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防、軍政與明帝國的興衰

尹敏志/文

明代的衛所、軍戶，原本是小眾學術題目，宋怡明（Michael Szonyi）《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中譯本的出版，才將其帶到大眾讀書界的視野。有明一代，全國遍設17個都指揮使司、300多個衛所，五分之一的人被登記為軍戶，在歷代王朝中實屬絕無僅有。與這種彌漫社會的軍事氛圍不相稱的是，正統以降面臨北虜南倭的威脅，明軍的整體表現令人失望，給人留下孱弱的刻板印象。

耗費巨大社會資源的衛所軍戶制度，為何最後千瘡百孔？學者們很早意識到，僅從《明實錄》《大明會典》《皇明製書》等官方記載入手解答是不夠的。20世紀初，羅香林最早用族譜研究衛所與邊地開發的關係，張鴻翔則用衛選簿檔案研究明代少數民族，經牧野巽、川越泰博、於志嘉、梁志勝等學者的接力，研究成果相當可觀。宋怡明是美國人，但早預其流，1980年代已跟隨華南學派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在鄉間搜集到不少明代軍戶族譜。

這樣的泱泱大勢下，如果有學者不做田野調查，不去搜尋孤本秘籍，主動與各類新史料絕緣，反覆咀嚼《明實錄》《大明會典》等幾部書做研究的話，就像手持冷兵器衝進炮彈橫飛的現代戰場。《明代軍政史研究》就是這樣一部著作，此書2003年由汲古書院出版，幾乎沒有引起國內學界重視。作者奧山憲夫窮盡存世典籍的記載，史料學方法和研究路數雖然老派，但核心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不少新意。

奧山1947年出身於日本東北山形縣，畢業於北海道大學（在日本簡稱“北大”）。學部生時代，他參加菊池英夫的《明史》研究班，從此邁入明代軍政史領域。北大地處偏遠，資料貧乏，院生時代奧山跟隨大阪大學教授濱島敦俊來東京，“內地留學”半年，畢業後來到埼玉縣高校工作，後轉任東京國士館大學教授。1980、90年代，山根幸夫主持“明代史研究會”，在東京地區定期召開研究班，奧山與星斌夫、川越泰博、於志嘉都曾參與。所以奧山不會不知道族譜、選簿的存在，更可能是有意將自己的研究領域限定在中央層面，聚焦衛所制度的宏觀演變。

放眼中國歷代王朝，朱元璋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後，第二個以平民出身登大位的開國之君。而且劉邦在位僅12年，朱元璋在位達31年。平民之君的共同特點是知道民間疾苦，但也了解普通人可被國家壓榨到什麽程度，為維持生存能接受多低的道德底線。在極端殘忍與脈脈溫情兩面間隨意轉換，善於拿捏人性的陰暗面，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本領。明太祖的性格比漢高祖更強勢，其壽命長，精力又充沛，為明帝國留下了巨大且難以擺脫的遺產。

朱元璋曾自述其崛起過程：“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由於出身卑微，除了在故鄉招募的少量鄉兵外，他主要靠不斷收編其他部隊發展壯大，其中包括各地土豪、地主的部隊，陳友諒、張士誠等敵對集團的降軍，以及元朝舊部，整體來源十分複雜。1364年，朱氏對手下部隊做了一次大整編，革除元代的軍事體制殘留，確立指揮帶兵5000、千戶帶兵1000、百戶帶兵100的制度，奠定了衛所制度的雛形。

元末社會的全面崩潰，釋放出巨大的破壞力量，生存下來的軍隊殺人如麻，各有懷抱，雖被朱元璋暫時籠絡在一起，但派系衝突隨時會爆發。奧山憲夫指出，明王朝建立之後，當務之急是將由大量私人集團軍組成的明軍，改編成官僚制度下統一的軍隊，這首先要打斷各集團軍內部的私人紐帶，納入中央統一控制下。

