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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裡的“香港問題”

在古典的政教秩序中,詩承托著禮儀文教的秩序構建,以此置身於一個王製或貴族製的政治太空之內。清末民初的政製轉型迫使傳統知識人從貴族製的政治太空轉入民主製的政治太空,市民社會的產生為知識人的立言立身型塑起一個新的外部環境。俗的白話文代替雅的文言文,小說代替詩而成為新式文教的原型與媒介。傳統貴族政製太空內的“文明”轉換為現代市民社會太空內的“文藝”,知識精英的身份認同也從傳統的貴族士大夫轉換為公共文藝作家或知識分子。因此,新式知識精英的政教關懷開始訴諸文藝這一新媒體進行自我表達。

文藝通過作品來構建意義太空,建基於作品的意義太空既受製於、也介入於特定的政教太空秩序中。市民社會太空的現代和“後現代”演變導致文藝的作品型態也發生進一步變換,從小說轉換到電影,從文字轉換到影像。電影成為介入現代政教太空的新方式。

香港電影所塑造的意義太空通過異常豐富的影像話語而表達出曲折的政治隱喻,97前後,這些意義太空逐漸營造起一個圍繞“香港問題”進行自覺影像反思的集體場域。“香港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問題,它關涉到香港人自身的身份認同、生活感覺和社會情態,從中折射出一個關於過去的記憶、當下的感受與未來的迷想相交織的紛亂太空。王家衛在其電影裡顯示了這些紛亂的痕跡。王家衛的電影作品向來以緩慢表達他關於香港這座城市的獨特感覺、理解和思緒為基調,其中,關於“香港作為一個問題”的思索,在王家衛電影世界中的在場,實際上支配著其對許多影像與敘事元素的利用與編織。[i][1]

2013年的《一代宗師》接續著王家衛對“香港問題”的思考,但這一次明顯采取更為巨集大的格局和深遠的視野來顯現。[2] [ii]可以說,《一代宗師》完成了王家衛的一次自我轉型,他擺脫了從前的自我主義表現風格,而將自我投入到一個更開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他也擺脫了十年前《2046》時的迷茫與困惑,找到了《2046》無法找到的答案。《2046》浸透一層灰暗的色調,它映襯著周慕雲面對2046的“大限”所有難以釋懷的失落和疑惑:2046代表記憶和過去,代表他無法割捨、而又不可複返的昔日最後的美好時代,以此,2046又被想象為一個事物永遠不會改變的地方,人們情願逃避將來、永遠逗留在2046裡……《2046》隱含的香港人困局在於,在時間的斷裂與消逝中,如何為香港重造一種精神安頓。《一代宗師》在更為巨集遠的視野內繼續進行追問,這一視野的獲得,得益於王家衛深入中國內陸本土而對中國傳統國術代代傳承的厚重歷史譜系的研究與體察,從紀錄片《宗師之路》可看到他在這一過程裡的探索和反思。他要通過電影把過去的“好東西”紀錄並傳承下來,這些過去了的“好東西”已然超越了被困在“2046號房”裡那些永久遠去的美好追憶,它蘊含著從歷史通向未來的更豐富、更綿遠的可能性與連續性。這樣的“過去”與上述關於香港“未來”的迷思相互銜接,構成了《一代宗師》香港沉思的重心,它由影片中的“身後身”和“眼前路”這一對隱喻所指涉。以下筆者通過對電影文本(以《一代宗師》2D版為主)的細讀分析,重點彰顯王家衛寄托於影片中的香港思索。
 
掰餅:“一國”想法與“天下”想法的爭戰
 
影片中葉問和宮寶森掰餅一戰可以說是全片最重要的片段。雖然這一戰屬於文戰而非武戰,是“比想法”的思想爭戰而非“比武功”的武力爭戰,但爭戰的內在張力卻遠勝於武功爭戰。這一場“武戲”超越了狹義的武打界定,被賦予更為高遠的思想蘊涵。

