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盟中，堅持重要的戰略原則至關重要，例如，要運用最大的戰略智慧，做到善於妥協，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把捏時機，恰到好處，收放自如，見好就收。
春秋的結盟與爭霸
整個春秋時期，也即從公元前770年一直到公元前453年，其歷史演變的主線，除了社會、經濟、文化、學術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急劇嬗變以外，還表現出兩個主要形式：爭霸戰爭和外交結盟，我們可以看到，這兩者之間是相互結合、如影相隨的。這就是，發生重大戰爭之前一般會有外交上的縱橫捭闔，爾虞我詐，戰爭結束之後一般又會舉行盛大的盟會，像葵丘之會、踐土之盟，蕭魚之會等等。換言之，結盟與爭霸戰爭，這兩者乃是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面。
晉楚爭霸是春秋爭霸的主線
春秋時期的戰爭為什麽跟外交聯繫得這麽密切？當然在中國後來的歷史上，外交與戰爭也是緊密聯繫，但是，必須承認，這一點在春秋時期尤為特殊，尤為突出，我認為，這是由春秋的戰爭性質所決定的。春秋戰爭和戰國戰爭的最大區別就是，春秋戰爭的宗旨或主題是爭霸，而戰國戰爭的主題則是兼並。爭霸的主要戰略目標，是自己爭當老大，其他諸侯國，必須唯我馬首是瞻。只要你承認我的霸主地位，聽命於我的驅使，那麽，我也讓你活下去，總之，爭霸，是爭名分，立秩序。而這種名分則是通過召開諸侯盟會來確定，即所謂“執牛耳者”。兼並戰爭的情況乃完全不同，戰國時期的戰爭之所以殘酷，就是因為轉變為兼並的性質，我現在無所謂名分與否，不需要再當什麽領頭羊了，而是追求實實在在的利益，要兼並你的土地、吞噬你的人口，最後通過兼並逐漸走向統一。這種性質是讓對方再也活不下去，這樣一來，對方為了保持社稷的存在，自然要作殊死的抵抗，戰爭於是變得日益激烈，日益殘酷，伏屍百裡，血流成河。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說的就是這種特點。
春秋爭霸戰爭的副產品是諸侯之間的外交結盟，因為要成功爭霸，單憑一己之力是力不從心的，而需要拉攏盟國，有效地進行戰略合作，以共同對付主要的敵人。這顯然是爭霸的主要命題之一。通觀整個春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當時爭霸結盟的核心內容，或者說所謂的主線，就是晉楚爭霸，也即晉國和楚國跨越數百年的長期較量。當然，在此之前有一個先聲，這個先聲就是從鄭莊公的“初霸”到魯莊公的“小霸”，一直到齊桓公的“首霸”，中間還有宋襄公的“圖霸未成”，但是，從本質上考察，這些不過是晉楚爭霸角逐的預演與鋪墊而已。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重大活動都跟當時的外交結盟緊密聯繫的，如齊楚之間的召陵之盟、齊桓公成為霸主的標誌性事件葵丘大會等等。
春秋時期的結盟不純粹是單純的縱橫捭闔、朝三暮四，而是有共同的旗幟，普世的價值理念的。這個主題，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周天子，這是為了給結盟披上合法的外衣，攘夷，就是中原諸侯團結在一起，共同對付與打擊非華夏族，這樣，就為當時的結盟界定了一致的戰略目標。當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它是有一些變化的，總的趨勢，就是“尊王”慢慢淡出，所以孔夫子說齊桓公“正而不譎”。“正而不譎”意思就是說，齊桓公對周天子在形式和名義上的權威還有更多的尊重。但是，到了晉文公的時候則是“譎而不正”了。換言之，晉文公的爭霸與結盟宗旨，乃是更多地站在晉國自身的立場上，而尊重周天子，則完全成了一個幌子。所謂“攘夷”，其主要對象是楚國。當時的中原諸侯國有一個共同並且強烈的憂患意識，“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中國”指的就是中原諸侯國文明禮樂的傳統。
古代視鼎為立國的重器，是政權的象徵
