是在歷史、社會和政治的背景下展開。而《瞎貓頭鷹》完全是一部個人化、內傾化的作品，是一扇開向靈魂解脫的視窗，是伊朗小說從外向內轉的一個標誌。正如《發達資本主義時期的抒情詩人》一書序言所言：“在本雅明看來，由於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機械複製對人的感覺、記憶和下意識的侵佔和控制，人為了保持住一點點自我的經驗內容，不得不日益從‘公共’場所縮回到室內，把‘外部世界’還原為‘內部世界’。”

一般來說，現代主義小說“不研究現實，而是研究存在”。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即是無法抗拒的異化命運，這是《瞎貓頭鷹》展示給我們的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小說中的人物全都最終難逃異化的命運，全都最終走向異化。首先是那個畫中美麗少女。畫中少女沒有名字，沒有性格，沒有物質意義上的肉體，只有美麗脫俗的形象，小說用了大段大段的、最美的句子來描寫這位少女超塵脫俗的美麗，比如：“她不可能與這個塵世的東西有什麽關聯……她的衣服也不是用普通的羊毛或棉花織成的，不是用物質的手、人的手織成的。她是一個美麗絕倫的存在，……我相信如果紅塵之水滴在她的臉上，她的玉顏就會憔悴。”這裡，美麗少女已成為一種象徵符號，代表作者心中向往的一種聖潔美好的純粹精神。然而，當畫中少女忽然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出現在“我”家門口，“我”把她帶進房間，她卻在床上死去，並很快就腐爛長蛆。“我”無可奈何地只好把她埋掉。這是小說欲表達的第一層象徵內涵，即人的精神一旦進入現代社會，其命運就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墮落腐爛。

與畫中少女相關聯的形象是童年時代的妻子。倘若說“畫中少女”是清純精神象徵的“幻想版”，那麽，童年時代的妻子則是純粹精神象徵的“現實版”。童年時代，青梅竹馬的表妹有著一種晶瑩剔透的清純美。然而，長大成人之後，表妹在與“我”結婚時就已經不是處女了。婚後，更是墮落成一個人盡可夫的蕩婦，與形形色色的男人通奸。這是一個純真美麗的女孩墮落異化的故事。

與畫中少女緊密關聯的另一個形象是主人公“我”的母親布高姆達西。“我”的母親原是在印度聖廟裡跳聖舞的舞女，是為神獻祭的舞女，是聖潔美麗的象徵。父親為她所深深吸引。布高姆達西與“我”父親結婚之後，墮落異化為在城市廣場上賣藝的舞女。

畫中的駝背老頭已經是一個異化之後的形象。並且，小說中所有的男人——畫中的駝背老頭、趕馬車老頭、擺路邊攤老頭、叔父、姑父全都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異化後的形象：蒼老、駝背、瘺眼、豁唇，並且總是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一般來說，人的墮落腐化總是有一個過程的，但小說並沒有去展現這些人如何一步步墮落的軌跡，小說呈現給我們的就是一個個已經墮落腐化的人。這些人物沒有過去，更沒有未來，只有“當下”，而“當下”即是在現代社會中的異化狀態。

赫達亞特儘管十分崇拜卡夫卡，不僅將卡夫卡的作品翻譯成波斯語，而且還寫了長篇專論《來自卡夫卡的資訊》。然而，赫達亞特並沒有亦步亦趨地仿效卡夫卡，讓自己的作品呈現為全然的“陌生”與“異化”狀態，讓人看不到希望。在赫達亞特的心中，始終有一絲不泯的希望，那就是他筆下的主人公“我”與“異化”命運的抗爭。這是赫達亞特與卡夫卡最大的不同。這種抗爭小說是通過主人公“我”來展示的。“我”在黑暗、壓抑的現實生活中苦苦掙扎，力圖擺脫這痛苦的異化命運，但最終還是無法擺脫這一命運，無法避免地異化，變成一個蒼老、駝背、瘺眼、豁唇的老頭，並且總是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人在現代社會中掙扎，不想墮落異化，苦苦抗爭，但最終也無法抗拒地走向異化的命運。因此，小說最終給人的又是絕望。並且，比卡夫卡的絕望更加絕望。因為，卡夫卡的人物是“順應”異化的命運，而《瞎貓頭鷹》中的主人公“我”是在不屈的抗爭，因而更加呈現出一種悲劇色彩。“悲劇之美和給欣賞者巨大美感的原因，正是由於這種驚心動魄的生死搏鬥。”也許“順應”體現的是卡夫卡的孤獨與睿智，故因病而終；赫達亞特的“抗爭”則蘊涵了更深的執著與絕望，故最終自殺。

