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西方如何觀看東方、西方如何觀看中國，這些相關話題總能調動我們敏感的神經。
不久前，意大利品牌Dolce & Gabbana的宣傳片中，因展示被妝容誇大的“眯眯眼”(西方對亞裔的刻板印象之一)等畫面，引起大面積的討伐與爭議。再一次地，這令身處“全球化”浪潮中的人意識到：直至今日，東方與中國仍然常常被視作一個神秘莫測又隔膜重重的他者。
而這種觀看的方式，在歷史上其來有自。要去探究這一段“被觀看”的歷史，西方的畫報是個很好的切入口。在這一流行一時的媒介當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他者之眼”中，變遷著的中國與中國人。借由《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等相關主題書籍的出版，我們推出了《晚清畫報》專題，力圖從畫報這個小小的切入口，去回溯那段曾經被湮沒與忽視的歷史。
《晚清畫報》專題封面。
撰文 | 趙省偉
（畫報收藏者、“西洋鏡”與“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系列叢書主編）
1842年5月14日，倫敦大街上一支舉著“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30 engravings,6 pence（《倫敦新聞畫報》，30張版畫，6便士）”廣告牌的200人隊伍引起了圍觀。這期報紙創刊號拿下了2.6萬的不俗銷量，至1863年已達30萬。要知道當時日報排首位的《泰晤士報》的銷量也只有7萬份。
九個月後的1843年3月，巴黎的《畫刊》（L'illustration）以1.6萬份的成績創刊，它是法國第一份刊登照片的報紙。1907年，它又成為世界上第一份刊登彩色照片的畫報。
清朝皇家使團在巴黎。巴黎大酒店裡的清朝廚房。根據穆蘭先生的草圖繪製。
兩份畫報的轟動效應很快引來大批跟風模仿者，僅創刊就表明效仿兩者模式的有：1843年在德國萊比錫創刊的《新聞畫報》、1857年在紐約問世的《哈珀斯周刊》，1873年在米蘭發行的《意大利畫報》。倫敦的《圖片報》在1869年12月4日創刊伊始就將《倫敦新聞畫報》作為超越對象。眾多極富視覺衝擊的大幅單頁和對開版畫及活潑的版式，給《倫敦新聞畫報》造成了不小衝擊。
這些畫報圖文並茂的報導方式，一改過去新聞報業以文字為主的呈現形式，完成了人類歷史上首次視覺轉向。不過進入20世紀後，《泰晤士報》《費加羅報》《紐約時報》等傳統報紙也紛紛插圖化，特別是攝影技術的不斷普及，畫報在影像上面的優勢逐漸消失，《圖片報》《畫刊》《哈珀斯周刊》分別於1932、1955、1957年停刊，《倫敦新聞畫報》則苦撐到2003年才終刊。
1858年，《倫敦新聞畫報》特派畫家沃格曼驚訝地發現，廣州人“喜歡用《倫敦新聞畫報》裝飾牆壁和平底帆船”。1872年，另一位特派畫家辛普森在北京的大街上發現了《倫敦新聞畫報》的售賣廣告，上海的烏篷船內壁上也貼得滿是《倫敦新聞畫報》的資訊，讓很多人誤認為西方畫報很關注中國。
正在中國採訪寫生的沃格曼（穿黑色上衣）。
的確可以說是西方畫報催生了中國畫報，著名的《點石齋畫報》不單靈感來自《倫敦新聞畫報》，還直接照搬了不少插圖。中國首份幽默刊物《論語》對英國《笨拙》的模仿更是深入。可如果從全球視野看，或者完整翻閱一種畫報，我們就會發現西方人關注的中心還是他們自己，即使中國最受矚目的庚子年，英國人顯然更關注南非的布爾戰爭，法國人更上心中非殖民地的事情。
即便如此，西方畫報留下的數據庫級影像和報導，為我們重建近代歷史場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細節，也給我們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大量完整鮮明的案例。至於木板印刷的精美版畫，更是藝術從業者最佳的樣本。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西方畫報對晚清中國的觀察和報導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局變遷在不斷調整視角和姿態。因而，晚清時期西方畫報對中國的報導，也可以根據幾個重要節點劃分出四個階段。
第1階段
對神秘的東方充滿好奇
1842-1856年，也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西方世界對神秘的東方國度充滿了好奇，獵奇心態濃厚。需要指出的是，獵奇、異域的視角一直貫穿畫報的始終，只是後面的階段有所減弱。
這一階段，各家報紙在中國還沒有通訊員和特派記者，當時中國還比較封閉，外國人很難進入。法國《畫刊》在1846年8月22日的文中就列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法國工商業代表埃德先生戴著假辮子，穿上中國人的衣服，才躲過中國官員的檢查，進入蘇州城考察。因此，畫報使用的多是二手資料。
