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牛皮明明（ID：niupimingming）
過去二十年裡，賈樟柯鏡頭之下，一直在拍時代轉折之中小人物的命運。這些小人物倒下的身影中，注定可以找到一個像你我這樣的人。
01
失意的人總愛眺望，就像小鎮裡長大的青年總熱愛遠方。
暴雨落在汾陽的街道上，賈樟柯的眼淚便會不由自主落在紙上。賈樟柯愛哭，拍一部電影，至少要大哭一場，在他每一篇文章裡，毫無例外都會寫到眼淚。
流淚的時候，他更像一個抒情詩人，情緒飽滿，充滿憂傷，當面對時代山河巨變時，他比常人更無力。
顯然，他唯一的武器——攝影鏡頭從未追得上眼前的時代，他自己也是一個被時代遠遠甩在身後的人，就像他故鄉汾陽人，在麥浪的包圍下，任何人都是一個渺小的黑點。
23歲之前，賈樟柯沒出過山西。他出生汾陽，汾陽鐵路不通，自行車五分鐘就能騎穿，除了汾酒，乏善可陳。
初一時，賈樟柯才擁有人生第一輛自行車。他瘋掉了，騎了30裡，到臨縣孝義看火車。他以為能等來一輛客車的。因為客車通過時，他就能見到南來北往去往的人。
可天黑之前，他只等到了一輛拉煤的貨車，那輛車通體黝黑，冒著滾滾白氣，開過來時，讓賈樟柯有不適感——那輛貨車太像咆哮的黑水牛了。
直到23歲，賈樟柯才第一次出山西，而他的人生經驗，似乎23歲之前就形成了，他所有認知都擺脫不了故鄉的約束，故鄉就像一塊胎記，烙印在他大腦的一塊暗藏的神經裡。
1993年，23歲的賈樟柯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北京對他來說是一座未知的城，陌生而龐大，他需要提著一個箱子走下火車，然後在這座城市獨自生活。
剛開始的兩年，他像一個文藝青年。每周六都要去學校邊的迪廳跳霹靂舞，晚上進，天亮出，這似乎和現在的他不太一樣，很難將那個跳霹靂舞的青年和現在電影導演賈樟柯聯繫起來。
賈樟柯進入北影的第二年——1994年，被認為世界電影史巔峰之年，也是世界電影導演才華井噴之年，電影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年頭像1994年，最優秀的電影在同一年被陸續拍出。
國外那邊，《阿甘正傳》、《肖申克救贖》、《這個殺手不太冷》、《辛德勒名單》、《獅子王》扎堆出現。
而中國這邊，張藝謀拍出了《活著》，王家衛拍出了《東邪西毒》，薑文也拍出了《陽光燦爛的日子》。
那一年，賈樟柯終日沉迷在霹靂舞中，霹靂舞讓他有墮落的樂趣。對成長乏味的小鎮青年來說，任何娛樂活動都會像毒品一樣讓人上癮，因為他的少年實在太過乏味。
當看著一部部優秀電影呈現在螢幕時，賈樟柯開始反省自己。然後，他像戒掉毒癮一樣戒掉霹靂舞。
成立“青年實驗電影小組”，立志要拍出大師級作品。
為了籌集拍電影資金，他替別人寫不署名的劇本。曾幫一個熟人寫了一個二十集的劇本。那人說：你寫吧，錢不是問題。
等到劇本寫完了，那個抱著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劇本的稿費。
那是兩大箱賣不掉的杯子，賈樟柯爭執時，那個人突然翻臉：你個傻逼，誰讓你不跟我簽合約？
在金錢面前，人性的底色就這樣出來了。至今，那兩箱杯子，還放在賈樟柯家的陽台上。每次看到這兩大箱“稿費”，他依然會對人性產生深深的懷疑。
02
1997年，因為香港的回歸，中國志氣滿滿，似乎告訴了全世界，強大的中國正在歸來。國人活在揚眉吐氣的情緒裡，小鎮上的錄音機循環播放李安修作詞、陳耀川作曲、劉德華演唱的《中國人》。
那年，賈樟柯回老家汾陽，路上偶遇一個老同學。那同學坐在一個大卡車上，神志恍惚眼神失焦，忽然衝他詭異一笑，笑得賈樟柯頭皮發麻。
他去打聽，別人告訴賈樟柯：你老同學因為搶劫，要被拉去槍斃！
後來，賈樟柯沒有再見過那個同學。但那詭異的一笑，卻一直刻在他腦子裡。
當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時，總會有人被撞倒。如同那個被槍斃的老同學，根本沒人關心他經歷過什麽樣的人生，也沒人關心他內心經歷過怎樣的千瘡百孔。人們只聽到一聲槍響，一切都結束了。