這樣看來，晉國雖然有自己的利益，但它畢竟還是一種舊的禮樂文明的維系者、舊的國際秩序的維持者，是諸侯國中的老大。作為“夷狄”的主要代表，楚國扮演的角色更多地是新崛起的大國，是挑戰者的角色，因為它對原來周公搞的禮樂文明是不感冒的。在楚國霸權的頂峰時期，也就是楚莊王的時候，楚國“陳兵周疆”、“問鼎之輕重”，可以說當時的晉楚稱霸進入了高潮時期，圍繞晉楚爭霸的相關結盟活動，也隨之轟轟烈烈，佔據當時歷史舞台的中心位置。
晉楚爭霸與結盟的幾個階段
晉楚稱霸與結盟，大致可以區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標誌著晉楚爭霸大格局的正式確立。這種格局確立的標誌性事件，就是城濮之戰後晉國霸主地位的長期確立與延續，即所謂的“取威定霸”。晉國的霸權有高潮，也有谷底，但總體來說晉國的霸權國地位是毫無疑問的。當時人們的普遍認識就是這樣，“周衰，晉繼之”，周朝衰落了，由晉國來引領天下，重建秩序，這就如同大英日不落帝國衰落後，其霸權地位由美國取而代之，而且是長時期的。晉楚的長期對峙局面從此正式形成。
但是，後來的秦晉殽之戰讓這一過程發生了一些變化。開始時秦晉兩國對楚國發起的挑戰進行針鋒相對的回擊，是共同的戰略抉擇。城濮之戰中它們是站在一起的。晉國之所以能在這場關係到“取威定霸”的戰事中取勝，就是因為拉攏了其他兩個大國，一個是秦國，一個齊國。秦晉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合與協作，並互通婚姻，“秦晉之好”即為象徵。但是，殽之戰中，晉國殺得秦軍片甲不留，“匹馬隻輪不返”，秦晉關係遂告破裂。這一仗，雖然使得晉國在軍事上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卻在政治和外交聯盟上遭受了全方位的失敗，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後遺症。戰爭結束後，秦國與晉國決裂，並投靠楚國，這為晉國稱霸中原製造了巨大的牽製。也就是說，晉國此後陷入了兩線作戰，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的被動局面。到了這一階段的後期，晉楚戰略態勢進一步發生轉換。這一轉換意味著諸侯各國之間聯盟重新整合，重新洗牌，鄭國、陳國、蔡國跟楚國慢慢地走在一起，晉國的霸業開拓受到了嚴重挑戰。
殽之戰徹底終結了秦晉之好
第二個階段以晉楚爭霸的延續與變化為主題，晉國完全處於守勢，陷入被動的困境，楚國全面崛起，進取中原，勢頭咄咄逼人，銳不可擋，天下霸主的權柄其實易手，楚國一度成為天下新的領袖。其標誌性事件就是邲之戰（公元前597年），此後，中原霸權從晉國轉移到楚國。邲之戰這一仗打完之後晉國非常被動，秦國繼續在背後搗亂，是為當時的第四大國。第三大國齊國的做法，也不怎麽地道，在晉國側後捅刀子，似乎跟現在的歐盟一樣，原來是跟著霸權國美國走的，可現在則是不怎麽聽話，甚至要鬧事了。在齊國眼裡，現在晉國既然已經衰落，而我齊國原先就是首霸，現在機會來了，就不妨亂中奪權，重新恢復原先地位，總之，齊國這時想上位，想當老大了。那一時期，晉國在北方地區跟少數民族雜居，南方地區楚國為第一霸權，秦是繼續搗亂，齊是心懷不軌，顯而易見，晉國當時的確處境困難，四面受敵。
那麽晉國是怎樣破解這一困局的呢？——戰爭和外交同時進行，雙管齊下，剛柔相濟。
首先是看清了問題實質，秦國作為挑戰者，給晉國造成了嚴重威脅，必須加以抑製與打擊，但是，對晉國而言，這時候更重要的是拉攏齊國，因為齊國如同現在的英國和歐盟一樣重要，不能放棄。於是乎，晉國通過鞌之戰，對齊國以戰促和，這個事件非常有意思。戰爭結束後，晉國漫天要價，提出了齊國不可能答應的兩個條件：一是齊國國君的母親到晉國當人質；二是齊國所有南北向的路線要變成東西向。這兩個條件是齊國沒有辦法接受的，可以讓弟弟、兒子去當人質，但讓母親去當人質就是對孝道最嚴重的挑戰。所有路線如果改成東西向，就相當於修了現在的高速公路，齊國哪天不聽話，晉國戰車就可以朝發夕至。這就意味著國門洞開，沒有國防可言了，齊國自然無法答應。晉國早就料到齊國不會答應自己的天價條件，所以就地還錢，逼得齊國表態，要跟晉國一起對付共同的敵人——楚國。在之前的召陵之盟中齊國對楚國就已產生宿怨，因此齊國接受了這一要求，沒有什麽顧慮與障礙。這樣重新結盟後，齊晉聯合在一起，戰略局面馬上改觀，對楚國就佔有了明顯的優勢。
麻隧之戰示意圖