洪武元年（1368）徐達率軍攻破元大都，將元順帝趕至漠北，元朝滅亡。三年後北伐軍凱旋回到南京，進行大規模論功行賞。檀上寬指出，此次行賞的目的不僅是犒勞將士，也是對明王朝建立過程中眾人的貢獻值進行全面評價，確立等級秩序。此時基本確立的武臣世襲制度，原本也為加強各集團軍的向心力，但後來連普通士兵也要世襲，為明軍的孱弱化埋下伏筆。

朱元璋選擇在這時強化對軍隊的統製，是因為王朝根基尚不鞏固——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王保保）盤踞漠北，大夏政權控制四川，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鎮守雲南，遠未到下馬治國之時。宮崎市定注意到，洪武三年論功行賞時重文輕武的傾向嚴重，以武官為班首，大將軍徐達得到歲祿5000石，謀士劉基僅得240石。這種資源傾斜，有助於維持軍隊的戰鬥力。

各級官兵的糧餉，包括武官月俸、旗軍月糧、外出執行任務時的行糧等，也以明確的數目字確定下來。為避免各地經濟差異造成的影響，糧餉主要以米為計量部門支給，兼給絹、皮革、鹽、胡椒等實物。只在個別離產糧地遙遠、運輸不便的衛所，才將大部分糧米折算成銅錢、鈔或白銀。朱元璋熱衷以各種補充性條例維持國家政策表面上的整齊劃一性，洪武九年限定，北方等地糧米折給比例不得超過五成，南方等地比例不得超過三成。

打斷軍隊內部的私人紐帶，會產生負面效果。軍官與軍士之間相互不熟悉、不信任，上級對下級的榨取和虐待日重，命令無法得到貫徹執行，軍隊的戰鬥力漸趨下降。洪武二十年（1387）前後，隨著第一、第二代武官的世襲更迭，這種情況更為嚴重。

考慮到兩淮、中原地區的將士們勞苦功高，朱元璋給予特別的優待，把他們大量留在南京的京衛裡。南京生活優越，軍士家人遂大批從山東、河南等地搬到軍營居住，導致田原荒蕪，明政府不得不規定，除了軍人的父母妻子外，其他人全部遣返回鄉，這一政策，漸漸衍生出明代“衛所軍戶”“原籍軍戶”“寄籍軍戶”的複雜區分。

奧山沒有花費太多筆墨在洪武初年的北方戰事上，而著重討論雲南之役。這是本書的創新點之一。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藍玉、沐英在南京奉天門接受朱元璋檢閱後出征，明軍勢如破竹，十二月已攻進曲靖，梁王自縊而亡。雲南戰事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翌年正月朱元璋已命令將疾病疲弱的軍士遣返，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等機構的設立也提上議程。

但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局勢忽然一變。雲南境內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地的囉囉先翻反旗，明軍主力的撤軍計劃被迫擱淺。之後十多年，幾乎每年雲南都會發生大小叛亂，將洪武政權拖入長期戰的泥潭。

此役最終耗時十多年，動員的兵力有據可查的就有156萬，實際情況還不止。每隔兩三年，中央就得補充20萬新兵到雲南。軍隊來源早期以親軍衛、京衛最多，即明軍的主力部隊，後主要依賴附近的湖廣、四川。為了平定雲南，北平、福建、浙江、四川、廣西，乃至新設的陝西行都司、貴州行都司都曾調軍前往，除遼東以外全國動員，牽動全國。所幸這一時期北方蒙古族陷入內亂，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雲南之役的最大挑戰還不是兵源，而是後方補給。當時雲南大部分地區還未開化，刀耕火種，加上連年霜旱疾疫，無力供應如此大規模的軍隊。朱元璋不得不變通主要以糧米支軍餉的制度設計，將大量白銀運到雲南，從附近的湖廣和四川糴買糧食。奧山指出“雲南平定戰的軍事和經濟負擔，給洪武朝後半段的對外政策和財政套上了一副枷鎖”，長期無法騰出手打擊北方遊牧民族，這無疑是明太祖這輩子“最大失誤之一”。

