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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談談我國古代發達地圖學研究

《周禮》是記述中國官僚製理想狀態的儒教經典,《周禮》中記載了這樣的話: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

歷來的注釋家都把這裡的“土地之圖”解釋為地圖之類的東西。地圖不僅為軍事、旅行所必需,而且對於國內政治也是不可缺少的。

一、秦漢時期的地圖

《史記・荊軻傳》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荊軻受燕太子之命刺殺秦始皇。為了謁見秦始皇,荊軻必須獻出秦逃亡將軍樊於期的人頭和督亢的地圖。督亢是河北省的地名,獻出這個地方的地圖,恐怕就意味著獻出這塊土地。荊軻雖然得以面謁秦始皇,然而由於意圖暴露反被秦始皇殺掉。總之,這個故事說明,在秦代,各國都努力繪製地圖。

漢高祖劉邦攻入了都城鹹陽時,多數家臣都只顧搶奪金銀絲帛之類的財物,獨有蕭何收取了秦的《律令圖書》。後來,《律令圖書》為劉邦掌握“天下之隘塞、戶口之多少、疆弱之地、民之疾苦”起到了作用。由此看來,在《律令圖書》中收有地圖,這一點大概是不會錯的。

二、馬王堆出土的“長沙國南部地形圖”

1973年末,發掘了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從中發現了許多絹帛書,其中有醫書和五星佔等,除此之外,還有三張地圖。這三張地圖都是公元前二世紀前漢初期的產物,可以說,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地圖了。

這三張地圖我們姑且分別把它們叫做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這裡隻就地形圖作以簡單的敘述。(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古地圖》,1977年)

地形圖原來是已被水浸濕的三十二片帛片,發掘後拚湊複原即成地形圖,它是個邊長為96厘米的正方形地圖,上面除畫有山川、道路之外,還標有地名。這張地圖所畫的是從湖南省到廣東、廣西的部分地區,區域為東經111度至112度30分、北緯23度至26度之間。

這是一張前漢初期長沙國南部區域的地形圖,確切地應該叫做“長沙國南部地形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從整體上看,這張地圖所標的地形位置很少有偏差,因此,可以推算出它所使用的是多大比例尺。據推算,這張地圖的整體比例尺是十八萬分之一。當時的長度部門,一裡為三百步,一步為六尺,所以一裡等於ー千八百尺或一萬八乾寸,這即是說,這張地圖把實際距離十裡縮為圖上距離一寸。現在的地圖是根據經緯度來劃分區域的,而過去的中國地圖則首先決定比例尺,然後根據方格劃分區域,謂之方格圖。

這張“長沙國南部地形圖”中雖然沒有使用這種方格,然而卻使用了大致精確的比例尺,由此可知,公元前二世紀,中國的地圖學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另外,與這張地圖同時出土的,還有文獻。據推算這個文獻是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的產物。

三、漢代地圖用於軍事上的實例

漢代以後,地圖對於統治者來說,愈發顯得重要,各朝代都開始積極地繪製地圖。例如,據《史記·三王世家》記載,武帝在封皇子為王賜並與封地的時候,一位臣子奏到“奏與地圖,請所立國名”,即是說,請武帝在地圖上指明封給皇子的封地的國名。

這張地圖是交給被封王的皇子的。另外,據《漢書・李陵傳》記載,武帝時,李陵率軍五千人征伐匈奴,從居延(寧夏)出發北行,三十天后到達浚稽山,將所經過的山川地形全部繪於圖上,命令部下報告給武帝。這即是將地圖用於軍事上的實例。

四、中國科學地圖學之父——裴秀

三國時代結束後進入晉代,中國得了暫時的統一。晉朝初期,被法國學者夏班諾稱為中國科學地圖學之父的裴秀蜚聲天下。

《晉書・裴秀傳》中記述了裴秀以前的中國地圖如何不完善的情況。到晉文帝時,朝延下令重新繪製地圖,於是,裴秀把全國繪為十八張地圖,上面詳細地標記了地名、山川道路等。並且,在繪製這些地圖時,裴秀將自己採用的根本原則歸納整理成製圖六體,即:分率、準望、道裡、高下、方邪、迂直。這些原則充分地體現在他所繪製的地圖中。

