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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地圖簡史: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繪製地圖的國家之一

地圖是國家版圖的主要表現形式,直觀反映一個國家的主權範圍。

《絲路山水圖》,圖源:百度百科

近日,熱播劇《親愛的,熱愛的》因劇中出現的地圖問題引發熱議。自然資源部通過官方微博回應稱,經初步審核,該劇中使用的地圖存在錯誤,已經責成屬地管理部門對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依法進行處理。也許有人會說,有這麽嚴重嗎?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啊?如果你了解地圖的重要意義和作用,熟悉地圖的歷史,就不會這麽想了。

地圖是國家版圖的主要表現形式,直觀反映一個國家的主權範圍,具有嚴肅的政治性、嚴密的科學性和嚴格的法定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地圖管理條例》《地圖審核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對地圖的繪製、審核、出版發行都有明確規定,主管部門對地圖的審查要比一般的出版物嚴格得多。從古至今,地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一直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經歷了漫長複雜的發展演變。

中國地圖,圖源:自然資源部網站

輿圖與坤輿

中國古代一般稱地圖為“輿圖”。“輿”原意是方形車架,《說文解字》解釋:“輿,車輿也。”之所以用“輿”,是因為古人尊奉“天圓地方”的觀念,用原意為方形車架的“輿”字指代方形大地。因此描述、記載地理信息的地圖被稱為“輿圖”。除了輿圖之外,與地圖相關的名稱還有“坤輿”,坤輿為地的代稱,來源於《易·說卦》中“坤為地……為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的涵義。國內現存最早的世界地圖,即取名為《坤輿萬國全國》,繪製者為明代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

地圖的重要意義和作用

古代兩國相爭,一國奉獻或進貢地圖是表示降服、歸順之意。據《史記·刺客列傳》記載,戰國末期,燕國太子丹派荊軻去行刺秦王,荊軻以呈獻燕國督亢地圖為名進入秦國宮廷,將匕首藏在地圖裡面,後來“圖窮匕首見”,這次精心策劃的刺殺行動以失敗而告終。如果不是假借獻地圖的名義,秦王是不會允許荊軻等人入宮的,由此可見,地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荊軻刺秦

獻圖代表投降、歸順之意,在後世屢見不鮮。東漢時期,南匈奴首領意欲歸順漢朝,事先派遣一個叫郭衡的漢人向東漢王朝奉獻地圖,第二年,南匈奴正式請求歸附。

唐朝安史之亂後,河西、隴右一帶一度被吐蕃佔領,後來吐蕃被張議潮領導的歸義軍收復。大中年間,張議潮派遣其兄向唐朝獻上了瓜州等十一州的地圖,表示為唐朝收復了失地。唐德宗時期,劍南節度使韋皋“收復嶲州,繪畫地圖以獻”。同在德宗朝,原來割據一方的嶺南節度使趙昌“進瓊、管、儋、萬、安各州六十二洞歸降圖”,表示放棄藩鎮割據,服從朝廷統治。

北宋建國後,南唐後主李煜見北宋勢力強大,力不能敵,於是向北宋朝廷上表,自請削去南唐國號,改用宋朝年號,每年向宋朝奉獻大量金銀玉帛,試圖以此換來南唐的偏安。宋太祖也知道攻取南唐的時機未到,與李煜虛與委蛇。公元973年,宋太祖以重修天下圖經,史館沒有南唐十九州地圖資料為名,派翰林學士盧多遜出使南唐,一是索取地圖,二是試探虛實。盧多遜到南唐後,向李煜索取江南十九州地圖,李煜本來不想給,因為獻圖就等於將江南的情況向北宋和盤托出。但是盧多遜奉宋太祖旨意,軟硬兼施,李煜不得不違心獻出南唐地圖。此圖後來在北宋大將曹斌進攻南唐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李煜獻圖可謂是飲鴆止渴之舉。地圖的重要意義正如韓非子在《韓非子·五蠹》中所說“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

影視劇中的李煜

地圖的繪製和利用在我國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繪製地圖的國家之一。古代地圖發展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原始地圖、古典地圖和實測地圖三個階段。

原始地圖時期——西晉之前

有關地圖的傳說,最早見於《易·系辭》中“河圖洛書”的傳說。“河圖洛書”到底什麽樣,眾說紛紜,誰也沒見過,是不是具備地圖因素,無法定論。現存史籍中真正可以看做具備地圖要素的,是《世本·作篇》中記載的史皇所作之圖。據該書記載,史皇是黃帝之臣,“圖為地形物象之圖”。《世本》的成書年代雖然說法不一,但《周禮》《國語》以及司馬遷等都征引過,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史皇作圖”的記載雖然不能成為我國地圖起源的確切實證,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幾千年前,古代中國已經有了描繪“地形物象”、具有地圖性質的地理信息載體。