那麽，是什麽導致了人在成年之後就異化得面目可憎了呢？小說中主人公“我”的父母之間的愛情本來是美好的，然而叔父插足進來之後，一切就變了。在眼鏡蛇的考驗中，父親死亡，叔父被嚇得完全改變了模樣，也就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裡，作者成功地運用了宗教神話：伊甸園中的蛇引誘亞當夏娃偷食禁果，犯下了原罪。亞當夏娃的故事雖然是基督教的神話故事，但也被伊斯蘭教所吸收。蛇作為魔鬼的象徵在傳統文學中通常是罪惡之源的象徵，在《瞎貓頭鷹》中也不例外，它揭示了異化的根源：蛇——人類心中隱藏的貪欲。小說中每個人物的異化都與蛇密切相關。這條“蛇”在作品中既是外顯的又是內在的。首先，畫中的清純少女來到現實中，是因為“我”給她喝了浸泡眼鏡蛇的酒而死去、腐爛；而這眼鏡蛇酒又是母親遺留給“我”的唯一禮物，“我”的父親因這蛇而死，叔父因這蛇而異化，母親亦如此。可以說，這條外顯的蛇是左右小說情節發展的主角。

傳統文學中，蛇往往是作為引誘人犯罪的外在魔鬼而存在，《瞎貓頭鷹》表面上亦如此。然而，若我們細加體味，會發現赫達亞特在展現人因蛇而異化時，其關注點不是在外部，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人性本身。在作者看來，與其說人的犯罪、異化、墮落是受到外在魔鬼的引誘，毋寧說是人性本身隱藏著的一種魔鬼精神所致。小說中的異化形象無一不是被這種魔鬼精神操縱的結果，而主人公“我”的異化更加清楚地體現了這種異化的過程：社會環境的壓力已使“我”痛苦不堪，而使“我”更加痛苦的是“我”自身存在著一種魔鬼的力量，它使“我”感到自己活生生地被分解。小說寫到“各種令人恐怖的、犯罪的、可笑的臉孔，隨著手指的拉扯而不斷變換——那個黑老頭、屠夫、我妻子，他們的樣子都出現在我臉上。似乎他們的幻影都存在與我身上。”“我感到此時此刻，擺路邊攤老頭和屠夫的靈魂附著在了我的身體裡。”“我”拚命掙扎，與這內心的魔鬼鬥爭。然而，“我”最終也無力揪出隱藏在“我”身上的魔鬼，走向異化。也就是說，異化根源即在我們自身。因此，可以說，《瞎貓頭鷹》深刻揭示了現代社會中人類不可逆轉的“異化”之悲劇命運，而“我”的最終異化更是象徵了人在現代社會中無法走出的精神困境。

因此，卡夫卡呈現的是已經異化的狀態，對於敏銳者而言是一種警醒的重擊，然而對於渾然不覺自己已處在異化狀態的“懵懂者”來說，多少有些隔膜，有些“事不關己”的旁觀意味；而赫達亞特呈現的是異化的過程，讓每一位“旁觀者”都感同受身，置身其中，無法“旁觀”，因而令人毛骨悚然。

