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雲：“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在相對男女交往太空狹窄的古代，就興起了一個職業——媒妁。由此也成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代婚姻定律。那麽“媒妁”這一行業到底有多深遠的影響呢？從如今的“媒體”、“媒介”的這個“媒”字來看就知道，媒妁一直成了連通的古今代名詞。《說文解字》中對此解釋說：“媒，謀也，謀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除此之外，在《詩經》中將媒妁也稱之為“伐柯人”，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在《詩經》中還有一篇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以上這些講的都是媒人在古代婚嫁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連《戰國策》也說：“處女無媒，老且不嫁”。《白虎通》說官媒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者何？遠恥防淫佚也。”這裡有可謂冠冕堂皇，算得上禮教的官方“聲音”了。
執子之手
在當時，如果男女未經禮聘而私自同居者，會被相當摒棄。《左傳》講了這麽一個故事，魯宣公的哥哥曾與一女子未舉辦婚禮而同居，並且他哥哥將這個女子當作正妻看待。這遭到了執掌家政弟媳的強烈反對，聲稱，絕對不能把這樣一個“姘婦”當作嫂嫂。最後這個“未聘而居”的女子只能轉嫁到齊國。
這種“封建禮法”的主流觀念一直長期存在。如《金瓶梅》中的孟玉樓和潘金蓮，兩人雖然都是妾，但由於孟玉樓是明媒正娶過門的，因此作者處處賦予她“正面”形象的塑造。而潘金蓮由於是“先奸後娶”，因而在作者的筆下，她成了一個淫蕩不堪的濫女人形象。
潘金蓮影視形象
在《周禮》中記載“媒人”在當時屬於“官方機構”，而且權威極大。“媒氏掌萬民之判（婚配），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就是官媒掌握著出生人口，並明確規定了婚嫁年齡，不但負責撮合男女婚姻，還負責實施類似現代婚姻法所規定的條例。管子在其《入國篇》中記載：“凡國皆設有掌媒”，就是國家對男女婚姻的管理已經制度化了。
明代張岱在其《陶庵夢憶》中形容明代的“官媒”職業性和專業性十分強大，甚至到了非常煩人的地步。“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 駔儈鹹集其門”，就是說這些“官媒”如同蒼蠅一般追逐腥膻，“如蠅附膻，撩撲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門。”這是官媒為自己擇妻，同時甚至到了“一條龍服務”的地步，包括作席的、算命看八字的，吹拉彈唱的等等。
古代婚禮影視畫面
此前“官媒”一直在戲劇文藝裡長期“霸屏”，元代關漢卿雜劇《玉鏡台》第二折中，一官媒婆說：“自家是個官媒，溫學士著我去老夫人家說知，選吉日良辰，娶小姐過門。”從此這些媒婆們往往在戲劇裡扮演拆散當時“自主憐愛”的不好角色。但是她們自己卻並不這樣認為，在當時這些媒婆們代表著綱常倫理，在說合男女婚姻時，往往以官方自居，代表著誠實、無欺。《金瓶梅》中的陶媽媽，在說服孟玉樓嫁給李衙內時，這樣說道：“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
西廂記
從一開始這項事務大部分由女人進行包攬，她們是官府中的女役，除了說了婚姻外，還負責發賣、看管、解送、擇配在押的女犯人。到了清代這些“官媒”甚至負責刑場事宜：“斬絞監侯婦女，秋審解勘經過地方，俱派撥官媒伴送。”《清會典·事例》
媒妁自出現以來，對其行為和影響的褒貶一直大量充斥於歷史。從最初的非常正面的稱呼逐漸滑落到負面。早期對媒人稱呼如“伐柯人”、“月老”、“保山”、“媒婆”、“媒證”。由於媒妁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新，更兼經常以“做好事”的面貌出現。《西廂記》中的紅娘由於促成一段姻緣，因而被賦予具有反抗禮教的進步意義。但是，由於媒妁的職業特點發展到明清後，頗為功力，因此常常被形容“跑斷腿”、“摸編嘴”的負面輕浮形象。在《朱子家訓》中告誡子孫：“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可見媒婆正面意義越來越少，常常被雜以“忽悠”、“兩面坑”的色彩。
王婆影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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