賈樟柯暗下心來：我想用電影去關心那些被撞倒的人。
第二年，電影《小武》開拍。賈樟柯到宣武區柯達店，買下40盤16毫米膠片後，就只剩下了十幾塊錢。為了養活自己，就到北京電視台的一檔兒童節目裡演猴子，每周演一天，能撐一禮拜。
拍攝期間，賈樟柯每天工作17個小時。隻用了21天，《小武》就完成了。
電影裡的小武，戴著粗黑框眼鏡，不怎麽笑，歪斜著頭，愛用舌頭頂著腮幫。他說自己是手藝人，真實身份是一個小偷。
在變化的時代裡，小武無所適從，不會適應社會，臉上全是麻木的表情。小武是個邊緣人，每天無所事事走在即將被拆掉的街道上，他所相信的忠誠、義氣，都在商品化社會裡被瓦解。
《小武》拿到國外參展，觀看這個電影的影評家都很意外，居然有人拍一個社會邊緣人的理想主義覆滅。
當所有人都在關心社會前進的車轍時，居然有一個28歲叫賈樟柯的導演，關心的是車轍在小人物身上碾過的傷痕。
這一年，《小武》替賈樟柯拿了8項大獎。法國《電影手冊》稱賈樟柯為：亞洲電影希望之光。
幾年後，在坎城電影節，賈樟柯見到一個矮小的老人，當他出場，全場人像追巨星一樣追了過去。助理告訴賈樟柯，眼前的老人是著名導演馬丁·西科塞斯，他走過來時，你要和他握手。
馬丁走過來時，賈樟柯木訥伸手手臂，發現身邊有幾十個人齊刷刷也伸出了手。
坎城回來後，一天賈樟柯收到傳真，竟然是馬丁發來的：我後來才知道你是拍《小武》的導演，我喜歡這部電影，希望你到紐約，我們能見一面。
八月，賈樟柯去紐約拜訪馬丁，他忐忑不安，準備大談電影、談藝術創作、談電影理想。可馬丁見他說的一句話卻是：
你拍攝的小武，非常像我的叔叔。有一年暑假，我跟他說我要掙錢，他發了一把手槍給我，讓我去給他追債。
馬丁說，當時他拿著槍直打哆嗦，沒敢去，不然我也是小武。
不久後，《小武》在意大利放映時，一個大鬍子男人坐在賈樟柯後面，看到一半時，突然掩面大哭。他說他就像電影中的小武，這部片子讓他想到了自己。
其實我們誰不是小武呢？看著時代的瓦解，自己只能一天比一天麻木。掙扎在自己命運的邊緣，卻始終找不到命運的窄門，最後只能走到更加邊緣人的境遇。
中國的藝術家，歷來喜歡記錄宏大的故事，皇帝、宰相、六部如何興衰，卻很少有人關心小人物的命運。
當新時代浪潮席卷而來，一切秩序重組，古樸的真誠和善意被利益取代，大家眼裡只有聚光燈下的英雄和主角。卻沒幾個人去過問，那些彷徨在社會邊緣的，千千萬萬個小武該何去何從。
03
1999年，《小武》的版權在意大利、法國、德國等國家大賣，賈樟柯的銀行卡自然就多出了500多萬。而當時的北京二環房價，每平兩千二。
賈樟柯不無得意地說：終於買得起膠卷了。
但是很快，賈樟柯卻得知自己的電影被禁了。罪名是：私自拍攝《小武》並赴國外參賽，嚴重地干擾了正常對外文化交流。
賈樟柯被禁五年。這位在國外得了大獎的導演，在國內卻只能以地下導演的身份拍攝。
個人命運在制度面前就是個螞蚱。蹦躂對了，金杯銀杯，蹦躂錯了，只有墓碑。
2000年，賈樟柯以地下導演的身份拍了《月台》。
依舊把鏡頭對準那些被時代撞倒的人，在拍一場70年代的戲時，賈樟柯一恍神，想起年輕時的父親，突然哭得說不出話。
70年代，他的父親寫日記被發現，被抓去挖防空洞。回到家後，父親一個人默默把所有日記燒掉了。
有一次父親帶他爬城牆，在無人的城牆，父親流淚不止。當時，年少的賈樟柯不能理解。當自己把鏡頭對準父親的時代，就懂了父親內心的壓抑。
父親也是被時代撞倒的人，連他的眼淚都沒有人憐憫。
春節，賈樟柯把《月台》錄像放給父親看。三個小時的電影，父親一句話也不說，一直看。看完之後轉身就回到自己房間。
第二天吃早飯， 父親一直低頭吃飯，也不看他，邊吃飯邊說：
這電影要放那時候，你會被打成右派的。
04
徐浩峰說：電影是貧賤之道。
看上去浮華滿地，卻是悲慘人生。卓別林，晚年為了不在火車站賣熱狗，像戒賭般戒掉了電影，才守住了養老金。香港電影導演胡金銓去世之後，連墓地都是吳宇森幫忙買的。
在中國拍獨立電影，更是貧賤之道。投進去多少錢，就虧多少錢。獨立電影需要獨立人格，而在中國，獨立人格就如登天。最後只能戴鐐銬跳舞，憑借甘美的絕望，過盡自鑒自適的一生。
