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 6 月 13 日，一個大雨滂沱的深夜，太宰治與情人山崎富榮投玉川上水自殺。
太宰治與情人山崎富榮
6 天后，人們在橋下發現了兩人的遺體。仿佛命運安排般，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
——在日本生死如果在同一天，則稱之為“櫻桃忌”。作為太宰治的讀者，你洗好櫻桃了嗎？“櫻桃急”正出自太宰治晚年作品《櫻桃》。
太宰治之墓
cr ：Tomokazu Higashita
相比《斜陽》《櫻桃》，《人間失格》統治了大部分讀者對太宰治及其作品的印象。
特別是在太宰治被符號化為“喪系代言人”，《人間失格》被烹製為失敗者雞湯的今天，“生而為人，我很抱歉”（生まれて、すみません）仿佛咒語，一旦出口，便能與太宰治共享同一條憂愁的神經。
原句出自於寺內壽太郎
因用於太宰治《二十世紀旗手》副標題、電影《被嫌棄的松子》為人熟知
IP 和偶像當道的大時代，太宰治同樣炙手可熱。
在以歷史上文豪為原型的漫畫《文豪野犬》中，太宰治作為主要人物，使用異能力“人間失格”向中原中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眾大作家開戰。
《文豪野犬》為朝霧卡夫卡原作、春河 35 作畫的漫畫作品
與太宰治境況相仿，被國民 pick 再出道的作家裡，魯迅以“名言和表情包熱度”當之無愧獲得 C 位。
甚至有網友組織了“首屆非正式魯迅杯名言創作大賽”，粉絲熱情不輸今日“陶淵明”，他們的口號是——“每天都要學習一點勵志名人名言，至於真假誰關心呢，是不是。”
但太宰治與魯迅的交集卻是真的。
1945 年，太宰治發表小說《惜別》，以魯迅在仙台醫專的同窗為敘述視角，對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的生活和思想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描述。是極難得的大作家描寫大作家的著作，也是世界文學中唯一以魯迅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
“那就太好啦。”記者黑黝黝的臉上現出一絲微笑。“這麽說來，你一定認識這個人。”他語調裡透出的那種強硬的判斷口吻簡直令人瞠目結舌。他打開記事本，伸到我的鼻子前面。打開的那一頁上，用鉛筆寫著大大的三個字：周樹人。
“我認識他。”
“對吧。”記者一臉得意。“他與你是同級生嘛，後來成了中國的大文豪，以魯迅的筆名示人。”他的語氣裡有些許興奮，臉也略微紅了起來。
——節選自太宰治《惜別》開篇
太宰治《惜別》。 cr ：《魯迅研究月刊》 2004 年 12 月號
太宰治在後記中坦言：“這篇《惜別》，確實是為響應內閣情報局和文學報國會的囑托而動筆寫成的。然而，即便沒有來自這兩方的請求，我也依然會在某一天試著去將這部小說寫出來。我花了很長時間去搜集搜集小說的材料，考量小說的架構。”
眾所周知，日本學界一直對魯迅懷有濃厚興趣。魯迅去世後第二年（ 1937 ），日本改造社便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魯迅全集》，這比中國第一部《魯迅全集》的出版早了近一年。
仙台魯迅雕塑
在抗日戰爭正在進行的上世紀 40 年代前期，儘管審核嚴苛，日本依然出版了 3 部魯迅傳記。分別是被太宰治評述為“像春花一樣甘美”的《魯迅傳》（ 1941 ），“像秋霜一樣冷峻”的《魯迅》（ 1944 ），以及太宰本人的《惜別》（ 1945 ）。其中，最受爭議的當屬後者。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董炳月認為，這不僅是因為《惜別》採用了傳記小說的形式，更主要的是它與戰時日本的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前兩本魯迅傳保持著複雜的聯繫。
《惜別》中，太宰借魯迅之口，某種程度的批判了軍國主義思想、清政府的封建。
“不論多偉大的思想，如果淪為高談闊論的裝飾，那便喪失了生命力。已經不是所謂思想了，而是文字遊戲。”
“所謂文明，不是生活方式多麽時髦，能做出清楚的判斷，才是文明的本質。要能憑本能看穿偽善。而擁有這種能力的人就是我們所謂有教養的人。”
魯迅
