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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最難的的工種，就是當中國式的爹。”
今天，“爸爸真棒”送上一篇發自內心的感慨之文，來自我們的專欄作者——畢業於哈佛歷史系、現任教於科羅拉多大學的魏陽。祝所有在當爹這條不歸路上負重前行的爸爸們：節日快樂！
”
華語電影的頂尖之作、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殺人事件》最精彩之處，在於它觸摸到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根本問題。
孩子，我是教你做個好人呢，還是做個壞蛋呢？
影片講述了60年代戒嚴時期的台灣。影片中的中學生小四，正直善良，對待壓迫的權威，充滿了反抗的精神。一天，小四在學校無辜被老師罰，他的父親向校長官據理力爭，卻讓兒子被記了大過。（作者案：楊德昌的電影中，老師總是一副猥瑣、無恥，小人得志的樣子。比如《一一》中提著褲子說“老師也是人啊”的老師）。
回家路上，父親對兒子說：
如果一個人能為他沒有犯過的錯去道歉、去討好的話，還有什麽事做不出來？……讀那麽多書，就是要找出一個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頭來，還不能勇敢地相信它的話，那做人有什麽意思？”
這番話，說的振振有詞，可是做起來，卻不是那麽容易。
▲《牯嶺街殺人事件》劇照。
可是，對兒子的鼓勵，導致了小四與學校更嚴重的衝突；同時，父親自己也被台灣當局關押審查，被整得昏天黑地。學校的處罰是，將兒子開除出學校。這時，父親才明白這世道的厲害，不是嘴上說的道理那麽簡單。對孩子的愛，讓他終於放下尊嚴，為自己沒犯過的錯，去向校長官苦苦哀求，一遍遍道歉。
可是，自打耳光並沒有換來學校的同情。最終，校方還是開除了小四，父親則遭到了更多羞辱。
在我國，最容易當的是爹；最難當的，還是爹。
表面看來，當爹，是中國人最喜歡的業餘愛好。不然，為什麽大家脫口而出的常常是“C你媽”。後來，大概覺得別人的媽年紀太大了，口頭禪就成了“R你妹”！總之，當個便宜老爸，似乎是國人潛意識中最夢寐以求的事情。
在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陳寅恪看來，做爸爸其實是我國最難做的工種之一。1927年陳寅恪的朋友王國維投水自盡後，他在挽詞中這樣寫道：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
▲左：王國維，右陳寅恪。
三綱是個啥？
其實就是君臣、父子、夫婦關係。
在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什麽君權與父權啦，統統被看作是奴役人的枷鎖，吃人的禮教。陳寅恪這樣說，頗有頂風作案的意味。不過，他心中的三綱，不是說兒子要對父親無條件服從；而是說老爸應該成為兒子的榜樣、道德的楷模。做不到的，就不配做父親。
這種觀念，用俗話說，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兒子不行，做父親的首先應該想想自己是不是做到了一個好父親，而不是先去責怪兒子。
這種做父親的標準，其實是非常高的。
另一方面，對於臣下與兒女，陳寅恪也有很高的要求 。他說：
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酈寄亦待之以鮑叔。”
就是說：
就算君主是像亡國之君李煜一樣的菜鳥，作臣下的也應該竭盡全力，期待他成為劉秀一樣的明主。
同樣道理，就算你的朋友是背後捅刀、落井下石的小人，你也應該像鮑叔牙這樣兩肋插刀、生死相許的好基友一樣善待他。
你可能會說，這不是犯賤嗎？猛一看似乎不合情理啊？但是，在陳寅恪眼中，只有脫離了世俗利害的考慮之後，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才能水落石出；對他人近乎固執的善意期待，仿佛耶穌別人打你左臉，給他右臉的悲憫；
就像《悲慘世界》中的米裡艾主教：明明是冉阿讓偷走了教堂的銀器，在贓物被追回後，卻對警察說銀器是自己送給冉阿讓的。這也就像是上古儒家傳說中的賢君舜，就算碰到了瞽叟一樣昏庸的爹，也要盡量用純孝去感動他。
▲《悲慘世界》劇照。
這不是犯賤。這是從一個盜賊的眼中也能看到聖潔靈魂的偉大信念。
善意的感招，讓囚徒冉阿讓完成了自我的救贖。同樣，對於近乎宗教觀念的孝，讓中國古代傳說中的舜成為了一個完整的人。雨果的名著，和中國上古的傳說一樣，可以看做是陳寅恪文化觀的一個注腳。
父子關係，在我國文化中，是一種至為崇高莊嚴的理想。
可是，理想很豐滿，現實特骨感。古代中國的社會環境，惡劣異常。很多做爹的，自己可以殺身成仁。可一旦碰到兒子的問題，就立刻跌軟了。和《牯嶺街》中的老爹一樣，不得不下跪求饒。
漢代末年，有不少讀多了聖賢書計程車大夫，希望清除皇帝身邊的宦官集團。他們不知道，反腐是不能自下而上的，只能等了皇帝開恩。結果呢，這些政治智商低下的讀書人，最終被擊敗。
比如有個人叫范滂，很清正廉潔。面對天下，“慨然有澄清之志”。結果，因為卷入了這場政治鬥爭，被人誣陷，即將被抓起來。
在捕快來他家裡抓他的時候，他說，別急，我要對我兒子說幾句話。
他對兒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後漢書》中記載的這段話，讓不少注釋者懷疑。很多人認為，後兩句原文應該是：“使汝為善，則我為惡。”
