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Cathaleen Chen
近年來，時尚界人士言必談可持續發展、商業道德和包容性。不過說得多做得少是他們的通病。
美國紐約—— 穿連體褲的女士遇到麻煩了。
Abigail Glaum-Lathbury 和 Maura Brewer 以創立理性穿衣協會（Rational Dress Society）而為外界所知，這個荒誕的馬克思主義團體致力於用一件男女通用的連體褲替代衣櫥中的所有衣服——這種短袖牛仔“一件式服裝”不僅能當工廠製服，還是博物館策展人青眼有加的單品，她們常用它搭配木底鞋和各種千奇百怪的耳環。過去三年間這兩位女士每天都穿著這款製服，一路吸引了不少媒體關注，以及惡評。
2017 年，Glaum-Lathbury 和 Brewer 又出奇招。她們花了兩個月時間，從全國各地搜羅來大量 Ivanka Trump 品牌服裝，計劃用這些回收而來的面料創作一款特別版連體褲：款式依然沿用她們標誌性的工作室時尚風格，不過以千禧粉呈現。
不過過去一年裡，這些 Ivanka Trump 廢舊服裝一直堆放在倉柯瑞，無人問津，更別說粉碎處理了。事實證明，在美國，服裝的循環利用比人們想象中的要難得多，也昂貴得多。Glaum-Lathbury 鑽研了幾個月如何粉碎布料，結果發現在美國只有三種可行的途徑（包括兩個大學項目和一家名為 Martex 的工廠），且成本預計最高需要 5 萬美元。Glaum-Lathbury 說道，“我們沒想到服裝的回收利用竟然會是這麽大一個工程，”劍指過去幾年來媒體對時尚業可持續發展和人盡皆知的循環經濟的大量報導。
“隨著了解的逐步深入，我越發清楚地意識到，‘原來循環利用基本上隻停留在理論層面，’”她接著說道，“它的工程量很大，基本上你不可能把纖維混合起來。”
儘管有回收和重複利用的良好意圖，不過服裝垃圾還是與日俱增。目前全世界僅有四分之一的服裝在使用期限結束後被回收。不過即便如此，回收之後循環利用的過程也是困難重重。大部分衣物加熱融化後會變成類似聚酯纖維和其他合成物質一樣的混合物，非常難以分解。
雖然循環利用混合纖維的技術確實存在，不過目前尚無法做到在行業內大規模普及。正因於此，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回收衣服被重新製作成新的服裝，而所謂的“閉環”或“循環”系統，即回收、再生和重複利用材料的過程——傳統線性系統（製作、使用、丟棄）的替代辦法——對行業內的大多數人來說都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去年九月，瑞士快時尚巨頭 H&M 旗下的獨立慈善機構 H&M 基金會（H&M Foundation）聯合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Apparel）帶頭髮起了一項操作流程：對混合紡織品進行熱液處理，使其可重複利用，製作新的服裝。該基金會計劃在市場授權推廣該技術，不過具體的時間線和推廣計劃尚不得而知。
目前理性著裝協會收集的小山似的 Ivanka Trump 品牌服飾還堆放在 Glaum-Lathbury 位於芝加哥的工作室裡，頂著時尚休閑、巨集偉愛國的盛名，積攢灰塵。
不夠快？
手握過量庫存的並不只有理性著裝協會。今年 6 月，H&M 透露其積壓了價值 40 億美元的庫存商品，並打算通過捐贈或循環利用的方式進行處理。不過以上兩種辦法在Burberry看來都不是好的選擇。據 BBC 今年 7 月的報導，Burberry 在過去 5 年間“銷毀了”價值超過 9000 萬美元的商品，以防止這些滯銷產品被人盜竊或遭逢低價出售的命運，從而稀釋其精心打造的品牌的含金量。
不過 Burberry 和 H&M 等數十家時尚界零售商都設定了在 2030 年實現 100% 使用再生或其它可持續來源材料的目標。即便你不是悲觀主義者，也會質疑他們能否兌現誓言。
從目前的數據來看，情況並不樂觀。首先，全球成衣和鞋履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依然佔到全球總排放量的 8%；其次，按照現在的趨勢，到 2050 年，紡織行業消耗的資源數量將會增加到現在的三倍。
“現在的情況很危急，”時尚行業谘詢顧問 Julie Gilhart 今年初接受 BoF 採訪時說道，“我們必須改變做事情的方式，而這肯定不會很舒服。”