首先宮寶森的“想法”是有的放矢的。其時,兩廣宣布了獨立,這表明國家陷入了南北分裂,這是宮寶森一行北方國術宗師南下的基本政治歷史背景。從這一背景出發,宮寶森在掰餅之前就提醒葉問,他引述前輩的話反問道,“拳有南北,國有南北嗎?”,言下之意是:國家不應該有南北之分,南北均屬一國。一國的認同最終支配了宮寶森對武林格局的設想,他一輩子籌劃著合並武林的南北各派拳術,構建一個統一的武林整體,消弭南北分殊,以呼應一國之南北統一的國家認同。宮寶森一生事業所成,即促成了北拳南傳,他接下來希望葉問能接過他的班子,繼續促成南拳北傳,以最終完成合並南北、打通南北而融為一體的目標。宮寶森這一“想法”的前提在於一國,國家不可被分割,因此一國之內的南北拳術也應當合為一體。這就是宮寶森質問葉問能否把餅掰分開的真實用意。餅就比喻著國家,國家不可分,餅也就不能掰開,宮寶森敘述完他的一國構想後,就質問葉問說“你能掰開我手中的這塊餅嗎?”,他企圖用他的一國構想來收復葉問,把葉問納入到他的國術理念和國家秩序的構想之中,乃至收復整個南方武林。

然而,葉問實踐的卻是另外一套“想法”。如果葉問要從一國中超越出去,他的正當性是什麽?他憑什麽“想法”去掰分開宮寶森手中完整的一塊餅?葉問回應宮寶森的一國構想時說道,
 
其實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強求全等於固步自封。這塊餅在你眼中是一個武林,對我來講,卻是整個世界。所謂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進步。真管用的話,南拳又何止北傳啊?
 
顯然葉問的視野看得比宮寶森要開闊。宮寶森只看到南北構成的一國,葉問卻已看到了“世界”與“天下”,他決心把拳術傳播到全世界,而並不滿足於“北傳”。問題是,“天下”構想意味著對“一國”構想在範圍上的突破,它將在一國的範疇中打開缺口,達及世界,這在葉問心目中就指示著缺口的深遠意義。如果沒有這一塊缺口,而僅僅選擇“勉強求全”,即一味追求一國的整全,那麽境界就必然顯得局限,無形中就限制住了境界的開拓,隻封閉在區區一國的範圍裡,“固步自封”。所以,打開缺口恰恰是為了突破封閉、走到更巨集闊的境域,所謀在於更廣遠得多的整個天下,這就叫“大成”:殘缺是為了更巨集闊的敞開,破出一個缺口是為了最終實現“大成”,所以說“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進步”,葉問所說的“進步”就是指從一國向天下的臻進。葉問的“天下”構想為他贏得了在餅上掰開一個殘缺之缺口的高遠理由,宮寶森手中的餅最後也被掰開了一個小口。

從葉問日後的人生軌跡來看,不難想見,這一塊被掰分出來的小餅塊,最終就隱喻著香港。

香港從一國中有所突破和分離,是為了有所“大成”。從歷史上看,香港後來形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成為一個通向全球的都市,而對於20世紀的現代中國來說,香港更是溝通中國與東南亞乃至全世界華人的主要通道。而且,香港電影的國際化成就尤為突出,也恰恰是通過葉問的高足李小龍假借電影藝術這一現代媒介,中國國術得以被帶到了西方、帶到了全世界而蜚聲海內外,這表明國術通過香港確實走向了“整個世界”。葉問的拳術理念在於“天下”,他畢生目標就是要把詠春拳“傳遍整個世界”,這符合他謀求“大成”的“天下”設想,而葉問傳授詠春的生涯就是從他“為生活”而被迫流落到香港、在香港“靠教拳吃飯”開始的,香港恰恰成為他圖謀“大成”、走向世界的起點,他也是在香港才遇到了李小龍。這反過來確認了葉問從宮寶森手中餅所掰分開的那一缺口,其所象徵者便是香港對一國範圍的某種出離、突破乃至將“一國”帶向更綿遠廣闊的世界“大成”。
 
