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垮了清朝的鴉片 為什麽又成了清朝的救命稻草？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來自英國的鴉片就在中國泛濫成災。

許多有識之士為此痛心疾首。清代思想家魏源說“鴉片流毒為中國三千年史未有之禍”，林則徐大聲疾呼：“此禍不除，十年之後，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他們的呼籲，當然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大量鴉片的輸入，不但給民眾在肉體和精神上帶來巨大的損害，還使得中國數以千萬計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到國外。

所以，不少人指出，小小的鴉片，打垮了龐大的清朝。

然而，誰能想到，曾經打垮清朝的鴉片，又在時過境遷後，成了清朝的救命稻草。這是怎麽回事呢？

我們知道，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進入鼎盛階段，國力比較強大，國庫充盈，不差錢。在那以後，受閉關鎖國、體制僵化等因素的影響，國力逐漸衰弱，財政狀況就變得日益緊張起來。到了道光、鹹豐時期，又遭遇兩次鴉片戰爭、一次太平天國起義，巨額的戰爭開銷，更是讓清朝財政處於崩盤邊緣。

這就是為什麽左宗棠揮師西徵收複新疆時，要向英國銀行借錢，來作為軍隊糧餉。原因無他，國庫早已枯竭了，沒錢了。

可以斷言，如果清朝始終無法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那麽遲早也會垮。

“幸運”的是，清朝找了一個解決財政困難問題的辦法，那就是鴉片——這個辦法，還是西方列強幫他們想出來的。

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事情了。1858年，英國、法國、俄國、美國與清朝在天津分別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天津條約》簽訂後，英國、法國、美國按照條約之中的一些規定，又與清朝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的主要內容就是規定鴉片貿易合法。

既然外國商人能夠合法地將鴉片運往中國，那麽，清朝海關對鴉片的征稅就成為應有之意了。對於這一點，西方列強倒沒有回避，而是在《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中進行了明確約定：鴉片的稅率為每百斤30兩銀子。

在那以後，外國鴉片像潮水一樣湧進中國。清朝海關獲得了豐厚的關稅收入。與此同時，本土鴉片的禁令也名存實亡，到19世紀70年代，全國各省鴉片遍地開花。這些本土鴉片也為清朝貢獻了可觀的厘金收入。

外國鴉片和本土鴉片為清朝貢獻的稅收，到底有多少呢？

晚清名人何啟和胡禮垣說：“今中國所急者財用，而厘稅之入，以鴉片為大宗。洋藥進口厘稅六百萬兩，土藥厘稅名雖二百二十餘萬兩，而實則二千餘萬兩。是合洋藥土藥而計，每年值二千六百餘萬兩。國家之利賴在此，官府之調劑在此，若舍此項，則補救無從。”

這就是說，外國鴉片和本土鴉片每年提供了2600多萬兩銀子的稅收。

2600多萬兩銀子是什麽概念呢？幾乎相當於康乾盛世時每年財政收入的一半。

有了錢，好辦事。在鴉片財政的支撐下，清朝隻用了6年時間，就還清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所有賠款，還成功剿滅了太平天國運動和撚軍，度過了清朝立國以來最危險的時期。此外，清廷還有余力啟動洋務運動，辦工廠、造武器、辦學堂、買艦船……於是，又奇跡般地苟延殘喘了幾十年。

從這層意義上講，鴉片還真算得上是晚清的救命稻草。

既然鴉片能夠為國家財政作出如此巨大的貢獻，那麽為什麽要禁煙呢？於是，“禁煙之舉，近年緘默無言也”。

當然，偶爾也有一些不“識相”的大臣提出禁煙。1883年，山西巡撫張之洞鑒於鴉片的巨大危害，毅然在山西全省進行禁煙。在張之洞的雷厲風行之下，禁煙的效果也很好。但是，很快山西就出現了財政困難的情況。

1909年11月，山西巡撫丁寶銓向朝廷訴苦：

“本省進款，自開辦統稅，藥厘一項驟短銀二三十萬，至本年禁種，更無稅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轉減，計三十三年已虧銀七十萬，三十四年將虧至百萬，本年又加認海軍開辦經費,每年應允解銀十五萬，常年經費五萬，本省審判庭及谘議局經費約共十萬兩，截至年終計須虧銀一百四十萬。”

對此，朝廷無能為力。因為這麽多年來，朝廷也是在靠鴉片過日子。

【參考資料：《清史稿》《中國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