此外，太宰治也借由魯迅的文學觀，武裝了自己的觀點：
“文學就是一個國家的鏡子，所以如果一個國家認真努力的時候，就會有好的文學。表面看來，文學知識那些柔弱文人們遊戲額工具，無關國家興亡，但它又確實反映了國家的實力。可以說是無用之用，決不能輕視。”
“有人說，事實比小說離奇。可這個世界上，卻存在著無人知曉的事實。而且，在這些沒有任何人知道的人生角落之中，卻存在著珠玉一般閃閃發光的事實。用天賦的觸角把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挖掘出來的，就是文藝。因此，文藝的創造比世人所稱頌的事實更接近真實。若是沒有文藝，這個世界就會遍布空洞。文藝會自然而然地填補這些不公平的空洞，就好像水會自然而然地往低處流。”
太宰治
值得一提的是，《惜別》中的魯迅一改“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中年嚴肅大叔形象，拋開“偉大的、鬥士、先驅、導師”等修飾詞，被塑造出病弱與無力的一面。
這是因為《惜別》著眼於魯迅為“周樹人”的時期，取材於“周先生”仙台留學生活的緣故，太宰治甚至寫道：“周先生一換上旅館的棉和服，簡直就像商家的少爺一樣俊雅。”
其實，魯迅在東京時也曾自己設計過服裝。他的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道：
“形式很像現今的中山裝，這是他個人獨出心裁，叫西服裁縫做成的，全集第八冊插圖，便是這服裝的照片。”
左為魯迅仙台同學照片，右為魯迅所設計服裝
除了嘲弄、戲謔的“無賴派風格”，太宰治在《惜別》中顯示出不俗的閱讀量與敘事能力，他對中日兩種文明的寬容和思辨，更借文中的主人公與解剖學教師藤野先生之口顯露無疑。
當主人公與“是否與中國留學生周樹人來往”觀點向藤野先生對峙，藤野先生沉吟：
“有人認為，中國革命會破壞了中國的傳統，因此不應該進行革命。可是，我的觀點卻不一樣。我認為這種革命氣概，正是誕生於中國承繼下來的那股優良傳統之中的……所謂的東洋本道，其潛流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源源不斷的。而在這條本道之上，我們所有的東洋人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說，我們正肩負著相同的命運……就懷著這樣的信念，同周君好好交個朋友吧。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複雜。”
先生一邊笑，一邊站了起來，“一句話，不要把中國人當傻瓜，就這麽簡單。”
當得知周樹人被日本學生質疑成績，在課堂上經歷日俄戰爭的“幻燈片事件”，藤野先生憂慮道：
在歷史上，日本也曾向唐宋派遣過留學生，也曾受到對方不少關心和照顧。這次輪到日本來報答當年的恩情了，必須把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都盡數傳授給他們。
藤野先生送給魯迅的照片
展卷《惜別》，太宰治撰寫他傳的用心可以窺見。這些段落，若與魯迅所著作品對照閱讀，便可看出太宰治熟讀《百草園與三味書屋》《藤野先生》等著作的痕跡。
但《惜別》中的周樹人仍不免受到“太宰式魯迅”的質疑，例如大量穿插其間的原創情節、與史實出入的常識、用日語表達中文口語的阻隔感……
不過魯迅赴日（ 1902 ）至“幻燈片事件”發生時，太宰治尚未出生，這樣的偏頗也可以諒解。而觀察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相碰撞出火花的意趣正在於此。
重要的是，太宰治在《惜別》中既不輕蔑、也不吹捧任何一國文化，他以一種潔淨、獨立、友善的態度，試圖喚醒亞洲人應團結一體的意識。他用自己的筆，讓這樣的理想凌駕於文化隔閡之上。
正如太宰治在《惜別》文後附上的闡述：
我的意圖，只是現代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們，在讀過這篇小說之後，能夠心生感慨：原來在日本亦有理解他們的人。我只是希望，能在炮火的轟鳴之中，為日中的全面和平貢獻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青年太宰治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