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棄醫從文”不為人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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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為何棄醫從文？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因素影響他作出這一決定？且聽魯迅研究專家張映勤先生為讀者剝絲抽繭，一一道來。”

魯迅為什麽棄醫從文？這是個老掉牙的話題。

當然是為了拿起文藝的武器，喚醒國民，療救國民精神上的創傷，最著名、最流行的觀點是魯迅受了幻燈片事件的刺激。

事件的大致經過是：魯迅在日本仙台學醫時一次課間上映了一部幻燈片，描寫的是在日俄戰爭中，中國人給俄國做偵探被日軍抓來處死的場面：綁在中間的中國人，體格強壯而神情麻木；圍著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也同樣是一些體格強壯而神情麻木的中國百姓。一看到日軍戰勝，周圍的日本同學就興高采烈地高呼“萬歲、萬歲！”而畫面上的中國人，目光呆滯、表情愚鈍。

魯迅後來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憶道：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因而，作為覺醒的戰鬥者，魯迅胸懷大志，立志報國，希望以文藝為武器，為祖國的新生、民族的崛起而奮鬥。但是除了這個原因，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在影響著魯迅？

赴日留學並非專為學醫

我們先從魯迅到仙台學醫的經歷說起。魯迅是1898年4月離開紹興到南京求學的，先在江南水師學堂就讀，同年9月轉入礦務鐵路學堂，1902年1月27日以第一等第三名的成績畢業，後被官費保送到日本留學。也就是說，此前的魯迅沒有接觸過醫學，至少是對西醫一無所知。但是在此前的經歷中，他和中醫打過多年的交道，深受其害，並由此對中醫始終抱著深惡痛絕的反對態度。

魯迅在《呐喊·自序》中寫道：

……我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魯迅13歲以後，祖父周介孚因科場舞弊案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家庭逐漸走向敗落。四五年的時間裡他經常進入當鋪和藥店，變賣家財，救祖父出獄，為父親抓藥治病，這期間和許多庸醫打過交道。

這些中醫大夫開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藥方或藥引，如多年埋於地下已化為清水的醃菜鹵，房上經霜三年的蘿卜、甘蔗，陳倉三年的老米，甚至是一對原配同窠的蟋蟀等，花樣繁多，無奇不有，不僅反覆折騰家裡人、耗費時間精力，還花了無數的錢財，最後卻將魯迅的父親治死。

這段經歷讓魯迅對中醫痛恨終身，難以釋懷，即使在他晚年病危時，一向看重的西醫已無能為力，有的朋友為他找來一些中醫的偏方，魯迅至死都是拒絕的。

反對中醫，對西醫的認識開始也不明確。魯迅到日本留學，是懷著向外國學習、掌握本領、實現救國的願望去的，但是最初在具體學習什麽科目上並沒有明確的目的，也不是專門為了學醫而去的，這與現在有些學生出國留學不一樣。至少，當初魯迅到日本留學還沒有抱定要學醫的決心。

1904年9月到仙台醫專之前，他在弘文學院補習日語，課余常“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大量閱讀文藝哲學科學方面的書籍，開始著手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並萌生了探索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想法，但唯獨沒有對醫學產生過興趣的跡象。

對於學醫並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

1902年的3月24日，魯迅出國到日本，時年22歲。到日本以後，他先入私立的弘文書院補習日語，於1904年4月30日結業，同年9月轉入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這是當時清政府對官費留學生的規定——補習完日語，應該進一所高等學校正式學一門專業。這時候的魯迅必須要作出選擇了：他選擇了地處偏僻的仙台醫學專科學校。仙台醫專遠離東京300多公里，是一所二三流學校，他是當時學校中唯一的一個中國留學生。

在東京的時候，魯迅雖然也結交了一些朋友，如許壽裳、蔣抑卮、范愛農等人，但大多數清朝的留日學生，“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製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一扭，實在標致極了”。他們那種矯揉造作的做派和醉生夢死的狀態讓魯迅心生厭煩，於是決定離開東京，產生了“到別的地方去看看”的想法。也就是說，魯迅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心裡是孤獨寂寞的，希望換個環境，但這個環境自己是否適應，是否喜歡，他並不清楚。

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書中說，“……他卻特地去挑選了遠在日本東北的仙台醫專，……還沒有留學生入學，這是他看中了那裡的唯一理由。”

魯迅選中仙台，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仙台醫專對他的入學條件相當優待，不僅可以免試錄取，還免收學費。

至於選擇學醫的原因，魯迅自己解釋說：

……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藥的事實。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裡。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呐喊·自序》）