宮二和馬三:“身後身”與“眼前路”
 
不過,葉問朝向“整個世界”的“眼前路”並非就意味著對身後“一國”的截然背離,雖然餅是被掰分開,但仍然存在不可切斷的關聯,這就是宮寶森的千金宮二要提醒葉問的道理:“拳腳不能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眼前路”代指向前通向“天下”的“大成”事業,“身後身”則喻指著從其中走出的原先的“一國”歸屬。“眼前路”和“身後身”必須同時兼顧,不可因前者而廢後者,這暗示著“世界”與“一國”、分與合之間的某種折衷或持續的連接。

宮二自己本就是一個始終執守著“身後身”的人,所以她對葉問的教誨也是側重於“身後身”。對於宮二來說,她堅持替父報仇,不惜燔鬢入道,一生嚴格遵守傳統舊江湖的行事規矩與道德操守。她是一個“保守者”,她自稱“選擇了留在屬於我的歲月裡”,她選擇了“留”,逗留,而沒有選擇跟隨“大時代”的時勢而“去”。在這方面,宮二和葉問適成對照,這從二者所習的拳術理路上也可見出分別。葉問所習之詠春拳以直線進取為特徵,基於“兩點之間直線最短”的原理,代表直取,與邁向“眼前路”的進取性相一致;而宮二所習之六十四手則以繞彎、曲折為特徵,代表回轉和後轉,與回向“身後身”的折返性相照應。《一代宗師》北美版的宣傳海報上(見下圖)就印著葉問和宮二擺拳對峙的場景,二人架勢相異:葉問直面向前,宮二則委曲轉身。
 
《一代宗師》北美版海報
 
其實,與宮二的這一拳理形成反照的除了詠春的拳理外,還包括馬三的拳理,宮二和馬三的拳理也是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立身處世之態度。宮二和馬三的武功都得自於宮寶森的武藝,據說“馬三得到了他的剛勁,女兒得到了他的柔勁”。“柔勁”象徵前述的委曲和回繞,“剛勁”卻與直線式的圖進取相仿佛。事實上,馬三的特點也在於“向前看”,但他的弊病也在於一味向前直視卻遺忘了“身後身”,這是導致他最終走入迷誤、身敗名裂的原因;所以他的師父宮寶森才提醒他國術“老猿掛印”的關隘在“回頭”,宮寶森的教誨無非意在告誡馬三要適時“回頭”、回顧“身後身”,不可在急於向前擁抱時勢之際丟失了大宗大本。對宮寶森來說,這一大宗大本在於他的“一國”。馬三擁抱了當時日本侵略者在中國一時之時勢,選擇投日而成為賣國者,之後更殺死乃師。在火車站那場宮二與馬三對決的武打戲裡,馬三最終被宮二擊敗,他臨終悔悟自己錯失了“回頭”。

與馬三相反,宮二則始終忠誠持守著她的“身後身”,她的悲劇性正來源於為倔強執持傳統江湖操守而做出的犧牲。宮二和馬三二人分別各自偏執於“身後身”與“眼前路”一端,結果兩端無法實現折衷,從而相互掙脫、對立,在影片中具象化為宮二和馬三之間你死我活的衝突與較量。二人都缺失了各自的“回頭”或“轉身”,因此,除了宮寶森告誡馬三要“回頭”之外,葉問在最後一次與宮二見面時,也對宮二悲涼的一生表示遺憾,並說她“可惜就差一個轉身”。不論是“回頭”抑或“轉身”,都指涉著由於偏行於各自之一端而導致的人生錯失。

