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和親政策對赤峰地區蒙古部落服飾的影響

趙 曉，閆亦農，張 諾

（內蒙古工業大學輕工與紡織學院，呼和浩特010080）

摘要：服裝作為一個民族最外在的表征，訴說著蒙古族人民共通的民族心理和審美特徵，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地理環境造就了如今蒙古族各部落間不同的服飾特色。在眾多蒙古族部落服飾中赤峰地區的服飾風格獨樹一幟，其服飾以大面積精湛的刺繡為主要特色；服飾形製在保存蒙古族基本的袍服款式外，又與滿族的服飾風格有著頗多相近之處。文章以歷史史實為依據，從滿蒙關係及滿清和親政策角度出發，通過對赤峰地區蒙古部落服飾在形製、色彩、服飾配件等進行對比分析，由此反映出滿洲貴族在特殊歷史條件下通過民族政策的潛移默化，導致地區性蒙古部落服飾產生變化。

關鍵詞：滿蒙；和親政策；服飾異同；部落服飾特色；刺繡紋樣；頭飾

清朝滿族歷史上和親淵源由來已久，《玉碟》《星源集慶》為清皇家族譜，其中清朝（包括入關前）滿族曾與蒙古領主貴族進行長達300年（1612—1912年，民國以後未計）595次的聯姻，同時很多蒙古王公原來就是清皇家的額騎或姻親［1］。“滿蒙聯姻”這種活動本身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意義上的家族通婚，而成為清朝統治者懷柔蒙古、鞏固自身統治，避免正面衝突的重要民族政策之一。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鞏固中央集權統治，清朝廷對蒙古王公、貴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要采取“和親”政策［2］。據《清朝公主下嫁赤峰實錄》中的史料記載，清王朝與蒙古各部的聯姻十分頻繁，特別是喀喇沁部的聯姻次數居各部落之首［3］。從清太祖到清高宗的100余年間，先後下嫁七位公主到今赤峰地區。這與當時滿清受到邊疆威脅，期盼通過聯姻利用各部落實力以穩固其統治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說滿蒙聯姻的頻率是與其政治軍事利害相關聯的，也正是其拉攏蒙古各部貫徹“北不斷親”國策的最顯著體現。以往針對赤峰地區蒙古族服飾研究大多是將服飾形製特色與其歷史環境相分離，如對阿魯科爾沁頭飾發簪形製或翁牛特、喀喇沁、敖漢等部落服飾的款式和刺繡工藝等方面的研究，僅從本地區部落服飾特色的形式美和民族性進行闡述［2］；在滿清和親政策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單方面從和親政策對赤峰地區的政治經濟造成的影響及其政策本身的歷史意義出發。而本文將和親政策與其造成的部落服飾特色相結合，使服飾的演化還原於歷史史實之下，以此探究和親政策對民族服飾的形成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服飾作為人類最外在的客觀表征，其蘊藏的豐富史實內涵是值得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的。歷史上著名的烏蘭布統之戰，康熙就曾以賜婚的方式褒獎剿滅噶爾丹英勇作戰的漠南蒙古巴林部，於康熙三年（1691年）將其19歲愛女和碩榮憲公主嫁與巴林郡王烏爾滾。在諸公主中，榮憲以“克誠克孝，竭力事親”而備受寵愛。厚其典禮，初封和碩榮憲公主，後晉封固倫榮憲公主，並在巴林草原生活長達37年之久。公主身亡後，清廷對其陵墓派遣專人統一管理。皇室的格格和公主們作為政策的執行者，對所在蒙古部落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今赤峰清代公主陵附近的“十家子”村，實際就是清代公主的守靈戶。公主的伴嫁隨從將滿族的文化和生活習慣與所到之處的蒙古部落文化相交融，並由此產生了自上而下的滿蒙文化碰撞。天聰八年（1634年）下嫁到昭烏達敖漢旗的清太宗皇太極長女固倫端敏公主，下嫁時帶來“五行八作七十二工匠”，給昭烏達地區（昭烏達即當時赤峰的蒙語名稱）的手工業和金屬業帶來直接影響。公主下嫁時的大量陪房仆從，從屬於各行各業的手藝工匠，有滿、漢、蒙等民族。他們來到北地之後，打破當地隨水草四季遊牧的老傳統，砍伐山林，破土燒窯，建起了北京式的廟宇宮殿和瓦房草屋，更將歷史、藝術、科學、宗教等各方面新鮮的訊息帶到蒙古部落［4］。滿蒙聯姻實現了雙方的互惠互利，而作為聯姻的一方，蒙古部落為了與滿洲貴族階層靠攏，無意識中接受了清廷貴族的審美趣味。滿洲貴族將自己的民族文化漸漸融入蒙古部落之中，較之其入關時的“留發不留頭”“十從十不從”等一系列相對激烈的民族政策，“和親”的方式相對懷柔，更為蒙古貴族所接受。通過服飾進行的文化滲透相對隱秘，蒙古部落在外部表征上保留本民族服飾特色的基礎上又產生了不同於其他部落的服飾特色。