與此同時，晉國通過麻隧之戰徹底打垮秦國。崤之戰後，秦晉兩國前前後後征戰了幾十年，麻隧之戰對彼此多年的恩怨糾葛做了一個比較徹底的了斷，秦國從此在晉國面前變得老實了，不敢再輕易挑釁與搗亂。這樣一來，晉國消除了後顧之憂，同時通過大量的外交活動，使得秦楚兩國在麻隧之戰時無法組成聯盟來對付晉國。從此之後，楚國對秦國是否為可靠的夥伴這一點產生了懷疑與不滿，因此秦楚聯盟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松弛與瓦解。
第三個階段以鄢陵之戰為標誌，晉楚之間的戰略態勢再次全面轉變。晉國在外交和戰爭中的全面優勢得以重新確立。這一確立過程一直延續到“三駕之役”。“三駕之役”時，楚國完全承認自己已不再是晉國對手，需要韜光養晦，重新來過。楚國意識到之前戰略上的積極出擊包括外交上的猖狂挑釁實在太過冒進，需要重新檢視，改弦更張。
但這時晉國也碰到了問題，這是跟鄢陵之戰聯繫在一起的。鄢陵之戰可打可不打，從戰術上講，打一定會贏，但從戰略上講會產生嚴重的後遺症，激化各種潛伏的矛盾。也就是說，如果存在著楚國這樣的強大敵人，那麽晉國內部就會團結，六卿之間，各大宗族之間，就會暫時放下恩怨，保持一定程度的團結，共同對付外敵。但如果晉國打敗了楚國，那麽內部矛盾就會凸顯，宗室和強族之間的矛盾就會激化，你死我活的政治動亂就會上演。從這個角度看，鄢陵之戰不應該打。但是鄢陵之戰晉國還是打了，而且是打贏了，結果，這之後晉國就出現了內部的大動亂，這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也是完全負面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晉國的內部動亂，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家分晉”，進而也不會有秦國的統一，那麽最後完成統一大業的就會是晉國，中國的歷史很有可能會改寫。
晉國眾卿
《孫子兵法》佚文中的《吳問篇》最後講到趙氏家族取代晉國的政權，類似於田氏家族取代齊國的政權情況。本來晉國是趙家一家的，但“三家分晉”後晉國分裂，給秦國的東進創造了機會。於是晉國不得不發起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會”，借此與楚國平分中原霸權，讓楚國承認晉國的霸主地位，同時，自己也承認楚國的霸主地位，這是雙方暫時的戰略平衡。
在最後一個階段裡，還有晉楚爭霸戰爭與外交結盟的回波余瀾，這就是晉楚爭霸背景下的吳越戰爭和吳楚戰爭。晉國為了對付楚國，打破僵局，就注重於開辟第二戰線，拉攏了吳國，派遣申公巫臣帶著戰車與軍事顧問到吳國，幫助吳國訓練軍隊，鼓動吳國從側後攻擊楚國。對此，楚國非常惱怒，致力於反擊，如法炮製，你這麽搞，那我也這麽搞，來而不往非禮也。但是楚國很聰明，知道晉國是不能挑戰的。於是楚國沒有直接挑戰晉國，而是去找吳國的晦氣，同時拉攏越國，讓越國在吳國背後捅刀子。越國最主要的大臣如文種、范蠡都是楚國人，可見楚國在吳越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後來的《申包胥哭秦庭》乃是小說家言，是後人的文學誇張與包裝，其實，從結盟的核心宗旨看，秦國是一定會救助楚國的。吳國五戰入郢後，楚國的衰落和滅亡與秦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的，所以秦楚兩國一定會聯盟的，這種出兵相助與申包胥在秦庭上哭不哭根本沒有關係。
至於孫子為什麽跑到吳國去，我認為其歷史的謎底也許跟當時的外交結盟同樣有關係。晉國派出軍事教官去幫助吳國，而齊國兵學發達，有著名的軍事理論家，作為晉的同盟國，齊國也不能袖手旁觀，也得出力，於是也派人，所以孫子就是齊國派出的前去幫助吳國的人。另外，根據《吳問》的記載，吳王闔閭問孫子晉國的政局，“六將軍專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後存？”也即其政局會怎麽演變？他不問齊國的情況、不問魯國的情況、也不問楚國的情況，卻偏偏問晉國的情況，這裡面很有講究。當時晉國是6個大族當政，勾心鬥角，雲詭波譎，吳晉是戰略同盟，自己在選擇與晉國哪一宗族打交道時，那一定要小心翼翼，十分謹慎，千萬不能押寶押錯了，否則那就前功盡棄，後患無窮了！所以，吳王闔閭才向孫子請教分析晉國的政局，即所謂“不知諸侯之謀者，不可豫交”。
