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皮書》的內核讓人毛骨悚然

初看《綠皮書》的觀眾，不免會聯想到另一部題材相似的法國電影——《觸不可及》。它們擁有相似的人物關係、相同的階級矛盾，而且同樣都是真實故事改編電影。無論從哪個層面來看，兩部電影仿佛都有些殊途同歸。

縱向來看，《綠皮書》到《觸不可及》就像黑人運動的開端與發展。從60年代的平權運動開始，一直到90年代末期，黑人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地位好像一直都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種族歧視仍然隱藏於西方社會的各個角落。

《觸不可及》對非裔移民在法國的生活狀態進行了相對客觀地展現。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吸食毒品、缺乏教育、高犯罪率”，這些所謂的“黑人符號”使得黑人移民在社會裡寸步難行。他們集中地居住在貧民區裡，房子擁擠逼仄，衛生間甚至容不下一個成年人蹲坐。年輕人們也因為刻板印象而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全靠小偷小摸維持生活。

作為黑人移民的一員，主角德希斯常穿著一件連帽黑的夾克，佝僂著身子在樓道間穿梭，和鄰居們交換毒品，仿佛穿行於人間的幽靈，與穿著優雅得體的法國本土居民有著鮮明的對比。

《觸不可及》的上映，引起了法國社會的巨大轟動，主創團隊不但憑借此片取得了一系列的獎項和票房的成功，甚至還得到了法國總統的接見。可見，不同階層、不同種族之間的人們如何生存，如何共處的問題，仍然是西方國家的痛點。

有人提到，《綠皮書》看起來就像是《觸不可及》的倒置版。從《觸不可及》中的白人富豪配黑人護工到《綠皮書》的黑人音樂家配白人司機，兩部電影的角色配置大同小異。同處於上流階層的兩名角色——富豪菲利普與謝利博士，都因為某種原因無法融入社會，從而需要一個社會地位較低並且諳熟社會規則的“小人物”來保護他們。

儘管它們的題材、結構如此相似，但我仍要指出，《綠皮書》絕不僅僅是一部黑白倒置版的《觸不可及》。如果說講述跨越種族與階級之友誼的《觸不可及》是對西方社會的一句警醒，那《綠皮書》則是突破了種族問題的局限，從整個社會的角度重新審視人與人之間那堵透明的牆，讓“種族歧視”這一主題有了更深的解讀空間。

《綠皮書》的故事發生在1962年，當時正值美國黑人運動的巔峰時期。一年之前，美國北部剛剛爆發“靜坐運動”，迫使兩百個城市的餐館取消白人與黑人隔離進食的制度；而一年之後，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館的台階上發表了那段載入史冊的著名演講——“I have a dream”。

這段歷史所留下的痕跡，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同屬於音樂家，身為黑人的謝利博士始終無法融入他的白人樂團圈子。在主角托尼的視角下，白人琴師們圍坐在旅館院子裡喝酒聊天，而謝利博士則坐在二樓的陽台上靜靜地看著他們。

這一幕中，黑人孤獨地坐在白人的上方，象徵著60年代的黑人，即使學識再淵博，社會地位再高，也無法得到白人社會的認可。作為音樂家的謝利博士尚且如此，更別說那些在未解放的美國南部土地上艱苦勞作的黑奴了。

有趣的是，這些歧視不僅僅存在於黑人與白人之間。電影裡有一個鏡頭令我感到震驚：當托尼和謝利博士駕駛的轎車到達美國南部一個農莊時，汽車突然故障，他們不得不下車稍作修理。此時，在農莊的田地裡工作的黑人奴隸們看到一個衣著得體的“同類”從車上走出來，旁邊還有一個白人充當司機。他們停下了勞作，靜靜地看著他們，眼裡充滿了困惑與不解。

同為黑人，謝利博士乾淨地坐在車裡，而黑奴們卻要在肮髒的泥土裡打滾。此時，謝利博士羞愧地別過頭，坐回到轎車上。也許，此刻他才意識到，自己雖然在為黑人平權四處奔走，但出身優渥的他，從未真正接觸過底層的黑奴們，也從來沒有試著融入到黑人群體中。

同樣，黑人群體也無法理解他這個異類。就像在南部的“有色人種”旅館裡，謝利博士坐在房門外喝酒，黑人工人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正挽著袖子在空地上打球。工人們看到了西裝革履的謝利博士，向他發出了比賽邀請，這讓謝利博士無所適從。黑人們覺得他自視甚高，認不清自己黑人的身份，從而對他冷嘲熱諷。在黑人工人的眼中，謝利博士是一個不夠“黑”的人，而在白人眼裡，他又的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黑鬼。

這令我想起《被解放的薑戈》中為奴隸主管理者農莊事務的黑人管家史蒂芬。作為農莊裡的黑人管家，他有著超然的地位，手裡的鞭子掌管著其他黑人奴隸的生死。在他眼中，最討厭的不是白人奴隸主，而是那些“不聽話”的黑奴。因為奴隸主給他權利，給他體面的生活，而那些以下犯上者卻會令他遭受懲罰。

可以看出，我們平常所看到的“種族歧視”也許只是一種結果，而它的背後交織著的，卻是一個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內核，即——存在於不同種族、階級與身份之間的，由強者對弱者、上位者對下位者、多數人對少數人所進行的排斥與迫害。

如果在這個基礎上去探討，《綠皮書》可挖掘的空間便更多了。

我們可以在謝利博士遭受的侮辱以及托尼一家對待黑人的方式中，看到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可以在拒絕彈奏爵士樂的謝利博士身上，看到富有的黑人對貧窮黑奴的（微不可察的）歧視；可以在黑人工人們對待謝利博士的不屑裡，看到大多數黑人對待“異類”的歧視；可以在美國警察嫌棄男主的意大利身份這一段情節中，看到本土美國人對外籍移民的歧視……

這些歧視發展至今，仍然生生不滅。儘管在如今的西方世界中，黑人的地位已經不再如以前一般低微，但仍然會受到社會的區別對待。曾經人們鮮明的種族歧視逐漸被文化上的隱性歧視所代替。他們一邊大行歧視之道，用有色眼鏡看人，一邊又擔心被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

就像我們在《觸不可及》中看到的，雖然明面上，白人與黑人的機會是均等的，但實際上黑人的生存環境仍然艱苦，他們找工作時還是偶爾會因為膚色而碰壁，這短短幾十年的發展中，還不足以消解掉種族主義在西方文化裡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所以，《綠皮書》的最後，謝利博士放下了心裡的包袱，在黑人酒館裡彈奏起爵士樂，而托尼的一家人也願意接納謝利博士，邀請他一起歡度聖誕。

在這一刻，影片的意義就不僅僅是簡單的人物成長、角色和解，而更多地代表著：儘管社會仍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歧視，但人並非不可改變，氛圍也並非不可戰勝。就算平權之路還是“道阻且長”，未來也並非遙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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