與馬三和宮二均相迥異,葉問提供了另一種立身處世之方式與態度,只有他真正做到了“身後身”和“眼前路”二者的結合。在日本侵華期間,馬三誤判了時勢而投日,但葉問並沒有,他此時堅守了一國的民族氣節,與此相呼應的是,當他日後流落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臣民,他亦仍然沒有忘記自家的“身後身”:實際上葉問素來穿一身舊式傳統長衫,卻極討厭穿西裝,他這輩子唯一一次穿西服就是在他拍證件照的時候,他不得不穿。這一幕在《一代宗師》裡也能見到。
“身後身”在葉問那裡當然不只是代表一國,而是代表國術的某種氣節、操守、風骨、家國情懷、面對生活與人生磨難時的堅毅品格等人生原則與崇高德性,練武者務必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這些精神德性從國術的源頭、從祖宗那裡就開始建立、積澱並承傳下來,像一線天所說,它們是“祖宗的東西”,不可“糟蹋”。[3] [iii]它們正屬於“身後身”,是習武者不應遺忘的傳統。上述祖宗源頭在歷史地理上位於北方,源於祖國內地,因而國術源初的高尚精神與一國淵源構成了同體性,二者並未能分離,國術的根本即源在於此一國,對“身後身”的回顧與堅持,便同時指向對一國淵源與一國內陸所源生和保存之精神的回顧與堅持。因此葉問儘管流落香港、穿上西服,面向著“眼前”的世界化,但是他仍然未忘一國淵源的祖宗歸屬,未忘從一國所孕生和流傳的武藝精神傳統。葉問的“天下”事業既是把詠春傳遍世界,而更根本的卻是,把淵源於一國之源遠流長的高貴武藝思想傳遍至世界。由此,葉問授拳的遠大目標最終就在於實現“身後身”與“眼前路”、“一國”與“天下”、過去(歷史)與未來的綜合。這一綜合的銜接點在地緣上就位於葉問傳藝所起步的香港。
 
“葉底藏花”的真義:“眾生”平等與“大同”世界的政治寓意
 
在影片末尾,葉問在畫外獨白裡解釋過他的傳武理念,他提及他對國術的理解:“國術是大同的”。“大同”一詞本出自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它在近代成為一個“顯詞”,這全賴於近代南方大儒康有為的著名闡發。[4] [iv]根據康有為利用公羊學原理對儒家經典做出的重釋,孔子的政教立法在人類的歷史發展脈絡中,將先後經歷三個主要世代才臻至完善:第一個世代是“據亂世”,此時孔子立法基於君主專製,孔子教化也隻局限在一國的範圍內;第二個世代屬“升平世”,孔子立法轉變為君主立憲,其教化的適用範圍也將擴及更遠;最後一個世代就是“太平世”,孔子立法達到最後的完滿階段,將從君憲製遞進到民主平等的共和憲製,政教精神的範圍也將普及到全球、全世界、全天下,不僅是西方人,包括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將櫛沐於孔子政教精神的普全範圍內,實現“天下太平”。康有為化用《禮運篇》,把“升平世”稱為“小康”,而把“太平世”稱為“大同”,“大同”意指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的鋪衍,康有為一心動用儒家傳統的政教資源(康有為的“身後身”)去消化、吸收以至超越西方民主平等的普世性價值。以此,“大同”一詞具有了特別的政治意涵。康有為的《大同書》除了以“大同”為基本立論以外,還糅合了佛家的“眾生”平等思想來解釋“大同”世界裡人人平等的生活秩序。[5] [v]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這個詞本來也取自於佛家典籍。而且,跟葉問一樣,康有為也是廣東南海人。

發揚詠春遍及全世界的構想,在葉問那裡,跟“大同”的願景與對“眾生”的關顧息息相關。在葉問之前,中國國術界遵守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即國術皆為秘門傳,沒有普傳的。《一代宗師》3D版裡介紹葉問幼時入陳華順門下,要花上二十大洋,在當時費用是相當高的,因此尋常人家學不起國術,但葉問授徒卻改易舊例,接納眾生,廣授詠春,即使是平民,也可以入門,而且學費隻收“八毛一位”,“不算貴”。一如佛家禪宗到了南派慧能一代結束了單傳、秘傳而開始了普傳,從葉問開始,國術亦打破了老規矩,詠春向全世界所有人傳授,讓所有人都得以沾溉詠春精神的化育,不分貴賤內外,破除了門戶,故設館授拳卻“從來沒有掛過招牌”,其背後乃貫通著世界大同和人人平等的理念。這就是葉問所達及的“見眾生”的階段。

