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最尷尬的清朝人，莫過於滯留在法國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的商人們了——通過報章，他們知道京城發生了外國使館被圍、外國人被殺等事件，法國上下正用野蠻、愚昧來形容清朝人。
“沒有人可以說自己稱得上是清朝人。”一位法語流利的上海商人對法國《旅行報》記者這樣說。
1899年，清朝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總額達4.6億兩白銀以上，清朝海關獲益400萬兩，比最繁榮的1891年多出300萬兩。
法國人感到迷惘：清朝在加速走向世界，為什麽突然又回到“野蠻狀態”？
《旅行報》記者與清廷駐法外交官相熟，後者隻讀外交史和哲學類書籍，一日忽然說：“我想讀讀其他書，好放鬆一下。”結果他讀起布朗維列侯爵夫人的故事（17世紀法國著名的連環殺手）。
法國記者問：“你怎麽找了個殺人犯的故事？”
這位清朝官員說：“她的故事總讓我想到我們的太后（指慈禧太后）。”
只有從海外史料中，才能讀到這些令人震撼的歷史細節。在外國記者們眼中，有兩個清朝：一個在京城，因缺乏公共排水系統和垃圾處理系統，滿城彌漫著臭味；另一個在天津，各國公使駐扎在租界中，幾十年前，那裡還只是小漁村，卻迅速發展成擁有150萬人的近代城市，人口是京城的三倍！
哪邊發展更快，哪邊更適合居住，哪邊更能代表未來的方向，似乎是一目了然，但歷史卻在兩個清朝間不斷遊移。
1900年，許多清朝人明白局面正在失控。在私下場合，他們不斷發出預警，卻無人理睬；他們想對世界表達出善意，但他們沒有話語權……最終，他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集體悲劇到來。
好在，穿越百餘年迷霧，我們仍能從《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變》（趙省偉編，華章同人·重慶出版社）中讀到這些細節。以史為鑒，方能繼往開來。雖然它是這樣的沉痛，我們卻沒有忘卻的權力。
為此，特專訪了著名歷史學者馬勇先生。
極端情緒是如何浮出水面的
問：在《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變》中，當時外媒認為，戊戌變法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發義和團運動，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馬勇：這和我們近年來學術研究的成果相符。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通過大力宣傳，將光緒皇帝塑造成英主、變革者，慈禧則是保守派的頭子。這對列強的態度產生巨大影響。
由於“戊戌六君子”被匆匆殺掉，審訊記錄不全，清廷拿不出證據來反駁。
這讓光緒皇帝的處境非常尷尬，為洗刷自己，他乾脆撂挑子，明確表示：家中再也不能出皇帝。他的弟弟載灃本有可能取代光緒，庚子之變後，慈禧派他到德國賠禮道歉，西方對他的印象非常好。如載灃繼位，屬兄終弟及，慈禧可繼續垂簾聽政。
因光緒不同意，只好在十二個鐵帽子王的後代中選，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成了儲君。
然而，列強不同意廢光緒，外國公使甚至不見端王。端王怨恨洋人，轉向煽動極端情緒。
可見，正是戊戌變法，使高層出現裂痕，給極端情緒提供了機會。
曾國藩找到了病根
問：皇族紛爭，民間何必參與？
馬勇：這與清朝在定位中外關係時，長期存非理性因素有關。
1870年，發生了天津教案，曾國藩被迫按西方人要求，處死了中方涉案人員，導致民間排外情緒上升。曾國藩自稱“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他意識到：國門已開，可清政府始終沒講清，該怎樣看世界。
曾國藩提出：
一方面，許多清朝官員故意誤導民眾。比如山東後來的三任巡撫（李秉恆、毓賢、張汝梅），在遇到無法解決的內部問題時，都去引發外部衝突。培育了民眾對洋人的仇恨心理，就像《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變》中所說的那樣，民間謠傳洋人在井中下毒，清廷官員去調查，每次都能找到“確有其事”的證據。
另一方面，教會也有責任，很少向外界透露資訊，引人誤解。民眾看到教堂收留流浪兒童，卻看不到他們在裡面的生活，這些兒童死亡率高，埋葬時，大家又能看到，所以產生了“教堂挖孩子眼珠入藥”等謠言。
清政府反而賣了曾國藩
問：曾國藩的意見非常理性和冷靜，為何被清廷忽視？
馬勇：慈禧在批回曾國藩的奏折時，對曾國藩的具體建議采取了模糊處理。清廷樂見民眾仇恨外人，寧可賣了曾國藩，結果曾國藩成了百姓眼中的“賣國賊”。
