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民國初立，為決定官方語言，粵籍議員與北方議員互不相讓，在投票中粵語和北京話票數持平。關鍵時刻為顧全大局，孫中山對粵籍議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並親自投給北京話一票，才避免了更大的紛爭。
顯然，這個故事都是虛構的。無論是1949年之前還是1949年之後，都根本沒有過針對粵語、川話vs北京話的投票。
這類傳說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國差一點選擇德語做官方語言的傳聞。18、19世紀，大批德國人移民海外，美國是其重要選擇。如今，全美人口的17.1%自稱德國後裔，比例遠高於愛爾蘭、英格蘭、蘇格蘭，德裔遍布美國，特別在中西部有相當大的人口優勢，當時也是一樣—北美殖民地中，德國移民的比例高於英國移民。正因為德裔在美國的重要地位，德語差點成為美國官方語言的傳聞似乎頗為可信。傳聞中也有一個孫中山、毛澤東式的人物—美國首任眾議院議長弗雷德裡克·米倫伯格。為顧全大局，身為德裔的弗雷德裡克·米倫伯格也對他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這與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可謂相差十萬八千里。1794年，一些德裔移民要求美國政府提供部分法律的德文版，該提案以42比41的票數比被否決，米倫伯格在投票中棄權，但事後評價道“德國人越快變成美國人就越好”。而民國初年制定官方語時確有爭議，只是和北京話競爭的並不是廣東話四川話陝西話之類的其他地方方言，而是人造的老國音。
由於老國音早已不再使用，一般人全然不知，自然也無法在民間的各種段子中出場，歷史的本相和製造老國音的緣起也就這樣漸漸被遺忘了。
秦朝開始，中國就實現了“書同文”，文化、政治上的大一統格局由此奠定，但“語同音”卻一直沒有實現。古代人口流動性不強，地區間的交流靠著統一的文言文就可以維系。漢字本身對讀音指示作用低，也讓各地區的差異化讀音得以保存、發展。
不過在一個統一的政權下，各地方畢竟有語言上的溝通需要。同時戰亂等原因引起北方人大規模南遷，將中原一帶的官話帶至南方。文化上對中原的推崇，也在事實上推動北方中原官話成為地區間交流的主要方式。
中國歷代官方語言有雅言、正音、官話、國語等不同的稱呼，也是不同時期“國語”的定義。（圖片來自《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第二版）
到了明朝，官話已經形成了南北兩支。北支官話的通行範圍覆蓋今天的華北大部，而南支官話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兩者雖有差別，但在今天學者看來實質上都屬於北方方言（北方官話），交流障礙不大。
明朝傳教士利瑪竇在給歐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國十五省都使用同樣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語言不通。還有一種通用的語言，我們可以稱它為宮廷和法庭的語言，因為它通用於各省法庭和官場。”他還在回憶錄中說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中是不說的。學會了官話，可以在各省使用，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例如，以明朝官話演唱的昆曲就在全國流行。
明朝的官話與現在的官方語言不同，其散播以自然傳播為主，真正由官方推廣的通用語言始於清朝。明末清初的浩劫之後，官話在全國的流行度大大降低，在遠離北方的閩粵地區更趨於萎靡，這引起了雍正的不滿。《癸巳存稿》記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
此後，閩粵各縣隨即紛紛成立正音書院教導正音。措施不可謂不嚴厲，不過正音書院的教學成果實在有限。清朝已是權力最為集中的朝代，雍正無疑更是位雷厲風行的皇帝，正音書院一塌糊塗的教學成果實在是另有原因，位於福州的正音書院的失敗案例可為鏡鑒。
雖同屬北方官話，但是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北京官話語音存在著差別。書院連應教仍有巨大影響的南系官話（尤以南京官話最著），還是教正在崛起的北京話都一直搖擺不定，權力再集中自然也沒有用武之地。