“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中國讀書人始終有當名醫的情結。此時魯迅的理想很現實、很平常，那就是學一門知識、掌握一門技藝，將來當一個治病救人的好醫生。即使是這個願望談不上多強烈、多迫切，在當初確定專業選擇方向的問題上，魯迅的認識還不能說是很成熟，還處在一個彷徨期、多變期，自己是不是適合學醫，學醫是不是一條最好的出路，他顯然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

成績不佳，學醫無望

從一個異國的學生角度，魯迅在仙台感到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藤野先生。藤野先生無論在學業上還是在生活上都對他表現出特殊的關愛，魯迅滿懷深情地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憶道：“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而藤野先生當年在輾轉聽說魯迅先生過世的消息後，寫過一篇《謹憶周樹人君》的文章，請看他眼中的魯迅：

周君上課時雖然非常認真地記筆記，可是從他入學時還不能充分地聽、說日語的情況來看，學習上大概很吃力。於是我講完課後就留下來，看看周君的筆記，把周君漏記、記錯的地方添改過來。如果是在東京，周君大概會有很多留學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為只有周君一個中國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並沒有讓人感到他寂寞，隻記得他上課時非常努力。

在我的記憶中周君不是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周君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總共隻學習了一年，以後就看不到他了，現在回憶起來好像當初周君學醫就不是他內心的真正目標。周君來日本的時候正好是日清戰爭以後。儘管日清戰爭已過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時社會上還有日本人把中國人罵為“梳辮子的和尚”，說中國人壞話的風氣。所以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也有這麽一夥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當成異己。

藤野先生的這篇文章發表於魯迅去世半年後的1937年3月。作為一個日本人，藤野先生的記憶應當完全是憑著當老師的直覺，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摻雜著別的因素。

我們再來看看魯迅當年的學習成績。

魯迅的同班同學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魯迅在1905年在仙台醫專春季升級考試的“成績報告單”，單上所列各科成績如下：解剖59.3，組織72.7，生理63.3，倫理83，德文60，化學60，物理60，7門功課平均分65.5，在全班142人中名列第68名。而唯一不及格的解剖學，正是藤野先生教的。另有三門課的分數僅有60分，最高的一門倫理還不是專業課。

客觀地講，在100多名同學中名列中等，應該說成績還是不錯的。須知，魯迅當時學習上最大的障礙是語言，老師授課、所用教材都是日語，與日本同學相比他的先天條件應該是最差的，即使他非常認真努力，筆記仍有“漏記、記錯的地方”，學習仍感比較吃力。

如果換了一個混文憑的學生，這種中等成績完全可以說得過去，但是作為心高氣盛、志向遠大的魯迅能接受嗎？他肯定付出的比別的同學多得多，日語還不是很流暢，年齡又相對偏大，但是成績卻平平，在一所二三流學校得到二流成績，這不能不讓魯迅重新審視自己的選擇——醫學是他最感興趣的嗎？是他最擅長的嗎？學醫是最有出路的嗎？他的內心糾結一定是很痛苦很矛盾的。

按照當時學校的規定，掛科兩門就有勸退的危險，現在四門功課的成績都不理想，他必須要對自己的專業深思熟慮、重作打算了。魯迅當時已經26歲了，他還能在學業無望的醫學專業上耽誤時間嗎？

放棄學醫轉而從事自己最感興趣的文藝，這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環境不適，缺少朋友

到了仙台醫專，魯迅才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甚至還不如當時的東京。仙台當時是日本重要的軍事基地，小城的生活非常沉悶，作為弱國的中國留學生心理上很受壓抑。他開始住的“佐藤屋”客店鄰近監獄，不僅條件惡劣，客店還包辦囚犯的夥食，後來搬到另一處較遠的地方，飯食質量甚至還不如以前。他對仙台的環境與氛圍極不適應。

魯迅清楚，當時入學仙台醫專時只有他一名中國留學生，周圍大多是17到19歲的同學，自己年齡大、語言差，很難融入同學圈子。自然，魯迅當初離開東京就是想逃離那些討厭的清朝留學生，離群索居，過一種別樣的生活，但事與願違，真到了一個新的環境，還是有很多的不適應。

在仙台，他身邊極少朋友，處處受到排擠、歧視，其苦悶和孤獨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上面的這種成績，仍然引起一些心胸狹窄、看不起中國人的日本同學的嫉妒、排擠。他們本來就“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當成異己”，不相信這個免試入學、免費上學的中國人會比多數日本“坐地戶”學生考得要好。

