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賣盜版碟的事，被老外曝光了

從三月以來，相信不少小夥伴已經發現，以前常去下載電影的網站，很多都變成了404一去不返。

對於這種結果，很多影迷心情複雜——

一方面大家心知肚明，隨著法律體系的完善、版權意識的普及，這種侵犯知識產權的盜版產物，遲早要迎來“見光死”的命運；

但另一方面，影迷們雖不以看盜版為榮，但也架不住現實逼良為娼，畢竟即使你願意掏錢，也找不到一個付費看好片的合法渠道。

其實不光普通影迷有這種矛盾，享譽國際的名導也時常精分。

比如去年《江湖兒女》上映時，賈樟柯就曾向網絡盜版喊話“好漢們，放一下手吧”。

相比起某些導演死磕盜版的態度，賈樟柯的喊話已經相當客氣了。

這不僅因為國內很多觀眾，曾通過盜版才熟知他的作（禁）品（片）；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經歷過90年代盜版潮，屬於“看盜版碟長大的一代”。

說起國內盜版的20年“地下史”，最近我恰好挖到一部應景的新片，聚焦上世紀90年代的盜版潮——《京城之王》。

故事發生在北京，主角是一對窮困潦倒的父子——

父親老王，是電影放映員。

自從跟列車員妻子離婚後，就帶著上小學的兒子小王，靠往返京郊給村民放電影為生。

別看父子倆生活拮據，但一說起看電影、放電影，他們那叫一個如數家珍、配合默契。

經營露天影院時，老王全程負責操作放映機，主管一切技術性事宜；

小王則兼顧打下手、搞宣發，耍嘴皮子拉人買票觀影。

一場場電影放下來，雖然談不上賺大錢，但父子倆也樂在其中。

然而，這種快活日子並不長久。

當老王的前妻得知小王“無償當童工”後，立馬找到律師，爭奪撫養權。

而打不起官司的老王，要想把兒子留在身邊，就只能答應每月付給前妻一萬塊贍養費。

想也知道，相比老王放電影賺的那仨瓜倆棗，這筆錢簡直是天文數字。

他又是嘗試銀行貸款、又是找別的高薪工作，但條條大路都以失敗告終。

最後，老王只能去電影院當保潔，薪酬是月入三百還包住宿。

但這麽算下來，爺倆即使不吃不喝不花錢，離交上贍養費也還相差甚遠。

無計可施的老王，只能向前妻投降。

可就在這時，他在一家倒騰洋電器的二手店裡，意外淘到了一台刻錄原型機，立馬醞釀出新的發財計劃——盜錄好萊塢大片，成批刻碟販賣。

對於住在影院的老王小王來說，這個計劃只要膽大心細，可以說是一本萬利。

一開始，他們趁放映員休息時溜進去，或用身體裹纏、或從窗口傳遞，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電影膠片偷運到地下室；

等到晚上，觀眾、員工全走光後，他們就在地下室裡一邊放一邊拍，然後用刻錄機刻碟。

後來，為節省時間人力，膽子越練越大的老王，乾脆把攝影機藏在放映廳裡。

白天錄、晚上刻，事半功倍。

雖然難免把觀眾的聲響錄進去，但誤打誤撞地，老王就這樣搞出了初代“槍版”。

再到後來，就不僅僅是盜錄刻盤了。在老王眼裡，父子倆的盜版事業是有創造性的。

所以即便是賣盜版碟，他們也要賣出品牌效應——

爺倆先是仿照好萊塢電影公司，成立了“京城之王”盜版工作室；

然後從電影海報、宣傳物料到出品方片頭，他們都要進行一番腦洞大開的純手工打造；

更別提走街串巷、翻牆上房，給背著老伴看爽片的大爺大媽提供“保密送貨服務”；

由於盜版片沒字幕、沒配音，讓大家看得雲裡霧裡，所以爺倆乾脆擴大業務、二次創作，當起了配音聲優。

甭管角色是摳腳大漢還是萌妹蘿莉，全都由老王和小王傾情演繹。

就這樣，在爺倆齊心努力下，加上大爺、大媽的口口相傳，“京城之王”的名聲很快打響，並在北京盜版界立穩了金字招牌。

別說湊齊一萬塊贍養費了，他們眼瞅要靠賣盜版提前奔小康。

其實說到這裡，不少觀眾可能看截圖也會發現，這部以90年代北京為背景的喜劇片，乍看京味十足，細節上卻存在不少穿越性bug——

比如，2000年才開始在國內普及的DVD、2007年才掛牌成立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片中竟然比比皆是；