《史記·夏本紀》記載了夏禹治水的事跡。禹命諸侯和氏族首領發動民眾整治土地,翻山越嶺,立木為標,測定高山大川。禹手裡拿著準、繩、規、矩等測量工具,按照不同季節開辟、疏通九州的山河大川。這裡“立木為標”“準繩規矩”等都是測量土地的技術工具。按常理推測,既然進行了測量,就應該有地圖。那個時代沒有紙張,也沒有簡牘,地圖繪製在哪裡呢?答案是,在上。

據《漢書·郊祀志》記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意思是說,大禹治水成功後,用九州進貢的金屬,鑄造了九隻大鼎,分別銘刻了九州的圖像。九鼎圖像上的內容,明代楊慎和清代畢沅都作過考證,畢沅認為:“禹鑄鼎象物,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所圖也。”據此可知,九鼎是見於文獻記載的、刻繪有九州山川形勢的原始實物地圖

大禹

九鼎流傳兩千多年後在戰國末期失蹤,九鼎雖然失傳,但是由九鼎衍生出來的《山海經圖》則繼續流傳了很長時間。根據楊慎《山海經補注》、畢沅《山海經新校》等考證,《山海經圖》即源於九鼎。《山海經圖》至遲在東晉還有蹤跡,陶淵明《讀山海經》一詩中有“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的詩句。這裡,周王傳指的是《穆天子傳》,山海圖即為《山海經圖》。

記載西周時期典章制度的《周禮》中亦有多處涉及到地圖,按照類別大致可以分為塚宰之圖、司徒所掌之圖、宗伯之圖、司馬之圖等幾大類,廣泛應用到行政管理、土地劃分、礦產開發、軍事戰爭等方面,不過由於歷史久遠,這些地圖實物均已亡佚。

現代考古發現的我國最早的地圖實物,是出土於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墓地一號墓中的《放馬灘地圖》。據考證,該地圖繪製於戰國末期,總共7幅,分別繪在4塊木板上,統稱為《放馬灘地圖》。

放馬灘地圖局部

該墓地中除一號墓發現的木板地圖外,在五號墓(相當於西漢文帝、景帝時期)中還發現了一幅紙質地圖,該圖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紙質地圖。在一個墓地裡,同時出土世界上最早的地圖和最早的紙質地圖,墓主人與地圖的緣分可謂匪淺。

放馬灘紙質地圖殘片

放馬灘墓地出土的地圖不僅為研究我國古代地理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同時也為“西漢就有紙”的說法提供了可靠物證。

秦末,劉邦率軍攻入鹹陽後,大臣蕭何首先搜集了秦朝的圖籍,這些圖籍成為後來漢朝治理天下的基礎資料。據《漢書·蕭何傳》記載:

沛公至鹹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漢代建立後,朝廷對地圖的繪製、收集、管理、使用非常重視,建立了各郡國向中央定期呈送地圖的制度,正如班固在《東都賦》中所說“天子受四海之圖籍”。

現存漢代地圖以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三幅帛書地圖最有代表性。1973-1974年,在湖南長沙的馬王堆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在三號墓中出土了三幅繪製在帛上的彩色地圖,即地形圖、駐軍圖和城邑地圖。根據同時出土的木牘記載,該地圖是漢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前繪製完成的。這些地圖集中反映了秦漢時期中國製圖技術的高超水準,其中地形圖是目前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以實測為基礎的地圖,駐軍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彩色軍事地圖。

駐軍圖複原圖,圖源: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1977年3月版

古典地圖時期——西漢至明初

自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代,地圖的繪製還處於實踐摸索階段,沒有系統的理論指導。西晉時期,出現了以裴秀為代表的製圖學家和以《製圖六體》為代表的理論著作。裴秀在西晉時期位列司空,對地理學有深入研究,他對前代流傳下來的地理著作進行了甄別、整理,繪製了《禹貢地域圖》十八幅,在該圖的序言中提出了系統的地圖繪製理論——“製圖六體”,集漢、魏晉時代製圖學術之大成,對後世影響深遠。

根據《晉書·裴秀傳》記載,“製圖六體”主要包括:一曰分率,即比例尺;二曰準望,即確定方位;三曰道裡,即確定裡程;四曰高下,即地勢高低起伏;五曰方邪,即道路、河流等的偏、邪;六曰迂直,即山川道路的迂回曲折。“製圖六體”理論是對此前古代製圖實踐的理論總結,奠定了中國古代製圖技術的理論基礎,其影響一直持續到明代初期。歷史上著名的製圖學家如唐代賈耽、宋代沈括等,都深受“製圖六體”理論的影響。由於西晉統一時間很短暫,裴秀繪製的《禹貢地域圖》在完成不久後就失傳了。