有的同學借故查檢他的筆電，懷疑藤野先生將試題透露給他；有的同學寫匿名信，第一句就是：“你改悔罷！”對魯迅進行攻擊嘲諷。同學的排擠、猜忌、仇視，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

在這種被歧視被侮辱的環境中，年長同學幾歲的魯迅自然憤恨難忍，他說：“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我們從魯迅痛苦的少年經歷中可以了解到，他本是一個家道中落、內心抑鬱、敏感自尊的青年，又遠離家鄉，孤身在外，在仙台沒有同胞朋友可以交流，日語水準不及同學，年齡又偏大，學習成績中等，處處受到排擠。在仙台一年多時間，魯迅是在孤獨寂寞中度過的，他在1904年給朋友的信中寫道：“爾來索居仙台，又複匝月，形不吊影，彌覺無聊。”

家學淵源，愛好文學

最後我們再看看魯迅對文學的愛好和興趣。

魯迅生於紹興一個沒落計程車大夫家庭。祖上世代讀書，其祖父周介孚33歲中進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父親周伯宜也是讀書人，曾中過秀才。魯迅的外祖父魯希曾是一名舉人，曾經在戶部做過主事。母親魯瑞出身名門，雖未正式上過學，但卻靠自學能讀書看報。毫無疑問，魯迅出身於典型的書香門第家庭，有著較好的家學傳統和文學素養。

他自幼時就涉獵許多小說、野史等文史古籍，也曾從他的祖母和保姆長媽媽那裡聽過許多民間故事和傳說，培養了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到日本之後，他閱讀了大量的文藝和哲學書籍，並在課業之餘開始譯著活動，為他從事文藝作了必要的準備，他的氣質性格、知識結構、興趣愛好更偏重於文學和藝術。

對魯迅來說，及時調整專業，發揮所長，舍醫學之短，揚文藝之長，根據自己的興趣，棄醫從文，是再好不過的選擇。這種選擇有當時當地自身客觀的現實原因。

選自《魯迅新觀察》，張映勤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本書系作者研究魯迅的隨筆集，內容涉及多年來魯迅研究中不被人注意的話題，如：魯迅、周作人兄弟反目問題，朱安出售魯迅藏書風波，魯迅為什麽不回紹興，“棄醫從文”新解，魯迅為什麽離開北京，魯迅的仕途、文憑與學歷、職務與職稱等，許多內容系魯研界多年忽視的問題。作者從新的角度，以平實的語言力圖走近真實的魯迅。

本書責編推薦

這是研究魯迅的新學術成果匯編，也是一部非常精美的學術隨筆集。 實力作家張映勤聚數年之功，潛心研究，不忌諱，不誇張，在真實可信的史料之上，為我們還原一位真實豐滿的魯迅形象，值得各界關注與收藏。

魯迅先生不是神，他是人，是一個普通的凡人：他孝敬母親大人，把母親為他選中的媳婦當成“禮物”一輩子保存；他身為長兄，大股權購進西直門公用庫八道灣住宅後卻把所有薪水交給弟媳羽太信子掌管，最後被掃地出門狼狽鬱悶而不吭一聲；他也曾浪漫多情，攜弟子許廣平南下“私奔”，終身不再回故鄉紹興；他目光銳利，明知學醫無果毅然決然棄醫從文，從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與論爭對手舍命相搏，發揚痛打落水狗的果敢精神……

他是凡人，有凡人的缺陷，但他又是偉人，有缺陷的偉人才是真實的，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正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縱橫文壇罕有對手。他可以忍兄弟手足相殘之痛，可以振臂一呼療救國民羸弱的靈魂，但始終走不出困擾自己一輩子糾結不清的家長裡短。魯迅的偉大是一個凡人真實的偉大，魯迅的缺憾是一個偉人與生俱來的平凡真實。

——全秋生

作者簡介

張映勤，中國作協會員，天津作協主席團成員，天津市文學創作系列高評委及天津市社會科學獎、文化部“文化杯”等多種獎項評委。出版有《寺院·宮觀·神佛》《中國社會問題透視》《世紀懺悔》《死亡調查》《話劇講稿》《佛道文化通覽》《那年那事那物件——100個漸行漸遠的城市記憶》《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等十餘種著作。編輯出版《新竹文叢》《筆耕文叢》《高等學校文科閱讀教材文庫》《中學生作文大賽作品選》《小學生作文大賽作品選》《天津文學面面觀》《天津作家論》等各類圖書百部以上。小說、散文、隨筆、評論、報告文學、學術文章等數百篇500餘萬字散見於內地及香港幾十家報刊。發表及編輯的部分作品被多次轉載或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