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大運河全線貫通後，成為南北商品流通和人文交流的最大通道。蘇州與杭州是經濟文化最為發達和社會進步最為突出的兩個城市，也是全國最為突出的工商業城市和人文重地，還是運河沿線規模最大、地位極為突出的兩大城市。時人往往將蘇杭並稱，不分軒輊。運河功能的發揮直接關乎蘇杭城市的盛衰。蘇杭城市借由運河大動脈，以其大師創新和工匠精神的有機結合，在16世紀後期到19世紀的三百年中獨領時代風騷，引領著時尚潮流和社會進步。運河流通功能在蘇杭城市的發展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運河文化的特色和魅力在江南地區的持續發展中得到充分彰顯。
大運河作為最重要的南北大通道，屢屢見諸史籍記載。如明中期的張萱說，在運河中，“吳艧越艘，燕商楚賈，珍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言笑自若，視為坦途。”
大運河也接納了另一大通道長江的商品流量。清前期，南京城西北一帶的長江中，“帆檣出沒，不可紀極，上下兩江，旅舟商舶，絡繹奔湊”（康熙《江南通志》余國柱序）。來自長江上中遊的上千萬石米糧經由江南運河源源輸往蘇州杭州，難以計數的竹木、板材依次流經江寧、鎮江、無錫、蘇州等地輸入江南。
以蘇杭為中心的江南，既是全國最為重要的官營和民營絲織業生產基地，又是全國最為重要的棉布、書籍刻印中心，全國最為突出的木器加工業及各種工藝品的生產重地、船舶生產重地、極為發達的金融中心，還是米糧消費地和轉運站地，頗為發達的金銀首飾、銅鐵器以及玉器漆器加工中心，開風氣之先和長官潮流的服飾鞋帽中心，獨步全國的美味美食飲食中心，設施齊備、服務周到的生活中心，交通便利的運輸中心，也是少數幾個雲集全國乃至外洋貨物的商品中心，更是最為紅火的文物收藏和鑒賞中心。其所產各種大宗商品主要通過運河和長江等通道銷向全國乃至海外，又需從全國各地輸入棉花、木材、紙張、染料、苧麻、玉石等原材料，糧食、豆麥等食糧及蔗糖、煙草等副食品，甚至輸入大量的硬通貨銀兩，所謂“所恃通財貨之血脈者，惟有商賈”（徐旭齡《省官役以清關弊疏》）。朝廷每年徵收的400萬石漕糧，大部分來自江南，也通過運河輸向北京。
更重要的是，蘇杭城市借由運河大動脈，以其大師創新和工匠精神的有機結合，持續推動著江南地區的商品生產和社會進步，蘇杭又是馳名世界的書籍文化之城、工藝製作和創造中心，也是人文重地和時尚之都。蘇杭城市的魅力吸引著各地人士以運河為交遊線路在蘇杭等地開展多姿多彩的人文活動，譜寫出絢麗璀璨的文化篇章，在三百年中獨領時代風騷，引領著時尚潮流和社會進步。運河流通功能在蘇杭城市的發展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運河文化的特色和魅力在江南地區的持續發展中得到充分彰顯。
以蘇杭為中心的江南風物習尚，不僅在全國享有盛譽，是全國生活趨向的風向標，甚至在一向仰慕中華文明的東鄰日本、朝鮮、琉球和西歐各國，也充滿著迷人的魅力。
日本文化三年（1806），成島直司與琉球儀衛正鄭嘉訓、樂正梁光地相見，谘詢琉球的制度風俗，其中提及：“薩邸舌人學蘇、杭間語，琉人鹹作福音。”薩摩通事所學的是蘇、杭一帶的官話，而琉球人所學的是福州官話。
在歷時三百年之久的時尚變化中，以蘇杭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一直居於主動和長官地位，他們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強大無比的文化話語權、高超的時尚欣賞水準、絕對的地域優勢和對社會各階層的無比影響力，有意無意地掌握和推動著社會時尚的變化脈搏，在社會生活和文化娛樂等各個領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時尚高潮，詮釋和經營著時興的新奇事物和時髦物品，也在不斷發展的時尚物品和大宗商品生產的經營中謀得可靠可觀的利潤，維持著其牢不可破的身份地位、文化聲望以及經濟優勢。（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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