與此同時，服裝利用率或一件服裝被丟棄之前穿過的平均次數，與 15 年前相比降低了 36%。根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提供的數據，2015 年，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群體，美國人丟掉的 2.62 億噸固體垃圾中有 9% 以上是紡織品、皮革或橡膠製品。這相當於平均每個美國人製造了約 70 公斤重的服裝垃圾。
放眼全球，每年 73% 的服裝垃圾最後會落腳於垃圾填埋場或被送進焚化爐銷毀，只有不到1% 的服裝製作材料被回收起來。以上數據皆出自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發表的題為“新紡織品經濟”（A New Textiles Economy）的報告。
“我們不應該只是努力‘少做不好的事’，而是應該改變我們製作和利用服裝的方式。服裝的生產和使用應該能夠構建經濟、社會和自然資本而不是讓它們變得越來越少，”Ellen MacArthur 在 2017 年 BoF VOICES 峰會上如是說，“目前時尚行業正在發生不可思議的變化，我們應該提高我們的期望值。”
看到一線希望的人並不只有 MacArthur。其他時尚行業內外的可持續發展倡議人士也認為，改善確實存在，不過速度很慢。
首先，行業內的大公司們開始公布供應商名單，如此一來，品牌方就需要為工廠的狀況全權負責。這種做法的間接性影響是，服裝工人的薪水有所上漲。不過悲哀的是，是在孟加拉國熱那大廈工廠倒塌事件中喪生的 1134 名工人的生命促使了這些公司行動起來。
行業觀察機構表示，目前的進展主要存在於透明度方面——從公布供應鏈資訊開始，而減少環境汙染以及循環利用和更新改造——服裝生命周期結束階段——的進展則止步不前。
可持續發展聯盟（Sustainability Consortium）是致力於解決各行各業供應鏈問題的國際性組織，其科技發展部門高級主管 Christopher Cooke 表示：“高知名度品牌都在不斷作出改進，而其他很多公司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態度。”Cooke 說：“我覺得過去幾年時尚行業之所以越來越重視可持續性發展，是因為服裝垃圾和勞工權益等問題確實戳到了他們的痛處。”
根據 Vigeo Eiris 公布的 2017 年度公司人權報告，在供應鏈的透明度和工人待遇方面，奢侈品時裝、配飾和珠寶行業在 38 個不同的行業部門中表現最佳。Vigeo Eiris 是一家 ESG 評級機構，它將公司的環境、社會和管理舉措轉化為具體評級，供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參考。
時尚革命（Fashion Revolution）是一家時尚行業觀察組織，每年都會公布一份時尚透明度指數報告。它發現，自 2016 年起時尚行業的透明度指數每年都出現較大增長。該組織主管政策的負責人 Sarah Ditty 說道：“我們看到有 150 家大品牌發布了供應商名單，這種舉措在 5 年前會被認為是瘋狂的舉動。”
全球時尚議程（Global Fashion Agenda）是 Eva Kruse 在 2016 年創立的一家關注時尚行業各領域可持續性發展的組織。今年，該組織公布的時尚行業總“分數”從去年的 32 分上升到 38 分，總分為 100 分。該數據反映了供應鏈各個環節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以可持續發展成衣聯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研發的 Higg 指數為依據。分數越高，表示其影響的積極性越大。“我覺得除了行業本身，消費者的意識也在不斷提高，”Kruse 說道，“不過，很多東西的進展還是太慢了。”
結構性障礙
Simone Cipriani 表示，改變進度緩慢只是更大問題的一個表征。Simone Cipriani 是“道德時尚倡議”（Ethical Fashion Initiative）的創始人，該組織受聯合國委託，在 Stella McCartney 等國際時尚品牌與肯亞、印度尼西亞、埃塞俄比亞和阿富汗等發展中國家的工匠之間充當聯絡人。
Cipriani 表示：“人們其實一直想要采取一個更普遍的符合倫理道德的框架，不過這個行業的商業模式的架構方式依然是（圍繞）勞動力成本做文章。幾年前，（我們的影響）報告還無人問津。而現在，幾乎所有人都爭著搶著要我們的報告。”