中國的火炮對於朋友似乎更危險，而不是敵人。”刊於《倫敦新聞畫報》，1842年7月9日，129、132-133頁，第1卷。
德魯裡巷劇院裡上演的“飛刀”節目。刊於《倫敦新聞畫報》，1854年4月7日，263頁，第240卷。
創辦人的價值取向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倫敦新聞畫報》的創始人赫伯特·英格拉姆（Herbert Ingram）印刷學徒出身，經營過報攤，懂得報紙銷售，尤其擅長獵奇、追熱點。他敏感地捕捉到，《南京條約》的簽訂必然給英帝國帶來巨大商機，中國版畫定會深受英國中產歡迎。《畫刊》的創辦人查爾頓是法國著名記者、作家，與雨果關係非同一般，他對銷售的操作不如英格拉姆，但文學品位高於前者。
這一時期，《倫敦新聞畫報》大篇幅報導了中式床、利物浦的中國青年、裹小腳、“耆英號”兵船上的中國國術表演、到奧斯本宮做客的中國家庭、德魯裡巷劇院裡上演的“飛刀”節目。法國《畫刊》也關注到出國青年、裹小腳、茹浮華巷上的清朝矮人等，但更多介紹了中國城市與文化，並更進一步讚許：
“但也不能由此認為中國人和亞洲其他民族一樣，充滿奴性。拋開帝製這個因素，中國人和我們一樣，崇尚自由的思想。”
“人民遵紀守法，服從政府的統治，這讓人聯想到父權製和封建統治的美好時代——那時的主人和仆人經常同吃同住，與我們如今因學歷和財富的不同而產生的地位差別比起來，那時的社會似乎更加平等。”
（《畫刊》，1852年11月6日）
第2階段
對中國的印象大打折扣
1857-1890年，即第二次鴉片戰爭到長江教案前夕，西方媒體開始近距離觀察中國，對中國的印象也大打折扣，但對已屬強弩之末的清帝國的最後安靜仍充滿欣賞。同時博覽會、中國大使的著重介紹也表明中國在穩步地走向世界。
隨著《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西方人在沿海和北京獲得了居住權。1857年3月，《倫敦新聞畫報》第一個特派記者沃格曼抵達中國。沃格曼留下了數十篇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手珍貴資料，不單是中英參戰人數及傷亡情況、攻克炮台名稱及數量、火燒圓明園這些戰爭報導，還有各地風情民俗——香港跑馬地、大禹陵、北京馬車、潮白河上溜冰的小孩、中國春節等等。
而法國《畫刊》則將多名士兵、普通軍官發展為通訊員，黎峨將軍秘書、甚至黎峨將軍本人也為其提供插畫。同時《畫刊》總編與政府高層保持著密切溝通，重要戰役、簽約儀式等關鍵時刻均派插畫師、攝影師跟蹤報導，至今讀來仍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
“親王臉色看起來很差，似乎急於將條約簽完。他看上去至少有30歲，而實際上才不過25歲。從氣色來看，他的身體似乎已經被鴉片和淫欲掏空了。他穿著極其簡單，帽子上的頂戴花翎黯淡無光。此外，和所有漂亮的清朝官服一樣，他身上暗色的絲質長袍上，雙肩、前胸和後背上都繡著色彩鮮豔的龍。脖子上垂下來的朝珠，說不清什麽材質，閃著僅有的微弱光芒。”
年輕有為的“李大人”。
1896年的“僵屍李”。
隨著這些特派記者和通訊員的出現，畫報對中國的專題報導顯著增加，如賭博、城市街道、剃頭、天壇等，較真實地記錄了已屬強弩之末的中華帝國的最後光芒。這樣，很多旅行者尤其是耶穌會教士曾寫的關於清朝的奇跡都大打折扣，但對清帝國的最後安靜仍然充滿欣賞，以至於不願打擾。
“在習俗上，清朝與歐洲沒有絲毫相似之處，所以應該尊重它的本來面目，不要試圖把它同化成任何其他事物。”
（《畫刊》，1858年5月22日）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中國使館及博覽會有不少篇幅表明，畫報開始關注這個古老國家邁向世界的過程。對中國大使和使館廚師、仆人，法國人充滿了熱情，並對使館人員的素質、技藝高超的建築師和工匠建造的世博會中國館大加讚賞，給足版面（頭版）和尊重：
“公使們的生活方式非常簡單，每天八點鍾起床，由仆人伺候更衣，然後喝茶、抽煙、聽翻譯讀報。他們選擇的報紙都是巴黎地區發行量最大的，他們最感興趣的就是關於自己的報導，甚至會覺得世上有趣之事莫過於此。有時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評論，他們還會忍不住哈哈大笑。當然，那些評論基本上都是善意的。”
（《世界畫報》，1869年1月16日）
第3階段
從神秘國度到野蠻國度
1891-1901年，也即從長江教案到庚子事變期間，西方畫報主要聚焦三個事件：“長江教案”（1891年四五月間，九江、宜昌、揚州、蕪湖、無錫等地接連發生焚燒教堂、殺害教士的事件）、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它們對晚清的印象也從神秘向野蠻過渡——百姓野蠻、官員狡詐陰險、政府缺乏誠信，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除去甲午戰爭，畫報幾乎都在講述百姓如何野蠻、官員如何陰險。