就是說：
兒啊，我如果教你做個壞人呢？那麽這種壞事我不當然不能乾。可是，我如果教你做個好人吧，那TM就是我自己造孽了！
不是嗎？生在善惡顛倒，黑白扭曲的年代，教孩子堅持理想做個好人，下場有可能和老爹一樣，死於非命。這時教人行善，實在是件作孽的事情。
為了娃兒能好好生活，不如教他放棄善惡的信念，在社會上隨波逐流，左右逢源，當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只是，這樣教育兒子，又和范滂自己的人生原則相悖。結果，臨死之前，范滂發現自己處於兩難。
孩子，我是教你做個好人呢，還是做個壞人呢？還真不太好回答。
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文化根本的困境之一。
古代中國曾經有一種樸素的觀念，就是善惡有報。《左傳》中說：
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老子》中也有類似的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就是說，好人會有老天的眷顧。
可是，在秦漢時期，大一統帝國建立之後。專製權力，無處不在。骨感的現實，輕易地擊碎了原始的道德觀念。
人們沮喪的發現，善惡與天道之間，根本毫無聯繫。善惡與最終的結果之間，只有皇帝和朝廷的權力，在盡情肆虐。
我國的皇帝很有意思，總是把自己叫做“天子”。這意思是說，你丫敢和我拚爹嗎？老子的老子，是老天！你比得過嗎？
皇帝的權力據說來自於他的老爹——老天。可是作為皇帝老爹的“老天”，卻從來不管自己的娃兒。
結果呢，自稱“天子”的皇帝，總像個缺乏父親管教的頑童。總是恣意妄為，橫行無忌。
在這個失去老天眷顧的世界裡，基本情況是，好人一般不長命，壞蛋大都很得意。
可是，介麽殘忍的現實，面對孩子，如何說出口？
中國的父親，於是總是像楊德昌電影中的父親一樣，兩難啊！
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因為仗義直言，得罪了暴君漢武帝，結果無辜遭受宮刑，弄得生不如死。他比較熟悉歷史，所以感歎：
有人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古代的伯夷、叔齊算是善人了吧！可是怎死得這麽快呢？孔子有弟子七十人，顏淵最為好學，可偏偏他死得最早。老天就是這麽對待好人的嗎？盜蹠這樣的大惡人，天天濫殺無辜，吃人心肝，無惡不作，帶著小弟到處收保護費，橫行天下，結果呢？人家長壽快活一輩子。這TM是怎回事啊？違法亂紀、壞事做絕的，一生享盡榮華富貴，子孫跟著沾光。品行高潔、循規蹈矩的，動不動遭遇災禍，數不勝數。我就實在搞不懂了，大家說的“天道”，到底是個什麽鬼？（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中國的好父親，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再次陷入困惑。
東晉的陶淵明，常常在朋友圈曬曬“采菊東籬下“的小確幸，可內心裡還是一個不肯向生活妥協的老憤青。
在一篇刷遍朋友圈的文章中，陶淵明照抄了司馬遷對”天道“的質問。同樣的，陶淵明不得不承認，大家都隨便發的好人卡，隨便說的什麽“好人有好報”，沒有任何根據。根據豐富的社會經驗，往往只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堅持道義和原則，往往是生命的艱辛與不幸。善惡有報，是騙小孩的鬼話。
所以他說：“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
困擾古代中國人的，一邊是現實的腐敗和血腥，一邊是道德說教的有氣無力。
就算一個爹真的相信了這些原則，面對兒子，卻總說不出口。
這個難題，數千年來一直在華人世界的文化探索中，若隱若現。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殺人事件》，正是因為探索了這一主題而顯得深刻。
電影中的父親，面對是非對錯，可以義正言辭，可以自我犧牲。他告訴兒子：
人不可以為了沒有犯過的錯而去討好而去道歉。
可當他的兒子小四真的要被學校無辜開除的時候，父親只能低下了頭，去向老師為了自己沒犯過的錯，去討好，去道歉。這樣違反自己的人生原則，這樣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只是像漢代的范滂一樣——為了兒子。
如前所述，然而，這並沒有改變學校開除小四的決定。
電影敘述到這裡，是一段安靜的鏡頭。
從學校落魄而出的父子，在黃昏的街道上，相伴而行，好像離開始的地方越來越遙遠。
此時，電影中一片寂靜，靜得讓人似乎聽得見兩千年前那同一個疑問：
孩子！我是叫你做個好人呢，還是叫你做個壞人呢？”
這聲音，遠遠的來自范滂，來自司馬遷，來自陶淵明。來自一切為中國文化中這一難解的悖論而認真思考的人們。
從《後漢書》到《牯嶺街》，似乎依舊是個好人受難、惡人得意的時代。道德理想依然被權力綁架蹂躪；面對孩子，我們依然困惑無語。
你說，這中國式的爹，啥時候才能不那麽難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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