1　滿蒙服飾特色

蒙古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過著遊牧狩獵，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其與眾不同的服飾特色。具體形製為上衣下褲製，上衣為袍，袍又有辮線襖、質孫服等，多束腰帶以便馬上騎獵，外罩比肩或比甲等（圖1）。圖1為赤峰元寶山地區出土的元代1號墓中的壁畫——墓主人對坐圖，圖中男女主人對坐，男主人頭戴圓頂帽，帽須垂肩，耳後寬扁帶上有綴飾；身穿右祍窄袖藍長袍，腰圍玉帶，腳穿高靴。女主人則盤髻插簪，耳垂翠環；身穿左祍紫色長袍，外罩深藍色開襟短衫，腰間系帶垂至膝下，腳穿靴［5］。其服飾一方面保有蒙古族服飾特色，另一方面從男主人的右衽也可看出中原文化對其影響。圖2展現的元人雙陸棋對局場面中，不但可見中原右衽的穿衣傳統，元朝借鑒漢族官階的補服也展現出來，這也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民族間交流融合的顯著表現。

圖1　赤峰元寶山元代1號墓壁畫

Fig.1 Murals in No.1 tomb of Chifeng Yuanbaoshan in Yuan dynasty

圖2　元朝人的雙陸棋對局場面繪畫

Fig.2 Mongol backgammon game scene painting

滿族與蒙古族在許多方面都有著民族相似性，滿族以馬上得天下，過著遊獵的生活。這樣特殊的生活方式造就了滿族以適應狩獵騎射為目的服飾。以金代女真服飾為例，其服飾形製總體與滿族服飾相同，皆為上衣下褲，如左衽、窄袖、吊敦、大口褲、尖頭靴等（圖3）。圖3為山西侯馬金墓墓磚上刻畫的金代中期服飾樣式，男墓主身著白色團領長袍，裹頭巾，內著交領衣衫，束腰帶；女墓主身披褙子，下著紅色百褶長裙，方額高髻插簪，耳有飾環［6］。同時由於處於北方森林地帶，氣候也較寒冷，所以衣獸皮也是滿族服飾的一大特點，這些服飾主要是利於其在森林中穿梭狩獵。《金史·輿服志》中寫道：“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靴。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及紺，直領，左衽，掖縫。”以及《三朝北盟匯編》中寫道：“冬極寒，多衣皮，雖得一鼠，亦皮藏之，以羔裘狼皮等為帽。”

圖3　山西侯馬金墓《開芳宴》磚雕

Fig.3 “Kai Fang Feast”brick carving in Shanxi Houmajin Tomb

滿蒙服飾由於同處於北方遊獵文化圈中，其在民族心理和審美觀念方面存在著共通性。這些服飾的相通點，為滿蒙服飾後期蒙古部落對於滿族服飾風格的接納、融合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2　和親背景下滿蒙服飾異同