當時社會出現了一批“職業造謠者”，主要是江湖遊醫。洋人帶來先進醫療技術，傳播非常快。1870年，上海有了白內障手術，1885年，北京也能做同樣的手術。教會常免費醫療，這就砸了江湖遊醫們的飯碗，他們最仇恨洋人。
當時教會也有問題，分成不同派，互相競爭，看誰招的教民多。一些地痞、流氓也入了教，利用教會的力量欺男霸女，引起民憤。
問：排外情緒如此多元，關鍵原因在哪裡？
馬勇：關鍵在清政府對人民不負責，不肯引導人民正確地、善意地看世界，結果將國家引入困境。所以在《辛醜條約》中，通過條紋，明確清廷有引導民眾善意的責任。可惜的是，歷史經常重複，因為人的智慧沒有增長。在近代史中，類似悲劇不斷重演，總是和世界剛有一點溝通，又很快退回去。
將國際資本誤解為外國勢力
問：1899年清朝對外貿易迅猛發展，換言之，義和團運動產生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為什麽？
馬勇：今天讀者常低估1900年時清朝經濟狀況。
1895年，中日簽署《馬關條約》，帶來一個意外結果，即清朝放開對國際資本的限制。此前幾十年，國際資本一直想進入中國。從地理角度看，西歐不如東亞宜居，東亞更有發展潛力。但清政府一直不同意，所以甲午之戰，列強都在暗中支持日本。
開放國際資本後，清朝的工業化、城市化迅猛發展，清政府此前多年想修的鐵路，在甲午戰後不到8年，便已形成基礎路網。
當時英國全國養老金，依靠其在長江流域的商業支撐，在今天，這不可想象。
然而，清朝從精英群體的普通百姓，都將國際資本誤解為外國勢力，認為正被“瓜分豆剖”。國際資本進入後，修鐵路、采礦等，佔用民間土地，也確實出現了工作粗糙、賠償不到位等情況。
外國資本進入後，民族資產階級迅速發展，所以庚子之變時，才會出現“東南互保”。局勢穩定後，慈禧太后不僅不敢處理相關人員（張之洞、李鴻章等），且非常感激他們，幸虧 “東南互保”，保住了清朝的基礎。
誤會重疊終於引發戰爭
問：1900年，慈禧太后下詔向全球宣戰，她為何如此愚蠢？
馬勇：全球宣戰是誤會，我剛寫了一篇論文《所謂“宣戰詔書”：緣起、邏輯與訴求》，刊在《安徽大學學報》上。
在庚子事變中，誤會層出不窮。當時中外已失聯繫，外國公使們不知清政府要做什麽，德國公使克林德正好當天與總理衙門有約會，便說去打探一下，被意外打死在東單路口，離總理衙門不遠。
克林德一死，各國公使害怕了。清政府要他們給自己國家發電報，表示還活著，可東交民巷沒發報機，需交總理衙門代發，這就要提供各自的密電碼，引起公使們懷疑，堅決不交。
清政府派兵保護使館，又被公使們理解為要進攻。慈禧後來說，想打的話，隻用一小時，哪會圍50多天打不下來？榮祿給使館送糧食、水果，公使們卻擔心投了毒，拒絕食用。
可見，一旦雙方失去聯繫，缺乏基本認同，任何事都可能被誤解。與其這時後悔，不如當初別陷入惡性互動的局面。
至於下詔，是當時列強要佔大沽炮台，清朝相關官員還在扯皮，炮台就已失守。裕祿為推卸責任，將列強請求加急送往京城，卻不告訴慈禧，炮台已失守。詔書只針對大沽炮台而表明清政府立場，並非宣戰。
自古華山一條路
問：清廷更明智一點，或可避免悲劇，為何偏要糊塗到底？
馬勇：中國在農耕文明時發展得太優秀，宋元時，商業已至相當高的水準，面對商業化帶來的問題，統治者沒有正確理解它，反而采取鉗製思想的方式，以為大家都不說話，問題就能解決。
對中華民族來說，18世紀是一個殘忍的世紀。一方面，有康乾盛世，經濟發展較快，另一方面，“文字獄”導致整整百年的思想空虛、文化衰落，只靠皇帝主持的《四庫全書》等來撐門面。
乾隆末期，英國人馬戛爾尼來華，希望建立商業合作。如雙方攜手，中英將聯手主導世界秩序，可乾隆錯過了這一絕佳的歷史機遇。我一直關注這段歷史，過去學者們提出種種解釋，這兩年，我讀英使當年的報告，提到“如果法國動蕩之前，帶這些禮品來清朝，可能會成功”，讓我茅塞頓開。
英使所說的“法國動蕩”，指法國大革命，它讓歐洲動蕩百餘年。乾隆拒絕馬戛爾尼，有他的合理性，是為了讓清朝免於動蕩。
幾十年後，清朝國門被打開，人們才突然發現，已被遠遠甩下，由此產生浮躁情緒，總想抄進路、跨越式發展，總覺得自己特殊，結果是不斷摔跟頭。
問：清廷該如何做？
馬勇：還是要主動融入到世界秩序中去。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就是從小共同體，不斷走向大共同體。主動融入世界秩序，才能真正保留自己的特色。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自古華山一條路，這是工業革命的必然結果，不能逆勢而行。
問：清朝皇族中很多人曾在國外留學，為什麽也仇視外人？
馬勇：當時擁有完整留學經歷的人不多，決策者是在“受洋人欺負”的氛圍中長大的，不知道世界的真實樣子。有的皇族留過學，但沒融入人家的主流社會，得到的還是小圈子的資訊，影響了視野。
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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