這位聯合國資深人士指出了時尚行業存在的“競相觸底”現象，或者說內在的壓力，即通過最大程度降低生產成本，實現利潤太空的最大化，並向消費者提供誘人的低價——這反過來又誘使許多人購買更多的衣服。另外，在探討這個複雜的問題時，自動化對就業和工人工資的影響也是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本年度的哥本哈根時尚峰會暨全球時尚議程年度會議上，Kruse 聯合 Target、Kering 和其他時尚行業長官者揭曉了一份“首席執行官議程”（CEO Agenda）報告。該報告的核心思想是創建一個推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作為時尚企業高管遵循的指導原則，其主體包括七大優先事項。
作為對該議程的補充，會上還提出了 2020 年循環時裝系統承諾，由一系列旨在廢除所謂的“線性”支出系統的回收、轉售和再利用的目標組成。根據全球時尚議程，截至 2018 年 6 月，已有 94 家公司簽署了這一承諾。
這些公司能否達到目標且按下不表，不過他們的簽名標誌著時尚行業開始從頂層著手，以溫和，如果不是初級的方式改變商業模式。
不過只要時裝行業繼續生產標價 5 美元的T恤衫，並推動潮流和時裝季無休止地加速運行，那麽人們就有理由懷疑實質性的變化是否會出現。一些人已經公開表示，這些舉措是赤裸裸的偽善。
“一件產品需要經過播種、種植、收獲、精梳、紡紗、針織、裁剪、縫製、修飾、印花、貼標簽、包裝和運輸這麽多環節，它的價格怎麽可能只有區區幾歐元呢？”時尚趨勢預測師Li Edelkoort 在 2015 年寫就的《反時尚宣言》（Anti- Fashion Manifesto）中對時尚界發起了控訴。“消費者當然會受到這些價格的誘惑，不會抵製這些公司，”她接著說，而與此同時這些“抄襲 Hedi Slimane 和 Christopher Bailey 作品的公司都賺得盆滿缽滿，沒有受到任何法律的懲罰。”
說起來容易 做起來難
如果你覺得 Edelkoort 評估行業整體進展時過於嚴苛或有失公平，刺痛了你的心，那麽不妨花點時間琢磨一下以下幾個數字。無步行基金會（Walk Free Foundation）預計，目前全世界有 4300 萬人受到奴役，而時尚行業是僅次於科技界的第二大罪魁禍首。另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2016 年公布的數據，每 10 個孩子中有 1 個被強迫勞動，這相當於全世界有 1.5 億名童工。
“你不能隻說空話，還得付諸行動，”拉各斯時裝設計周（Lagos Fashion and Design Week）兼尼利日亞經紀公司 Style House Files 創始人 Omoyemi Akerele 說道。在 Akerele 看來，目前的討論還沒有觸及一些非常重要的內容，比如如何讓人們認識到“將服裝垃圾傾倒在第三世界國家是不對的。我來自一個全世界的二手服裝都被運到那裡的國家，”她繼續說道，“想象一下，假設沒有這些垃圾，我們可以做什麽？想象一下這會對我們當地零售業產生什麽影響。”
另一個被既得利益者壓製的話題是電子商務對環境的影響。研究表明，電子商務不僅尚不能抵消實體零售的環境影響，還產生了更多的碳足跡。試想一下，亞馬遜 Prime 會員平均一年下來會經手多少紙板和塑料氣泡。
對於諸如此類的複雜問題，雖然目前尚無定論，不過清楚的是，時裝產業尚未做到遏製自身對環境的影響。事實上，根據 2018 年 Quantis 的一份報告，如果按目前的速度繼續生產，到 2030 年，時裝行業對氣候的影響預計將增加 49%。
認知失調
我們面臨的最大一塊絆腳石是：只要服裝生產繼續以當前的消費文化為基礎，資源終有一天會被耗盡，而垃圾填埋場則會越來越多。而為這種消費文化不斷推波助瀾的是某些貪得無厭的公司，他們無視底線，一味追求增長和擴張。
“循環經濟”能成為可持續未來的首選路徑是有因可循的——比起令經濟規模縮小的另一種發展模式，它更具優勢。即使最誠懇、最有良心的品牌面對這一事實也會左支右絀。雖然明知需要在時尚領域做對的事情，然而奈何時尚本身就是對立面，這讓他們的認知失調。 “我從事這個行業這件事是不可持續的，”2013 年在紐約創立可持續品牌 Behno 的 Shivam Ponjya 表示。受熱那大廈慘案的觸動，他開始做相反的事：在印度建立了一家服裝廠，工人的工資高於最低生活工資，並享受醫療保健。