唐代是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科技、文化發達,出現了以賈耽、僧一行為代表的地理學家。賈耽主持繪製了唐朝疆域及周邊國家全圖——《海內華夷圖》,僧一行主持了我國最早的子午線測量工作,在地圖測繪史上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賈耽在唐順宗時期曾任宰相,從小就對地理學有濃厚的興趣。唐德宗貞元元年,賈耽開始主持繪製《海內華夷圖》,歷經十七年才得以完成。該圖詳細描繪了唐朝疆域及周邊國家情況。據史料記載和推算,《海內華夷圖》圖幅標示的東西實地距離達三萬裡,南北達三萬三千里,全圖幅面約10平方丈(按照唐代一丈合現在3米計算,10平方丈約90平方米)。如此鴻篇巨製實屬罕見,由此可知此圖規模之宏偉、工程量之巨大。《海內華夷圖》原作沒有保存下來,不過宋代根據此圖縮小10倍的《華夷圖》有幸流傳至今。

華夷圖拓本局部

《華夷圖》為石刻地圖,刻製於兩宋之交的偽齊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是現存最早的一幅全國地圖,原石現存於西安碑林。據考證,經過宋代的改動、省略和縮繪,圖中既保存了一些唐代地名,也有宋代、遼代地名。此圖右下角有注釋:“其四方藩夷之地,唐賈魏公(賈耽)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又參考傳記以敘其盛衰本末。”由此可知,唐代賈耽的原圖畫出了幾百個屬國,宋代進行了大規模壓縮、省略。

刻有華夷圖的石碑背面還有另外一幅著名的宋代石刻地圖——《禹跡圖》,這是現存較早的畫有方格的地圖。“禹跡”是水利事業的代名詞,該圖重點標注了長江、黃河、海岸線等水系信息。在圖的左上方寫有標注:“禹跡圖,每方折地百裡,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禹跡圖》上畫滿了方格,是我國傳統的“計裡畫方”製圖方式的體現,計裡畫方的製圖方法在十四世紀初傳播到阿拉伯、歐洲等地,是我國古代對世界科學技術的重要貢獻。

禹跡圖拓片局部

實測地圖時期——明清

我國古代的地圖測繪自西晉裴秀創立“製圖六體”理論之後,基本停滯不前。從明代開始,西方地圖測繪理論和方法由來華的傳教士引入國內,我國開始有了基於大地坐標系統的實測地圖。傳教士引入的世界地圖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為國人帶來了全新的地理知識,也對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觀念造成了強烈衝擊。

《坤輿萬國全圖》,圖源:百度百科

在意大利人利瑪竇繪製的眾多地圖當中,他與李之藻合作完成的《坤輿萬國全圖》最知名。為了迎合中國傳統的“中央之國”觀念,他有意識地將中國置於地圖的中心。這幅地圖融合了東西方製圖技術,是首次繪製出五大洲的中文世界地圖。在地圖繪製的過程中,利瑪竇等人還創製了許多新的地理名詞,沿用至今,如地球、南北極、赤道、經緯線、亞細亞、歐羅巴、大西洋、北冰洋、地中海、尼羅河、加拿大、古巴等等。

西方先進的地圖測繪技術傳至明朝後,主要在傳教士和少數知識分子之間傳播,還沒有上升到國家層面。清代建立後,清政府為全面掌握疆域幅員,維護國家統一,開始著手進行全國範圍內的地圖實測工作。

清初全國性地圖測繪工作始於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至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結束,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測繪,在世界大地三角測量史上也是規模空前。這次全國測繪的成果,集結為《皇輿全圖》。《皇輿全圖》完成後,一直秘藏於清宮,外人罕睹,直到1921年,該圖才在沈陽故宮被發現,後來曾石印出版,命名為《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

康熙年間的這次全國實測,由於當時西部被蒙古準噶爾部佔據,最西段僅止於哈密,未能將哈密以西的廣大區域繪於圖中。乾隆年間,準噶爾叛亂平定之後,清朝將今天新疆全境納入版圖,為西域的測繪工作準備了條件。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廷先後兩次派人赴新疆實地測量,補繪康熙年間《皇輿全圖》所缺部分。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清廷在康熙時期測繪的地圖的基礎上,加上兩次對新疆的實地測繪,匯編成《皇輿全覽圖》。這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實地測繪地圖,該圖以實測為依據,採用經緯度繪製,內容相當詳細準確,成為當時亞洲乃至世界範圍內水準最高的中國地圖,在世界測繪和製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皇輿全覽圖局部,圖源:故宮博物院網站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胡林翼將《皇輿全覽圖》改編為《大清一覽輿圖》公開發行,成為此後幾十年間中國各種一覽圖的藍本,民國初年的十萬分之一調查圖也是以該圖控制點為依據完成。

隨著時代發展和科技進步,地圖繪製越來越先進、越來越精密,除了傳統的紙質地圖之外,還出現了谷歌地球、中國天地圖等功能先進的電子地圖,各種導航軟體也是層出不窮,即使是自嘲為“路癡”的人,也能依靠地圖導航,準確到達目的地。

從最早的木板地圖,到今天的北斗手持機,地圖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了解一些地圖發展演變的知識之後,或許你對地圖的意義和作用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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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金應春、丘福科:《中國地圖史話》,科學出版社,1984年4月版;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文物出版社,1977年3月版;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中國古地理圖集》,地圖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葛劍雄:《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商務印書館,1998年12月版;

自然資源部網站、故宮博物院網站。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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