2006年，獨立電影人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首映，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比王超更慘的，還有李楊的《盲井》，金荻翔的《花山道口》，拍完就壓著，只能拿到大學自媒體教室放一放，相當於自己掏錢做藝術公益。徐童拍了半輩子獨立電影，在國外拿了一堆獎，在國內，一部也沒上映過。
獨立電影人在國內是三無導演，無院線、無票房、無收入。
用DV、16毫米膠片拍的電影，因為攝影器材低級，都被禁止進影院。就這一條，就把很多獨立導演攔在電影工業之外，逼得他們不得不走影展。中國電影一年600多億的票房總量，留給獨立電影的，估計連六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所謂的中國大片，製作基本上都在國外完成，澳洲洗印、好萊塢後期，整天喊著拯救中國電影，實際上跟中國電影工業沒有任何關係。
院線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公共資源，而現在卻是銅牆鐵壁。有才華的導演，在商業的夾縫裡只能活得苟延殘喘。嘔心瀝血卻只能拍一部一個觀眾都沒有的電影。
沒有觀眾，是電影導演最大的冤罪殺機。
賈樟柯也經歷過沒有觀眾的時期，2002年一天，賈樟柯走進小西天的一家盜版店，老闆拿著一盤碟問他：最近有一個“賈科長”的《月台》，你要嗎？
這時候的《月台》，已經在威尼斯拿下金獅獎，在國際上獲得盛名，卻只能在地下盜版店流傳。連導演的名字都能被人念錯。現在，很多影迷還會調侃他叫賈科長，大概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2004年，當賈樟柯籌備拍第四部電影《世界》時，他得知自己被解禁了。
4月，新片發布會，賈樟柯說：我拍了八年電影，這是第一次在國內公映……
話沒說完，賈樟柯像他站在城牆上的父親一樣，哭了起來。
05
2004年之後，賈樟柯才算成名，獲得一些世俗上的成功，上了不少訪談節目，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識。
在北京時，很多人約他，有的約採訪，有的來結交，也有就想看看賈科長長啥樣，他好像從不拒絕，陪臉陪笑陪聊。王朔寫文章批評過他，說賈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訪談已經超過了他的電影。
身邊朋友也說他，哪有個名人像你這樣，大報小報，你都要上。
賈樟柯不無無奈：
像我這種拎一隻箱子來北京找活路的外地人，報紙、報社、電視台，我能得罪得起誰？
也確實如此，哪個報社記者都有可能因為一次不順利的採訪，就會依靠背後的權利，炮製一篇稿子打垮他。
但賈樟柯並非仁善。2006年12月，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上映。同一天，賈樟柯的《三峽好人》上映。北大首映時，賈樟柯說：
我就想看看，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有誰還關心“好人”？
這次“撞片”，賈樟柯並沒有“繞道”，頭破血流就撞上去了。兩天后，《三峽好人》在長沙影院票房只有950元，王府井影院只有500多元，最終票房也只有30萬。而《黃金甲》，總票房接近3個億。
即使放到票房翻了幾十倍的現在，《江湖兒女》也不過《流浪地球》票房的七十分之一。
和張藝謀合作了16年的北京新畫面影業公司董事長張偉平發稿譏笑，用語輕蔑：一部收入只有20萬可忽略不計的影片，挑戰一部兩億元票房的影片。
這讓賈樟柯十分生氣，每次跟人筆仗，賈樟柯都會是獲勝一方，因為他是中文系，寫得一手好文章，他回道：
以金錢作為藝術的尺度，是這個時代的病態。