清代蒙古族服飾的變化主要由清廷對蒙古的政策、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受周邊其他民族服飾的影響等因素所致。其中，清朝廷對蒙古的政策成為綜合因素中起催化作用的一環。清朝廷為了加強對蒙古各部的中央集權，在基本不破壞蒙古遊牧封建制的前提下頒布了一系列封禁令，嚴格劃旗定界，禁止越界遊牧，施行“分而治之”的統治，甚至主張旗與旗之間要有服飾差異。清代滿族服飾對蒙古部落服飾的影響是由上而下的，對蒙古王公貴族的服飾影響雖可見一斑，但只是上層服飾的一部分，並不意味著整個蒙古民族服飾的滿族化。在蒙古貴族服飾中也有傳統的本部落服飾，清廷的分化各部落政策雖在一定程度上對其各方面發展造成一定阻礙，但也為各部落服飾的發展和存留提供了條件。《綏蒙輯要》載：“其服各旗雖不一致，但以赤、紫、內色為普遍。外衣頗長，解束則達地，故就寢之際，往往可用代被……靴則革製，或布製，常戴帽。”又如《綏遠通志稿·民族志》記載：“各族服製，有官服、便服之分，仍沿用清製，不論男女老幼、富貴貧賤，足必踏靴，身必著袍，腰必束帶……袍之四周，多用布庫錦緣邊，袖特長，遮手過膝，袖頭作馬蹄形。婦女禦袍多喜加背心，俗稱‘坎肩’……。”滿清的政策雖然對蒙古各部隔離，使蒙古各部之間的聯合行動和人口流動減少，對蒙古各部落服飾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但並未使蒙古部落服飾完全被同化，而是在具備一些各自特點的基礎上更加強化且豐富多彩［7］。

歷史上赤峰蒙古部落作為滿清和親政策往來較為頻繁的地區之一，為了維持和貫徹“聯姻政策”，後來建立了一種“備指額附”制度，在科爾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敖漢等十三旗的王公、貝勒、貝子的嫡系子弟及公主、格格所生子孫內，選15歲以上20歲以下忠於清廷或接近清廷者為備指額駙，以備選為公主、格格的夫婿。自滿清一代，滿蒙兩個民族之間的“聯姻”，無論從時間之長，範圍之廣，還是從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尤其對祖國北部、西北邊疆的安定，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8］。由此，赤峰地區的部落服飾在繼承蒙古部落服飾共有的形製特色外，其服飾的廓形及局部裝飾工藝又與其他部落截然不同，出現了闊口袖子，鑲滾裝飾及服飾大面積的刺繡紋樣，甚至與滿族服飾的一些特色形製相近。這與滿清對於漠南蒙古的聯姻政策及政治上的親近態度是密不可分的，是在意識形態上表示認同和肯定的一種外在表征（圖4）［2］。

2.1　滿蒙服飾的相同之處

清朝堅持以滿族的傳統服飾為基礎制定服飾制度，因此對明朝的服製有較大的變革。制定和頒布這些條規、法律，既是為了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為了要規範、約束廣大被統治者［9］。蒙古族是北方遊牧民族之一，雖然早在唐代史書中就有記載，稱“蒙兀室韋”，但走向興盛卻是在13世紀初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的各部落和民族開始，同時建立蒙古汗國並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壯大起來。在這一過程中不同部落、不同民族的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相互交融，逐步形成新的蒙古民族和蒙古遊牧文化，傳統蒙古遊牧文化既保持其蒙古民族鮮明特徵的同時，又擁有遊牧文化普遍具有的共同特點。蒙古族文化是較開放性的文化，蒙古族文化無論是在歷史上佔優勢時期，還是處於劣勢時期都對異族文化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包容度。這是文化本身的開放性特徵起作用的結果［10］。

圖4　清末漠南蒙古各部落與現代各部落服飾比較

Fig.4 Clothing comparison of Mongolia and modern tribes in Monan in Qing dynasty

2.1.1　形製及廓形

滿蒙服飾有著淵遠的聯繫，相互影響又相互不斷融合依存。特別是清王朝建立後，滿族宮廷服飾對蒙古各部落的影響尤為明顯（圖5）。以赤峰地區的蒙古部落為例，圖5（a）拍攝於赤峰巴林右旗民俗博物館，從服裝的形製上來看，為典型的上衣下褲製，上身為長過膝部的長袍，外罩長馬甲即蒙古族服裝中的敖吉，下著褲。圖5（b）為清末緞地刺繡菊花蝴蝶紋褂襴，其外形底色及刺繡圖案的排列分布與圖5（a）有著很大的相近之處，且穿著方式也都是裡袍外褂。