二、拯救主題

赫達亞特的作品如同卡夫卡的作品一樣，一方面讓敏銳的讀者與故事中的主人公產生一種由同一性引發的共鳴，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矛盾與不相容。應當說，赫達亞特的作品在卡夫卡的精神特質之外，還有一種獨特的朦朧夢幻之美感。如同卡夫卡，對於赫達亞特來說，寫作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是塵世生活方式，更是精神生活方式，是靈魂的飛翔狀態。不同於卡夫卡的是，赫達亞特的心中始終存有一種希望，儘管細若遊絲。對於《瞎貓頭鷹》的拯救主題，尤其是其中對伊朗傳統宗教文化因子的運用，以往學界較少涉及。

《瞎貓頭鷹》整部小說縈繞著濃厚的印度－伊朗雅利安人古老傳統的情結。小說創作的時代正是巴列維王朝建立之後，開始大力打壓伊斯蘭文化，大張旗鼓地宣揚伊朗伊斯蘭化之前的古波斯文明和文化，也就是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的文化傳統，也即是雅利安人的文化傳統，認為這才是伊朗自身的文化傳統。因此，第一代巴列維國王禮薩王在1934年正式將國家名稱由“波斯”改為“伊朗”。“伊朗”一詞從“雅利安”演變而來，意為“雅利安人的後裔”。在巴列維王朝時期，有相當一部分伊朗知識分子認為，伊朗之所以衰敗正是從阿拉伯人的入侵開始的，認為古波斯文明所代表的雅利安傳統才是伊朗的根。赫達亞特正是這樣一位知識分子，他十分迷戀伊朗伊斯蘭化之前的文化傳統，在短暫的一生中，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收集整理伊朗伊斯蘭化之前的民風、民俗和民間故事。他說：“我們不應該忘記，其中一部分風俗習慣不僅可以令人喜悅，而且還是伊朗輝煌歷史的紀念，如梅赫爾甘節、婁魯茲元旦節、拜火節等，保護發揚這些風俗習慣是我們全體伊朗人的一項重要任務。”赫達亞特還在印度生活了一年多，在他看來，印度比伊朗這樣已經完全伊斯蘭化了的國家，在對雅利安人古老文化傳統的保持方面，做得更好一些。《瞎貓頭鷹》整部小說也彌漫著濃厚的印度因素：父親、叔父到印度經商，娶了印度舞女為妻，而“我”的營生也是將畫的筆筒銷往印度，反反覆復出現的“蓮花”意象，等等。然而，小說中，印度的代表形象是那個坐在柏樹下的駝背老頭，也就是說在兩百年的殖民地歷史之後，印度這個雅利安文化的代表國家與伊朗一樣也衰敗、老朽、異化了。

小說中經典場景出現的時間具有深刻的拯救內涵。小說寫到，主人公“我”是在正月踏青節那天，無意間從儲藏室的通風口瞥見荒野上的美麗少女的。伊朗陽歷的每個月的名字和每一天的名字都是用瑣羅亞斯德教所崇拜的神祗的名字來命名的。正月也就是一月，稱為法爾瓦爾丁，在瑣羅亞斯德教的經書《阿維斯塔》中，法爾瓦爾丁是靈體神的名字，是人類的庇護神。正月元旦日是公歷的3月21日春分，正月十三也就是公歷的4月2日，與中國的清明節非常接近。伊朗人在這一天的民俗是全家外出郊遊踏青，因為十三日這天的名字是提爾，在瑣羅亞斯德教中“提爾”即雨神，是賜予甘霖的神祗。也就是說，在靈體降臨人的肉體、又逢甘霖滋潤的這一天，主人公“我”看見了荒野中出現的經典場景。