其中最重要的是分率和準望,分率即是比例尺,準望則是對於表示各地點間相互關係的方位的矯正。高下、方邪、迂直指的是道路的實際情況,道裡表示始於適當規準點的裡數。

裴秀繪製的地圖被後世稱為“方丈圖”,大概是一種方格圖(方眼圖)。這種圖把實際距離一百裡縮小為圖上距離一寸,並且每隔實際距離一百裡就用縱橫線分成方格,與現在地圖上劃分的經線和緯線相似。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則把“準望”直接解釋為方格。

根據裴秀的記述,後漢時代的地圖不是根據分率和準望來繪製的。然而這次發現的《長沙國部地形圖》卻是以比例尺為十八萬分之一,即把實際題離十裡縮為圖上距離一寸的尺寸繪製而成的。由此可見,漢代已經使用了比例尺。因而裴秀所言不可妄信。但是,用東西線和南北線把地圖分成方格的方法可能是裴秀創造的。

五、漢代以後,我國古代地圖學的發展

漢代以後,為繪製平面圖所需要的測量技術也迅速地發展起來。三國時代,魏國的劉徽撰著的《海島算經》就是一種測量書。這本書中,涉及了以一千步為基線,測量距離一百裡以外某地位置的問題。這個間題已超出了狹小土地的測量範圍,出示了正確地繪製地圖所必要的測量技術的算例,三國時代三國鼎立,相互間進行激烈的戰爭,出於軍事土的需要,各國都繪製了準確的地圖。這些地圖的發展集大成於晉朝,到裴秀的時代終於產生了方格圖。

裴秀之後,在五世紀時,劉宋的謝莊製作了木方丈圖。這是一個一丈見方的大型立體模型圖,恰好適用於州郡的劃分。始於裴秀的方格圖的傳統為後世所繼承,現在還保留在西安碑林石碑上的華夷圖和禹跡圖就是一個證明。

這兩張地圖是偽齊的阜昌七年(公元1137年)鑿刻的。這兩幅地圖中,應該特別引起人們注意的是禹跡圖。它是一幅方格圖,長寬均為八十厘米左右,共有七十條橫線,七十三條縱線,在這幅禹跡圖上,一百平方裡的實際面積被縮小為一個方格,格中詳細地標明了地名、河川等。

不難看出,這張地圖的輪廓與現在的地圖幾乎沒有什麽區別。這說明了中國的地圖學在古代就已經相當發達了。這張地圖雖然是在十二世紀刻在石碑上的,然而原圖實際的繪製時間卻是公元八百年左右的唐代,出於當時著名的地理學家賈耽之手。

賈耽晚年曾任宰相。公元780年,在他就任工部尚書時,受唐德宗之命,著手編集地圖。經過二十來年的時間,完成了許多地理書和地圖的繪撰工作。其中,公元801年繪製的“海內華夷圖”寬三丈、高三丈三尺,可謂是張大地圖,但仍然是把實際距離一百裡縮小為圖上距離一寸的平面方格圖。這張《海內華夷圖》是西安碑林石刻地圖的原本,在石刻複製時省去了中國以外的部分。

賈耽的地圖問世後,中國地圖學就沒有更大的發展了。雖然元代繪製了一些稍有價值的地圖,然而中國近代地圖學的形成,還是由十七世紀後半葉來中國的法國傳教士完成的,這就是“皇與全圖”的繪製。這張地圖標有經度和緯度。

西方也曾出現過方格圖。希臘化時期,公元100年。馬裡努斯繪製了方格圖,但是這個傳統很快就消亡了。當方格圖在歐洲再度出現,已經是十世紀了。這比賈耽的時代要晚。至於馬裡努斯繪製的方格圖是否對裴秀的地圖有所影響,這個問題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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