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界像康有為那樣運用“大同”的傳統儒家思想資源或佛家“眾生平等”的思想資源來回應西方現代民主平等思潮來華,是一個普遍的集體性現象,康有為遠非孤例。[vi]刺激康有為創造新“大同”論的是西方現代民主平等觀念的進擊,這一政治觀念在近現代促成普世性的啟蒙,至今各地區人民普遍將此觀念看做政治生活的目標,其中就包括香港人民。[6] [vii]當葉問流落殖民地香港,穿上西裝,感歎“身後身”的絕去,而香港人民也在歡騰中為英女王畫像時,葉問隨香港一道融入了西方的全球殖民秩序之中,融入了“西方的世界”,也因此融入了“西方的世界”中民主平等的普世價值訴求。但是,流落到“西方的世界”秩序內,對葉問而言未必全然是一種失落,就像殘缺可轉生出成全,失落也可轉生出新的開啟:正是“西方的世界”同時為葉問打開了世界這一片太空,也正是“西方的世界”對民主平等的普世傳播,同時為他展開“中國的世界”對天下“大同”與“眾生”平等的追求創造了新的“時勢”。對“西方的世界”的介入,反過來看恰恰為葉問的“天下”“見眾生”之理想提供了通路和契機。通過參與到“西方的世界”中,他也將詠春通過西方人而傳向世界,傳向所有人,以此撐開“中國的世界”想象。因此,正是接納、介入了上述“西方的世界”秩序而使葉問離他“天下大同”的“眾生”事業更加接近了。而“中國的世界”不純粹是一種民主和平等本身,更是一種優秀的傳統德性精神朝向生民的平等普傳,葉問將那蘊含在中國傳統國術中、從老祖宗始便傳承下來的“好東西”平等地傳授給大眾,“見眾生”亦即見到了天下的生民,葉問傳燈的過程(“傳燈”亦是一個來自佛家的隱喻)就是平等地普惠、德化生民的過程,這是“中國的世界”裡的民主平等。在這個意義上,“見眾生”與“天下大同”的境界意味著對“西方的世界”中的民主平等的超越,構成了對啟蒙本身的再啟蒙,即以詠春古典精神對西式啟蒙進行的再啟蒙。

“西方的世界”之開拓建立在殖民的基礎上,“中國的世界”之展開則建立在啟悟眾生的基礎上。通過對民主平等的“中國的”詮釋,香港的民主認同不再必然對身後的“一國”淵源構成背離,反而是回涉於身後的“一國”淵源,從而建立起密切相連的紐帶。《一代宗師》為香港人建立起從“中國的世界”出發理解民主平等的視域與方式。

就像“一國”跟“世界”的地緣銜接點位於香港,淵源於“一國”的古典傳統精神跟以“眾生”為面相的平民社會之間的結合點,也在於香港。長期以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主流產生了兩種相互分別的自我理解,中國大陸強調“國家自我”,宣傳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香港人則以“非國家”的市民生活為基礎,建立自己的“民間自我”理解,香港的文化也往往建築於“逍遙於國家之外的民間智慧”。[7]《一代宗師》裡葉問將國術從宮寶森以國家為中心的一國認同框架下帶到以眾生平民為面向的普世事業框架下,實則相當於在上述兩種認同之間,即“國家”和“民間”之間建立起一種接通。對此種“民間”生活的描寫在電影裡處處有跡可循。例如,影片敘述葉問初到香港時,便引入了一段香港市井民生的紀錄片段;一線天來港後開了理發鋪(也教拳),宮二則開了醫館,葉問“為生活”收徒營生、“教拳吃飯”(抗日戰亂下葉問一家顛沛流離、日子艱難,他便說過“最難翻越的高山是生活”),以及他點算錢幣的鏡頭;3D版也借葉問之口介紹了從前的國術宗師在來到香港以後隱沒於民間,並化身成底層各色普通平民(30年代廣州金樓裡的老鴇姐、账房先生、夥夫等各式人就已是深藏不露的各派國術大師),而他們都是有著“身後身”的。昔日武林的身影就隱藏在香港的市井坊間。這種世俗的、生活的描寫角度不僅出現於影片後段的香港,也出現在影片前段的廣東,流露在影片描寫的葉問不同時期的家庭、個人生活裡。其實民間也就是眾生。不同的是,葉問即便流落至香港市井民間,教拳謀生,但仍堅持習武者的高尚風骨和尊嚴,並通過向眾人授拳而把這種精神向所有人傳授,其背後所依傍的仍然是淵源於“一國”的傳統武德操守。從而,葉問的授拳事業無異於聯通起“一國”傳統與香港的民生社會,為香港平民社會的“民間性”注入了源於“身後身”的精神內涵。