一名日本軍官奪取清軍旗幟。
黑龍江上清軍炮攻俄國戰船的情景。中國農歷六月十六日，4艘俄國戰船在黑龍江上四處窺伺敵情。清軍將領識破了俄軍的奸計並率軍抗擊，俄軍大敗，兩艘俄國戰船被大炮擊沉。
針對長江教案，《小日報》首次出現了中國的彩色影像，且是兩個大版，應該是強烈譴責了。
“他們先用鉤子互相練兵，互相殘殺。按照慣例，他們先從基督徒下手。我們的圖畫中就展示了這一恐怖的場景，而這幫中國人就是這場屠殺陰險的製造者。不過，他們也自相殘殺，以便給自己的祖國減輕過重的人口負擔。”
（《小日報》增刊，1891年12月19日）
接著就到了甲午戰爭，《小日報》（增刊）僅刊登了4張中國影像，其中一張是一幅日本畫。
“過去，只有少數的飽學之士才了解日本人創作的珍品。如今，這些矮小的黃種人不僅令他們的鄰國大為震驚，也驚動了全世界的人民。”
（1894年10月29日）
關於甲午，在其他非彩色法國畫報中也可看出法國人對日本的極力讚美與推崇。之前很多學者認為是日本的戰爭行銷做得好，其實法國人幫助日本訓練軍隊及警察的因素可能更重要。“我們了解日本的進步，儘管看到我國的失敗，日本還是要求我國軍官在戰後為其訓練一支軍隊。”（1895年1 月6日）同時法國人也不忘拿中國人自己的畫譏諷。
1900年時的“痞子李”。
最後的庚子事變基本是加強版的長江教案，無論是法國畫報，還是意大利畫報，陳述的都是義和團的各種“野蠻”，以及如何懲治義和團以拯救傳教士和使團人員等。意大利總共派到中國大概二千人，卻刊登了50張大幅彩照。可見庚子事變對歐洲衝擊之大。
關於李鴻章的報導，西方則將李描繪成玩弄權術的醜陋小人。而19世紀70-80年代，李可是與格蘭特比肩的挽救民族國家的大功臣，“在清朝，沒有誰比他更傑出、更有權力、更懂得處理外國人事務。”（《遠東》，1876年9月）不過即便庚子戰敗，畫報對於李，也可以說中國仍存有一絲敬重和惋惜。除去法國，由於幫日本訓練了軍隊和警察，大家都不太認為日本能戰勝中國，所以留下了很多大捷的中國畫報。
第4階段
走向現代的中國
1902-1911年，從兩宮回鑾到辛亥革命前夕，這十年，畫報分量最重的無疑是日俄戰爭，但除了中國風景及少量中國人的身影外，我們幾乎看不到其他中國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畫報有意識地突出了中國現代化這一主題。
對於到法國參觀學習、受到總統接見的改革代表團，《十字架畫報》給了整版報導，稱“僅僅在幾年前，我們還同意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墨守陳規、思想僵化、被2000多年傳統和習俗禁錮的民族，而如今事情已經不再如此。大家一致認為：中國覺醒了。既然中國龍已經甦醒，‘黃禍’可能就不再是一句空話了。”
（《十字架畫報》增刊，1907年4月7日，星期日，第328期）
“幾周以來，一個中國使團遊歷了法國，參觀了我們重要的港口、兵工廠及工廠……市政代表引導他們穿過市政廳的各個房間。當路過議會廳時，使團的一位成員突然走上主席台，微笑著發表了一番有趣的演講，受到了大家的好評。中國人真是愛開玩笑！”
（《小巴黎人報》文學增刊，1906年5月20日，星期日，第902期）
這樣的報導也顯示出友好親切。
意大利畫報上的1907年北京-巴黎汽車拉力賽
西方的許多描述，尤其是對歷史現場的觀察，對歷史參與者表情和心理活動的描繪，是中國歷史資料最欠缺的部分。正是有了這些速寫和文字，我們還原歷史才有了更多可能。不過，如果就此認為西方畫報認同中國的現代化，顯然操之過急。匪患、搶劫的報導也佔很多篇幅。1907年北京-巴黎的汽車拉力賽，不論是法國，還是意大利、英國的報紙，均給了不少版面。
進入20世紀，隨著電報、電話等通訊技術以及輪船、火車等交通工具的進步，特別是便攜盒式相機的普及，西方畫報對中國的認識也越來越時效、立體、鮮活。
由於人們對資訊的需求增大，《倫敦新聞畫報》攝影師只得選用傻瓜相機，同時縮減專欄和文字解讀，以求時效性，因此畫報慢慢成了攝影周刊。不過《倫敦新聞畫報》《畫刊》在20世紀20年代仍有不少關於中國的高品質照片和報導。但這只是最後的輝煌，30年代便開始有畫報停刊，四五十年代更是大批凋零。至今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還躺在歐洲的古舊書店、或者鄉村圖書館中，等待著被發現。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趙省偉（畫報收藏者、“西洋鏡”與“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系列叢書主編）；編輯：楊司奇；走走。題圖素材來自電影《蘇絲黃的世界》（1960）。本文首發於2018年12月2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6-07版。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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