反觀張藝謀，進入商業電影時，屈從權利的基因也開始復甦，一個拍過《秋菊打官司》的導演，在《英雄》裡反過來卻為權利辯護。一個拍過《紅高粱》的導演，卻在《金陵十三釵》裡灌輸妓女的性命就賤人一等的價值觀。
更可怕的是，當藝術工作者碰到權利，手裡有刀時，比手握權力的人還變本加厲，對弱勢的人冷嘲熱諷，圍追堵截，甚至拳打腳踢，這是非常墮落的行為。
即使取得了票房成功，那又誰勝誰負呢？票房每一年都會刷新一次，歷史上票房再好的電影，還是會被新的商業片打敗，票房再好，能好過好萊塢嗎？票房應該是最沒有什麽值得驕傲的事情。
《三峽好人》的鏡頭裡，兩千多年歷史的城市，在兩年內就要完成拆遷，在拍攝《山峽好人》之前，賈樟柯對中國社會是樂觀的，但拍攝《三峽好人》時，他顯得很悲觀，當他面對一座城的命運，一些人的命運時，很顯然他的鏡頭從沒跟上時代，他的鏡頭太過無力。
他不無感慨地說道：
我的鏡頭跟不上這種節奏。一開始，我能看到一座舊樓在遠處，在短暫回到北京再返回現場後，樓房消失了，緊接著，另一片建築又倒塌了，即使攝影鏡頭保持著靜止，裡面的空間也早已面目全非。
06
中國電影像一個道場，我也不想過多苛責，一個有十幾億觀眾的電影市場，十年之內，卻沒有貢獻出幾部拿得出手的電影作品，隻以一次次票房創下新高來證明中國電影進步，顯然不能讓人信服。
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電影是世界電影最壯觀的試驗場。好萊塢模式猛砸中國電影市場，商業電影一個個再創票房奇跡。
一覺醒來，那個熟悉的世界坍塌了，在這種坍塌中，很多人看似改變了什麽，卻什麽也沒有改變，一切不過是消費習慣改變帶來的票房，跟電影優秀與否並無太大關係。
每個導演都選擇自己的生命賭注，做出了各式各樣的討好，各式各樣的妥協，其實也為自己的選擇支付了昂貴的價格。
如果沒有那些堅持電影理想的獨立片導演，銀幕或許會是怎樣的墮落。
大多數導演面對沉重的現實題材，選擇了放棄和跳過。我無法苛責他們，因為沒有誰會跟人民幣過不去。
倒是鏡頭裡像小武那樣的人，他的命運，總會讓人覺得很傷心。
07
2015年，來北京20年後，賈樟柯決心離開北京，搬回故鄉汾陽。
父親已經去世了幾年，去世那年，北京有位朋友陪賈樟柯回老家奔喪。賈樟柯故鄉那邊有個習俗，去世的人，需要晚輩守靈，賈樟柯的好友對這種的習俗感到害怕。
最後陪著賈樟柯守靈的，是一幫從小長大的朋友。那些朋友不會聊太多理想，也沒有那麽多國際視野，但是和他們在一起，賈樟柯覺得很舒服、很自在。靈柩停了9天，那些朋友就陪他守了9夜。
在北京混了20多年，賈樟柯在北京結交了很多朋友，最後自己卻義無反顧地選擇返回故鄉。
汾陽是個巴掌大的地方，自行車五分鐘能騎穿，空氣中總是彌漫著高粱發酵後的酒香氣。在這裡，每一個人都知道賈樟柯，鄰居家的老奶奶依然會摸著賈樟柯的頭，叫他“賴賴”。賴賴，是賈樟柯的小名，儘管賴賴已經49歲。
賈樟柯住在一個村子叫賈家莊，800戶人家大部分都是賈姓。賈樟柯在這裡開了個飯館，拿自己一部電影名給飯館取名：山河故人。
不拍電影的時候，他就在這裡每天下午兩三點開始寫作，會寫到天黑。有時候也會寫一些天體物理學論文，他興趣總是很廣泛。他把自己一共9部半電影串成一個蹩腳的對聯貼在酒店門上：
小武別二十四城，隨江湖兒女任逍遙
月台聚三峽好人，慕山河故人天注定
橫批是：東海上傳奇世界
念起來好蹩腳的感覺，但這些電影不俗，都是現實主義題材，與你我有關。拍了無非也是兩樣東西：人道和命運。
作家史鐵生生前寫過自己的故事，說自己小時候沒坐輪椅之前，隻關心趙子龍這樣的英雄，崇拜那百萬軍中取敵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後來癱瘓在輪椅上，視線便跟著輪椅變低，讓他關心的卻是那些被趙子龍踩死的小兵，他們都有家庭，都有感情，都有靈魂，都有別人毫不關心的命運。
所謂好的時代，就是不只關心英雄，也關心小人物，關心那些被列車撞倒的人。願意從泥濘中扶起他們，包扎他們身上碾傷的傷口，因為我們和他們一樣，都是被車輪撞倒的人。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