然而，轉瞬之間，荒野上的場景就消失了，“我”開始四處尋覓。尋找了多少天呢？小說在上半部三次提到是兩個月零四天。當一個作家在作品中反覆涉及某個意象，必定會有其特殊的涵義在其中。從正月十三往後數兩個月零四天，是伊朗陽歷三月十七日。三月名為霍爾達德，是水神，代表完美和健康。在瑣羅亞斯德教的神話傳說中，水神霍爾達德將先知瑣羅亞斯德軀體的分子置於雨水中，然後降落大地，讓草木吸收，瑣羅亞斯德的父親趕著奶牛放牧，奶牛吃了含有瑣羅亞斯德軀體分子的牧草，然後瑣羅亞斯德母親又喝了含有瑣羅亞斯德軀體分子的牛奶，由此生下人類的第一個先知瑣羅亞斯德。第十七日的神祗名索魯什，是瑣羅亞斯德教中的報喜天使。在尋找了兩個月零四天之後，那個美麗少女在三月十七日這天出現在主人公的家門口。

畫中的美麗少女無疑是赫達亞特心中的拯救天使，在正月十三日，靈體降臨人的肉體又逢雨神普降甘霖的這一天，出現在“我”的視野中。然後又在三月十七日，代表完美和健康的水神霍爾達德主管的月份，在報喜天使索魯什報喜的日子，來到“我”的現實生活中。小說用了不少的篇幅來描寫少女那雙烏黑晶瑩的眼眸：那雙充滿魔力的威嚴的眼睛，那雙像是在譴責人們的眼睛，那雙焦慮、驚異、具有震懾力而又充滿許諾的眼睛。無疑這是一雙具有震懾力、洞察力、拯救力的眼睛，洞悉塵世間的一切苦難。這裡，拯救主題凸顯出來。

小說最經典的畫面：少女向那個坐在柏樹下的老朽的駝背老頭獻上荷花。在這一反反覆複多次出現的經典畫面中，不僅“少女獻花”本身就蘊含了“拯救”之深意，而且還有兩個不能忽視的象徵意象：一是柏樹，它既是生命長青之樹（波斯文學中常用“柏樹”比喻女性曼妙的身姿），也是祭祀哀悼之樹（在公墓陵園中普遍種植柏樹）。其實，祭祀哀悼也是祈禱亡者的靈魂長青不朽，二而為一。更為重要的是，伊朗民間普遍流傳，柏樹是瑣羅亞斯德遊歷天堂之後，帶到人間的聖樹，在伊朗人的民間信仰中是連接天堂與大地的生命之樹。駝背老頭坐在柏樹下，既是對衰敗和異化的哀悼，也是希望他能重新煥發活力。二是荷花，它是出汙泥而不染的聖潔之花，是佛教的聖花，佛教裡有釋迦牟尼步步生蓮的傳說。荷花代表超然脫俗，也代表了古老的雅利安傳統。小說中寫到：“那荷花葉並非凡俗之花……如果她修長的手指去采摘凡俗的荷花，那手指便會像花瓣一樣枯萎。”

荷花的拯救象徵還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伊朗的瑣羅亞斯德教的傳統。前文講到，該教傳說中瑣羅亞斯德的誕生，就是水神霍爾達德將先知瑣羅亞斯德軀體的分子置於雨水中，然後降落大地，讓草木吸收。瑣羅亞斯德的父親趕著奶牛放牧，奶牛吃了含有瑣羅亞斯德軀體分子的牧草，然後瑣羅亞斯德母親又喝了含有瑣羅亞斯德軀體分子的牛奶，由此生下人類的第一個先知瑣羅亞斯德。因此，故人的細胞化入泥土和草木，生生不息。小說中也寫到：“我領悟到在那群山上，在那些房屋中，在那些用沉重磚頭建造的荒蕪了的居民區裡，人們生活過，現在他們的骨頭腐爛了，也許他們身體各部分的細胞活在了蔚藍色的荷花中。”

在正月十三靈體降臨人的肉體又逢雨神普降甘霖的這一天，代表純粹精神的少女，將代表古老雅利安傳統的荷花，獻給坐在柏樹下的像印度瑜珈行者的駝背老頭。這裡，作者所想要表達的拯救主題是不言而喻的。