再比如，來自網絡用語的超前台詞，用起來不要太酸爽；

包括“一萬塊贍養費”這個設定，也是遠超當時的物價水準……

除此之外，影片中的故事邏輯和拍攝場景，也都帶有一種架空式的失真感。

這些問題讓很多不明就裡的觀眾，在豆瓣上嚴格地打出了低分。

但事實上，如果細看演職員表，你就會發現其中的原因——這部影片從策劃、執導到劇本創作，都是由澳大利亞人司馬優（Sam Voutas）使用中文完成的。

換言之，雖然故事發生在北京、演員都在說漢語，但它不能算作百分百的國產片。

而司馬優導演之所以選擇拍攝這個題材，也與他自身的經歷關係密切。

他從1986年起，就隨父母移居中國，在北京度過童年和中學時期，並且恰好經歷了90年代國內的盜版潮，也屬於看盜版碟長大的那一代。

因此在籌拍這部影片時，導演一方面是想借由老王和小王這對父子的故事，對如何做好一名父親，做出自己的探討與反思。

在影片的後半段，老王雖然每月的贍養費不愁了，但他卻為了忙生意而疏忽了對兒子的陪伴，導致兩人的關係漸行漸遠，最後他還是失去了撫養權。

另一方面，導演也想借機懷舊一把，紀念自己在老北京淘盜版碟，一路淘成迷影人的青春歲月。

所以這部影片，雖然bug不少，導致年代感失真，導演的思維也非常“西化”，但僅憑那些情懷滿滿的迷影細節，就足以打動不少國內觀眾。

比如，每次開三蹦子出門時，爺倆最熱衷乾的事兒，就是聽著廣播裡的配樂猜電影名；

從馬丁·斯科塞斯的《純真年代》、庫布裡克的《2001太空漫遊》、到哈爾·尼達姆的《警察與卡車強盜》……老王小王都能脫口而出，一看就是“骨灰級迷影人”。

還有每次用對講機對暗號時，爺倆一個自稱默托、一個自稱裡格斯，化身八十年代好萊塢大片《致命武器》裡的警察搭檔；

其實就連《京城之王》的電影海報，也有點致敬這部老片的意味。

就題材而言，這部《京城之王》讓我想到一部國產紀錄片《排骨》。

那部影片講的，也是一位賣碟青年的故事。

相比起老王這種“骨灰級影迷”，排骨自稱文化程度不高、看不懂藝術片，但他熱衷於幫人淘碟找片，所以對電影大師的名字和作品，同樣倒背如流、如數家珍。

這兩部作品除了人物的職業背景相似，也都借由片中的故事，展現出了中國影迷所走過的一段盜版、槍版“彎路”。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往幾代人確實是用盜版碟和盜版資源，來滿足自己的觀影需求、培養和提升自己的鑒賞素養和文化品位的。

直到今天，給予影迷給養的各種字幕組和資源站，也仍然有悖知識產權法律。

但這又說回了開頭提到的矛盾難題，讓我想到伊朗影片《計程車》裡的一段情節。

在那部影片中，導演賈法·帕納西化身司機，開著計程車接待形形色色的乘客，在路上與他們交談，以這種形式來展現伊朗的社會風貌。

其中，有一個乘客大叔就是賣盜版碟的。

身為電影人的導演質問他，怎麽可以賣盜版呢？

但大叔不為所動，甚至頗為“自豪”地表示，你們這些電影人才更應該感謝盜版——“要是沒了我，你們就準備和伍迪·艾倫說拜拜吧！”

盜版雖然不值得鼓勵，但我們卻也不得不真心感謝那些年看過的盜版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