當時既缺乏對官話的系統性整理，更沒有編寫體例科學的教科書。如福州正音書院因為沒有師資，迫於無奈只得找了幾個駐防福州的旗人。
這樣的老師自然不可能會教，據記載福州駐防旗人上課頭幾句就是“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這樣的教法只會淪為笑柄，反倒加重了漢族士子對北京話的反感。
國語真正有效的推廣還是在民國時期。清末民初民族熱情高漲，很多人將目光投向四分五裂、有礙團結的地方方言上。1913年，民國召開讀音統一會，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國音”。
當時北京話已有很高地位，有成為全國通用語的趨勢。民國初期定都北京，並沒有經歷傳說中的投票，與會者同意“國音”以京音為基礎，但要經過一定的修改。
辛亥革命後，北京話因為是清廷的語言招人憎惡，但它更麻煩的問題恐怕還是在於沒有入聲。
中古漢語中以-p、-t、-k 收尾的音節即為“平上去入”中的入聲。保留中古漢語入聲格局的方言不多，粵語是其中之一。去過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國際機場亦稱赤臘角機場，英文為Chek Lap Kok Airport。赤臘角三字均為入聲字。在絕大多數現代漢語方言中入聲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有的是一個尾巴丟失，如潮州話；有的三個都混到了一起，如上海話；還有的乾脆失去了短促的特徵，變成了一個純粹的聲調，如長沙話。
作為方言，入聲的改變不會引人注意，但若是推廣為國音，這就會成為招人攻擊的把柄。中國傳統的韻文，如詩詞歌賦格律，往往講究平仄和諧。中古漢語四聲中，平聲為一類，上去入三聲為另一類，統稱仄聲。古漢語中平聲時長較長，仄聲較短，平仄有規律地交錯會產生聲音長短諧和的美感。人們為了追求這種諧和，在詩詞創作時都非常注意平仄的使用。
平仄竄亂，被稱作失格。在科舉考試中出現這樣的失誤，不管該詩意境多好文采多麽美妙，都是直接出局。雖然後世平長仄短的格局早已被打破，但規矩已根深蒂固，被視為傳統文化的標誌。北京話的獨特在於入聲消失後又派入了現代四個聲調，大量入聲字進了陰平陽平兩個平聲聲調，所以平仄尤其混亂。
保守人士出於繼承傳統的考慮尤其不喜歡北京話，認為它會嚴重影響人們對古典文學作品的理解。這造成了另一個奇怪的對立格局：北京口語音和北京讀書音。一直到民國初年，老北京讀書人並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語音讀書，而是另用一種北京讀書音。其特點在於所有的入聲字都讀成短促的去聲，韻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話，人為重現了在北京口語中已經消失了幾百年的入聲。
現代這種讀書音已然式微，但留下了零星的痕跡。北京話的部分多音字，如“剝”皮—“剝”削、“削”皮—“削”弱、“擇”菜—選“擇”、家“雀”—“雀”鳥，後一個讀音正是源於讀書音。
所以北京口語音並不能獲得讀書人的認同。著名學者傅斯年在北京學了一口京片子，卻被家人指責為在說“老媽子的話”。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趙元任幼時在家裡口頭說北京話，讀書卻被要求用常州話。一次，趙家請的北方先生把入聲字“毓”讀成了去聲，趙父大驚失色，旋即將其辭退。民國初期確立的國音，正是在北京讀書音的基礎上，恢復了入聲的修改版本。
但是京音勢力並不買账。主張純用北京話的京音派仍有強大力量，不少學校甚至出現了國音派、京音派的互毆。1924年，民國官方的國語統一籌備會改弦更張，決定以京音為國音。京音派勝利了，國音派就成“老國音”了。
自此北京話取得了京國之爭的勝利，順利成為國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標準語方面延續了民國的傳統，國語日趨強大，在不少地方已經取代了當地方言，讀音統一正在從願景變為現實。但北京話平仄混亂的毛病並沒有解決。以國語為母語的人若想寫傳統詩詞，須逐字記憶聲調，十分辛苦。
天無絕人之路。讓民國時期的讀書人怎麽都想不到的是，後來的國人學會了一種新的舊體詩詞，即所謂的“老乾體”。它以豪放大膽出名，對格律要求完全不顧，押韻、平仄隨心所欲。從此國語克服了曾經最大的障礙，“續接傳統有望”，老國音可以徹底退出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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