荷花的拯救寓意還體現在小說中反反覆復出現的歪歪扭扭、奇形怪狀的房屋、衰敗的古城堡。這些破敗房屋的象徵意象在小說行文中有所揭示。主人公“我”在精神恍惚中，看見蘇蘭小溪邊的柏樹後走出來一個穿黑衣的小姑娘，向山上的古城堡走去，“此時山上城堡的影子似乎全都復活了，那位小姑娘是以前雷伊古城的一個居民。”雷伊是伊朗昔日古都的名稱，在現今的德黑蘭附近，在小說中是古波斯的一個象徵。也就是說，曾經繁榮昌盛的古波斯帝國，現今只剩下這些破破爛爛的房屋了，儼然一片衰敗的景象。然而，在這些破敗房屋的中間，總是“有一些蔚藍色的荷花長出來，沿著門和牆壁攀援而上。”破敗房屋中的荷花，與美麗少女向那個駝背老頭獻上荷花，二者的象徵含義是一致的，都是表達拯救的主題。

赫達亞特在其遊記《伊斯法罕半世界》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寫伊斯法罕城郊的一個拜火壇，雖然已是一堆殘垣斷壁，但作者卻陷入感懷：這座瑣羅亞斯德教的拜火壇，早先一定是非常巍峨壯觀，有長年不滅的聖火和絡繹不絕的參拜者。作者感歎：倘若這些地方能夠重建，再次點燃令人緬懷往昔的熊熊大火，該有多好啊。似乎在赫達亞特看來，荷花的外形正如同一簇熊熊燃燒的聖潔不滅的火焰。也許，印度的荷花與波斯的火焰在古老的雅利安傳統中即是同源的。《瞎貓頭鷹》中一再提及的荷花何嘗不是作者心中不滅的火焰，從民族主義的層面上來說，是作者想要借助雅利安的古老傳統重振伊朗昔日的榮光，使現代伊朗能走出貧窮、落後、愚昧的泥坑，重新振作強大起來；從更廣闊的世界主義的層面上來說，作者是希望用一種東方的超凡脫俗的純粹精神，拯救被西方文明所異化的物欲橫流的現代人。

三、希望與絕望

現代人真的有獲拯救的希望嗎？作者赫達亞特的心中是既希望又絕望的。小說主人公“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筆筒上畫畫，畫的是同一幅畫，即具有震懾力、拯救力的美麗少女。這說明作者在其中是寄托了深深的期望。在正月十三踏青節這天，作者寄托了深切希望的場景——少女向駝背老頭獻花——出現在原野上。然而，那駝背老頭的恐怖笑聲使這一場景轉瞬即逝。也就是說，一種深切的期望，轉眼就落空。然而，“我”並不甘心，天天外出，四處尋覓。整部小說寫了兩場尋覓，一是上半部，荒野中的少女消失之後，“我”發瘋似地四處尋找。另一場是下半部，“我”在病中，不堪折磨，掙扎起來，走出城外，走到蘇蘭小溪邊，尋覓童年時代與妻子兩小無猜、玩捉迷藏的歡樂。

尋覓本身就是心中的希望並未泯滅的外在行為顯示。的確，執著的尋覓使主人公似乎又獲得了希望。在小說上半部，經過兩個月零四天的尋找，在三月十七日報喜天使報喜的這一天，畫中少女出現在“我”家門前。在小說下半部，主人公“我”在病了兩年零四個月之後（這是兩個月零四天的一個變異數字），掙扎起來，來到城外的蘇蘭小溪邊。恍惚間，不僅看到一個象徵著拯救的小姑娘從柏樹後走出來，向山上的古城堡走去，同時也回憶起與童年的妻子在正月十三踏青節這天在蘇蘭小溪邊玩捉迷藏的情景。因此，這又是在絕望之中的希望。然而，希望之後仍然是絕望。畫中少女來到我家之後，轉眼就死去了；童年時代純真可愛的妻子，長大成人之後成為人盡可夫的蕩婦。這是小說上下半部相互映照的同一個內容的不同的版本形式。也就是說，在整體結構上，小說不僅上下兩部分各自分別有一種“希望與絕望”之旋律縈繞，而且上下兩部分又共同組成了更大的一輪“希望與絕望”之旋律。