圖5　滿蒙服飾相似性比較

Fig.5 Comparison of costume similarity of Manchu and Mongolia

在實際服飾的測量數據中也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表1）。表1中從滿蒙的袷袍尺寸上可以看出，其身長尺寸幾乎持平，在通袖、下擺位置的尺寸上，清道光年間袍子比清昭烏達盟袍子明顯要長且寬鬆些；而在長坎肩的尺寸上，由於其穿著方式是著於袷袍之外，所以長坎肩的尺寸與袍服的尺寸相匹配。滿清貴族由於入主中原後，其騎射技藝雖未減，但已經不佔據生產生活的主導地位，而宮廷貴族的閑適生活則使其服飾向形式美方向發展。滿清的政治聯姻政策，由政策的踐行者公主、格格們將充滿宮廷審美風格的服飾注入到蒙古部落中，雖需入鄉隨俗，但難免對已處於半遊牧半農耕地區的蒙古族部落服飾的風格造成影響，這是一種軟文化的滲透和融合。蒙古部落在對滿清政策的迎合過程中，不但在政策上貫徹實施，在其意識形態上也漸漸接受了滿族的審美情趣和服飾文化。

表1　清道光年間與蒙古科爾沁女子袷袍、長坎肩尺寸

Tab.1 Women's lined robe and long waistcoat size in Dao Guang period in Qing dynasty and Horqin，Mongol

2.1.2　色彩及紋樣

隨著滿蒙和親制度的不斷深入，大量跟隨滿族公主、格格們陪嫁到蒙古部落中的能工巧匠也帶來了他們巧奪天工的技藝。這些匠人們把滿族喜愛的繁複裝飾——“有衣即紋樣，紋樣必吉祥”的裝飾情節也帶到了蒙古部落，如象徵江山萬代的海水江崖紋；象徵多子富貴的蝴蝶、牡丹；象徵福壽安康的壽桃、松柏等。

在滿蒙和親的背景下，滿族服飾中的階級等級制度日漸滲透到和親蒙古部落的著裝文化中，並促使其逐漸與滿族清廷的審美趣味靠攏，並在一定程度上對通過服飾來進行的等級劃分表示認同（圖6）。海水江崖紋為滿清貴族常用紋樣。清後妃所用朝服區別於其他普通女子服飾，特別在海水江崖紋的運用上，一方面由於海水江崖紋的動感，其變化無窮之美富有“江山穩固，延綿萬年”的吉祥寓意，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即為紋樣所象徵的皇權統治，如圖6（a）（b）所示。蒙古部落貴族階級在清廷的冊封下，將有階級局限性的海水江崖紋貫通在服飾之上，如圖6（c）所示，在服飾等級制度上做到了很好的執行。

圖6　清滿洲貴族女性服飾下擺與蒙古部落對比

Fig.6 Comparison of women coat hem of Manchu aristocrat in Qing dynasty and Mongol tribes

清朝吉祥紋樣的運用可謂達到一個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對於和親制度下的蒙古部落也是一種刺激，其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漸漸向著滿洲貴族的意識形態和審美觀念上趨同（圖7）。圖7（a）為清光緒宮廷氅衣，袖端及襟處有鑲滾，且衣身上點綴有多子多福的蝴蝶及葡萄紋樣。而圖7（b）中赤峰地區蒙古部落服飾，是以桃花為主的纏枝紋樣分布在整套裝裝上，同時在腋下和側擺開衩位置刺繡象徵多子多福的蝴蝶加以點綴，整套裝飾象徵著桃花枝繁葉茂、長壽多福的寓意。

圖7　滿蒙服飾吉祥紋樣的比較

Fig.7 Comparison of auspicious patterns in costumes of Manchu and Mongol

滿蒙服裝在色彩的應用上也有著相同之處，都十分偏愛色彩純度較高且豔麗的顏色，如大紅、明黃、藍色、綠色等。在局部點綴的修飾色彩中，滿蒙似乎達到了某種程度上的一致，即為貴族階層所獨享的金色。在蒙古傳統服飾中有一種面料大量地應用在貴族服飾中，名為納石矢，即“織金錦”。隨著歷史的演變，這種織錦面料逐漸演化，成為蒙古族用於修飾的鑲邊。在這點上蒙古族的鑲邊與滿族的鑲滾工藝也有許多相通之處，那就是繁複的工藝和不遺余力地顯示出技藝的高超與等級的森嚴（圖8）。