由於京衛軍長期在雲南征戰，官兵私人聯繫日趨緊密，引起了明太祖的警覺。《明太祖實錄》記載，行徑最惡劣的將領藍玉收養莊奴、假子上千人，回南京時飛揚跋扈，經過喜峰關時守關者沒有及時開門，直接破門而入。洪武二十六年（1393）藍玉謀反伏誅，牽連被殺者一萬五千多人。藍玉案的審訊記錄後被編纂成《逆臣錄》，書中眾人謀反的情節十分低級，令人懷疑大部分是肆意羅織的罪名。藍玉案發生在明後期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非一句“狡兔死、走狗烹”所能簡單歸納。

明代軍事史研究者大多關注明初如何追剿北元殘余勢力，如何經營東北，對雲南甚少措意。奧山憲夫糾正了這一偏見，認為雲南之役才深刻影響了衛所制度的演變。蒙古族的軍事壓力重新成氣候，已是明朝建立近一百年後。1449年的土木之變中，五十萬明軍（包括大部分在靖難之役中崛起的新官）在土木堡全軍覆沒，明英宗本人都被俘虜。明朝沒有亡國，實屬僥幸。此後明政府重組全國防禦體系，將防禦重心移到北方地區，進入我們熟悉的北方遊牧民族與南方農耕民族對抗模式。

最早臨時性的糧餉折銀政策，在人口稀少、糧食產量低的北方衛所變成常態。而且越是偏遠、軍事壓力大的衛所，糧食價格越貴，折銀比例也越高，士兵最後能買到的糧食就越少。天高皇帝遠，邊疆的武官更加肆無忌憚地盤剝士兵。凡年輕力壯的北方衛所軍人，都會千方百計地逃離。為提高軍人待遇，明政府費盡心機，甚至想出“開中法”這種極端的辦法，鼓勵商人運糧至邊境換取鹽引，後來也變得有名無實。

衛所防衛體系的破綻到嘉靖年間完全暴露。正統以降，很多衛所武官漸漸放棄老弱的衛所軍人，更願意自己招募雇傭軍，即所謂的家丁。“家丁平時以哨戒、偵查的名義出塞進行走私貿易，有事則與蒙古人作戰，以求獲得升進與恩裳。與蒙古人的貿易不僅是家丁個人的行為，也是那些蓄養家丁將領的財源。”奧山認為，“無論是和是戰，家丁的生活皆與蒙古族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中央政府十分讚賞的偵探與奇襲，不過是家丁的日常生活罷了。”

可見北方邊境不完全是劍拔弩張的前線，也是很多人進行制度套利的灰色地帶，他們當然不希望改變現狀。這也是為什麽，當政府將這些家丁招募至北京的京營後，他們迅速蛻變成無賴，根本不能發揮預期中的防衛所用。於是萬歷年間，又有“選鋒”之議。頻繁的軍事體制調整背後，反映出武官勢力的退潮，官僚勢力逐漸掌握軍事主導權。明末很多在戰爭中建功立業的將領是進士出身，如熊廷弼、袁崇煥、盧象升等，這在明初是不可想象的。

與宋怡明在結尾以古觀今，大段敷揚“被統治的藝術”不同，奧山憲夫以日本東洋史研究特有的冷峻風格，結言中僅將各章大意重述一番，將明代軍政的整體演變歸納為三點：（1）兵源從衛所制度下的軍戶，變為惡少、無賴等遊民；（2）糧餉從米谷變為銀兩；（3）軍隊的統治勢力從武臣變為官僚。這令人有些意猶未盡，但卻能感受到其背後社會經濟的變動，以及歷史事件一環扣一環，滴水穿石般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