“過程中總有一個環節是無法持續的，”Punjya 承認，“不過我認為，我們的目標應是在了解了所從事的體系之後，盡可能地做到可持續發展。”
Suzanne Rae 是一位活躍於紐約的設計師，她的同名系列產品旨在將可持續實踐與女性主義意識結合起來，不過生產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讓她不知所措。近年來，隨著 No. 6 和 Opening Ceremony 等零售合作夥伴的需求增長，Rae 擴大了自己的業務規模。 “我們目前隻做（春夏和秋冬兩季）。我沒有辦法再多做一季。我不希望過度供給，”她停頓了一下說，“發展意味著更多的資源，這點我很難接受。”
“老實說，我不知道答案，”她繼續說，“不過我真心覺得，說到底就是要關愛自己，關愛他人，這樣就算做到可持續發展和符合倫理道德的實踐了。”
有進步，但還不完美
雖然時尚界充斥著可持續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不過早期的時尚企業家，如 Punjya 和 Rae 等人還是為人們提供了一線希望。對於 Isko 這家全世界最大的牛仔布製造商來說，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意味著在染色環節減少化學用品的使用，並允許全體 3000 名員工加入工會組織。
“從定義上來說，時尚是不可持續的，從運輸到所有權，再到租賃再到轉售，”Isko品牌總監 Fabio Di Liberto 說，“我們不是鼓勵減少消費，而是鼓勵更好的消費，更優質的消費。” Isko 擁有 2000 多家客戶，為從 Reformation 到 Stella McCartney 在內的多家零售商生產牛仔布。今年，該公司對其生產的所有布料進行了生命周期評估。
包容性和多元化
時尚進步的另一個微小但樂觀的標誌是今年 9 月刊封面所呈現出的多元化，從 Beyoncé 擔任美國版《Vogue》的封面女郎到 Tiffany Haddish 登上美國版《Glamour》封面，不勝枚舉。而且今年有多期雜誌以黑人女性作為封面模特。比如，加拿大版《Elle》邀請了 Tracee Ellis Ross，英國版《Vogue》邀請了Rihanna，美國版《Marie Claire》 Zendaya，英國版《Elle》 Slick Woods 以及《Porter》Lupita Nyong’o。
“這真的很有意義……這說明了未來的趨勢——代表性不僅體現在封面上，而且還延伸到了幕後的創意人員中，從導演到攝影再到造型，”Akerele 說，她似乎深感寬慰，因為這一代年輕的黑人女性可能不必“（隻）依靠《Essence》和《Ebony》來了解適用於黑人女性的下一款美容產品是什麽。”
顯然，要糾正時尚界的多元化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人提出告誡稱，時尚行業必須提高警惕，以防現在的成果轉瞬即逝。在董事會和首席級高管層級，性別多元化的水準仍然很低。在市值最大的 15 家時裝公司中，近四分之三的首席執行官是男性。
然而，去年標誌著世界各地雜誌封面最多元化的一年。有趣的是，去年非白人在封面出現比例最高的是在杜拜出版的阿拉伯版《Vogue》——12 期雜誌封面均以非白人模特呈現，邀請了 Imaan Hammam、Halima Aden、Rihanna 和 Jourdan Dunn 等一眾名人擔綱主角。“我希望夜深人靜躺在床上的時候，我會對自己說，這件事我做對了，”該雜誌的主編 Manuel Arnaut 解釋道。
“我還是個年輕記者的時候，常聽年長的編輯說，如果封面是黑人模特，那麽這期雜誌多半賣不太好，”Arnaut 接著說道，“不過我們反響最好的幾期封面是以黑人女性、年長的女性和身材豐滿的女性擔綱主角。”
不管是從多元化、可持續發展還是倫理道德來說，Arnaut 看似簡單的觀察都傳遞了一條重要的資訊。那就是，常有人告訴我們，擁有道德的天平和享受商業上的成功這二者是對立的。不過只要有足夠的決心、協作和共同投入，不斷推動時尚行業向前發展，那麽做正確的事也可能會意味著做有利可圖的事。
除此以外，我們真的還有其他選擇嗎？
翻譯：熊貓譯社
今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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