圖8　滿蒙貴族服飾

Fig.8 Manchu and Mongol aristocratic costumes

2.2　滿蒙服飾的差異

在和親制度下滿蒙服飾雖在某些方面形成趨同，但其“和而不同”。滿族入主中原後結束了長期以來的林中遊獵生活，漸漸接受和吸收了漢族的文化禮教；表現在服飾上當屬官服制度，從沿襲明朝補子和尊貴的龍服蟒袍就可見一斑。不過，具有民族特色的馬蹄袖、馬褂和便於騎射的開衩長袍，以及喜愛裘皮質地的服飾偏好卻未曾改變。

2.2.1　“繡花靴”與“花盆底”

反觀作為與之和親的蒙古部族，其“和而不同”在於長期值守於離京師較遠的草原和相對偏遠地區，這樣的地理環境使其服裝的實用性和本民族特色被很好地保留了下來。如蒙古部落女性的靴子，與滿清貴族女性的“花盆底”形成鮮明對比，滿族的“花盆底”更多是為了突出女性的柔美氣質及取悅男性，而蒙古族則不然，在刺繡圖案上展現了女性柔美，但其適應於草原活動的實用性卻未曾消失（圖9）。

圖9　蒙古靴與滿族花盆底

Fig.9 Mongol boots and Manchu saucer shoes

2.2.2　“塔古爾”與“大拉翅”

昭烏達蒙古族婦女簪釵頭飾又稱為“塔古爾”（蒙語音譯）。在製作過程中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其造型上受滿文化影響較深，是滿蒙文化交流的產物。如該頭飾的額箍和橫豎簪釵，與滿族婦女頭飾極為相似。其由額帶、額箍、5支簪、1對發筒、2對發簪組成，主要用料為紅珊瑚與綠松石［11］，如圖10（a）（b）所示。紅、綠兩色皆為蒙古族喜愛的顏色，一個是溫暖親切世代繁盛；一個是充滿生機，是民族賴以生存草原的色彩。滿蒙頭飾兩者“和而不同”之處在於滿族女性頭飾由簪、釵、步搖、耳挖簪、扁方等組成；且做工相對繁複精細，在簪首多以珠翠、寶石、點翠、累絲等工藝製成，充滿皇室貴族的纖細繁瑣，如圖10（c）（d）所示。相比滿族女子頭飾，蒙古部落女性頭飾則呈現出端莊大方又不失民族特色的粗獷與豪邁，大塊的寶石和鑲嵌在銀質發簪中的珊瑚石遙相呼應，插戴於發髻兩側的串珠式發簪則將女性的柔美展現了出來。在首服上，蒙古族女子頭飾與滿族女性的“大拉翅”就具有明顯的區別。

圖10　蒙古發箍“塔古爾”與滿族“大拉翅”

Fig.10 Mongol headbands“Ta Guer”and Manchu“Da Lachi”

3　結 語

滿蒙之間有著淵源流長的聯繫，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地交融，相互產生著影響。服裝這一人類最外在的表征完美地展現了兩者之間的關聯，從便於騎獵的開衩長袍、美觀又實用的雲肩、瓜皮帽和袍服坎肩等就可見一斑。特別是在一些特殊的歷史環境下，滿蒙之間在服飾上又展現出了“和而不同”的服飾特色；清朝廷對蒙古部落采取分而治之，不但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對其進行製約，更甚者在其服裝製式上也有嚴格規定，這對部落的服飾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政治上的和親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部落受到了衝擊，但卻並未改變屬於蒙古部落人民特有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民族色彩的崇拜、粗獷有力的配飾造型和便於騎獵的裝束，都可以見證草原兒女那份融於草原和對美好生活的樸實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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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趙曉（1990-），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少數民族服飾工藝及理論。通信作者：閆亦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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