與此同時,傳統國術在新的、更廣大的境界內朝向普世眾生謀求“大成”的擴展,成為貫穿從“一國”延及“民間”的脈絡,便也把“民間性”放置在一個大事業、大歷史、大境界的背景下加以重新理解了,在此,“民間”被賦予了一種比“一國”還要廣遠、開闊的“世界”與“天下”意味。

不論是走向“世界”、“天下”抑或走向民間、“眾生”,“身後身”在其中都沒有被丟棄。電影最後,葉問與他留在佛山的妻子張永成被迫永遠分別,這其實是由於政治的原因,只是影片中沒有交代。在1951年元旦,因為中英之間的意識形態矛盾,兩國關係空前緊張,雙方一致宣布封鎖香港邊境,致使兩地人民交通受到阻絕,從此,葉問再也無法回去佛山,他再也不能看見他的妻子,妻子最後於1960年也在佛山去世。葉問由此感慨道,“從此我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回頭無岸”,因為居住在大陸上的故人已經逝去,大陸也已不能再重返,所以失卻了“身後身”,但問題是,從此逗留在香港的葉問果真“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事實上,由於葉問終究無法忘記宮二,而宮二留給他的教誨就在於“身後身”,於是“身後身”也始終徘徊在葉問的心中,揮之不去。就在影片裡葉問凝視著代表他將來“大成”事業的徒弟們練拳之時,葉問眼前浮現了已經死去的宮二的背影,他耳邊還分明回蕩著宮二生前跟他說過的話,
 
葉先生,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相遇”是向前的迎面遇見,而“久別重逢”卻是一種與過去的重遇,恰恰是向後的返回。宮二此語決不僅僅是一句對人情的感慨,它仍然傳達著“眼前路”與“身後身”之間無法分解的內在關聯。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因而所有的向前其實都同時是在向後,向前的遇見其實也是向後的回顧。如此,“身後身”又如何可能揮別呢?

葉問無法揮別“身後身”,就像他無法遺忘宮二的身影,在葉問眼底或心底裡始終藏著宮二的影子,這就是“葉底藏花”之真義。“眼前路”終歸糾纏、蘊含著“身後身”,難分難解,這透露了“葉底藏花”內在的真正教誨。

3D版的一個電影“彩蛋”是“關東老鬼”丁連山教導葉問如何看破歷史和自我。丁連山說,看破人生和歷史中“生死、是非、成敗、榮辱”這些所有的起伏得失,根本就是看破一個“我”,因為歷史的真正見證當然不在於照片,而就在這一個“我”。丁連山看破他所遭逢的起落得失之世事,完成於他對自我的看破。丁連山的教導有助於進一步啟悟葉問對於普世傳播詠春的“想法”。葉問在影片的畫外音中說道,“有人說詠春因我而起,因我而收,我但願他們是對的”,詠春之“起”與“收”均因於一“我”:“起”是源於“我”帶動詠春的廣泛興盛,眾生可學;“收”是源於“我”終結了詠春的秘傳舊統,放下門戶,“不掛招牌”;兩者皆因於“我”。葉問意圖推動詠春達到大成的境界,就必須看破這個“我”,連同自家詠春的起落盛收一同看破。這也關乎丁連山所教導的“讓”:把詠春讓渡予所有人。當然,最重要的“讓”也許是讓渡“面子”:丁連山把武林的“面子”讓給師弟宮寶森,而對於葉問來說,他最終也要將“面子”讓送給了李小龍。
 