小說中的小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徵意象，筆者把它解讀為文化傳統的象徵。我們一般的慣常比喻也是把文化傳統比喻為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小說上半部結尾，在挖坑埋葬死去的少女時，小說明確說到，是在一個乾涸的小溪旁邊。這裡隱含了伊朗文化傳統的乾涸與斷裂。從更廣闊的層面上來說，意味著精神的枯竭。小說下半部寫主人公“我”在病中外出遊蕩，來到蘇蘭小溪邊，這時的小溪是流水潺潺的。但是，我們要注意到，這是主人公的幻覺，是在腦海裡呈現與童年時代的妻子在小溪邊玩捉迷藏的美好情景。童年時代是一個清純美好的時代，映射在具體的周遭環境中，那就是文化的長河潺潺流淌，沒有乾涸。然而，幻覺終究是虛幻，清醒之後依然是一條乾涸的河流。這是小說中縈繞的又一輪“絕望—希望—絕望”的變奏。

小說另一個重要象徵意象是陶罐。小說明確說到，那個擺路邊攤的老頭以前是個陶工，到最後就只剩下路邊攤上的一些破爛玩意兒和一隻肮髒破舊的陶罐。這個擺路邊攤老頭的陶工身份無疑是古波斯的象徵。陶工和陶罐是波斯古典文學中的一個典型形象，尤其在海亞姆的四行詩中更是頻繁地出現。在海亞姆的詩歌中，用含有先人骨殖的陶土做成的陶罐具有雙重含義：一是本文前述的瑣羅亞斯德的文化傳統，即瑣羅亞斯德先知身體的分子蘊含在草木陶土中；二是海亞姆深受古希臘原子學說的影響，認為人死後屍骨化為原子融入泥土。赫達亞特對海亞姆十分崇拜，深受其影響，不僅收集整理了海亞姆四行詩，而且還寫了長長的序言對之深入論述。因此，在赫達亞特這裡，用含有故人屍骨的陶土做的陶罐無疑是傳統的象徵。在乾涸的小溪旁挖坑埋少女時，“我”撿到一個埋在土中的古陶罐，罐體一側畫著的正是那位美麗的少女。在這裡，“陶罐”成為前人精神生生不息的象徵，似乎寓示了傳統精神的復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傳統精神的復活並不是整部小說的結束，而是小說上半部的結束。小說的上半部故事是主人公“我”在病中的幻覺，因此從中不難看出作者內心深處的絕望情緒。而小說下半部是在上半部美麗少女的幻覺消失後，主人公在深深的絕望中、在鴉片煙的迷霧籠罩中對於妻子往事的回憶，又是另一種虛幻。小說最後，“我”在生不得生、死不得死的掙扎中最終走向異化，而那個象徵著傳統精神的古陶罐也被駝背老頭拿走了。因此，上半部結尾，我在掩埋死去的畫中少女時，撿到陶罐，陶罐上畫有那少女的畫像，讓“我”深深震撼，這似乎是拯救之希望；下半部，那個駝背老頭帶走了陶罐，全書結束，這是更深的絕望。陶罐的失落是傳統精神的徹底失落，與其說是在文本上象徵了人類未來的終極無望，毋寧說象徵了赫達亞特自己對人類未來的徹底絕望。

最後，貓頭鷹的象徵喻意：我們都知道貓頭鷹是夜間眼睛最敏銳的動物，而黑夜是現實生活最慣常的比喻。人在現實生活中猶如貓頭鷹瞎掉了眼睛，失去了對黑夜的感知，失去了洞悉人類悲劇的明亮的眼睛，就只能渾渾噩噩地異化，走向墮落和毀滅。“現代小說經典是那些最能反映20世紀人類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題的小說，是那些最能反映20世紀人類的困擾與絕望、焦慮與夢想的小說。” 因此，《瞎貓頭鷹》是一部非常深刻的小說，它讓我們思考人類的終極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