春秋結盟的幾個顯著特徵
第一，利益導向——所有結盟或者背盟大都是由國家利益驅動的。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不變的利益”。這在春秋時期也沒有例外。秦國支持晉國，是想通過函谷關進佔中原。但晉國強大後就不能容忍利益均沾，所以一定要把秦穆公關在西部一隅之地，所以秦晉之盟最終是會破裂的，這乃是大勢之所趨。晉國和吳國聯合，也是因為晉國要考慮對付楚國的大戰略，但等到吳國強大起來的時候，吳王夫差就要跟晉國一樣去爭老大，於是遂有“黃池之會”爭當盟主、反目成仇一幕的發生。越王勾踐在楚國的幫助下打敗並滅亡了吳國，但等到他橫行江淮的時候，就將楚國晾在了一邊，處處作對了。於是楚國派去的援越大臣，要麽自己識相早早跑路了，譬如范蠡帶著西施泛舟五湖，過快樂的小日子了，要麽被殺了，譬如文種，賴在越國不走，到頭來只能落個身首異處的悲慘下場。這所有的一切，背後都是利益導向。
鄭國位於列國中部，戰略位置極為重要
第二，關鍵諸侯國的爭奪才是結盟的重點。晉楚爭霸裡雙方搶奪的最重要的諸侯國是鄭國，其次是宋國。鄭國是中原的核心地區，所有大戰如邲之戰、鄢陵之戰等等，都發生在鄭國國土上，鄭國投向誰，霸權就屬於誰，誰被鄭國反叛背棄，其實就意味著霸權的中衰。最後，晉國對楚國之所以佔有全面優勢，乃與鄭國的背楚投晉直接有關。也即“三駕之役”之後，鄭國好多年裡都不再敢背叛晉國，而之前楚國最大的戰略同盟就是鄭國。
第三，結盟中，堅持重要的戰略原則至關重要，例如，要運用最大的戰略智慧，做到善於妥協，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把捏時機，恰到好處，收放自如，見好就收。鞌之戰，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范例。再譬如，結盟中也要立足於貫徹遠交近攻的原則。因為國土相連，所以宋國跟鄭國一定打得不可開交，但跟魯國、燕國卻能搞好關係。
第四，春秋時期的外交結盟形式雖然多種多樣，異彩紛呈，但歸根結底還是由實力決定的。選擇誰，拉攏誰，投靠誰、依靠誰，唯誰馬首是瞻，歸根結底，都是由實力來決定的。當然，高明的外交藝術在結盟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外交結盟上，應該遵循的做法是：“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
第五，任何時候的結盟都是雙管齊下，多頭並進的，手段不可單一，方法需要多樣。以軍事鬥爭為引導的爭霸戰爭跟縱橫捭闔的外交結盟不可偏廢，而必須做到相形益彰，相輔相成。
兵聖孫武與《孫子兵法》
第六，正確分析與認知結盟的利弊相雜。孫子說“夫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結盟和戰爭都有利有弊，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有利的時候要容忍它的害，排除了它的害，也得不到它的利，最壞的事情中也有有利的因素，最好的東西也有不利的軟肋。因此，作為戰略決策者，怎樣抓大放小、怎樣抓住核心的利、長遠的利，全局的利和關鍵的利就變得尤為重要，受挫時不要灰心喪氣，破罐子破摔，成功時更不可得意忘形，趾高氣揚，忘乎所以，讓勝利衝昏頭腦，導致陰溝裡翻船。
第七，外交結盟中，在受利益驅動的同時，也必須堅持一定的道義原則，考慮到雙方可以認同的價值立場。這一點，在春秋的外交結盟活動中，也是有所體現的。齊國、晉國的結盟之所以相對容易，也相對易於維持，與他們的高舉“尊王攘夷”大旗是有著一定的關係的。這面旗幟的張揚，使其比較容易佔據道義上、政治上的制高點，從而把握先機，贏得主動！
（本文系黃樸民教授在“戰略圓桌”第三期活動上的發言。原文有刪減，經作者審閱刊發。編輯：一行，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介紹
黃樸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樸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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