余論:再思“作為問題的香港”
 
電影《2046》實際接續王家衛的前一部作品《花樣年華》,“2046號房”這一敘事符號在《花樣年華》裡就已出現,蘇麗珍和周慕雲在這間房間裡度過最後的幸福時光,“2046號房”因此成了那段“花樣年華”永遠的盡頭。《花樣年華》裡流露的是香港市民階層生活中那些平淡、真摯、含蓄、細膩的人際感情,對市民生活情態的描寫和品味一直是香港電影的傳統品質,[8]也是上述香港人“民間自我”認同在電影文化上的表征。問題在於,這種人情品味和生活認同在1997、或2047以後,一旦遭遇中國的“國家自我”認同、並與之相糾葛,是否還仍然可能得以維系?是否像《2046》裡一樣,“花樣的年華”將不得不永久停留於2046之中?如果再考慮到香港人接受西式現代啟蒙後獲得的民主平等認同,那麽,香港之作為問題,就是源於以下兩類不同的自我認同話語之間的緊張關係,即中國的“國家自我”認同與香港的“民間自我”認同、民主社會認同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一緊張關係不但在香港人的自我認同結構上構成為問題,對於北上大陸、投身於中港合拍片創作探索的香港電影人來說,在如何融合兩種不同的文化認同話語方面,同樣構成為問題。[9]

王家衛的《一代宗師》借助一種綿遠、開闊的古今視野,試圖為兩種認同話語的內涵與關係提出自己的再闡釋。葉問超越了從“一國”的國家認同到“世界”、“眾生”的普遍民主認同及民間生活認同的壁壘,無論在“一國”範圍還是在普世“眾生”、民間的範圍,古典武藝的精神傳統都能一脈相連。並且,自“一國”走向“世界”之“眾生”,是傳統武藝精神的傳承範圍從小走向大的臻進,這一臻進雖然破裂了“一國”認同的邊界(“若缺”),但所謀求的卻是武藝從“一國”至“世界”之民間“眾生”的最大、最整全的完成(“大成”),因此,它非但沒有造成“一國”跟“世界”之民間“眾生”之間的相互否定,而且在二者間構建起一種連續性與一體性。在這種一體化的視野內,圍繞民主平等和民間社會的香港認同並沒有因遭遇2046的“大限”而斷裂,也沒有局限於香港範疇本身,而是蘊含著一條面向“世界”之“眾生”、開創天下“大成”的“眼前路”,它被賦予朝向未來的新的可能性與生機;而“一國”作為“大成”境界得以展開的起點,作為積澱武藝傳統的源起地域,則是“大成”事業不可被遺忘的“身後身”與生命源頭。“一國”和“世界”“眾生”、“身後身”和“眼前路”,二者既是起與終的關係,更是源與流的關係。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曾於2015年舉辦特展“中國:鏡花水月”,在關於展覽策展的紀錄片裡,王家衛說道:“回顧不代表念舊。前進的唯一方式是記得自己的過去。”可見,“身後身”與“眼前路”、“一國”與“世界”及“眾生”,彼此也應是不可分離、相互歸屬的。

不過,從精神源流的開闔中重塑兩類不同的自我認同方式的內涵與關係,王家衛的思索畢竟是藝術的、美學的、文化的、觀念性的。但是,不論“一國”或“民間”、民族國家或民主社會,都首先是具體的現實實存,而如何從理念上的精神性立法轉換出具體實踐上的建設性啟發,則仍是懸而未決的。這當然是對藝術家無理的苛求。但是了解藝術家與政治家的區別,有助於對著眼沉思巨集大政治問題的藝術家樹立恰如其分的期待。基於前文論析,相比起單純的保守派或單純的西化民主派、以及固守所謂香港本土的民間社會認同的“港獨派”,《一代宗師》所隱含的運思無疑超逾了它們的眼界,其思想啟發的深刻性最首要在於,對大陸和香港內部一系列被符號化、本質化或意識形態化的各種分斷的派系主張,提供了某種超越它們的思想限度的可能性反思。不同類型的自我認同方式是有可能相互關聯和相互通達的,王家衛在《一代宗師》裡展現出一種融通性——中國傳統國術所包含的高貴德性與精神無論是在“一國”、在香港還是在西方和全世界,都不外乎在相應的不同形態或源流階段中展開其自身,彼此間乃“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道並行而不相悖”,這大概就是葉問在影片中所說的“千拳歸一路”:“國術是大同的”。
 

[ 1 ] 參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
[ 2 ] 圍繞《一代宗師》專就影片思想性進行嚴肅闡釋,可參看王基宇:《為大時代點燈,向大宗師轉身——從後現代回歸古典的<一代宗師>》一文,該文收於萌萌工作室編:《哲學、科學、神學諸意識形態》,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
[ 3 ] 一線天這條敘事線在影片中沒有充分展開。一線天的原型據說是國術宗師李書文及其徒弟劉雲樵,二人分別當過溥儀身邊警衛員的總教練和國民黨殺手、蔣介石保鏢總教練,此為3D版介紹一線天為“軍統殺手”或“溥儀保鏢”之身份的緣由。一線天是國民黨藍衣社的成員,電影裡說到的八寶街、朝天宮都曾是藍衣社的領袖。藍衣社培養一批忠實於國家的熱血青年,但在退離大陸後,國民黨整個關於“一個國家”的想象也就失落,一線天拋棄了藍衣社,他在雨夜殺出了重圍,去香港開館一心傳授、賡續“祖宗的東西”八極拳(原型應是在台灣授拳)。必殺招被葉問用一雙筷子破了以後,一線天遵照武林的老例規矩,從此退出江湖,銷聲匿跡。
[ 4] 可參閱康有為:《禮運注》,收於氏著,《變法以致升平——康有為文選》,謝遐齡編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第168-196頁。康有為的“大同”論實際影響相當廣泛深遠,不僅孫中山、毛澤東和中國新儒家延續了康有為的大同民主思想,而且“大同”論更遠播至國外,在精神上引導過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參陳慧道:《康有為<大同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6頁。
[ 5 ] 參蔣海怒:《晚清政治與佛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5-141頁。
 
[ 6 ] 67暴動後,英國改變了對港殖民政策,開始實行懷柔,自此港英關係親近化(《花樣年華》末尾戴高樂親切拜訪法殖民地柬埔寨據說就是隱喻英港關係的變化);香港也開始邁向都市化轉型,變成今日之香港,《2046》裡的新周慕雲形象就是代表67暴動後轉型了的香港。至於香港人民熟習民主平等的觀念則並非很久,主要是從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實行“民主政改”開始的,這一政改行動,謀劃在香港人中植入民主平等的理念與生活方式,實基於“和平演變”的冷戰式戰略思路。參強世功:《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272-299頁。
[ 7 ] 羅永生:<多重自我的香港與中國>,見鈴木將久編:《當中國深入世界——東亞視角下的“中國崛起”》,香港:亞際書院有限公司,2016年,第147頁。
[8] 賈樟柯結合電影史對此一香港電影傳統做過精彩分析。他把熱衷於描寫普通市民生活中人情況味的香港電影置於一個可追溯到20世紀30-40年代民國電影傳統的脈絡中看待,並把台灣和日本的電影導演(如侯孝賢和小津安二郎)也置於這一脈絡下。參見賈樟柯,《賈想.Ⅰ,賈樟柯電影手記1996-2008》,萬佳歡編,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第160-165頁。
[9] 譬如,香港電影導演許鞍華的新近作品《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就是對於如何把大陸電影裡常見的民族國家的歷史題材(如革命、抗戰)跟香港電影傳統中刻畫普通人人情生活況味的敘事話語視角相互結合的比較成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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